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山西、陝西鹽商縱橫馳騁在中國商業歷史上時，江蘇商人以洞庭商人為先導，在中國商幫史上“小荷才露尖尖角”。當徽商及廣東香山商人式微之時，江蘇商人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歷史地位。
上海開埠之初，閩粵移民居於優勢地位，在數量上也僅次於上海本地人，位列二三，蘇浙等省移民只佔相對較低的比例。在小刀會起義失敗後，清軍大肆屠殺起義軍，特別是對作為起義軍主體的閩廣人進行清算，專門製定措施以打壓閩廣勢力，使得閩廣人在滬的生存環境遭受破壞，被迫向海外特別是南洋遷移。蘇浙移民乘勢大量流入，由此形成了近代上海移民的新格局。
蘇州洞庭的東山與西山，就在今天吳縣的東山鎮和西山鎮，它們是洞庭商幫的緣起之地。東山（即古胥母山）為伸入太湖之半島，西山（即古包山）在太湖中，這是兩個面積分別為80平方公里和90平方公里的地方，也讓洞庭商幫成為地域範圍最小的一個商幫。
在今人眼裡，這裡有山有水，是一個休閒度假的好去處；在古代，這裡的恬靜安詳，成為人們避世而居的絕佳場所。籍貫為河南南陽的一代“商聖”范蠡，在助越王勾踐滅吳後，慶功酒還沒冷，就決定急流勇退。他將家產全部充公，從政界轉入商界，來到沿海地區發展農牧業。就是這樣一位埋名隱姓的商人，曾經帶著西施，泛舟在煙波浩渺的太湖和洞庭湖。若不是因致富驚動齊王，讓其推辭不過再次回到政界，想必他最後也不會再舉家遷往山東定陶。
洞庭商幫，成就了日後蘇商的魂魄。換句話說，蘇商是以蘇州為中心的洞庭商幫，在逍遙隱居中積智、識勢而來。明朝中葉，被稱為“鑽天洞庭”的東山洞庭山人紛紛外出經商，王、翁、許、席為其傑出代表。自此，洞庭商幫初步形成。
翁家後人翁澍在其《具區志·卷二》中曾記錄明朝人李維禎的話，“東山多大賈，走江、淮間”。康熙時洞庭東山人汪琬說：“西山之人商於湖廣者多。”明末文學家馮夢龍在他編的中也曾描寫道：“洞庭兩山之人，善於貨殖，八方四路，去為商為賈。”
洞庭商人活動區域集中，經營商品種類固定。蘇商最早的經商商品是棉布、絲綢。這兩者是江南地區生產量最多、銷路最廣的大宗手工業品，也是當時東山、西山商人走天下依仗的商品。東山商人家族主要活躍於以山東臨清為中心的華北地區，以經營布匹貿易為主；西山商人家族則主要活躍在以長沙、漢口為中心的長江中游地區，以經營米糧、綢布貿易為主。
東西兩山商人活躍的區域分別取決於對外交通的方式。東山商人多通過一條從南向北的大運河，以江南松江府的朱家角鎮等為起點，以運河重鎮山東臨清為終點，過江涉淮，北走齊魯大地，中轉後將絲布供應京師，通達邊塞九鎮。
生於東山的清初文人翁澍於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修撰成書的《具區志·卷一三·人物》中記載了明至清初洞庭商人的行踪軌跡。東山的“翁百萬”翁籩，在其父輩時即已經商到臨清。翁百萬去世時，嘉靖時的蘇州狀元、後位居首輔的申時行為之作傳。東山席氏，在席左源、席右源時，就已經北走齊燕，南販閩廣，以致“布帛衣履天下，名聞京師、齊魯、江淮”。
西山商人多通過長江，經湖廣、四川而沿途分銷於閩、粵、秦、晉、滇、黔廣大地域。蘇州是起點，南京、漢口、長沙、蕪湖是他們最重要的活動場所。西山商人於明嘉靖、萬曆年間在長沙與漢口建立了金庭會館。
因為在商業領域名聲大著，當時江湖上將東、西兩山的商人與徽商合稱“鑽天洞庭遍地徽”，但洞庭商人並沒有出現特別響噹噹的代表人物，以與其他商幫相提並論。這時以洞庭商人為最高水準的蘇商，仍處於蓄勢階段，以布與絲為載體而與外界建立起來的商業實踐，成為蘇商群體商業智慧啟蒙的最好老師。
當山西、徽州鹽商在以揚州為中心的兩淮流域大放異彩時，蘇商正以蘇州西南的吳縣附近，悄然積累著自己的商勢。
太平天國運動使得揚州、蘇州等昔日繁榮之地，一夜之間在烽火中凋零。無論是沿運河一線還是沿長江一線，那些洞庭人家曾經行商的重要通道，都因戰火蔓延而斷絕。當洞庭商人原始的商業實踐，遇到近在咫尺的全國經濟中心大轉移時，一次千年一遇的機遇，便展現在蘇商面前。
於是，祖輩們為躲避戰亂而逃難於洞庭兩山的洞庭後人，遷移到了可以避亂的上海。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席氏家族不得已離開了東山。曾經偏居太湖一隅，讓這個家族避過了從唐末到明朝的歷次戰亂，而日後，席家許多人的生活，則與上海這座城市的發展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上海席氏家族最早的始祖居於關東，西漢初年從關東遷徙到安定（約在今寧夏固原一帶），這就是天下席姓“望出安定”之由來。歷史上的“席”姓，由“籍”姓演變而來。之後，席姓又擴展到臨涇（今甘肅鎮原東南），並逐漸成為當地的大姓。東晉時期，席姓一支攜家眷南遷至湖北襄陽一帶，之後一支遷徙至河南，並培養出一個禮部尚書席豫。
席家的再次南遷與唐末黃巢起義有關，公元880年，當時身為將軍的席溫（來自河南），在黃巢攻破長安之際，帶著3個兒子日夜跋山涉水，抵達太湖邊，隱於蘇州洞庭東山，席溫從此成為洞庭席氏家族的始祖。席溫是唐玄宗時的禮部尚書席豫的五世孫，晚年的席溫，過著優游泉石的生活。
