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上海的崛起，從廣東輸往上海的，最惹眼的不再是貨物，而是一群叫“買辦”的活生生的人。
上海開埠前，廣東人販賣到上海的貨物，以砂糖為大宗，紅木、香料、染料（蘇木）也不少。當時中國的食糖集散中心就在浙江嘉興乍浦。
從廣東到上海的商船被稱為“估船”，一個月能往返一趟，上海商人則用“沙船”把本地棉花、布匹運往廣東，其次是陶瓷、茶葉。據統計，鴉片戰爭前，上海每年從閩粵運進糖約50萬擔，染料和物品12萬擔，運往閩粵的棉花、茶、絲等物在20萬～30萬擔。糖的價值，達數百萬兩銀子，是一種大宗交易。滬粵間的棉糖對流，是這兩個區域間的傳統貿易內容，一直持續到清末。
在晚清四大買辦中，除席正甫（1838～1904）是江蘇人外，其他三人——唐廷樞（1932～1892）、徐潤（1838～1911）、鄭觀應（1842～1921）都來自廣東香山，他們成為這個時代最具亮點的買辦。
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內，香山與包圍它的伶仃洋一樣默默無聞。直到南宋，香山才有了縣的名分，它的管轄範圍就包括現在的中山市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全部。
宋末文天祥一首《過零丁洋》為後人傳誦，伶仃洋（即零丁洋）之名才為世人所知。到明朝時，香山依舊“其地最狹，其民最貧”。 16世紀中期葡萄牙人租佔澳門之後，香山成為中西文化交彙的前沿之地。
為什麼中國早期的買辦大多數來自香山？可以說，一部葡萄牙的殖民澳門史，就是香山多出買辦的最大註解。香山人從什麼時候開始充任中外貿易中的買辦，目前還沒有定論，但葡萄牙是最早試圖與中國通商的殖民國家，卻是不爭的事實。
1473年，當明孝宗器重的大臣劉大夏和項忠建議廢止下西洋、拆散艦隊、焚毀鄭和航海檔案時，葡萄牙人的航海活動方興未艾。
1415年，葡萄牙人在北非摩洛哥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殖民據點，揭開了近代殖民主義的序幕，接著西班牙、法國、英國、荷蘭、丹麥、瑞典等國家也開始了全球性的殖民活動。
之後，葡萄牙出現了一位偉大的王子亨利。他一心一意地投身於航海事業，不僅遠離了豪華舒適的宮廷，而且放棄家庭生活，終身未娶。他創立了航海學校和天文台，讓葡萄牙的航海事業蓬勃發展。
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達·迦馬成為從歐洲繞好望角到印度航海路線的開拓者，實現了歐洲人夢寐以求直接到達印度的願望，開闢了歐洲至亞洲的新航線。
在1502～1524年，達·伽馬又兩次到達印度，後一次被葡萄牙政府任命為印度總督。達·伽馬通航印度，促進了歐亞貿易的發展。在1869年蘇伊士運河通航前，歐洲對印度洋沿岸各國和中國的貿易，主要通過這條航路進行。這條航路的通航也是葡萄牙和歐洲其他國家在亞洲從事殖民活動的主要條件。
1509年，葡萄牙艦隊在印度洋上打敗阿拉伯人，終結了阿拉伯人對印度洋、紅海和波斯灣的控制。至此，葡萄牙人完全掌握了印度洋的海上霸權。 1511年，葡萄牙人佔領馬六甲，壟斷了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海上貿易。
1514年，葡萄牙人第一艘航船來到廣東屯門島，與當地商人貿易，獲厚利而回。之後，葡萄牙人就以馬六甲（1511年已為其占領）為基地，多次派船隊到廣東沿海活動。當他們得知中國的“貢舶貿易”都是薄來厚走後，也想擠進這一行列，但當時沒有葡萄牙進貢的先例，所以廣州官府就不允許他們這樣做。他們就擅自在屯門島蓋起房子，並不時“剽劫行旅”和拐賣人口，激起了廣東軍民的憤怒。 1521年葡萄牙人被逐出屯門，之後一再碰壁，葡萄牙人於是轉而向北，銷聲匿跡於廣東沿海。
1540～1548年，葡萄牙人與日本人，以及明朝以徽州人為主的海盜商人結夥，一同糾集在舟山群島上的雙嶼島；1549年在明朝東南沿海抗倭鬥爭中葡萄牙人又被逐出福建海界；在1550～1553年，葡萄牙人完成了上川—浪白澳—澳門的貿易基地的過渡。
澳門當時叫壕鏡澳，歸香山縣管轄，是南海諸國貢舶貿易船的臨時停泊點之一。像這樣的臨時停泊點，廣東沿海有將近10個，來朝貢的番船入珠江口前，必須先在各澳接受澳官檢查。
1552年，第一個耶穌會傳教士到達澳門，未能進入中國內地便病死。 1553年，葡萄牙買通廣東海道副史汪柏，“託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願暫借地晾曬”，從而得以入居澳門。葡萄牙人初時也是搭建暫住式草棚，後澳官因受賄賂，不僅不命其撤去，而且默允他們運磚瓦木石，修建永久性的住房。如此房屋越建越多，在四五年時間內，澳門便初具城市規模。
