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開中納鹽的鹽商到北上販茶的貿易商人，再到“匯通天下”的票號，晉商的輝煌延綿了500多年。持續時間之長，縱觀國內各大商幫，無與倫比。其發展歷程起承轉合，波瀾壯闊，堪稱中國歷史上最偉大、最耐人尋味的商幫。
當山西票業還只有日昇昌一家時，雷履泰與毛鴻翽的分歧，充其量是事關日昇昌及其東家的興衰。但在晚清，山西票業最具影響力的大掌櫃毛鴻瀚與職業經理人李宏齡的分歧，卻在事關山西票業歷史發展的最關鍵節點上，讓整個山西票業對未來失算，而毛鴻瀚對於屬下的芥蒂之嫌，也讓整個山西票號業因其心性而窮途末路。
晉商在明清時期稱雄商界500年，以清朝山西票商所達到的高峰為最。但一度執中國金融界之牛耳的晉商，卻在錯綜複雜的局勢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審時度勢失誤，以致接連錯失天賜良機，等到醒悟過來時，已為時過晚。
雷履泰從一開始就樹立了其在中國票號業至高無上的地位，儘管這種地位受到毛鴻翽的強有力的挑戰，但也不足以出其右。期間，時勢曾給予山西票號一個超越雷履泰的機會，但主導山西票號業的精英群體卻沒有培育出一塊承接這一角色誕生的思想土壤。
在這中間，有一位人物離超越雷履泰如此之近，又如此之遠。他叫李宏齡（1847～1918），是“蔚”字五聯號之一蔚豐厚票號北京分莊經理。他21歲進入蔚豐厚，先後擔任過蔚豐厚票號北京、上海、漢口等分莊經理。他是一個對事不對人甚至有點較真的人，用他自己的話說，“遇事認真，而好直言”。他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間嘗自省，亦知非處世良策，無奈至性勃發，不能自禁”。
但他不能控制的是時勢的變化和總部的無動於衷。 1904年3月，清政府決定試辦戶部銀行，並頒布《試辦銀行章程》，戶部尚書鹿鐘霖邀請山西票號入股，並請山西票商出人組織銀行，為此還派人到山西票號北京分號挨家挨戶傳遞信息。
山西票號北京分號的多數經理贊成這種提議，但山西票號為財東賦權下的大掌櫃負責制，重大事項要經總號定奪，然而總號的回复竟是：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參加組建。 1904年8月16日和18日，當時非常有影響力的《南洋官報》兩次登載了《勸設山西銀行說貼》。文章說，“銀行為各國財政之命脈”，“晉省富商從速變計，早立一日之新基則早闢數年之大業”，“但願晉省富商視創此銀行實為山西全省生計所關，如同辦理善舉，蓋辦成則全省數百年養命之源；不辦則數十年之內必東夥同歸於盡”，但這些希冀並沒有讓事情有所轉機。
與山西票商的被動相比，江浙商人尤其是寧波幫商人則積極主動地承攬了這檔子事。他們在上海乃至中國金融業的霸主地位也就是在此期間一步步醞釀而成。此前一年，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袁世凱曾邀請山西票號加入天津官銀號，山西票號沒有理睬。
從1859年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成為第一個提出開辦銀行的中國人以後，容閎、鄭觀應、汪康年、依克唐阿、唐廷樞、李鴻章、馬建忠等洋務派人物，都曾建議或作過開辦銀行的努力。直到1897年，這件事才在盛宣懷手裡變成現實——中國通商銀行成立。
盛宣懷曾拼命挖山西票號熟手，他曾說“平遙有一巨手”，想聘請他來。即便此人不能來，他也決定要用有山西票號背景的人。為此，他委託熟人，願其“再費神代為切而求之”。