自南遷以來，席家歷時1100餘年。從唐末至明初的500多年間，席家子孫們一直過著農耕與田園的生活，但明清時期，洞庭東山席家與“隱居時代”漸行漸遠，不少席家人開始走出洞庭。
明萬曆年間，席左源、席右源兄弟移居上海青浦。清乾隆年間，席襄移居青浦朱家角。清咸豐年間，席元樂移居上海。清末民初，還有席姓移居於閔行、嘉定安亭及市區。到了近代，席家人能在上海金融界顯赫百年，席元樂的長子席嘏卿具有初創之功，而真正使這個家族具有了核心或者說靈魂人物的則是席元樂的二子席正甫。
作為晚清四大買辦之一，席正甫是蘇商中繞不過去的人物，其家族也是中國商幫史上繞不過去的家族。
在席氏家族歷史上，從來不缺乏商人。到席元樂一代，席家的商業網絡和關係半徑已經到了崑山，以典當業為生。席嘏卿早年的經歷，與傳統洞庭子弟所走之路並無二致。席嘏卿出生於1833年，10歲時母親去世，此時弟弟席正甫僅5歲。父親再娶，並生下兩個兒子。
13歲時席嘏卿還在學習珠算，一年後就棄儒從賈，就職於典當業。之後，本鄉當舖閉歇，他又寄身到浙江鶴沙典當行。 1850年，他的父親、祖母相繼去世。這個有著一個後媽及三個弟弟的家庭，就靠17歲的席嘏卿勉力支撐，但戰爭又讓他丟了工作，他就改營佈業，來往於周浦、川沙一帶（今上海浦東）。
1853年，在太平軍橫掃江南的時候，席嘏卿就到上海的錢莊里做起了學徒，也有說他投靠了他後母沈氏的哥哥沈二園。那時，沈二園在上海開了錢莊。 1857年，席正甫也隨兄來到上海，兄弟倆乾了幾年，對錢莊套路操縱裕如，於是就學著舅舅的樣子，也開起了錢莊。 1858年，席嘏卿進入英商東方匯理銀行，經理收付銀元幫理賬務；次年，改入老沙遜洋行司賬；1860年又去了英商麥加利銀行，為會計司出納。到麥加利銀行那一年，席嘏卿已經28歲，並基本站穩了腳跟。
沈二園在無意間成了席正甫家族絕處逢生的物質和精神領袖，1877年新沙遜洋行在上海創辦的時候，沈二園成為第一任買辦，負責該行進出口貨物的銷售和棧房的管理，漸漸發了財。從錢莊到洋行，從學徒、跑街到買辦，沈二園成為日後席氏兄弟以及其他席氏家族成員的榜樣，也成為1838年出生的席正甫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重要參照系。
上海改變了席姓子弟的生計和職業，也使他們的生活方式、教育背景發生了極大變化。他們在許多方面都打破了中國固有的傳統，不僅做事沒有太多顧忌，而且視野開闊，見識寬廣，只差一個任憑自己施展和釋放的平台。
有關席正甫進入匯豐銀行的故事，有兩個版本。一說是一位經紀人（掮客）將他介紹到了匯豐銀行，一說是他的舅舅沈二園推薦他進入匯豐銀行。不管如何，在匯豐銀行，席正甫是從最底層的跑街做起的。到1874年，也就是他舅舅當上新沙遜洋行買辦的第三年，席正甫也進入了在上海的第十個年頭，當上了匯豐銀行的第二任買辦。
席正甫的機會來自於一次政治貸款。 1874年，清政府面臨沿海防務上的危機，由清政府福建船務大臣沈葆楨出面，向匯豐銀行提出“福建台防借款”，數額達200萬兩白銀之巨。
匯豐銀行大班麥克利要求時任買辦的浙江人王槐山負責接洽，但王槐山將這件事交給席正甫去辦理。席正甫周旋於政界、商界，經過反復交涉，最終促成了這筆借款，但條件也十分苛刻，那就是清政府必須付出高出行市幾乎一倍的利息（即年息8厘），以鹽稅作擔保，分10年還清。高利息、分期付款、以鹽稅或海關稅作擔保，這也是日後許多貸款條約裡必有的條款。
事後席正甫名利雙收，清政府獎勵有功人員，席正甫被賜四品頂戴，並得到上萬兩銀子的好處費。也是在這一年，他被提拔為大買辦，並且一做就是30年，直到1929年年底他的孫子席鹿笙被槍殺。期間，席正甫祖孫三代，在匯豐銀行上海歷史上當了55年的買辦，可謂“上海第一買辦世家”。
在中國近代史上，席家的這種跨度僅僅略遜於廣東香山買辦莫氏家族。莫仕揚與兒子莫藻泉、孫子莫干生，服務香港太古洋行60多年，但席家的影響要比莫家深遠。而席正甫的舅舅沈二園祖孫三代（由他妹妹那過續的兒子）也在新沙遜洋行的買辦職位上，一待就是35年。在19世紀末期，新沙遜洋行、匯豐銀行、太古洋行及英美煙草被稱為英資在中國的四大壟斷集團，席家與沈家的姻親關係，讓匯豐銀行與新沙遜洋行在業務上互通有無，更為強勢霸道。
從1847年麗如銀行（東方銀行）在上海設立辦事處起，英國人實際上壟斷了中國近代銀行業務達半個多世紀。兩個英國控制的最重要的企業分別是1857年開業的麥加利銀行和1865年開業的匯豐銀行。上海的匯票價格原由麥加利銀行掛牌決定，後來匯豐銀行的匯兌業務超過了麥加利銀行，遂取得掛牌資格。在1935年以前，上海市場的官方外匯匯兌率是根據匯豐銀行每天的行情作出的。
中日甲午戰爭後，清政府需賠款2萬兩白銀，便大借外債，匯豐銀行和德華銀行聯合與清政府談成了1896年的《英德借款》和1898年的《英德續借款》。席正甫事業的高峰，也就是這段時間。之後，在席正甫的居中斡旋下，匯豐銀行先後經歷了滬寧、廣九、滬杭甬、津浦、京奉、湖廣、浦信等主要鐵路幹線的貸款，獲利之厚非常驚人。匯豐銀行上海分行的營業額，不但居各地分行之首，甚至超過了香港總行。