葡萄牙商人因控制了日本、馬尼拉和歐洲的貿易航線而趾高氣揚，無視廣東政府的法令，從事走私活動，許多葡萄牙的船隻到處在沿海停泊，全不理會中國官吏一再提出的反對抗議，中國對這些船隻無法徵收船鈔和關稅，但偶有船隻被拿獲，這些葡萄牙人便囂張地反對地方長官，詭辯說他無權懲罰私商。這種爭吵的結果是中國封閉了廣州（1631年），不許葡萄牙船隻入口，崇禎十三年（1640年），明政府正式宣布禁止葡萄牙人進入廣州貿易。
儘管浙江寧波，福建漳州、廈門等閩浙地區的商人，曾在明末的一個世紀內與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家商人，或以合法身份或以走私形式打過交道，但這種交道因明政府與海盜持續不斷的戰爭而斷斷續續。雖然買辦也在這期間出現過，但並沒有形成足以傳承和延續的空間和環境。
1577～1842年，葡萄牙除1685～1717年和1724～1760年外，大部分時間都以其租借澳門的獨特優勢，以澳門作為廣東外貿的中轉港身份，獨攬著中國對外的貿易往來。 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香港被英國占領，中國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從此以後，澳門的外貿完全衰落。 1887年，葡萄牙通過中葡《北京條約》攫取了對澳門的“永駐管理”權，直到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
葡萄牙依托澳門的200多年的合法而較為穩定的壟斷貿易，使得廣州府理所應當地成為中國最早出現買辦群體的地區。廣幫買辦又以香山人居多，這與葡萄牙先於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與中國貿易有關。當時澳門歸香山管轄，香山與澳門這種先天的聯繫，決定了香山是中國最先接受歐風美雨洗禮的地方。
容閎，1828年11月出生於香山縣南屏鄉，幼入澳門西塾讀書，14歲入讀澳門馬禮遜學校，後隨校遷香港就讀。 1847年該校校長佈朗帶他就讀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孟松學校。 1850年，容閎考入耶魯大學，1854年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成為該校有史以來第一位畢業於美國高等學府的中國留學生。
容閎以留學事業先驅的角色而在中國歷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1870年他與曾國藩、李鴻章第二次聯名上奏，選送幼童赴美留學。這一計劃在第二年獲得清政府批准。 1872～1875年，清政府先後送了4批共120名學童赴美留學。其中，40名為香山縣幼童。
在當時的社會觀念下，官員不願把自家子弟送到國外去，民間更有關於西洋的種種不祥傳說，以至於第一年容閎在上海竟湊不足第一批30個名額的學生，他只好回老家香山去動員鄉親，最終成行。這第一批30名幼童中包括後來任北洋大學校長的蔡紹基、滬寧鐵路和滬杭鐵路總辦鍾文耀、清華學堂的首任校長唐國安、民初外交部長梁如浩及其親家——中國第一任共和製內閣總理唐紹儀，而後三人都來自香山唐家村。
中國第一位共和製總統孫中山也是香山翠亨村人。他在籌辦中興會時，曾得到同鄉鄭觀應的關照和黃詠商的擁護。作為香港第二位華人議員黃勝的兒子，黃詠商還是香港興中會的臨時負責人。舒式在《風起伶仃洋，中國最早的“海歸”》一文中這樣寫道：
西風吹到了伶仃洋，香山人睜開眼睛，隱約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宋玉的《風賦》中有一名句：“風起於青萍之末。”留學風改變了中國，而香山與伶仃洋正是那風起之處。
作為晚清中國發展最快、規模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便成為香山人謀求發展的重點城市。上海社會科學院熊月之估計說，在1853年以前，上海有廣東人8萬，其中廣肇幫最多，潮州幫其次，雷欽惠梅幫最少。在廣肇幫中，香山人最多，人數有兩萬多，從而奠定了香山買辦勢力在上海的影響。
“買辦”一詞是葡萄牙人“Comprador”（康白度）一詞的意譯，原意是採買人員。清初，買辦專指為廣東十三行外商服務的中國公行的採購人或管事，後來逐步發展為特指被中國的外商企業所僱用的居間人或代理人。
買辦，從本質上講是經紀人，是中國經紀人和經紀業發展史上的一個特殊的階層。按照當時廣州府的規定，一艘外國商船到廣州來，必須先在澳門靠岸，船主在那裡從左堂衙門聘請引水、通事和買辦，才能開往廣州。
通事為外國商人向粵海關辦理納稅和進口手續，買辦則供應船上人員的伙食、代僱碼頭搬運工人、代購日常必需物品。買辦必須領取政府頒發的執照，外商才能聘用他。