當時山西票號的掌櫃，都因東家給予的頂身股而身價不菲，他們的忠誠度很高。沒有更大的籌碼和平台，新式銀行想挖他們並不容易，所以當年袁世凱開辦銀行學堂時，選擇從山西招了60個票號學徒。
李宏齡在《山西票商成敗記》中指出，“夫論信用力之強弱，我票商經營二百年，根深蒂固，何事不堪與人爭衡。而銀行一設，未免相形見絀者，其間亦自有故”。
1904年，協和信、乾盛亨倒閉，1905年由毛鴻翽的孫子毛履泰4年前創辦的永泰裕倒閉。也是在這一年，西伯利亞鐵路竣工，俄國靠馬車運輸茶葉的歷史終結，恰克圖的貿易中心地位喪失。
1906年4月，清政府頒布《破產律》，1908年制定《銀行通行則例》，後者是中國第一部由國家頒發的專門管理金融機構的法令，它將票號納入銀行的經營範疇，其頒布標誌著中國政府對金融業實行法律監管的開始。在這之前的200多年，從賬局、錢莊到票號都沒有法律的約束，完全處於無政府狀態。
大多數山西票號在創設之初，資本金很少，它們利用政府客戶預存的儲金，大肆放貸，不斷滾動發展。 《銀行通行則例》要求對票號進行驗資註冊，否則不能經營銀行業務。也是在這時，清政府打算改組戶部銀行為大清銀行（即辛亥革命後中國銀行的前身），再次請山西票號參加協辦。
1908年3月22日，一次決定山西票號興衰的會議在北京德勝門外的山西會館召開。這一天，山西票號北京分號的掌櫃們都趕到這裡，一方面公議清政府頒布的銀行章程，一方面商議票號改革事宜。
作為山西匯業公會的領袖，李宏齡既是這次會議的召集者，又是會議的實際主持人。本次會議還特邀了曾是祁縣首富家族的渠本翹參加。據《清稗類鈔》記載，渠氏資產為白銀三四百萬兩，是祁幫商人中資財最大的一戶。渠氏經營的茶莊“長裕川”聲名卓著，票號“三晉源”匯通天下。渠本翹是一位膽識、開明兼具的人物，他與父親不和，長期住在外公家讀書，這讓他成為這個家族乃至山西票業的一個另類。
就渠本翹本人來說，他有學識，是晉商中為數不多的讀書人，1892年考中進士；有眼界，當過清政府駐橫濱的領事；有威望，捐助過山西省立女校，1906年領導過山西贖礦運動；有資歷，接辦過官辦的山西火柴局，創辦了山西第一家近代民族工業企業雙福火柴公司。
從東家的財勢來說，如果說祁縣佢家票號與平遙侯家票號不分伯仲的話，那麼山西票商要組建銀行，總經理的人選最可能在這兩個家族及其職業經理人團隊中產生。侯家全權委託職業經理人毛鴻瀚管理，佢家則自己培養出了一個渠本翹。如果拿這兩個人來作對比的話，毛鴻瀚才淺志疏、遲鈍褊狹，顯然佔據下風。儘管李宏齡是毛鴻瀚的下屬，但他的傾向和態度也很明朗，就是要推選最理想的人選。
祁縣、太谷、平遙三地票號京莊的經理們一致同意合組“三晉匯業銀行”，並請渠本翹到總號當面陳述票號改組銀行計劃。第二天，一封由北京發出的絕密信件寄到了所有山西票號的總號、分號：
敬啟者，我晉向以善賈馳名中外，匯業一項尤為晉商特色。近百年來各業凋零，而晉人生計未盡絕者，獨賴匯業撐柱其間……故立銀行以補救之，縱使票號盡廢，有銀行尚可延一線生機，否則同歸於盡而已。
這封信還提出了開辦銀行的具體章程，首先，每家出資“三五萬兩”白銀，組成500萬兩白銀的資本。其次，新成立的銀行為有限責任公司，“悉遵票號做法，略改其不便之處，以合銀行規則”，聘請渠本翹為總經理。再次，新銀行不再實行票號的信譽貸款制度，而採取抵押貸款的方式。最後，新銀行作為各票號的後盾與清政府開辦的通商、大清銀行以及外資銀行展開全面競爭。
但山西票號總部再次對改組的建議予以回絕，“老號諸執事，洩洩沓沓，大夢未醒，問以時事之變遷，商務之消長，皆似隔靴搔癢，於已無關”。期間，由浙商投資的興業銀行和浙江實業銀行，先後於1907年和1909年成立。
國內政治及經濟領域已經積蓄的新氣象，讓地處內陸腹地的山西票號總部的大掌櫃們，難以感同身受。李宏齡並沒有因此放棄，這是他最為難能可貴之處。他隨即向山西票號駐各地的20多個分號致電，闡明利害，以求響應。對此，李宏齡向總部老幫們甚至向東家發信：
