1844年1月1日，作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寧波城，在清政府與率先在此設立領事館的首任英國領事羅伯特的主持下，在江北岸開市貿易。初開時，這裡是一片灘塗，被稱為寧波外灘，它的開埠標誌著浙東沿海貿易的合法化。
但在開埠後的前五年中，寧波港對外貿易額不升反降，由50萬銀元下降到此數的1/10。也就是這幾年，上海的對外貿易額超過廣州，升居全國第一位。地緣優勢讓具有冒險開拓精神和商業敏感性的寧波人開始大批向上海挺進，並超越粵商，在五金、金融、輪船、電影等行業遙遙領先，成為與蘇商並駕齊驅的一大商幫。
當寧波人在新式工商業中小試牛刀時，晉商家族的後輩們，或聚古玩，或買姣童於吳閭，或購美玉於燕趙，或將銀兩窩藏於地，坐吃山空，沒能為手頭的資產開闢出一條增值之路，逐漸被時代所拋棄。
1853年上海的小刀會起義，是甬商在上海發展的關鍵點。小刀會起義後，寧波人在上海的人數快速增長至6萬，僅次於廣東人。李也亭和葉澄衷是逆勢上揚的在滬甬商的傑出代表。他們的人生軌跡是甬商在上海態勢的縮影，他們在蕭條中昂首前行的智慧，是130多年前中國商人留給後世的一大遺產。更為難得的是，葉澄衷不僅是卓越的商人，也是近代史上屈指可數的首善商人。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他拉開了晚清民初商人辦學的序幕。
早在18世紀晚期，寧波人就已經在上海嶄露頭角。
明朝實行海禁之後，舟山群島出現大批走私、海盜集團，寧波人也參與了以許棟、王直等徽州商人為首的海盜活動。嘉靖（1522～1566）年間，海盜集團受到沉重打擊，寧波商人因此更多地將目光轉向了國內貿易。
北京是寧波人最初闖蕩去得比較多的地方。從明朝後期到清初，寧波商人先後在北京創辦了鄞縣會館、浙慈會館。前者為寧波鄞縣在京的藥業商人所建，後者是由寧波慈溪裁縫組成的成衣會館，這是寧波商人由成衣匠轉變為“紅幫裁縫”的蓄積階段。 1771年，寧波人又在江蘇常熟設立寧紹會館，1780年在漢口設立浙寧會所。
沙船，更多時候是寧波與外界聯繫的工具。寧波碼頭歷來是南來北往的船隻的棲息港，這也促進了寧波人走南闖北的沙船業的形成。慈城商人最初沿著運河北行，到天津從商。較早到天津的是順治（1644～1661）年間的慈城人嚴應翹，其孫嚴克寬在1870年曾任長蘆鹽區綱總，其曾孫嚴修（嚴範孫）是我國著名教育家，一手創辦了天津南開大學。慈城人馮若愚在明萬曆（1573～1619）時曾任天津巡撫。
到乾隆（1736～1795）年間，以慈城人童承初、馮氏、董氏、孫氏、鄭氏為大股東的寧波“北號船幫”船隊，已頻繁往返於甬津兩地的海路之上，許多慈溪商人都長住在天津客貨棧內。
與連接寧波與天津的作用一樣，沙船也拉近了寧波與上海的距離。上海最早的會館商船會館由上海崇明船商建於1715年，位於黃浦區老城廂，這是上海最早的行業組織，比上海開埠早128年，是上海開埠前最強勢的行業組織。
在上海早期的會館中，除上海錢商、豬商、布商，湖州絲商，福建紙商、黑棗商，北京帽商，江西茶商等所建立的會館或公所外，由其他各地船商建造的會館也為數不少，譬如潮州會館、泉漳會館、潮惠會館、浙寧會館等。其中，浙寧會館由寧波慈溪董萃記船號倡導創立於1819年。