1832年瑞典人龍思泰在其所著的《早期澳門史》中記述：“一個人要在廣州籌辦一家商行，必須先找一名買辦……他對商行的內務有總的監督權，按雇主的願望介紹其他僕人，購買食物及日用品等。”
此時的買辦事實上是洋行的總管、賬房和銀庫保管員、大班的機要秘書，他們被禁止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範圍也僅限於廣州一地，但鴉片戰爭讓這一切成為過去。
五口通商後，英國人可在上海、寧波等各個口岸交易，特別是1844年《中美五口貿易章程》後，外國商人僱用買辦，中國地方官不得乾預，於是，一批廣東買辦伴隨上海開埠通商，跟隨洋商來到上海。他們起到了中外貿易輪軸的作用。
最早到上海開設分行的怡和洋行負責人達拉斯，於1844年帶著商館僕役來到上海，並向香港總行要求派遣買辦。總行當即派去了一個名叫亞三(Asam)的廣東人到上海擔任分行買辦。 1846年，亞三因病被另一名叫亞桃(Atow)的廣東買辦接替。
根據那時洋行買辦多為同鄉人且互相推薦擔保的慣例推測，這兩人很可能也是香山人，因為他們的後任林欽、唐廷樞都是香山人。林欽在1863年離任，他舉薦了唐廷樞接任。此時，唐廷樞剛剛31歲。
唐廷樞，出生於香山唐家村農民家庭，他的父親唐寶臣曾在澳門瑪禮遜學校為校長佈朗打工。瑪禮遜學校創辦於1839年，是澳門第一所教會學堂，1842年遷到香港。初遷到香港時，為使唐廷樞能在瑪禮遜學校讀書，唐寶臣同布朗簽訂了延工8年的合同。
1848年，16歲的唐廷樞畢業於瑪禮遜學堂，在香港一家拍賣行當助手。下層社會生活的體驗和磨煉，讓他逐漸懂得了人情世故。期間，唐廷樞轉入英華書院，並利用業餘時間繼續學習，這所書院由英國倫敦會傳教士理雅各在香港創辦。從19～26歲，唐廷樞受聘於香港政府巡理廳，擔任了7年翻譯。
在19世紀，香港是中國買辦的訓練基地，許多廣東的年輕人就是在那裡得到基本的語言訓練和商業知識教育後，開始走上買辦的經商之路的。太古洋行香港第一任買辦由香山人莫仕揚於1870年擔任，這一年他50歲，太古洋行將總部從上海移至香港。莫父莫裕嘉是富有人家，多次捐資納官，而莫仕揚年輕時，曾在吳健彰的同順行工作，在那裡結識了十三行洋人，粗通英語，深諳洋務，1860年轉到香港經商。
從莫仕揚開始，太古洋行的買辦一直由莫家祖孫三代莫仕揚、莫藻泉、莫干生擔任，並長達60年。香山買辦中論財富最多、勢力最大、影響最深遠者，首推莫氏家族。香港匯豐銀行的第三任買辦劉渭川（任期：1892～1906年）和第四任買辦劉伴樵（任期：1906～1912年），也都來自香山縣。
1858年，唐廷樞離開香港來到上海，在海關做翻譯。 1861年，唐廷樞辭職，通過當時英商怡和洋行買辦林欽的介紹，開始為怡和洋行代理經營長江一帶的業務，主要任務就是替該行推銷進口貨物以及到內地收購蠶絲和茶葉。
1863年，因為美國發生南北戰爭，棉花出口減少，英國、印度等國棉紡廠貨源短缺，於是轉向中國採購棉花。上海市場棉花價格暴漲，唐廷樞把握住了這個機遇，在上海開設修華號棉花行，為怡和洋行收購棉花，贏得了怡和洋行老闆的賞識，直到1863年被同鄉舉薦接任總買辦，開始了10年的買辦生涯。
這年年底，唐廷樞取代林欽掌管怡和洋行金庫，原來洋行的全部現款均由買辦保管。這時，唐廷樞開辦了怡和錢莊，把怡和洋行的現金轉入該錢莊，由他向洋行支付利息，一舉兩得。 1872年，在唐廷樞離開怡和洋行去輪船招商局做總買辦時，其兄唐茂枝接替了其在洋行中的職位，且為其權益的代表。唐廷樞的兄弟唐瑞枝、唐國泰，均是著名的買辦。
與唐廷樞得以進學堂學習英語不同，比唐廷樞小6歲的徐潤出生於香山北嶺村，1852年來到上海，在寶順洋行當學徒時學會英語，並慢慢升為主賬、副買辦。寶順洋行的首任買辦是徐榮村。 1851年，徐榮村以自己經營的中國特產“榮記湖絲”參加在倫敦的首屆世博會，一舉摘得維多利亞女王頒發的金、銀獎牌各一枚，並獲得允許湖絲進入英國的特權，這枚金牌比後來在世博會上“一摔成名”的貴州茅台酒還要早幾十年。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博會曾被中國人稱做“炫奇會”、“賽奇會”，後來叫做“萬國博覽會”。之後，徐榮村和侄子徐潤，相繼擔任該分行買辦。該行在香港、天津、九江、漢口等處的分行，1861年任買辦者俱系粵人。
資料來源：葉顯恩，《粵商與廣東的航運業近代化：1842～1911》，國學網中國經濟史論壇。
能否掌握一口實用的英語口語，可以說是作為一個成功的買辦、通事、跑樓、跑街等涉外職業所不可或缺的條件。明朝永樂（1403～1424）年間，翰林院曾開設了一個叫“四夷館”的機構，專門用來學習少數民族文字和外語。 1862年清政府同意開設京師同文館，以學習英、法國文字，中國這個泱泱大國到那時才以遲鈍的姿態對這個世界作出適應。
1862年6月11日，英國聖公會傳教士包爾騰踏進了位於北京東堂子胡同49號的總理衙門東院，開始了他給同文館學生上的第一堂英語課。京師同文館的開館是清政府開始重視外語的標誌，但因招生時遇到很多阻力，這所開始只教授外語的學館，在1876年後，還教授數理化、天文航海、國際法、世界歷史地理等，由一所單純的外語學校變成了綜合性的西學學校。