席正甫不僅掌握了洋行的大權，還控制了上海錢莊的命脈。自開埠有外商資本進入起，上海錢莊就逐步被外商銀行所控制。錢莊的信譽和流動資金，幾乎全部依靠外商銀行的“拆票”。席正甫任匯豐銀行買辦後，利用匯豐銀行的影響和手中的權力，使匯豐銀行扮演了外商銀行和各錢莊之間“總清算”的角色。
在1877～1895年，席正甫代表匯豐銀行，共投放給清政府的大筆巨額貸款達610萬金鎊。期間，席正甫與清政府的洋務大員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等建立了密切的聯繫。有英商怡和洋行的買辦唐廷樞、寶順洋行的買辦徐潤等，被李鴻章拉出洋行來為清政府做事的先例，李鴻章也曾保舉席正甫當官，要他為中國人做事，但是席正甫沒有接受。他只是在李鴻章的保薦下，接受了二品銜的紅頂花翎，賞穿黃袍馬褂，和杭州的胡雪巖一樣，成為滬上有名的“紅頂買辦”。
席正甫為人極其低調，很少參加社會公共活動，即便是東山同鄉的聯誼也極少參與。馬學強在《江南席家：中國一個經商大族的變遷》一書中稱，他查閱了當年東山同鄉會的活動記錄，很少看到有關席正甫的記載，僅在光緒九年(1883年)重建靜安寺的時候有過一次捐款。這個隱身在幕後的人，卻在數十年中默默編織了一張龐大的家族網絡，在上海的外資銀行界逐一滲透，形成了一股可怕的席家勢力。
席家在上海金融界編織的這張網，堪比當年山西因鹽起家的亦官亦商的王崇古、張四維家族。席溫臨終時，他曾告誡子孫：勿為官，勿出山。雖然席家子弟出了山，但在勿為官方面，恪守了祖訓，並且席家所織之網更側重於有商人背景而非政務的家族。
1904年，70歲的席正甫去世，長子席立功接任了匯豐銀行的第三任買辦。去世前，席正甫跟湖南籍的上海道台袁樹勳（任職時間：1901～1906）結成換過帖的拜把兄弟，為這個家族夯實根基。這是席正甫的深謀遠慮之所在。
1905年，席立功代表匯豐銀行同清政府簽訂了借款100萬英鎊的合同；1913年，以匯豐銀行為首的五國財團，又貸款2500萬英鎊給當時的袁世凱政府。這項借款是清政府與美、英、德、法4國銀行1000萬鎊借款合同的延續，但資金才到位了10萬鎊，清王朝就覆滅了，袁世凱政府希望將此貸款改為“善後大借款”，以鹽稅為擔保，並把貸款的4國列為北洋政府借款的優先權國家。
1913年4月26日夜至27日凌晨，袁世凱派國務總理趙秉鈞、外交總長陸徵祥、財政總長周學熙為全權代表，在北京匯豐銀行大樓與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作最後的談判，簽署了借款《中國政府善後藉款合同》。合同規定：借款總額為2500萬英鎊，年息5厘，期限47年；債券9折出售，扣除6%的佣金，淨收入2100萬英鎊。
借款為扣除償還到期的庚子賠款和各種外債、遣散各省軍隊、抵充政府行政費外，僅餘760萬英鎊，到期歸還本息竟達6789萬英鎊。借款以中國鹽稅、海關稅及直隸、山東、河南、江蘇4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稅項為擔保。在1915～1939年年初，關、鹽兩稅用以償還這項借款的本息銀數共計383203981元，為實收銀數的3.63倍。
民國初年，孫中山將總統之位讓與袁世凱，除手無兵權外，最大的原因便是經濟壓力。孫中山也曾試圖以路礦稅收抵押，向外資銀行貸款，所得甚微，他當時也認為除舉債之外，別無二途，但對於善後藉款，他卻以未經國會表決，挑起了國民黨對於袁世凱的發難，並以此作為討袁的一個藉口，但在當年各省都督中，只有4省反對借款，通電贊成者有17省。
從1874年到1925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成立，匯豐銀行向中國政府提供政治及實業貸款共82筆，共計3億5千多萬兩白銀。這些貸款，都是席正甫與他的兒子席立功在匯豐銀行期間所做的事情，從此奠定了席氏家族在洞庭幫中的核心地位。
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席氏家族演繹了中國金融史上的傳奇：祖孫三代共有11人在外商銀行做買辦。席正甫的三子席德輝後來擔任大清銀行上海分行協理，孫子席德懋曾出任南京國民政府（1927～1938）中央銀行業務局局長和中國銀行董事。作為宋子文在海外的重要代理人，席德懋曾任國際貨幣基金及國際復興建設銀行代理理事，長期在紐約，管轄中國銀行海外分支行，而席德懋的弟弟席德柄曾任中央造幣廠廠長等職。除此之外，席正甫三弟席縉華是有利銀行的買辦，胞侄席錫藩是麥加利銀行的買辦，後為華俄道勝銀行的買辦。
從晚清到民國時期，席家作為具有影響力的買辦家族在上海金融界一直保持著應有的聲望，加上席氏家族通過他的舅舅沈氏而與王家、胡家等結成的姻親，這個大家族成員曾先後有30多人擔任買辦之職。 1949年後，席家子弟大多隨外資銀行退出了中國內地，他們投資的地產和實業也全數消失。
與席正甫一樣，對於中國商幫史來說，江蘇常州人盛宣懷（1844～1916）也是一個無論如何都繞不過去的人物。
與席正甫不同的是，盛宣懷扮演了終結者的角色。他顛覆了以唐廷樞、徐潤等為代表的廣東香山買辦勢力和祖籍徽州、發家杭州的絲商胡雪巖的角色，開創了中國洋務運動史上由幕僚商人主辦洋務的時代。