早在乾隆嘉慶年間，慈溪董棣林就載著江南的糧食、棉花、紙張、瓷器、綢布等南貨，運往遼東，採辦參藥、大豆、雜糧，到寧波或上海銷售。到他兒子那一代，董家已在上海設立大生沙船號，往來南北裝運土產。
此前的1797年，同樣是以慈溪商人費元杰為首的寧波人，率先在上海創辦了寧波同鄉會館。這一會館是1790年旅滬甬籍縉紳們發起的“一文願捐”活動的延續。所謂“一文願捐”，就是旅滬甬人每人每天捐輸一錢。 1802年，同鄉會館加建一座關帝廟，正式取名“四明公所”。
在浙寧會館創立時，時任上海知縣的是寧波定海人葉機（1764～1824）。之前，葉機曾出資募集義勇，與胞弟葉槐一起和福建漳州海盜蔡牽作戰，為此，龔自珍曾親自拜訪葉機，寫下《書葉機》一文。 1813年，葉機出任上海知縣，於1921年高升。
1823年，一名15歲的寧波窮小子來到上海灘南市碼頭。他早年喪父，與兄長寡母度日，後無奈背井離鄉，隻身來到上海。他就是日後的沙船大王、寧波鎮海人李也亭。
李也亭先在一家糟房當起了學徒，有時船工需要酒水，他也會被派去送酒。他手腳勤快，踏實肯幹，拾金不昧，沒滿學徒期，就被一沙船商看中。船主給了酒店老闆一筆錢，將他僱到自己的船上工作。
李也亭節衣縮食，年復一年，積累了一筆可觀的資金，便獨資買下沙船，在上海開設了久大沙船號，擁有沙船十多艘，每艘價值少則七八千，多則數万銀兩。每次船隻出海，他都親自出馬。不久，他又買下沿黃浦江邊的碼頭，並命名為久大碼頭。
原來漕糧由京杭大運河運送，但到了1826年，運河淤積，用海運漕糧的方案映入決策層的視野，於是上海沙船業被納入清政府的糧食運輸體系。 “蘇松太二府一州”的部分漕糧，改由上海沙船業海運。由於當時外國船舶還很少進入北洋航線，上海沙船業便控制了北面海洋的豆麥南運業務，迎來了一個難得的歷史發展契機。
上海開埠前，上海沙船商的資本和利潤在各行業中首屈一指，規模較大的船主擁有四五十艘船。民國時期編寫的《上海百年史料初稿》稱：“當時沙船號商有王信義、沈萬裕、郭萬豐、嚴同春、陳豐記等家，唯有李大是寧波幫之後起者，聲勢獨盛。”
其中的李大就是李也亭。但這時，李也亭剛剛起步，上海本土最知名的沙船號商，還要數鬱潤桂、鬱潤梓兄弟和之後替李鴻章籌辦輪船招商局的朱氏兄弟等。直到1853年，李也亭受命經辦蘇（州）、松（江）、常（州）糧道和浙江的漕糧海運任務。李也亭抓住這個獨特的機遇，成為上海沙船業的巨擘。
鬱潤桂13歲時到沙船字號當學徒，後獨立經營，專事海外貿易，把中國貨物運到日本、爪哇、安南、菲律賓等地銷售，再從當地辦貨，運回國內販賣。最多時，鬱氏兄弟擁有七八十艘沙船，2000多名僱工。他們還開設了許多商號、錢莊，企業遍布松江，人稱“鬱半天”。去世前一年，他在城內喬家浜購地造屋，成為上海首富，人稱“上海大鬱家”。
海運被納入清政府糧食運輸體系的那一年，鬱潤桂去世，享年54歲。他32歲的長子鬱彭年繼承父業，承辦海、漕糧運，並在商船會館中被推為總董，將家族事業推向了高峰；次子郁松年是一位藏書家，是著名經濟學家於光遠（原名鬱鍾正）的先祖。
1853年是鬱氏家族的一個轉折點。鬱彭年本患有氣喘病，加之多年勞累過度，在這年病發辭世。這時也正是小刀會起事初佔上海城之時，城內富戶士紳都避之不及，進入租界，而繼承家業的郁松年選擇為兄守柩而留在了城中。