也是在1862年，第一所英文培訓班在上海出現，這座城市幾乎以百米衝刺的速度展開了它的西化過程。 “大英學堂”、“英華書館”、“英文書塾”、“英語班”、“英話英字館”等，各種培訓機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這些學校大多是由在華的外國人所辦，針對的學生群體也各有不同，有高價收取富商子弟的貴族班，也有針對貧民子弟的英語夜校。如果說同文館的英語是被迫的、政治的、官場的話，那麼上海這上至洋行經理，下至跑街店員口中以寧波、上海話發音為基礎的洋涇浜英語，則完全是主動的、商業的、職場的。
這其中就有一位主動求學者鄭觀應。他白天在上海寶順洋行工作，晚上就到英國人傅蘭雅所辦的英華書館學習英語，這種局面持續了兩年。傅蘭雅之後成為曾國藩為江南製造局所請的翻譯之一，也是曾國藩兩個兒子的英語老師。
鄭觀應的父親鄭文瑞是一個無功名的讀書人，在家鄉設帳授徒，並督促鄭觀應習帖括之學（即應試指南）。科舉未中的鄭觀應，於1858年奉父命遠游上海，棄學從商，此時的鄭觀應深知，“蓋今日時勢，非曉英文，業精一藝，不足以多獲薪水”，於是，加倍努力，以期在從商的道路上出人頭地。此時的鄭觀應先在叔父鄭廷江任買辦的上海新德洋行做學徒，後到有親戚曾寄圃在的寶順洋行任職，在這裡他與徐潤成為同事。
1873年，鄭觀應擔任上海太古洋行買辦，次年，被聘為太古輪船公司的總經理，並在牛莊、上海等地開設商號、錢莊，成為買辦商人。陳可良、陳雪階等太古洋行的其他買辦也都來自廣州。瓊記洋行上海最早的買辦朱雨滕，原來就是廣州瓊記洋行的學徒。
這些早期的買辦商人，在推薦自己的繼任者時，往往以自己的親戚族人或者老鄉為主，這種裙帶關係不僅促使買辦家族的形成，也使得當年的買辦主要集中在香山地區。有學者統計，在19世紀末，中國有933家洋行，以每家平均僱有10名買辦計算，全國買辦人數即為1萬人。這些買辦屬於香山地區的有8成左右，他們分佈在沿海及長江流域各通商口岸的外國洋行。至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後，上海洋行的買辦幾乎為廣東幫所控制。
值得稱道的是，櫛西風沐洋雨而起的一代買辦，在官督商辦模式的召喚下，轉投由地方大員主導的洋務企業，為國所用，完成了一次從邊緣到主流的歷史演變。
1852年，在上海的外資洋行增至41家，1864年增加到68家。之後洋行開開閉閉，但數量總體呈上升趨勢，由1868年的103家，1880年100家，升到1895年的116家。
上海開埠初期的通事大多數是跟隨外國領事和洋商來上海的，以廣東人居多。王韜說：“滬地百貨闐集，中外貿易，唯通事一言，半皆粵人為之，頃刻間，千金赤手可致。”唯其如此，通事從業者與日俱增。 《劍橋中國晚清史》這樣記述買辦數量暴增的趨勢：“1854年有250人，至1870年增加到700人，到1900年則增至20000人。”
據《劍橋中國晚清史》推算，1842～1894年，買辦的全部收入大約是5.3億兩白銀。而1902年外國人在華全部的投資，也只有5.84億兩白銀。也就是說，這時的買辦已經不是原來廣州十三行跑腿辦事意義上的買辦，他們搖身一變成為既熟悉洋務又通國情的高級職業經理人。
五口通商後，初期與買辦數量一同增長的是鴉片販運到中國的數量，到1857年，鴉片的輸入數比20年前輸入全中國的數字還要多，達到3.1萬餘箱。因為很多洋行最初將販賣鴉片作為主業，所以在上海開埠之初，這些替洋人效力的買辦的身份和地位就染上了非主流的色彩，而朝廷內外對此也多有詬病。 1841年秋，琦善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多方尋覓和英國侵略軍的接線人物，結果找到了鮑鵬。
鮑鵬充當顛地館買辦多年，據英軍一個大佐記載說：“我方和琦善之間的前前後後的一切接洽中，聯絡媒介就是……買辦鮑鵬。”琦善和英國侵略軍簽訂《穿鼻草約》正是鮑鵬所接線的，所以林則徐斥鮑鵬為“漢奸”，裕謙亦奏稱：“有買辦鮑聰（即鮑鵬），系買辦中最為可惡之人。”曾國藩曾也不無嘲諷地稱買辦為“奉洋若神者”。
對於近代買辦的歷史地位，極而言之者將買辦、通事、娼妓、流氓列為一類，屬社會敗類，最卑鄙無恥之徒。章太炎論“革命之道德”，按社會職業分道德人品高下，將洋行之“僱譯”歸入末位，貶之為“白人之外嬖”。
法國全權公使刺萼尼曾說：“在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幾乎沒有一個受尊敬的中國商人，沒有一個資本雄厚、有信譽的人敢和外國商人建立直接的聯繫……這難道不是因為那些薄有資財的人知道，和外國人做生意，雖然表面上受到地方當局的鼓勵，而實際上是受歧視的。”