盛宣懷是跟隨洋務大臣李鴻章開始其與工商業打交道的生涯的。 1870年，26歲的盛宣懷在無錫同鄉楊宗濂的推薦下，進入天津府開始了他的官場生涯。他前後三次鄉試不中，遂決意科舉。他的父親盛康是清朝官員，與李鴻章有交往。
盛宣懷是在1883年中法戰爭時發蹟的。這年春天，洋務企業輪船招商局總辦唐廷樞奉命赴英考察商務、船務，親歷西洋，“眼界為之一寬，所見外人商業、船務、鐵路，一意經營，不遺餘力，殊深欽佩”。
1883年5月18日，中式庭院、涼亭和小橋出現在了在倫敦召開的國際漁業博覽會上。參會的兩名大清工匠在博覽會上宣讀了一篇關於中國漁業的論文，題目是《中國在這幾千年與世隔絕之後》。閉幕時，中國獲得3枚金牌、3枚銀牌，《泰晤士報》稱：“中國滿載榮譽。”
而在此時，上海正在醞釀一場金融風暴，這也是近代上海爆發的第一次金融風暴。 1880～1883年，上海掀起了中國首次工業投資熱潮。近20家新設的官督商辦工礦企業來滬招股，外商也建立了15家工廠。從輪船招商局發行中國第一張股票開始，股價一路走高，展現了一派欣欣向榮的投機機會。 1882年9月，股市漲到最高峰。
在風暴發生前，輪船招商局會辦徐潤在上海房地產界長袖善舞，並相繼在天津、塘沽、廣州、鎮江等口岸進行了一系列的大手筆投資。嚴格地說，徐潤並非經營房地產，而是靠內幕消息，提前介入土地的購買，爾後倒賣，賺取巨額利潤。換句話說，就是炒地皮。他在上海所建的“愚園”寓所，以自己的別號命名，也是今日上海愚園路之名的由來。
徐潤在上海的房產項目多集中在其名下一家叫做“地畝房產”的公司。該公司名下房產總成本為220萬兩白銀，總市值為350萬兩白銀，每年可收租金12萬兩白銀，回報率約5%。在徐潤的計劃裡，他準備將名下的地產資產打包上市，折合為400萬兩白銀，分為40萬股，每股10兩，先發行一半，融資200萬兩白銀。對於徐潤的融資手段，澳大利亞華裔歷史學者雪珥在《徐潤：大清國的“爛尾”巨富》一文中繼續交代說：
他融資的前提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寧借高利貸，也絕不稀釋股份。在這一前提下，徐潤的融資渠道主要有三條：一是錢莊貸款，這是主流，而且多用房地產本身抵押，借貸一筆，開發一批，再拿新開發的項目作為抵押，繼續新一輪的借貸，類似今日的“滾動開發”；二是股票質押貸款，將自己持有的其他產業的股票作抵押，這等於是將其他產業也納入了房地產的資金鍊；三是挪用各種能挪用的款項，不僅有其他產業上下游的欠款，甚至還包括“存戶款”（估計應是客戶的預付款之類）及公款。
就在徐潤對上海的房地產市場充滿更多期待的時候，法國人將軍艦和砲口對準了大上海——中法戰爭（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爆發，上海的股票及房地產市場從高潮跌入低谷。銀根緊縮，錢莊倒閉，股票暴跌，徐潤的資金鍊斷裂。到1883年，徐潤以股票形式在近代企業投資達白銀127.5萬兩。這些企業股票的大幅縮水，讓徐潤被深度套牢。
22家錢莊找上門來索要貸款，在無法從錢莊再貸到錢的情況之下，徐潤以尋找新股東入夥作為應對策略。情急之下，徐潤試圖以公司一半的股份說動盛宣懷入夥，但沒有成功。
徐潤找錯了入夥人，接踵而來的一場人事清肅將他置於了死地。對於輪船招商局在金融風暴中蒙受的損失，李鴻章派盛宣懷去輪船招商局清查，盛宣懷調查後禀報朝廷說，徐潤“假公濟私，馴至虧欠局款，實屬瞻玩”，應該革職處分，並照數賠償。
徐潤提出，他在輪船招商局11年，僅領薪水2.5萬兩白銀，局中存有各項餘款70萬兩白銀，作為出資股東，他按照既定章程可提取兩成分紅，可不可以用這筆分紅抵消所欠局款，但遭到盛宣懷的拒絕。徐潤職權被奪，股權盡失。無奈之下，只得將股票和地產賤價脫手，套現解困，直接經濟損失高達近90萬兩白銀，茶葉等其他生意也深受影響。
1883年年底，唐廷樞滿懷熱情和鬥志，準備回國大干一場，但他已經不再有這樣的機會了。因同一原因，唐廷樞、徐潤被迫離開輪船招商局，鄭觀應也曾被迫離開機器織佈局。與徐潤不同，唐廷樞之前一直在籌辦開平煤礦，他離開輪船招商局後就委身於開平煤礦，一干就是多年。
與徐潤囤積房產和地產不同，胡雪巖是在囤絲大戰中毀於一旦的。在此次危機中，徽商胡雪巖被盛宣懷在最關鍵時刻踹了一腳，最終導致破產。
與祖籍徽州但在外地發蹟的湖州絲商張頌賢（1817～1892）一樣，胡雪巖也是出身徽州，不同的是他發跡在杭州。胡雪巖的紅項商人身份，在中國無人不知，張頌賢卻為人知之甚少。張頌賢是湖州商人“四象八牛”中的“四象”之二。所謂“象”，指擁銀百萬兩以上的絲商。他的孫子張靜江，是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
1870年左右，胡雪巖與湖州南潯“四象”之一的生絲商人龐芸皋合作，從事絲出口生意。 19世紀七八十年代，胡雪巖察覺到在滬洋商日益掌握絲價主動權，抑價收購，使華商吃虧過甚，於是，他集結散戶，合力對付洋人，以圖扭轉局面。
從1882年5月開始，胡雪巖墊付大量資本套購運往上海的所有生絲，外商想買一斤一兩也不得，生絲價格大幅上漲。外商就向胡雪巖說願加利1000萬兩白銀，將其手頭的生絲如數轉買，而胡雪巖非要1200萬兩白銀不可，雙方沒有成交。胡雪巖邀請絲業同行合議，收盡各地生絲，共進退，迫使外商高價收購，以圖厚利。