在清軍圍城、民食艱難時，郁松年出資賑濟，民感其恩，曾作歌謠頌之。官府聞聽，也示之以兵餉軍需目錄，這就是陷鬱家於兩難境地的“外捐官軍，內捐賊匪”的故事，從此，鬱家與官方關係微妙，以至於1855年2月，清軍攻陷上海縣城時，鬱家被官府處罰，在認捐20萬兩白銀後，鬱家才算沒事。
雖然有兵船保護，但因經常遇襲，而帆船又不盡安全，寧波船幫領袖費倫志、盛植琯開始商議購買大輪船護航。 1854年冬天，經在滬寧波商人張斯臧、楊坊的鼎力相幫，大家集資白銀7萬兩向外商購得寶順號輪船，這是上海最早的萬噸輪船。
朱棣於1415年決定開通從杭州到天津的數百里大運河，這敲響了海運糧食的喪鐘。由此從事海運的人數、造船、海員的數量、海員的地位、船舶的修理、船舶的體積等均受到了嚴重影響。繼葉機之後，浙江人出任上海知縣或道台者為數甚多。被小刀會擊斃的上海知縣袁祖德，就是浙江錢塘人。
1854年8月，藍蔚雯成為吳健彰之後的上海道台。他雖原籍廣東大埔，但寄籍浙江定海。也是在這一年，14歲的寧波人葉澄衷來到上海，在法租界一家雜貨店當起了學徒，17歲時便在黃浦江上搖小舢板，專做供應外國輪船日用品和副食品的小生意。
1836年，徽州人汪忠增出任上海道台時，發動徽商出資建造了土地免稅的徽寧會館。在藍蔚雯任道台時，四明公所董事謝心、莊巨、方椿等人呈請藍蔚雯，將四明公所劃入官圖，免去稅收，得到成全，藍蔚雯還欣然撰寫了四明公所義塚碑文。
1859年，另一位浙江人吳煦督理上海海關兼上海道台，1860年，為欽命鹽運使署上海道台。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吳煦乾了兩件在洋人及清政府眼中都可圈可點的事情。一件事是，在任上海道台前，他奏請由廣潮商人協助收取鴉片捐稅，成績不菲。另一件事是，他與同鄉買辦絲商楊坊組織洋槍隊，用西洋方式訓練士兵，並組織菲律賓僱傭兵參戰，發揮了應有的作用。不僅如此，楊坊甚至將女兒嫁給洋槍隊首領華爾。不幸的是，華爾很快戰死了。
1862年，“商戰”一詞第一次出現在曾國藩的書信中。也是在這一年，太平軍圍攻上海，另一位浙江永康人應寶時（1821～1890）進入了李鴻章的視線。應寶時以候補知州身份，與當地士紳聯合外僑設立上海會防局，籌措械餉，引起了李鴻章的注意。 1864年2～7月，應寶時以候補松江知府身份代理上海道台，1865年9月接替廣東人丁日昌署理上海道台。到任不久，他就拒絕了英商淞滬鐵路公司修造淞滬鐵路的請求，而丁日昌在任時，曾降低中國商船的稅收，以便中國商船在牛莊—上海的豆類貿易中同外國船舶競爭。
葉澄衷是一個苦命的孩子，他走出了很多草根出身者夢寐以求的人生。
在兄弟姐妹5人中，葉澄衷排行第四，他6歲喪父，在去上海前，他11歲就開始在油坊舖裡做學徒。他在上海的奮鬥史，就是一部鮮活的勵志劇。
很多傳奇的財富故事在中國近代史上上演。譬如寧波人穆炳元，原是清兵裡的一個小頭目，在鴉片戰爭定海之役中成為英軍俘虜，英國人“以其年少且習瑣務”，就教他英語及普通學科。
上海開埠後，穆炳元被派上用場，每有大宗交易，英國人必請他為居間人，於是他成了上海灘最早的買辦之一。他一人顧及不暇時，便廣收學徒，教授他們英語及外貿知識。
寧波鄞縣秦君安是一名顏料商，其發家據說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名德籍商人回國參戰，將在華業務及財產無償轉給了秦君安負責，棧存染料則以低價轉讓。