方今時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比。方今學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唯商界並無此舉，而京城、天津、上海、漢口數處不可不往。火車、火船往來甚便，亦不甚辛苦，不過往返數日，細思有利無弊。
山西票號有個約定俗成的規定：駐外分號掌櫃不得直接面見財東，財東不能輕易乾涉號務。李宏齡原以為執事者沒有與東家商討，就不惜越級上書票號東家侯崇基，結果東家竟以“號中之事須由執事做主，我不便吩咐”為由，把李宏齡擋了回來。
外界的動盪、時局的變幻莫測和來自商業領域的喧囂與天順堡的寧靜無為以及薰堡追求的通達和諧，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山西平遙、太谷、祁縣顯赫結實的老宅子，無形中成為山西大本營的東家和大掌櫃故步自封、視野禁錮的一堵圍牆。
關於成立銀行的人心向背已經非常明了，但毛鴻瀚作出了一個可以說是斷送了整個山西票號業前途的決定，他對各分號說：“銀行之議，系李某自謀發財耳！如各埠再來函勸，毋庸審議，徑束高閣可也。”
毛鴻翽試圖搬開雷履泰時，才36歲。 1908年李宏齡力主成立銀行時，已是61歲。對於自己苦口婆心、連篇累牘換來這樣的結果，李宏齡在10年後仍用“如冷水澆背，不得不閉口結舌”來形容自己當時聽到這番話後的情形。辛亥革命後，李宏齡回鄉開雜貨舖為生，這個強勢且堅忍的職業經理人，最終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眼睜睜地看著山西票號如自己所言地走向了“恐再遲數年，雖欲立而不得”的宿命。
“深藏不露、嚴守機密”是山西票號業宣揚的職業操守和美德。晚年，李宏齡打破了這條行規，自費印刷出版了《同舟忠告》和《山西票號成敗記》兩本書，比較完整地記錄了清末民初山西票號的興衰得失。
毛家是貫穿山西票號業發展的一個家族，並註定要被鮮明地寫進歷史。作為雷履泰大權獨攬的對立面，毛鴻翽銳氣十足，勇氣可嘉。而雷履泰首創票號，為人老成持重、兢兢業業、忠誠不貳，尤其是他慧眼識珠、任人唯賢，少有人及。雷履泰、毛鴻瀚都是有資本可以懸傲於世的人。
與雷履泰專注於東家的生意不一樣，毛鴻瀚的心計和精力讓其對東家有所要求，也為其身後的子孫鋪好了走上富裕之路的物質基礎。毛鴻瀚與雷履泰對陣時的那種偏執，無意中推動了山西票號業的發展，但當這種偏執沒有大才壓底時，這種偏執比獨斷專行更容易讓人詬病。
當毛鴻翽的一位遠房本家毛鴻瀚成為蔚泰厚第三任大掌櫃後，他就不幸成為這樣一位人物。沒有了雷履泰的山西票號業，毛鴻翽成為至高無上的行業權威和符號。作為在業界最具影響力的蔚字聯號票號總經理，毛鴻瀚延續了本家初創事業時的榮耀，並成為這一代人中的執牛耳者。
不過，當票號業唯日昇昌一家時，雷履泰與毛鴻翽的分歧，充其量事關李家和日昇昌的興衰，且這不妨礙因此給山西票號業帶來的裂變效應以及其他票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而晚年時的毛鴻瀚在歷史的重大轉折點上的所作所為，卻讓整個山西票號業對未來的前途失算，而其對下屬的芥蒂之嫌，也讓整個山西票號業因其心性的狹窄而窮途末路。
當山西票業錯失了一個個機會時，中國國內金融業卻悄無聲息地完成了新的變局。由於貿易總額及對象的增多，外資銀行紛紛搶灘上海，1847年，第一家外資銀行麗如銀行進入上海。 19世紀80年代，上海在全國對外貿易款項調撥的總額中已達80%。 19世紀末，天津地區的外國銀行佔據了60%以上的市場份額。