廣東人容閎就拒絕去當買辦，他認為那樣名聲不好，他堅守的是中國文人珍視清譽、愛惜羽毛的傳統。對於買辦來說，除本職工作之外，他們的身影還出現在了茶葉、航運等領域，此時他們身上又多了一重角色——投資人，他們也在伺機轉型進入主流社會。
就清朝內部來說，也有一個對買辦重新認識的過程。從太平天國運動開始，財政的捉襟見肘讓國家管理地方的能力大為減弱。經濟和人口的持續增長，讓商人通過捐官參與公眾事務顯得更為可能。伴隨洋務運動（1861～1894）的出現和官僚李鴻章的邀請，近代買辦有了一次轉型的歷史契機。因為李鴻章也看到了，利用廣東買辦既通洋務又有實力的同鄉網絡是最為現實的招商手段。
洋務運動是鴉片戰爭之後清朝中興人士發起的一場“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自強運動。清政府對洋務的態度及演變進程，直接影響了洋務運動所能進行的廣度和深度。洋務派在清政府政治格局中所處的地位和分量，也直接決定著洋務運動的走向及介入洋務企業中的操盤手騰挪空間的大小。
李鴻章的淮系在洋務派中佔居首位，其一生四大洋務實踐中的三件：上海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佈局，前期很大程度上都是圍繞唐廷樞、徐潤、鄭觀應三個香山人展開的。
唐廷樞是輪船招商局的總辦、中國開平煤礦的籌辦者和中國第一條標準軌距的唐胥鐵路的創建者，李鴻彰評價他，“中國可無李鴻章，但不可無唐廷樞”。 1892年，唐廷樞去世，十三國領事館下半旗誌哀。當時上海《北華捷報》發表文章，讚揚唐廷樞的一生標誌著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時代”，“他的死，對外國人和對中國人一樣，都是一個持久的損失”。當然，也有外國人指責他，在東方一流的外國公司任職，獲得了豐富而廣闊的經驗，然後再運用習得的經驗去“損傷”這些外國公司。
徐潤是唐廷樞的助手，他的一個雄心就是要開拓國際輪船航線，讓龍旗在美國和歐洲的港口上飄揚。 1873年輪船招商局派“伊敦”號航行到日本的長崎，這是中國商輪第一次開闢國外市場。 1879年招商局派船航行到美國檀香山，第二年派船航行到美國舊金山，第三年，招商局輪船的龍旗終於飄揚在了英國倫敦的港口。招商局的遠洋航行雖然由於西方的干擾很快停止，但這在國運不昌的晚清屬於一件彰顯國威、鼓舞民心的喜事。
徐潤本人參與創辦的近代新式企業多達40餘家，其中屬於國內或地區內首創的就有八九家。徐潤家族祖籍河南，他不僅是中國近代印刷出版業和保險業的先驅，而且還是開平礦務局、輪船招商局等新式企業的創辦人之一，更是19世紀上海頗有影響的地產大王。
鄭觀應先後任上海機器織佈局、電報局、輪船招商局、粵漢鐵路購地局、粵漢鐵路商辦公司總辦。他不僅是商人，也是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理論家。 1879年9月5日《申報》記述：“廣幫為生意中第一大幫，在滬上尤首屈一指。居滬之人亦推廣幫為多，生意之本唯廣幫為富。”
作為一個群體，買辦真正登上歷史舞台是在上海開埠後。當越來越多的洋行排除了語言障礙繞過買辦而直接同中國打交道時，買辦的作用和地位就逐漸降低了。這一變化是從日本洋行開始的，1899年日本三井株式會社首先取消買辦職位，1907年橫濱正金銀行效法。 1937年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華界淪陷，公共租界和外國租界形成“孤島”，買辦製度逐漸被廢除。 1960年，香港匯豐銀行的“買辦”稱呼被“華人經理”一詞取代。 5年後，匯豐銀行的第一個“華人經理”，也是最後一個買辦李純華退休，買辦製度徹底退出匯豐。
資料來源：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孫毓棠、汪敬虞輯：《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 （除了上表外，經李鴻章倡導、支持，又淮系成員興辦的，還有徐州利國嶧煤礦、山東登州鉛礦、平度金礦、淄博鉛礦、湖北長樂、鶴峰銅礦、熱河建平金礦，以及上海倫章造紙廠、湖北聚昌、盛昌火柴公司等。）
一個新商埠對外貿易的迅猛發展缺少不了兩種人，一是商人，二是碼頭上的腳夫和水手。黃浦江上的擺渡船、蛋船、鳥船，其船主和水手多為福建人。在傳統船業和中國海政歷史上，福建人的影響力是顯而易見的。 1866年，閩浙總督左宗棠創辦的中國第一個近代輪船製造廠就在福州馬尾，這是一例。在調任陝甘總督前，左宗棠推薦前江西巡撫沈葆楨為總理船政大臣。當時，總理船政事務衙門也設在馬尾。
沈葆楨認為：“船政根本，在於學堂。”在建廠的同時，他在福州定光寺和仙塔街設立兩處求是堂藝局，挑選聰明子弟入堂學習，這是我國培養近代化海軍人才的開始。 1867年，求是堂藝局移設馬尾，次年又設專門培養技工人才的藝圃，造就了大量海洋軍事和科技人才。