其他因學識、潛質而魚躍商門的倒插門女婿，也為數不少。廣東大埔的張弼士是張裕葡萄酒的創始人，早年到印度尼西亞巴達維亞（現雅加達）去闖蕩，成為福建紙行僑商的女婿，進而開創了一番精彩的事業。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的父親董浩雲在天津成為航海公司負責人的女婿，福建人李光前在新加坡成為陳嘉庚的女婿，廣東人鄭裕彤在香港成為周大福老闆的女婿。
葉澄衷自身的成長也是一個傳奇。不過，他是靠拾金不昧而在人生關鍵時刻獲得轉機的。拾金不昧是一個貧苦家庭的孩子所具有的閃光品質。這似乎告訴我們這樣一個道理：不貪而有自製，越是能放下，機會就越能夠留存。
到上海的第三年，葉澄衷花兩塊墨西哥鷹洋幣買了一艘小舢板。當時上海有很多外國船隻進出港口，但這些船不能直接上岸，船上所需要的日用品，往往通過舢板船居間交易。他們開出一張單子，列出所需物品，包括蔬菜、魚、肉、蛋類及其他日常用品，由舢板船主代為購買。
與外國人溝通時，有人居間翻譯就要收費，為節省這筆費用，葉澄衷就慢慢學起了英語。與那個時代很多成功人士一樣，英語成為葉澄衷成才的工具。那時上海已經有了簡易英語書籍，用寧波方言注音的就有《英語話註解》，這類書在當時很暢銷，由此學成的英語，就是我們常說的“洋涇浜語”。
有空就學，加之天天與外國水手打交道，葉澄衷的英語水平也慢慢提高了。有一天，有個洋行的英國經理搭乘葉澄衷的小船從浦西到浦東，下船時心不在焉，把存有巨款現金的包遺忘在了船上。
葉澄衷發現以後，便在英國經理下船的地方一直守候，連生意也不做了。失物復得，英國經理對眼前這位少年欣賞不已，便把他帶到自己在浦西的公司門口，對他說，以後任何時候有困難都可以來這裡找自己，並且向他透露，今後幾年，五金業在上海將會有大發展。
葉澄衷對洋行經理所說的話半信半疑。不過，他開始每天用貨物向外國軍艦和商船上的水手換取纜繩、鐵錨、羅盤等船頭五金，以及鐵釘、工具等器材。 1980年6月，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連克無錫、蘇州、杭州，8月，吳淞口東岸被太平軍佔領，李秀成揮師直逼上海。
與抗日戰爭期間的上海發展幾乎如出一轍，此時的上海租界也獲得了畸形的發展。無數江浙紳商湧入上海租界。上海人口驟增，房屋需求勃興，葉澄衷便在吳淞江北岸的虹口美租界設攤，將日積月累收集到的五金器材賣了出去。
光想著設攤也不是長久之計，面對上漲厲害的房價，葉澄衷就期望能夠擁有自己的一家店鋪，這時他想到了那位洋行經理，就直接去找他。這位經理答應了他的借款要求，並且免息，但要求葉澄衷從他這裡進貨。
葉澄衷覺得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這位經理還向他保證，貨價不會高於法國、美國、德國和日本洋行提供的價格，葉澄衷的人生由此掀開了嶄新的一頁。
這一年冬天，葉澄衷償還了從英國洋行借來的錢，將他的攤舖從虹口遷到了百老匯路口，並將店面擴大，更名順記洋貨號，先後在寧波、溫州、鎮江、蕪湖、漢口、天津、煙台、營口、廣東等地，設立順記的分號或聯號多達18家。
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一名德國商人被召回國，他所開設的可熾煤鐵行只好盤出。葉澄衷獲悉此消息後，當即將其盤入。可熾煤鐵行是上海灘最早以經營進口煤和舊鐵為主的商號，從此成為第一家華商經營的鋼鐵企業。