外資銀行通過借款給清政府，攫取了中國鐵路的築路權；通過賠款的清償，控制了中國的關稅收入；通過進出口貿易，壟斷了國際匯兌。 1900年後，外國銀行逐漸成為中國金融業的主宰。它們憑藉雄厚的實力發行紙幣，以紙幣代替銀兩流通，對靠銀兩匯兌起家的山西商人打擊很大。
清政府不惜以關稅、鹽稅收入作抵押來向外資銀行舉債，使上海的外資銀行成為控制中國財政經濟的樞紐。外資銀行逐漸滲透到山西商人一度把持的國內市場，從而控制和操縱了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命脈。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7月，戶部存放各銀行票號款項共693萬兩白銀，其中存放銀行424萬兩白銀，佔總額的61%；存放票號206萬兩白銀，佔總額的30%；存放外國銀行57萬兩白銀，佔總額的8%；存放其他行號6萬兩白銀，佔總額的1%。
1906年也是一個轉折之年。由中國人民銀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財經學院編寫的《山西票號史料》記載，這一年票號匯兌的公款總數達到2250多萬兩白銀，創歷史之最，之後逐漸下降，到1911年只剩530餘萬兩白銀。
而在1897～1911年，由商辦或官商合辦的中資銀行達到17家。在1909年，僅交通銀行就收匯白銀1970.5萬餘兩，其中工商業匯款為1520.5萬餘兩，佔77%；交匯2074萬餘兩，工商業款為1900萬餘兩，佔91%。
戶部銀行成立後的一兩年間，迅速在上海、天津等十餘個繁華城市設立支行，並且由政府的法律條文進行明確規定：“凡各省如有應行解部之款，一律由戶部銀行兌交京師。”交通銀行設立後，清政府又規定：“各省凡設行之處官款統交銀行存匯。”交通銀行享有獨家經理中國輪、路、郵、電四政營業收支的特權，其總理和協理均由郵傳部派官吏充任。
就公私款項匯兌變化而言，票號受國內銀行和官銀錢局的競爭影響，減少了很多官私款項的匯兌業務。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錢薇在《舊上海的票號業》一文中指出，現代銀行的設立，使票號處於相形見絀的地位。外國銀行的咄咄逼人，更令票號經營者憂心忡忡，票號內部守舊勢力又不敢改革，墨守成規，不屑趨步現代銀行組織經營之法，於是票號業便只有在日益蕭條的境遇中苟延歲月。
1910年上海發生了“橡皮股票”風潮，錢莊倒閉大半，但在1913～1914年時，上海錢業漸趨穩定。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工商業獲得難得的喘息機會，發展迅速，上海錢業也在1913～1923年迎來了“黃金十年”。除自行收歇外，期間上海錢莊無一家倒閉。除原有的五大錢業家族外，寧波又出現了一批新的錢業投資者，如徐慶雲、徐承勳、嚴信厚、徐靄堂、薛文泰、孫衡甫、王伯元、周宗良、劉鴻生等。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白銀大量出口，戰後銀元的缺乏加劇了票號經營的捉襟見肘。中外銀行和錢業力量的擴張和增長，大大削弱了票號的市場空間和競爭力。
1912年，山西票業籌辦銀行之事再度被提上日程，14家票號聯合發起在太原組建三晉銀行。當年的反對派領袖毛鴻瀚也表示支持，用李宏齡的話說，他“力表贊成，毫無推諉，實出意料之外”，但此時的山西票號因為虛空過多，信用日減，已失去募集本金的能力。即便是500萬兩白銀的銀行資本金，對此時的山西票號來說也不再是個小數目。山西票號業不得已求助政府，但政府並不可能拿真金白銀再入股成立銀行。