1870年前後，全國使用機器進行生產的產業工人，據估計不到一萬人，江南造船廠的工人就佔了13%，且“工匠皆閩、粵、寧波人”。 1905～1912年，清政府將船務部分從製造局中劃分出來，成立江南船塢，其首任督辦葉祖珪是福州人，少年時進福建船政學堂的前身求是堂藝局學習，與嚴復、鄧世昌等有同窗之誼。總辦吳應科是早期留美幼童之一，歸國後長期在海軍供職。繼任督辦薩鎮冰也是福州人。
上海開埠後，輪船運輸業興起，這一群體一度為生計所迫，煙、賭、娼無所不為。上海福建人不僅人數多，且群體個性突出，商人極富，水手和僱工極貧。原本就鄉土觀念強，族群意識深厚，再加上語言與地方方言格格不入，好勇鬥狠的個性與上海本地人的溫文爾雅截然不同，福建人在上海人群中顯得特別與眾不同。用《上海福建人（1843～2008）》一書中的話說，他們將福建人的落泊、驍勇好鬥、極善鋌而走險的個性留給了上海。
1853年英國倫敦佈道會創刊於香港的《遐邇貫珍》月報中說，上海邑處邊壖，五方雜處，“閩、粵人居多，良莠不齊，居恆逐利構怨，樹黨相仇殺，近則小刀會興焉”。
這裡所提到的小刀會起義，就主要與閩粵人有關。 1849年前後，小刀會在廈門重建後，很快傳入上海。 1851年英國人為建造跑馬廳強佔了泉漳會館的公墓，這成為他們起義的誘因。
泉漳會館是福建船商在1759年建造的，這是福建人在上海影響力的體現。在18世紀中期，比泉漳會館更早的會館無非是湖州會館，清乾隆初由紹興錢、豆、炭商修建的浙紹公所和1757年由船商修建的潮州會館。
泉漳會館建在上海小東門旁邊的鹹瓜街上，當時小東門是閩商聚集比較多的地方。那裡臨近黃浦江，曾經沙船林立。因地域接近、語言相通，廣東、潮州和福建三方同鄉互相幫會，甚至在1739年的天津組織了閩粵會館。
泉漳會館董事李仙雲就是小刀會起義的幕後積極籌劃者之一。至少三所閩商會館捲入其中，除了泉漳會館，還有點春堂和興安會館。其中，點春堂是福建幫的指揮所。這次起義由廣東人劉麗川、潘啟亮聯合福建幫小刀會首領李咸池、陳阿林等進行。 1853年9月上海知縣袁祖德被擊斃，上海道台兼江海關的吳健彰被活捉。
吳健彰是與小刀會成員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人物。李仙雲曾是吳健彰最為倚重的心腹之一，他糾集閩粵遊民，創辦團練，公開的說法是抵擋太平軍，暗地裡卻在為小刀會積蓄力量，而劉麗川是吳健彰的同鄉兼朋友。
吳健彰出身寒微，早年以賣雞為業。 20歲時，他開始嘗試與洋人做小額買賣，後來在廣州洋行做僕役，遊走廣州、澳門之間，充任洋行司事與買辦之職。由於他乖巧勤快，善於揣摩洋人心意，更學得一口流利英語，所以很受洋商器重。
1832年，41歲的同順行商人吳健彰躋身廣州十三行行商之一，並於1842年來到上海，比劉麗川早7年。與劉麗川從事糖業和絲茶生意略有不同，吳健彰主要經營茶葉貿易和販賣鴉片。
江海關、上海道，都是當時的肥缺，一手握政權，一手握財權。吳健彰為什麼能入主這兩個職位？與前兩任相比，吳健彰的優勢就在於對洋務比較嫻熟。
宮慕久是上海開埠後的首任道台，原籍山東東平州，出身書香門第，1819年中舉，之後在雲南邊陲當過小官，並無辦理外交的經驗，1843年5月被保舉為蘇松太兵備道。在江蘇巡撫孫善寶的眼裡，宮慕久“質直出於自然，廉介本乎天性”，這樣的人放在對外商務管理中比較放心，具有培養潛質。
宮慕久在任內辦了一件洋務，讓他博得了“擅長夷務”的名聲，這也成為日後其他口岸城市效仿的做法。這件洋務就是將外國人與中國人分開居住，減少兩者之間的衝突，減少外國人生活方式對中國人的影響，維護中國的傳統和風俗。
最後的方案是劃定一塊地方讓外國人租住而不是購買，租期不限。除支付租金外，租界還要向清政府納稅。經過兩年的談判，英國人率先獲得了一塊面積830畝的居住地，這就是最初的租界雛形。 1847年3月，宮慕久升任江蘇按察使，類似於今天分管政法的副省長或省高級法院院長的高官，但他時運不濟，到任不久就去世了。
1848年4月，又一位上海道台咸齡被調離，這與發生在3月的上海青浦事件有關。上海開埠時，對外國人出入上海的距離，“以一日往返不得在外過夜”為限，但3名英國傳教士超越了這一規定，擅自到距離上海90里外的青浦活動，遭到中國船民的襲擊，傳教士“受有輕傷”。
英國駐上海新任領事阿禮國迅速做出反應，以英艦扣押了停泊在上海港的中國漕運糧船1400艘，以此要挾清政府。為化解這場衝突，兩江總督李星沅就撤換了咸齡，相關人員受到懲辦，並向英方賠償300兩白銀。還有一種說法，宮慕久與他的滿人繼任者咸齡都是官僚出身，不熟夷務，對開放貿易、辦理外交的行政治理無所建樹，這是他們被調離的關鍵。上海特定的地域環境與文化認同，有別於儒家傳統文化與士紳階層的政治生態，委派內地仕官或者俱有顯赫軍功的滿、蒙貴族充任上海道台，與上海文化和地緣政治格格不入。
青浦事件發生以後，英美等國領事和上海租界當局都希望上海道台是一個比較了解外國情況、容易溝通的人。於是，在洋行里幹過事、與外國人比較熟悉、會說英語的吳健彰便成了新的上海道台的理想人選。上海社會科學院熊月之認為，是特定的時間、特定的環境、特定的中外態勢選擇了吳健彰。