葉澄衷堪稱一個經營天才，他在危機中擇路而生的智慧和突破能力，最終讓他在上海灘站穩腳跟。 1866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經濟危機，對上海的影響首當其沖地體現在了外國在華金融機構的身上，之後在上海的外資銀行由11家下降到5家，寶順洋行在這次危機中倒下。敏感的葉澄衷搶先從銀行和錢莊中把資金抽回，又火速催討客戶欠交的火油貨款，盡一切辦法回籠了所有的欠款。
1883年上海發生金融危機，最嚴重之時，僅一個月就有60%～70%的錢莊歇業。葉澄衷是美孚石油的兩個代理商之一。面對這次危機，他及時地調整經營思路，避開多事之秋的上海，將美孚石油通過他的商號分佈在沿海及內地的分支機構，迅速鋪向全國。
在他看來，金融危機波及不到廣大農村，這裡的競爭對手也少，是一個低成本開拓新市場的絕好機會。不僅如此，他還趁著上海棉花行紛紛倒閉之機，用低廉的價格收購了10多艘原來運棉的沙船，建立起了自己的船隊。擴充後的沙船多達100多艘，頻繁在沿海和長江航線上往來，及時運送煤、鐵等貨物來往南北，美孚煤油的銷量因此驟增。
當時的《中外日報》報導葉澄衷的分號說，“遍於通商各埠，北達遼沈、南既交廣、東渡渤海、西極巴渝”，“不獨五金事業之權利在其掌握，即他行之土貨、洋貨欲銷行內外各埠者，價值高下，無不視成（澄）衷為轉移”。
葉澄衷對政治的態度是，願聞而不從。張之洞再三聘請葉澄衷，讓其負責漢陽鐵廠，他都堅辭不就。 1884年，中法戰爭一觸即發，江南製造局與福州船政局同時向葉澄衷訂購煤炭備戰，他卻積極效勞。
1884年4月，一批法國傷兵從安南來到上海，住在四明公所旁的空地上。接著，6艘法國軍艦陸續開進黃浦江。法軍登陸，入駐法租界，並在四明公所進行操練。
對此，葉澄衷在四明公所董事會上，提出要警惕法國人的挑釁，並願意出資籌建寧波幫團練進行自衛，但董事會其他成員怕惹惱洋人，損害自己的商務利益，竟議而不決，葉澄衷對此扼腕長嘆。十多年後，這種由商捐助的商團才最終出現。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他以拳拳之心派人長駐江南製造局，保證軍火生產中的煤、鐵、銅等燃料的供應，幫助清政府向歐洲採購軍火。
與同時代的其他商人相比，葉澄衷身上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的另一面，就是他成功地培養出了一批寧波籍的同鄉。
慈溪人王銘槐原在葉澄衷上海老順記商號任司賬，1879年被葉澄衷派到天津任剛開設一年的分號的經理。在天津，王銘槐通過同是慈溪老鄉的嚴信厚，投靠到了李鴻章門下，在甲午戰爭前為李鴻章購買魚雷等軍火，深得賞識，後由李鴻章推薦出任華俄道勝銀行買辦，成為天津四大買辦之首。
王銘槐的兩個兒子、三個孫子分別在外商洋行充當買辦，有“一門三代六買辦”之稱。他的孫子王品南曾在1928年與馮友苓（作家馮驥才的祖父）在天津法租界合創了天津福綠林中西大飯店。葉澄衷手下其他被派到天津的職員中，徐企生去了荷商恆豐洋行，陳協中去了法商逸信洋行，葉星海去了德商興隆洋行，時人有言：“老順記是洋行買辦的搖籃。”