也是在這一年，在袁世凱政府財政部的牽線下，山西票號決定向美國銀行團借款500萬銀元作為本金，以重組票號體系。可是，美國銀行認為，它們要在藉款所辦的實業內擁有相等的利益，也就是說要有股份，且要有抵押的保障。但這時，山西票號既不願意讓出股份，也不能提供美國銀行所要求的抵押，居間牽線的財政部也已經厭倦，表示不再過問此事。這是從成立戶部銀行到改組成大清銀行之後，山西票號業成立銀行計劃的第三次流產。
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幫票號聯合再次向北京當局提出申辦銀行之請，時任國務總理的熊希齡深知山西票號與一般商業有重大關係，對晉商之請給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擔保，按照“商借商還”的辦法，由山西票號向奧商華利銀行借款200萬磅，期限50年，利息6厘，作為開辦銀行之資。不巧，熊內閣不日倒台，又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貸款之事成為泡影，山西票號第四次失去改組銀行的機會。
對外借款失敗，祁、太、平三幫票號聯合改組銀行計劃無法實施，於是平遙幫決定單獨進行，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翰、蔚長盛總經理閻子樵、蔚豐厚總經理張子康、新泰厚總經理侯某、蔚盛長總經理霍益亭、天成亨總經理范子生等擬從各自的票號中抽出若干資金作為基金，組織一大銀行，但這計劃始終未能實現，山西票號改組銀行的計劃第五次落空。
就在連毛鴻瀚也站出來要成立銀行的1912年，李宏齡又發了一番並非危言聳聽的話。他說，如果成立銀行，或可救數年後不可設想之票幫，而一旦票號空虛的事情為世人所知，形勢則會急轉直下，“號事則為元豐玖，老總則為王康侯”。意思是說，再發展下去，山西票號業及經理人的下場，就如同倒閉的元豐玖及其被傳喚的老總王康侯。
他擔憂的事情，旋即而至。日昇昌的倒閉是一個標誌性事件。從光緒末年（1908年）起，日昇昌東家李氏的商號、票號、錢莊都已經出現虧賠。到1913年，山西14家最主要的票號，被拖欠的債權達3100多萬兩白銀。其中，日昇昌17個分號中債權近300萬兩白銀。
票號追討欠款和儲戶追賬，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辛亥革命後，因兵匪的劫掠和紙幣的貶值，票號虧賠更加嚴重，日昇昌票號在四川、陝西的損失尤為嚴重。儲戶存錢催逼甚急，廣西軍政府甚至端著步槍衝進日昇昌的票號，強行提走10萬兩前清官銀。清室貴族的放款很多因此打了水漂，有的債主便直接逼賬到李家家門。
主持李家商號的李五峰，就把家裡藏的許多財物寄放到了內兄趙鴻猷家中，自己也躲藏起來不見人。後來，逼債的風勢減弱，李五峰便向趙氏索取寄存財物，不想趙氏抵賴不承認有寄存一事。李五峰氣急敗壞，欲到衙門告狀，又怕招來債主逼債，不得已只好忍氣吞聲，吃了暗虧，這也讓李家雪上加霜。
日昇昌票號和那個曾經開創了海外開設分號紀元的合盛元票號是一對“相與”（生意夥伴），數十年風雨同舟，和衷共濟，但這種“相與”在1912年的擠兌中擱淺了，北京地方檢察廳扣押了其京號經理，這個經理被具保後無力清償債務，一時倉皇，便逃回了祁縣總號。此時日昇昌在全國的19個總分號，存款額近296萬兩白銀，放款額約為343萬兩白銀。放款收不回，存款要本利返還，日昇昌多少已經力有不逮。
1914年的秋天，檢察廳向擔保人日昇昌北京分號經理侯垣索人。一方面是各債主的追討，一方面是檢察廳的追逼，侯垣和夥友竟也攜賬本連夜返回平遙。一味的逃避加劇了債權人的恐慌，日昇昌北京分號被查封，北京地方審判廳致函平遙縣知事，令查封日昇昌平遙總號和東家財產，並迅速派人攜帶該號賬簿到京清理號事。時任日昇昌總號經理的郭樹柄藏身躲避，財東李五典、李五峰被關押。