在英國駐滬領事麥華佗看來，過去中外貿易是冒險事業，但在電報使用和蘇伊士運河開通之後，“它將被只有最低利潤的穩健商業代替”。他是在目睹了一批洋行先後倒閉後說這番話的。當胡雪巖試圖坐莊時，風險也正向他襲來。
1883年1月，著名的金嘉記絲棧倒閉，2月11日，大約50家商號、41家錢莊關門。 1883年，中國生絲再度減產，估計只有35000包，而意大利絲再獲豐收，雪上加霜的是，此時中法戰爭爆發。 1883年11月，胡雪巖與江浙絲商的價格同盟不攻自破，胡雪巖損失慘重。
更不湊巧的是，胡雪巖為左宗棠籌措軍需向匯豐銀行的貸款中，有一筆80萬兩白銀的借款到期，這筆款項是以各省的協餉作擔保的，每年協餉一到，上海道台就會把錢送給胡雪巖，但盛宣懷事先給上海道台邵友濂打招呼說，“李中堂想讓你遲一點劃撥這筆錢，時間是20天”，邵友濂照辦。
隨後，盛宣懷又串通由同鄉席正甫操持的匯豐銀行向胡雪巖催款。左宗棠遠在北京軍機處，來不及幫忙。胡雪巖就從阜康錢莊調出白銀80萬兩，以備急用。之後，盛宣懷又託人到銀行提款擠兌，並放出風說胡雪巖囤積生絲賠了血本，挪用了阜康銀號的存款，局面一時失控。
胡雪巖把他的地契和房產都押了出去，同時以虧損白銀150萬兩的代價賣掉積存的蠶絲，希望能夠挺過擠兌風潮，但為時已晚。 1883年12月1日，阜康錢莊上海總號倒閉。消息傳開，阜康錢莊各地分號相繼關門，引發當地擠兌風潮。
胡雪巖一生倚仗兩位人物崛起，一是王有齡，二是左宗棠。前者，胡雪巖曾資助其500兩銀子，作為其進京進入官場的費用。投桃報李，王有齡資助胡雪巖開辦了阜康錢莊，並在太平天國運動中，讓近水樓台的胡雪巖辦理糧械和漕運事宜。 1862年，王有齡困守杭州城兩月，城破，以身殉節。
隨後，左宗棠以浙江巡撫身份，全面署理浙江事務。胡雪巖以籌糧及軍費而獲得左宗棠的信任，福建水師就是在左宗棠首倡、胡雪巖籌款下創辦的，但在中法戰爭中，福建水師全軍覆沒。 1884年9月，左宗棠病逝福州。
據傳，恭親王奕、協辦大學士文煜在此胡絲一案中也折虧百餘萬兩白銀。清政府立即出面乾預，各省開報胡雪巖虧欠公款以及虧欠兩江與江海、江漢關採辦經費總計達白銀240多萬兩。 1884年11月，胡雪巖被革職查抄。
暮年，胡雪巖靠開辦的胡慶馀藥店收入維持餘生。 1885年，這位曾紅極一時的晚清紅項商人黯然離世。與他同樣落魄的還有唐廷樞，1892年，花甲之齡的唐廷樞病逝於天津，身後“家道凋零”、“子嗣靡依”。輪船招商局從公積金中撥銀1.5萬兩，以示格外體恤。
有分析認為，胡雪巖與盛宣懷分屬不同的利益集團。胡雪巖的後台是左宗棠，盛宣懷的後台是李鴻章，左宗棠與李鴻章有極深的矛盾，這就是胡雪巖、盛宣懷爭鬥的緣由。另外，輪船招商局舉辦之前，胡雪巖曾表示有入股意向，但最終沒有下文，讓李鴻章不盡痛快。儘管胡雪巖成功地向李鴻章推薦了寧波人嚴信厚，似乎為釋前嫌，但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晚清時期，有兩位江蘇商人將各自的角色做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他們就是買辦商人席正甫和幕僚商人盛宣懷。
前者與唐廷樞、徐潤、鄭觀應並稱“晚清四大買辦”，但後三位香山買辦，無論做買辦還是後半生轉做實業，他們的生意或者說事業都沒有被家族以繼承的方式得到延續，而席正甫則讓整個家族承襲了買辦血統，進而讓一個家族屹立上海灘半個世紀不倒。
盛宣懷則是那個時代幕僚出身的商人中轉型最為成功的人。這個亦官亦商的人，隱忍持重，能屈能伸，在舊氏沙船商人、買辦商人、官場的不同派系之間游刃有餘，做了那個時代“官督商辦”最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這段交織著保守派與洋務派、買辦商人與幕僚商人、民營資本與國有資本等多重爭鬥的歷史中，盛宣懷游刃其間，演繹著屬於他的傳奇。
盛宣懷，最早提出了“官督商辦”的思想，並在晚清一步步成為最懂工商業的官僚和最不受商人歡迎的官商。作為跨越商官的兩棲商人，他一步步成為晚清官商第一人，也是那個時代商人中爭議最大的一個。
在盛宣懷那裡，權勢也被當做謀商的手段，儘管盛宣懷從來就是一個商人。他一步步登上權力的巔峰，並將晚清主管經濟最具分量的郵傳部尚書一職收入囊中。他直接促成了中國大陸最早的跨行業、跨地區商會組織——上海商業會議公所的成立，但他的初衷似乎是想以此來影響中央政策，營造舉國商辦的氛圍，進而將洋務企業變成商辦企業，甚至想將它們納入自己名下。
最讓人驚詫的是，一心倡導商辦的盛宣懷，卻在晚清鐵路收歸國有的運動中，成為最忠誠的執行者。該運動導致辛亥革命的爆發，盛宣懷終以“誤國首惡”的名聲留在了《清史稿》中，成就了一段奇特的商業史。
不論在當時還是現世，盛宣懷都與李鴻章一樣，是一個飽受爭議的人物，但盛宣懷提出的一個命題，即使在130多年後的今天，仍是政商兩界需要思考和解決的，那就是做官的如何照顧經商的，經商的如何考慮國家，這是一位跨越時空的商人所留下的曠世命題。