在這方面，寧波人王筱亭與穆炳元的關係，也如王銘槐與葉澄衷的關係一樣。王筱亭原在穆炳元手下工作，後入美國法利洋行從事簽約勞工和鴉片貿易，這都是拿不上檯面的工作。 1860年時，王筱亭從跑街升到買辦，再之後他的兩個兒子也都是買辦。此外，寧波人周仰山也曾經提攜過劉鴻生，但他們與葉澄衷相比，要遜色不少。
另一個人也不能不提，此人在武漢打拼出了一片天地，被湖廣總督張之洞稱為“有為之士”，他就是宋煒臣。宋煒臣原是寧波莊市阜生南貨店的學徒，1882年被葉澄衷看重，招進老順記。當時，上海有家創辦於1880年的英商燧昌火柴公司，產品行銷華中各省。 1888年，葉澄衷委派宋煒臣在上海創辦燮昌火柴廠，任其為副經理。燮昌產品優良，勝過燧昌，燧昌火柴公司因此倒閉。
1896年，葉澄衷又委派宋煒臣去漢口創辦更大的燮昌火柴二廠，開了武漢近代民營資本投資企業之先河，這家企業的產品一直到1917年都壟斷著整個湖北市場。
到1906年，宋煒臣已經可以一呼四應，他邀請鄂、贛、浙等省商人籌資白銀300萬兩，又籌官股30萬，在漢口創辦了既濟水電股份有限公司，自任總經理。 1909年電廠建成發電，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商辦水電企業。同時，宋煒臣與顧潤章等集資白銀40萬兩，在漢口建立了全國最大的機械廠——揚子機器公司，這家公司的資本里有由漢陽鐵廠供給的舊機器設備以及白銀5萬兩。
由於成就突出，宋煒臣被譽為“漢口頭號商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為解決燮昌火柴廠的原料問題，宋煒臣同吳蘊初合夥，分別在上海和漢口建立燮昌燒鹼廠。 28歲的上海寶山人吳蘊初，1919年在漢口燮昌火柴分廠任工程師兼廠長，後來離開，在1923年創辦了天廚味精公司，成為味精大王。而燮昌火柴蘇州分廠經理葉世恭就是後來上海的煤炭大王、寧波人劉鴻生的岳父。
葉澄衷之所以能培養出這麼多人才，一是因為他的事業規模大，對人才的吸納量大；二是因為他所介入的行業市場化程度高，開拓性強，所培養出來的人才水準自然高人一等。葉澄衷可以說是中國最早通過教育來培養和發現人才的近代商人，這是葉澄衷比同時代其他商人的敏銳和高明之處，也形成了其他商人無以比擬的葉澄衷式口碑。
早在官方倡導辦教育之前，葉澄衷就在1871年出資3萬兩白銀，在家鄉創設葉氏義莊，即中興小學的前身，並開設英語課。這是一所了不起的學校，“世界船王”包玉剛、影視巨商邵逸夫，以及港台實業家趙安中、葉庚年、葉謀升、包從興、朱之信、樓志章等，都曾在這裡受過啟蒙教育。
也是在這一年，上海慈善會議召開，葉澄衷與會並發表了自己的觀點，“興天下之利，莫大於興學”。會後，他立即籌辦順記商務學堂，以招收小學畢業生為主，學期一年，畢業後由順記號錄用，實習後大多數分赴各地洋行工作。這是葉澄衷利用教育培育商務人才的第一次實踐。
4年後，葉氏在上海創辦葉記商務學館。這時，葉氏的骨幹企業有18家，每年都選派學徒與員工到商學館學習，按照順記五金洋雜貨店的商務、會計形式進行訓練，為期一年。在葉記商務學館的學子中，葉氏企業的學徒與員工占到一半以上，其餘學子向社會招收，學費全免。當時學館設定的學科內容有會計、商務、報關、英語等。學業結束後，學子留在葉氏企業內當練習生，這些學子中有一批成為上海、漢口、天津等地洋行的買辦與協辦。國人主辦新式學校的最早範例，當數1896年由教育家王培孫在上海設立的育材書塾（1904年定名為南洋中學堂）。為形成從小學到中學的教育體系，1899年葉澄衷在上海興建澄衷學堂（今澄衷中學的前身）。在葉澄衷興建校舍時，美國人福開森前來勸說葉氏，說中國人少持久性，有頭無尾，難以善後，不如把土地與資金委託給上海租界內的英國工部局辦理，對此葉氏予以婉言謝絕。此時葉澄衷已是病榻之人，對於他的所思所想，《葉澄衷：上海商界翹楚》這樣寫道：