值此危急關頭，已經離號的曾經的二掌櫃梁懷文攜帶夥友，奔赴北京，到審判廳報到，開始清理號事。他開誠佈公，周旋於眾債權人、商會及北京審判廳、檢察廳、司法部之間，很快取得各方的諒解和信任。 1915年，司法部宣告日昇昌破產，農商部通飭全國各地商會知照辦理，日昇昌一敗塗地。
1915年3月出版的《大公報》對此報導說：
彼巍巍燦爛之華屋，無不鐵扉雙鎖，黯然失色。門前雙眼怒突之小獅，一似淚水涔涔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鳴其不平。前月北京所宣傳倒閉之日昇昌，其本店聳立其間，門前尚懸日昇昌金字招牌，聞其主人已宣告破產，由法院捕其來京矣。
經梁懷文與債權人協商，72名債權代表向司法部請求暫免日昇昌破產，讓它以收賬還債。之後，日昇昌的債權從1914年10月的多於204萬兩白銀減到1921年2月的170萬兩白銀。 1922年，在296戶日昇昌債權人中，293戶贊成日昇昌復業，之後獲准，日昇昌不再受京師地方審判廳之節制。李姓財東不再為專一股東，債權人也成為股東，保留日昇昌招牌，仍由梁懷文負責經營票號業務，此後分號只有北京、天津等地，其餘全部收撤。
但到1932年，清理無望的日昇昌票號最終還是歇業了，部分夥友利用日昇昌的牌號改營錢莊。 1948年，日昇昌錢莊停業。至此，中國第一家票號日昇昌歷經100多年跌宕起伏之後終於退出了歷史舞台。
日昇昌票號的後門旁建有一堵擋風牆，當年雷履泰每天都從這裡進出。在修建這堵牆時，牆內嵌入了鐵片和銅錢，有取“銅牆鐵壁”之喻。雷履泰老驥伏櫪，志向不小，但世易時移，一切都隨風消散。
在中國票號史上曾誕生過51家票號，山西佔絕對大頭，有43家，其中平遙佔22家。到民國初年，上海的票號尚有20多家，其中祁縣幫有大盛川、大德通、合盛元、存義公、三晉源、大德恒6家；平遙幫有蔚泰厚、蔚豐厚、百川通、協同慶、蔚盛長、新泰厚、天成亨、蔚長厚、寶豐隆9家；太谷幫有志一堂、大德玉、協成乾、大德川、錦生潤5家。
到1921年年末，平遙、太谷兩幫各大票號相繼倒閉、改組或在清理之中，閻錫山把持下的山西銀行逐步控制了金融市場，只留下祁縣幫4家票號三晉源（到1934年歇業）、大盛川（到1929年歇業）、大德通（到1932年歇業）、大德恒（到1932年歇業）仍在慘淡經營。而與蔚字連號東家侯家及其大掌櫃毛鴻翽的後輩一樣，毛鴻翽的後任範凝晉的後代以及協同慶東家王棟、米秉義的後代也都染上了吸毒的惡習，最後變賣家產，坐吃山空，在窮困潦倒中餓死，空留下一時的顯赫。
作為中國銀行業的“鄉下鼻祖”，日昇昌開創了一個時代，由此發軔的金融智慧和實踐，讓這片厚重的土地人才輩出，這足以讓山西人引以為豪。除清朝第一家官辦銀行的行長由山西祁縣人賈繼英獲任外，7歲喪母的山西太谷人孔祥熙，在其46歲那年，擔任廣東省財政廳長兼廣州國民政府代理財政部長，總攬後方財政事務，支持北伐戰爭，之後成為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
而4歲喪母、生在山西洪洞縣的南漢宸（1895～1967），則在抗日戰爭時期，被毛澤東召見任命為邊區財政廳廳長。用毛澤東的話說，“我就是要你做一個會做無米之炊的巧媳婦”。之後，他先後出任晉察冀邊區政府財政處處長、華北銀行總經理等職。 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成立，他出任首任行長，1950年4月兼任中國銀行董事長，6月兼任交通銀行常務董事，成為新中國中央銀行的奠基人。
山西票號的衰落標誌著山西商人輝煌歷史的終結，縱橫馳騁中國商界500多年的山西商幫從此走到了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