以胡雪巖失手生絲貿易為標誌，除了以厚實的政治背景為依託的週學熙和孫多森外，徽商的光芒已經日益被江蘇商人和寧波商人所遮掩。當上海政界以吳健彰和葉廷眷為代表的勢力，相繼被來自浙江定海的藍蔚雯和杭州的吳煦兩任道台所取代時，廣東商人的地位在不經意間被蘇商和寧波人逐步取代。
其他蘇商中，銀行家陳光甫（鎮江人）是一名“海歸”，他是那個時代民營金融業首屈一指的開拓者。作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總經理，他與席正甫一道充當了山西票商掘墓人的角色。
陳光甫還開創了中國人自辦旅行社的歷史。他的一個理念是，“本行欲在某地發展，先在某處辦旅行社……故旅行社為銀行之先鋒隊”。很快，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旅遊部，發展成為享譽全國的中國旅行社（1949年後歇業）。
當以長途貿易起家的山西貿易商人活躍在張家口、包頭、恰克圖、遼寧朝陽、甘肅西寧時，一句句民諺點滴記錄了這個時期為生計而奔波勞頓的晉商。近代江蘇商人了然沒有晉商的草根氣息和長途跋涉的勞頓，他們的命運似乎更多與集股招商、公司章程、中外商戰、外資銀行等近代的商業元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你很難從他們身上再看到傳統商人的影子，他們已然打上了洋務運動、實業救國及近代商人的時代烙印。
在那個社會動盪、英雄不問出處的時代，蘇商個個都有著鮮明的個性。這一群體的角色包容度之大，是其他商幫無以比肩的。除買辦世家席正甫家族、曠世官商盛懷宣、銀行家陳光甫外，無論是來自常熟的主張實業救國的清朝狀元張謇，還是來自無錫的有“麵粉大王”和“紡織大王”雙料之稱的榮德生、榮宗敬兄弟；無論是出生於吳縣（今蘇州）、與范旭東等人創建了亞洲第一座純鹼工廠永利鹼廠的化工專家兼商人陳調甫，還是出生於淮安的“海歸”銀行家、金城銀行的創辦者周作民，個個都如雷貫耳，形象鮮明。
由他們組成的蘇商群體，成為橫跨晚清、民國、新中國初期的一大商幫。如果算上當時歸江蘇管轄的上海（1927年，中華民國政府設上海特別市，從此，上海在法律上脫離江蘇管轄），那麼江蘇商人的陣營中還應包括我國氯鹼工業的創始人吳蘊初和中國現代企業管理的鼻祖、棉花大王穆藕初。
浙商與蘇商在銀行業也同樣叱吒風雲。與蘇商在麵粉、紡織等行業一枝獨秀不同，浙商在輪船、錢莊、醫藥、電影、火柴等行業獨領風騷，此一。
第二，蘇商領袖中少有浙商中像虞洽卿、朱葆三、傅筱庵等飽受爭議的角色，這讓蘇商群體以其不盡出格之姿而顯得較為中正。無論是張謇還是席正甫，無論是陳光甫還是榮氏兄弟，都是中國商幫史上某一領域的代表性人物。即便有如盛宣懷這樣不遺餘力地通過官職的爬升而謀求財富者，但也並非肆無忌憚之人，總體還是有所追求和克制的。
第三，寧波商人主要群聚在上海，並輻射天津、漢口等地，蘇商則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城市經濟體系中，依托蘇州、南通、常州、無錫（清時常州、無錫同屬常州府），跨越天津、漢口等地，以全面開花的姿態，迎來了蘇商在中國商幫史上的輝煌。
在中國歷史上，狀元出身的宰相為數不少，可狀元出身出來辦實業者寥若晨星。屈指算來，也就兩位。一位是蘇州人陸潤庠（1841～1915），一位是南通人張謇。首先邁出這一步的是陸潤庠，但他仍熱衷於仕途，所以真正成為實業家的只有張謇一人。張謇興辦實業，是晚清版的官員“下海”。
33歲時，陸潤庠中了狀元，張謇還只是一介舉人。沒有放棄的張謇，又連續4次參加進士考試，但都名落孫山，於是他發誓不再參加科舉考試。每個走在求索路上的近代中國人，似乎骨子裡都未曾完全擺脫過為官求名、光宗耀祖之念想。無錫的榮德生也是這樣，只不過，榮德生的父親以“小官得資不正，不堪供父母，大官無本事做”的說辭，打消了榮德生的這一想法，張謇家族則沒有榮氏父親那樣開明。
1894年春天，慈禧六十大壽，清政府破例多開了一次科舉考試，此時張謇已經41歲，他的祖父和父親仍逼著他走進了考場。主考官翁同龢點了張謇中頭名狀元，張謇很快成為六品翰林院負責修撰的官員裡的一員。
23歲那年，僅是秀才之身的張謇成為吳長慶的幕僚文書。期間，他為吳長慶起草的政論文章《代某公條陳朝鮮事宜疏》、《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以對外國侵擾採取強硬政策的立場，受到兩位蘇州人出身的“清流”南派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的賞識。
他與後來投奔吳長慶的袁世凱（1859～1916）一起成為吳長慶的文武兩大幕僚，這是他與袁世凱淵源的開始。在朝鮮戰爭中，吳長慶聽從張謇建議，起用新人，並推薦了袁世凱，袁世凱從此在軍營中漸漸嶄露頭角。 1884年，如袁世凱所預言，中法在越南開戰，戰事往北蔓延。 1884年5月，吳長慶率三營淮軍回防中國北方。日使和朝鮮國內親日派勾結髮動政變，劫持朝鮮國王，處決親華派，這就是朝鮮歷史上的“甲申政變”。在來不及向國內請求的情況下，袁世凱一人帶隊直衝王宮，苦戰一日一夜，將朝鮮國王救出帶往清軍大營。此事引起了清政府對袁世凱的關注，此時袁世凱尚不足25歲。