我常常在想，那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和日本國，和我大清國土相比，都是區區彈丸小國，為什麼它們能以小欺大，令大清屈辱呢？
我從小失學，沒讀過多少書，所以在創業時，倍感艱辛。搞實業，沒有文化不行，不懂科學不行。同樣道理，要想強盛吾國，不再受人欺辱，我們的後一代，更不能沒有文化，不懂科學啊！
澄衷學堂的第一任校長是34歲的蔡元培。不過，他在這裡待的時間並不長。 1901年9月，蔡元培被南洋公學聘為經濟特科班總教習。之後，澄衷中學與浦東中學、民立中學，被譽為上海“中學三鼎足”，培養出了一批多學科的名家，譬如竺可楨、樂嘉陵、陸道培、俞夢孫、盧於道、胡適等，還有獲國際小行星命名的旅港實業家李達三、上海華成煙草公司創辦人戴耕莘。
葉澄衷心懷著商人的強國夢想，他甚至參與編寫了澄衷學堂最早的課本。不幸的是，學校破土動工之際，葉澄衷突發疾病，不久便離開人世。學校的事情，由他的後人按照他的遺囑辦理。
綜觀那個時代，首善之人非葉澄衷莫屬。促學、扶掖同鄉、愛國，構成他的三重境界。如果用一句話來評價他，那就是“做人當如葉澄衷”。
1873年，當晉商在恰克圖貿易中接連受挫時，寧波商人在上海灘也面臨著一次大考。這次大考後，寧波商人在此後的30年間站穩了上海灘。
1862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俄國因居間調停有功，不費一兵一卒，取得了在庫倫、喀什噶爾、烏里雅蘇台等處貿易的免稅特權，而且在天津通商也比各國低1/3稅率，這對晉商來說是一大打擊。從此，俄商開始撇開晉商，直接深入兩湖，設立茶棧，販運茶葉或推銷產品。
1866年，清政府取消了天津海關的複進口稅，也就是免徵茶葉的半稅。這意味著，俄商販運成本將大幅度下降，而在北部的恰克圖，因不能享受水運之便，加之從湖北漢口販茶至張家口需經63個釐金分卡，需付出的稅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圖晉商貿易一落千丈。到1868年，在恰克圖買賣城中的山西行莊由120家下降到了4家。之後，清政府對晉商酌減釐金，取消浮稅，以示體恤，但並沒有讓情況產生根本好轉。到1873年，晉商為節省運費，也準備像俄國一樣把兩湖茶葉經水路運抵天津，再走陸路販運到俄國。讓晉商想不到的是，他們被阻止並被告知，如果要這樣，將照舊收取釐金稅。
這個落魄的國家並沒有給予商人應有的關照，哪怕是最起碼的平等。不過，太平天國起義後，票號得到了官方初步的認同，這讓晉商多少可以重拾一些寬慰。而在遠東上海，寧波人也正面臨進入這座城市以來的第一次大考，這成為他們蓄勢的開始。