19世紀前上海行政軍事權力的基本結構是官紳結合，商人被排斥在政治領域之外，也不敢奢望有參政要求。中外貿易的迅速崛起和士紳階層對城市變化反應的遲鈍，將熟悉洋務的商人推上了政治舞台。
上海需要的就是帶有重商主義色彩的務實派官僚。當上道台之前，吳健彰已經是鹹齡的助手。更為重要的是，還有兩件事情促成了他的脫穎而出。一是在旗昌洋行進入上海的第二年，他就成為該行的首位中國股東。旗昌洋行是美國洋行中向中國走私鴉片歷史最久、規模最大的一家洋行。二是1848年，在英美的支持下，野心勃勃的吳健彰以大手筆捐資50萬兩白銀，出任上海候補道台兼江海關（上海海關）監督之職。
咸齡被調離後，吳健彰如願以償地當上上海道台，成為中國近代最早涉足政治舞台的買辦。從此，吳健彰完成了由單純的買辦商人向政界要員的華麗轉身，成為上海乃至中國政經兩界的風雲人物，但與宮慕久相比，他遠談不上廉潔。他利用職權，肆無忌憚地從事投機活動，走私鴉片，貪污索賄，無所不為。
吳健彰被活捉後，就處置問題，小刀會內部產生了分歧。福建幫主張一殺了事，廣東幫主張勸降。劉麗川念同鄉之誼，下令勿殺。作為美國洋行的股東，美國駐華公使馬沙利在吳健彰被俘的當天，就致函劉麗川，表示願負保護之責。
劉麗川接信後，當晚就會見了馬沙利，表示吳健彰的安全沒有問題。之後，旗昌洋行派人到吳健彰被關押的地方，讓他脫去官服，扮成商店伙計模樣，著便服，戴墨鏡，持破傘，由兩名身強力壯的廣東人充當侍從，溜到城牆根，用事先準備好的長佈條縋城逃脫。
吳健彰就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地被放走了，出來後的吳健彰與小刀會勢不兩立，大肆屠殺起義軍。小刀會起義宣布豁免3年賦稅錢糧，並鑄造貨幣，發展商業，保證糧食供應，打擊高利貸，受到民眾歡迎。吳健彰攻城不下，就通過放火的方式，對閩廣人清算自己補捕之辱，在小東門外羊毛弄、福建街一帶放火焚燒店鋪民房，大火連燒4天，大片民居化為灰燼。 1853年12月，連最為繁盛的小東門至大小南門，也沒有倖免，涉及店鋪民房2000多間，“百年富庶精華”於一夕之間皆被抹去。
由寧波人創建的四明公所、徽州人所建的徽寧會館、泉漳會館、廣東會館、潮州會館、嘉應會館等，都被徹底燒毀，上海的商業中心也迅速向城外以北的租界轉移。起義被鎮壓後，閩廣人被逐出縣城，不准在城內居住，這讓秘密會社難以在上海立足。
對這種行徑，《北華捷報》也指斥吳健彰道，“禍首卻是一個理應保障而不應破壞同胞財產的人”，認為吳健彰是一個“完全失掉民心的道台”。
英、美、法當局曾聲稱對局勢保持“中立”，但為維護在華利益和趁火打劫，旗昌洋行帶頭拒繳海關關稅，以此想獲得在華特權。 1854年4月，英美駐軍藉機襲擊了上海城內的清軍營盤。 7月，清政府任命吉爾杭阿為江蘇巡撫，吳健彰受命與英、美、法當局談判。
吳健彰以出賣上海海關和租界主權，換取了英、美、法當局的支持。從此，上海海關由英、美、法三國委派的“稅務司”共管，上海租界建立了獨立於中國行政系統和法律制度以外的統治機構，所以，可以說小刀會起義在不經意間促成了上海租界的真正獨立，加快了上海國際化的步伐。
1854年8月，吳健彰以通夷養賊、貪贓枉法，而被革職抄家。他使出渾身解數，大肆賄賂查案官員，並捐助軍需，以求自保。當時太平軍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進攻清軍，清政府也意識到“非和夷不能滅賊”，就策略性地起用吳健彰，以取得列強的支持。
1855年2月，吳健彰及英、美、法等駐軍將小刀會起義鎮壓了下去。 1856年春，經大將向榮保薦，吳健彰留在向榮的江南大營效力，同時，咸豐帝還讓廣東督撫發還其原籍被查抄的家產。 1859年，已近古稀之年的吳健彰，趁奉令赴粵之際，“以病返籍作終老計”，回鄉廣置田地，安享晚年。
小刀會起義之後，閩廣人在滬的生存環境遭到破壞，福建籍人口急劇下降，此後也未出現大規模的回升，福建人在上海的勢力逐漸淡出。後世有人觀察到，今日上海街道名稱少有來自福建縣市的名稱。上海閩商的整體退卻，從上海小刀會起義被鎮壓後開始，到民國時形成定局。蘇浙移民則大量流入，形成了近代上海移民的新格局。
上海的商業由商埠間貿易、中外貿易和城市零售貿易三大塊組成。在19世紀60年代之前，埠際貿易地位最為突出，這讓以食糖、棉、棉布、紙、木等沿海埠際貿易為主的閩商還有立足之地。 19世紀60年代之後，中外貿易占據了大頭，加之小刀會起義的影響，閩商地位一落千丈。
一個耐人尋味的現像是，粵商保持了其在上海的地位。其實，這個現象與以下三方面有關：一是上海的貿易及稅收結構；二是粵商對洋務的熟悉程度；三是政商界背景。
上海港在近代的興起，很重要的一點是與鴉片貿易有關。鴉片貿易在廣州是非法的貿易，在上海卻成為暢通無阻的商品。鴉片主要來自印度，它在1890年前一直是外國輸入中國最主要的進項，其次才是絲與茶。迫於國際社會的關注和壓力，鴉片貿易慢慢勢弱，並被棉布超越。