但在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在主戰和主和立場的選擇中，袁世凱背棄了主戰的吳長慶，投靠了主和的李鴻章，這讓張謇氣憤不已，他親自執筆，聯名數人給袁世凱寫了一封長達8000餘字的譴責信，不久便和袁世凱斷交。到李鴻章甲午一役身敗名裂後，袁世凱又馬上巴結榮祿。及至榮祿一死，他又搭上慶親王奕劻。就這樣，袁世凱一步步登上了權力的巔峰，這是後話。
甲午戰爭後，李鴻章簽訂了《馬關條約》，這一喪權辱國之舉，遭到了清流派、維新派的強烈譴責。時值18省1300多名舉子在京會試，37歲的廣東南海考生康有為在一夜之間趕寫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變法”，強烈要求光緒皇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這就是震驚天下的“公車上書”。
張謇也義憤填膺，那時張謇正在守制，沒有任官，這一事件加深了他對軟弱的清政府的失望。在張之洞相邀之下，張謇最終帶著“捨身餵虎”和替書生爭口氣的心態，走上了辦實業這條道路。這是他的不歸路，儘管也有氣餒和抱怨，儘管沒有完全脫離政治，但從此，他熱衷於舉辦實業，並將主要精力放在了興辦工廠及舉辦教育等公益事業之上。
如果說在張謇人生的前42年裡，翁同龢是他生命裡的貴人的話，那麼他後半生的恩人便是張之洞。張之洞與張佩綸一道，是北清流派的代表人物，都來自河北。兩位與清流為伍的官僚，在生命的最後20多年裡，都順應時勢、不知不覺地擎起了洋務大旗。
張之洞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並稱晚清“四大名臣”。毛澤東對張之洞評價甚高，曾說“提起中國民族工業，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對於剛中狀元不久的張謇來說，張之洞就像一面旗幟，成為他生命中冥冥的坐標。
換句話說，同樣的清流意願、同樣的主戰態度、同處轉型背景之下，張謇對於張之洞的認同，無意間讓張之洞成為中國從洋務思想向更進一步的“實業救國”思想過渡過程中的一位關鍵人物。儘管張之洞在吸引有才幹的商人方面，與李鴻章相去甚遠，對張謇的指引卻是其識人的一大亮點。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張謇已興辦各類企業二三十家，形成了一個以輕紡工業為核心的企業群，一個在東南沿海地區獨占鰲頭的新興的民族資本集團。這麼多企業集中在江蘇南通城北外6公里的小小唐閘，有人說這裡儼然一個“小漢陽”。只不過，張謇不像張之洞那樣能調動國家投資。作為開埠城市，漢口活躍著外國資本勢力、晚清政府階層、武漢近代民族工商業階層，而南通主要依靠民間投資。張之洞在武漢主持的多是重工業，張謇在南通則主持輕工業和民生工業。武漢三鎮歷史悠久，在三國、漢末和明末前，武昌、漢陽及漢口三鎮已分別形成，而南通在張謇經營下，也奠定了一城三鎮的城市格局。唐閘是工業區；西北的天生港有碼頭、海關、火柴廠、電廠等，是港口區；城南是文教商貿金融休閒區。
張謇在南通20年間所參與的企事業數量高達180餘家，囊括工業、墾牧業、交通運輸業、金融商貿、商會民團、文化教育業和公益事業。即使到現在，大多數南通人的小學、中學甚至大學生涯都還是在張謇所創辦的學校裡度過的；大多數南通人最常去的電影院是更俗劇場，張謇當年在這裡接待過歐陽予倩、梅蘭芳、袁克文；大多數南通人都在濠河岸邊的公園裡散過步，曬過太陽，打過水漂，這個公園是張謇當年規劃的5個城市公園之一。
清華大學教授、兩院院士吳良鏞先生說：“南通是近代史上中國人最早自主建設和全面經營的城市典範，其起始之早、功能之全、理念之新、實踐意義之強，堪稱'中國近代第一城'。”《南方人物周刊》在《張謇：近代實業第一人》一文中這樣評價張謇對於南通的意義：
如果說城市也有血脈的話，那南通的血管深處，永遠活著一個張謇。這個城市裡有個說法叫“一山一水一人”，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張謇。
在20世紀初的中國，南通彷彿是一個黃金城市。舉國動盪，這個江蘇一隅的縣城卻在張謇的主持下建立了一個相當完善的城市系統。
張謇的事業並不是蘇商裡做得最大的，但他的影響卻是最大的，這種影響已經遠遠超越了蘇商的範疇。晚清狀元、實業先驅、民間首任實業部長，這些榮譽與頭銜讓他成為歷史標籤。儘管在胡適看來，張謇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偉大的失敗英雄，但他高擎的“實業救國”大旗，用一位讀書人不同凡響的報國熱忱和情懷，共鳴了一個時代，引領和啟蒙了一個時代具有理想和抱負的中國人，這是他遠非一般實業家所能比擬的高度和境界。
張謇，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無大權，也非巨富，但社會地位很高。他是那個時代政府鼓勵創富所樹立的一面旗幟，也是中國早期商業經濟領域教父級的人物。