在寧波籍上海道台藍蔚雯的關照下，1844年後清政府免除了四明公所的納稅之責。 1847年後，法租界擴界，四明公所成為其一部分，於是兩個問題擺上了租界大人們的議程：一是免稅有損租界權利；二是公所內的義塚，有礙租界環境衛生，要求予以搬遷。此芥蒂直接釀成了1874年及1898年四明公所與法租界之間兩次流血的“四明公所事件”。
在1862～1863年，法租界董事會明確表示：“為了消滅這些墳墓，絕不在任何嘗試面前後退，不管這種嘗試有多麼艱鉅。”其理由是，公所是傳染疾病的根源。 1895年初夏，北京、香港等地瘟疫爆發，人口大量死亡，在上海的中外人士更是談“疫”色變。在這種情勢下，法租界也一直在找適當的改變時間。事實上，這一訴求暗含著法租界擴界和修路的主張。
在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中，寧波同鄉在四明公所向法租界抗議，在隨後的示威中，法國工程師開槍射向群眾，死傷各一人，寧波人放火燒掉40多間法人住宅。此事驚動了上海道台及總理衙門，後經雙方多次交涉，於4年後的8月達成協議：中國賠償法國白銀37650兩，法國支付中國死難者家屬白銀7000兩；法租界放棄原築路計劃；四明公所及屬地永久免稅，塚地之內永不得築路、開溝、造房、種植，致損葬棺。
兩次四明公所事件發生時的上海道台都是浙江人，第一次是沈秉成，湖州人；第二次是蔡鈞，餘杭人。法兵悍然強佔四明公所，蔡鈞因對法方態度強硬而被撤職。 1901年蔡鈞被派任日本公使，1903年他向清政府建議向日本派遣留學生。
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參與人數上千，第二次聲勢更為浩大。官方的軟弱，讓廣東同鄉會等其他城市的人也參與了寧波籍工商界組織的抗議。一些憤怒的市民用石塊將法大馬路一帶的路燈全部擊碎，洋涇浜（今延安東路）以南一片黑暗。
葉澄衷的氣憤也是不打一處來，他不無憤怒地說：“吾等乃甬人，首先代表著甬人之利益。但是，吾等更是中國人，更應有中國人之骨氣，豈能讓洋人輕視吾輩。小人死於利，君子亡於義。今日是也！”
同鄉虞洽卿與他站在了一起，並力挺後來寧波人的罷工罷市鬥爭。當時的寧波人沈洪賚一手組織了長生會，會眾大多數是在西洋人手下工作的人，譬如廚師、保姆、洗衣工等。
沈洪賚性情勇烈，重義輕利，在底層民眾中極負盛名，葉澄衷、虞洽卿穿針引線，也獲得了他的支持。僵持之中，一二十萬旅滬寧波人及各界人士掀起抗法浪潮，商人罷市，工人罷工，水手上岸，受僱於洋人者，一律辭職。
法租界內中國店鋪總罷市，少數不願關門的店鋪被群眾搗毀。上海其他地區各業群眾也紛紛罷工罷市。在衝突中，上海市民被殺害17人，傷數10人，被捕10餘人。
江蘇布政使聶緝椝介入交涉。 1898年9月2日，中法政府簽署《解決四明公所案四項諒解原則》，原則在維持四明公所土地權的同時，同意了法租界擴張的要求，並規定：公所內不得掩埋新屍或停棺柩，原有舊墳也應陸續起送回籍。
法方達到了目的，這是一個弱勢政府最能化解糾紛的妥協，儘管這種方式並沒有長了中國人的志氣，但從此，寧波人用一個鏗鏘有力的聲勢，證明他們有能力對這個口岸的根本利益施加影響。
這次事件之後，葉澄衷對待洋人的態度，有了十分明顯的變化，他不再出席洋人舉辦的社交聚會，也不親自與洋行或外國銀行打交道。這個多事的國度讓每個商人都承受了抹不去的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