當時的英商寶順洋行、美商旗昌洋行和英商怡和洋行都靠鴉片走私起家。怡和洋行是英商四大集團中規模最大者，在滬的全部資產佔英商在華全部資產的20%以上，初進上海時，其有12艘鴉片走私船。寶順洋行和旗昌洋行的規模、裝備與此大致相仿。這些鴉片走私船來往於香港、印度、上海之間。到1851年，怡和洋行進上海港的船隻共25艘，有18艘是全副武裝的鴉片走私船，其餘的運銷棉織品和雜貨。這一年，怡和洋行輸入的鴉片，佔上海走私輸入鴉片的32%。
儘管福建人是早期到上海最多的人，但他們在上海商界的力量也僅限於糖、海味、棉布、紙、茶等的帆船販運和批發代理業務，不如廣潮幫與洋行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所引發的影響，也不具有與外國貿易的長期經驗。這一點讓粵商在上海商界一時無以取代，從而免於被完全清洗。
1857年，浙江人吳煦被派往上海主持捐厘總局。為籌集軍餉，清政府在太平天國運動中推出釐金制。吳煦所要解決的就是保證對抗太平軍的清軍的糧餉問題。在他看來，只有得到廣潮幫的協助，才能化危為安，他就奏准清政府設立廣潮義捐，讓上海廣潮商人承辦鴉片捐稅：每販出一箱鴉片，向清政府捐稅10兩銀子，並從中提出2兩作為局外經費，也就是回扣由廣潮土商巨戶分享。因為他知道，如果沒有商人團體介入徵收程序，將無法控制走私和逃稅。
1857年全年廣潮商人義捐為53萬兩白銀，1858年和1859年為140餘萬兩白銀，占同時期上海捐餉總量的25%，這是上海地方政府不得不畀予潮陽土商以壟斷權的原因所在。
1858年，清政府與英國代表在上海簽訂了《通商章程善後條約》，無奈同意將鴉片以洋藥名義進口，此舉標誌著清政府承認鴉片貿易的合法化。對此，蘇智良在《中國毒品史》中稱，潮幫菸商佔據上海這個中國最大的鴉片貿易城市，壟斷鴉片零售及煙膏的製造與販賣達60年之久。
這樣一來，廣東商民在上海的地位並沒有因小刀會起義而受到太大影響，反而獲得了承辦鴉片捐稅的壟斷權。之後，廣東人在上海的人數上升到20萬以上，並稱雄上海30年。
之後，另一位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中驍勇善戰的香山人葉廷眷，深得清政府的賞識，1864年，他受李鴻章委派，主持上海會捕局，制訂《中外會捕章程》，使上海治安有所改善。也是這一年夏天，廣東人丁日昌成為上海道台，在李鴻章領導下，創辦江南製造局，之後一路升任福建巡撫，並架起中國第一條自建電報線。後因貪污被劾，丁日昌行疾辭職。
1867年，葉廷眷被委任為上海知縣。在1853年以前，廣肇幫就已在上海建立同鄉組織廣肇會館，小刀會起義失敗後，會館被清政府焚毀。 1872年，在葉廷眷、買辦商人徐潤等倡議下，廣肇幫重建廣肇公所。廣東會館買辦商人唐景星、徐潤、鄭觀應在1870～1880年間因受李鴻章的讚賞，特別活躍。
老天是公平的，當它拿走了福建商人在上海的立足之地時，又給他們及他們的後裔打開了另一扇大門。在明清私人海上貿易中，福建商人向來是一馬當先。當福建人在上海待不下去時，他們再次拾起漂泊海外的傳統，放眼東南亞，並以此為活動半徑，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移民群體。 1864年廈門海關稅務局報告說，在爪哇、西貢、海峽殖民地（新加坡、馬來亞等）的中國人大部分來自福建。
了不起的是，福建商人在山重水復疑無路之時，歷時一個多世紀的隱忍，在最近三四十年絕地而起，給了現代中國人一個無比驚人的發現。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是，福建產生了全球最多的世界級華人。僅以其中的泉州商人來說，如今在中國台灣地區（以蔡萬霖、王永慶、辜振甫、施崇棠、施振榮為代表）、新加坡（以黃廷芳、李成偉為代表）、馬來西亞（以林梧桐、林國泰、駱清燕、劉耀全、陳志遠、林木榮、邱繼炳為代表）、菲律賓（以陳永栽、鄭周敏、吳奕輝、鄭少堅、施至成、陳永成、楊應琳為代表）、印度尼西亞（以黃奕聰、林天寶為代表）的世界級富豪大多來自這裡。而廣東產生的世界級富豪主要集中在香港、泰國，其中以潮汕商人較多。寧波商人在海外的活動，除香港外，主要集中在日本，次則馬來西亞。這兩個商幫產生的世界級富豪，遠難與福建商幫相比。
從這個角度來說，福建商人是中國商幫史上最悲壯的商人群體，但也正是這種悲壯，讓其與晉商陸路長途貿易的土氣，具有了某種異曲同工之妙，而這兩個商幫所演繹的波瀾壯闊的財富故事，也讓他們成為中國商幫史上最大的兩個商人群體。
如果說山西商幫在清朝時產生了中國商幫史上最早的一批跨越百年的商人家族，那麼另一批跨越百年的華商家族就產生於這批以福建籍華僑商人為代表的商人群體中，並一直延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