張謇曾說，南通事業由其個人主持，較有系統，但要維持久較難，不若無錫之能人自為戰，可以永興不敗。
清末時無錫已有新式學堂120所，20世紀20年代，在無錫商人的積極參與下，無錫的新式學堂陡增至380所，形成了初等、中等、職業教育相並舉的格局。在無錫市中心的崇安寺附近，有一座城市公園，名叫公花園，建成於1905年，這是江蘇省歷史上第一個供市民免費遊樂的公園，由無錫工商界人士集體捐資建造。
另外，榮宗敬、榮德生兄弟修建的梅園、錦園，王禹卿修建的蠡園，楊翰西修建的橫雲山莊、澄瀾堂、長春橋，王心如、王崑崙修建的七十二峰山館等景點，都在建成以後，免費向市民開放，使無錫變成了被眾多公園簇擁的花園城市。
京杭大運河全長約1794公里，在無錫境內長40.8公里，流過無錫市區的長度是14.96公里。運河兩岸鱗次櫛比排列著前店後坊的江南民居建築，在河水的映襯下，處處蕩漾著江南小城的韻味。就是這座小城，在100年前相繼湧現出周舜卿，楊宗濂、楊宗瀚兄弟，祝大椿，唐驤庭（香港財政司司長唐英年曾祖父），薛壽萱（曾任中國駐英、法、德、意4國公使的薛南溟第三子）等眾多民族工商業的鉅子，他們在無錫沿大運河兩岸或在上海及其周邊地區、武漢、鄭州等地，用跌宕起伏的人生，抒寫了一段段傳奇。
1904年，周舜卿（1852～1923）在家鄉週新鎮創辦了無錫第一家機器繅絲廠——裕昌絲廠。更讓他揚名的是，1906年，他按有限公司體制集資50萬兩白銀，在上海創設信成商業儲蓄銀行，取“有信必成”之意，這是中國民營銀行的鼻祖，也是中國第一家有貨幣發行權的民營金融企業。
在張謇實踐著一個實業家之於一座城市的理想的時候，周舜卿也在無錫通過闢道路、創工廠、設店鋪、開郵局、辦中小學校和養老院，使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村落髮展成了一個新興市鎮——週新鎮。 1933年，年僅23歲的曹禺寫成了多幕話劇《雷雨》。劇中的老爺周朴園，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有趣的是，《雷雨》上演後，便有了周樸園的原型實是當時上海灘的大富豪、錫商代表人物周舜卿的傳聞。從開礦到休妻，周朴園與周舜卿之間的確有許多相似之處。
在中國商業史中，兄弟默契配合創立家業的例子不在少數。 1904年後，張謇與張詧弟兄倆情深意篤，配合相得益彰：張謇主外，操控全局；張詧主內，沉穩幹練。 1906年，廣東佛山人簡照南、簡玉階兄弟在香港創辦南洋兄弟煙草公司，1907年廣東香山人郭樂、郭泉兄弟在澳州創辦了永安百貨。這種情況在無錫楊宗瀚和楊宗濂、榮宗敬和榮德生兄弟身上再次得到體現。不同的是，楊氏兄弟只專注在南通一處，整理和實踐著自己的抱負；榮氏兄弟則先立足於無錫，後放眼上海灘，爾後環視漢口、徐州、鄭州等地，事業走得更遠。
作為無錫第一家近代企業和無錫近代工業的奠基人，業勤紗廠和楊氏兄弟已經永遠融入了無錫工業發展史，但真正讓無錫這座城市揚名中國的，卻是比楊氏兄弟晚一代的榮氏兄弟。
無錫榮宗敬、榮德生兄弟為什麼會走上實業之路？榮宗敬給出的說法是，自己年輕時崇拜張謇，認為只有多辦工廠，發展工業，才能“杜侵略”、“抵外貨”。榮德生平生也處處推崇並仿效張謇，這是榜樣的力量。張謇一生，最喜歡用的花押是“自強不息”四字，有時簡寫為“自強”二字。他兒子評價父親說，“時時刻刻，抱著用世之心和創造事業的大志。他做事，嘴裡不說空話，只管做實事，筆下寫出來的，也是可以做得到的事。碰到棘手困難的事，只是不聲不響，一不求人，二不氣餒，終日終夜，想應付解決的方法。有時越碰釘子，越提他的勇氣，越經困難，越振作他的精神。他的成功，沒有一件不是從勞苦困難中得到”。
張謇曾對下屬說過：“一個人到了危難的境遇，還是要抱定牙齒打落在嘴里和血吞，連手都用不著去摸肚子。”大生紗廠的初創和通海墾牧公司的初創，靠的都是他的這股子勁。榮氏兄弟的創業歷程靠的何嘗不是這股子勁呢？在祝賀兄嫂60歲的文章中，榮德生寫道：“家兄一生經營靠的不是充實的資本，而是充實的精神，精神才是立業之本，而這個'精神'，就是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以大生紗廠為起點，張謇著力建設家鄉南通。榮氏兄弟同樣以實業為基礎，開發無錫。梁啟超說起中國地方自治，常以無錫與南通並舉。 1943年榮德生70歲時，錢厚基將無錫與南通、榮氏兄弟與張謇兄弟相提並論。而通過榮毅仁、榮智健的傳承，榮氏家族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屈指可數的具有百年商業基因傳承的家族。
追溯榮家的百年曆史，我們可以看到，在一個動蕩的時代，朝代的更迭、軍閥的混戰、外國的侵擾、政治的腐敗等，每一種情況背後都藏著不為人所知的險境，我們很難想像當年創業的艱難和創業者性格的堅韌。
用傅國湧的話說，以榮氏為代表的民族企業家一直致力於國家的重建與復興，然而悲劇性的是，每隔30～40年，這個進程就會被外亂和內患所打斷，所以對於那個時代踐行“實業救國”的商人們，我們要致以最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