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727年開始，恰克圖貿易帶給了張家口150多年的超然與榮光。從1757年一口通商地位的確立到鴉片戰爭，廣州也傲然自我了80多年。時光流轉到了1843年，以上海開埠為標誌，中國商界最偉大的時代開始屬於上海——這是一個至今仍能讓我們感受到澎湃和力量的轉折。
1566年，尼德蘭爆發了反抗西班牙的鬥爭。作為歐洲主要金融中心的安特衛普屢遭西班牙人劫掠，數千名手工業者、商人和銀行家逃往北方，尤其是阿姆斯特丹。僅在1585～1622年間，阿姆斯特丹的人口數量便從3萬增加到10.5萬，這一變化促進了阿姆斯特丹的崛起。
260多年後，同樣的一幕出現在上海。租界的建立，讓太平天國起義在無意間推動了閩、江、浙等地的人、財、物向上海的大轉移，於是隨洋商北上的粵商與閩、江、浙等地的商人，在上海這個大舞台上展開了一場競技，你方唱罷我登場。
當蘇州、杭州無可挽回地在太平天國戰爭後衰落之時，地處長江入海口的濱海縣城——上海因緣會時地快速崛起了。這個隋唐時隸屬於蘇州府華亭縣的小漁村，到1192年才有了取自今天十六舖一帶的“上海浦”小河的“上海”這個正式地名。當時的上海是一個農民、漁民、鹽民交錯相居的村落。在整整100年後，上海才置縣，隸屬於江浙行省的松江府。
上海的崛起絕非一朝一夕，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1727年後，南洋貿易以廈門為正口，西洋貿易以廣州為唯一口岸，中日貿易從寧波入口，上海的地位並不高於廈門、廣州和寧波。
到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完全解除海禁，設立海關，鼓勵海上貿易。一度“海禁嚴切，四民失調”的上海，憑藉襟江濱海的地理位置，時來運轉，港口貿易迅速升溫，經濟地位日益突出。
分巡蘇松太兵備道官衙的遷移，是這一趨勢演化過程中發生的一個細節。分巡蘇松太兵備道是監督和統馭蘇州、松江、太倉兩府一州地方行政事務及軍事力量的高級長官，官居四品，職掌一道之軍民政務，其地位高於府衙，比當今的廳局級還要勝出一頭。
分巡蘇松太兵備道的官衙過去一向都設在蘇州或太倉，雍正八年（1730年）以後，蘇松太兵備道官衙整體搬遷，辦公地點從蘇州移駐上海。之後，分巡蘇松太兵備道又別稱為“上海道”、“蘇松太道”、“滬道”、“江海關道”等。
弗里德利奇·畢谷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職員。 1756年，他就向英國政府建議，要將進取的目光瞄向上海。他的理由是，上海這塊處女地一經開發，日後可以成為對華北通商的樞紐。
在封閉的封建帝國版圖上，上海不過是個沿海的“邊遠”地區，並不被格外重視，甚至是“海禁”的防範重點，但把全球看成一盤棋的西方人，卻對這個地方驚嘆不已。
在他看來，這是一個較之廣州內陸腹地更為廣闊的地方。其地處長江入海口，可通過長江水系和南北航線將全國納入其貿易視野，上海如此優越的條件，自然成為外商的投資首選之地。
雖然早在條約簽訂前，上海就被英國政府全權公使兼對華商務代表、首任港督璞鼎查視為貿易前景不可限量的地區，但清政府卻從來沒有這方面的思想準備。當廣州作為中國最大口岸時，上海還遠未受重視。
1832年，東印度公司職員林賽、傳教士郭士臘來到上海，發現7天內竟有400艘100～400噸的商船經吳淞口進入上海港。商船多數來自天津及東北各地，來自福建、廣州、台灣地區、東印度群島、越南、泰國的船每天也有三四十艘。碼頭上貨物上下卸裝，晝夜不絕。他們回去後即大力宣揚，上海是僅次於廣州的最佳通商口岸。
1840年6月28日，21歲的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咆哮著下令向中國開戰，到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的1842年，上海城區人口數量才23萬，是全國第十二大城市。鴉片戰爭前夕，上海港每年的吞吐量，據《上海港史（古、近代部分）》記載，接近200萬噸。當時，往來於上海至長江各口岸之間的船隻約有5300～5400艘，年貨運量約45萬噸，約佔上海港吞吐量的22.5%。
1843年11月4日，作為《南京條約》約定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上海正式開埠。開埠當年年底，25名英國人在上海租界登記。這是一個恥辱的時刻，也是上海沐浴國際化的開始。
1861年1月，由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通商口岸增多，清政府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又分設大臣管理南北方口岸。其中，五口通商大臣就成為辦理東南沿海及長江沿岸各口通商交涉事務的欽差大臣。五口通商大臣初設於1842年10月，它原由兩廣總督兼任，又稱南洋通商大臣或南洋大臣。雖然五口通商大臣列於總理衙門之下，實際兩者並無直接隸屬關係，只是所辦事項要按例由總理衙門承轉。
從此，五口通商大臣的駐所也由廣州移設上海，由駐守在南京的兩江總督兼任。當年，廣州十三行商是外國同中國高級官員交往的唯一溝通渠道。此時，五口通商大臣籌辦一切通商交涉事宜，由兩江總督例行兼任，這是繼十三行商之後清政府試圖阻止西方公使入京的產物。兩次鴉片戰爭都發生在廣東，鴉片戰爭中廣州人與英國入侵者結下的仇視情結又不能一時解開。在廣州外交陷入困境的情況下，來自大洋彼岸的西方人日益把上海視為他們與清政府交涉的重要之地。
五口通商大臣駐所的遷移，是由上海代替廣州、蘇杭而執清朝經濟牛耳地位決定的，也是中國在20世紀以前最大規模的一次商人大遷徙的結果。
中國商人的大遷徙在中國商幫史上發生過多次，第一次大規模遷徙發生在鹽業政策由明初的開中製轉變為1492年的葉淇變法之時，徽商、山陝商人舉家遷往兩淮鹽區的揚州，成就了揚州曾經的奢華。
第二次大規模遷徙發生在18世紀中期。在北方，以1727年中俄《尼布楚條約》為標誌，恰克圖成為以晉商為主體的商人趨之若鶩之地；在南方，1757年廣州取得事實上的一口通商海上貿易地位，福建、徽州商人大批南遷到廣州，十三行商人成為與晉商、徽商並駕齊驅的三大商幫之一。
第三次大規模遷徙則發生在1843年11月上海開埠時，廣東香山買辦、福建商人、浙江寧波及湖州商人群湧北上，江蘇商人南下，徽州商人東進，諸多商人齊匯長江入海口的上海，演繹了中國商幫史上最為壯觀的一幕，更為多元化的商人群體成就了上海的崛起及其在中國經濟的中心地位。
1842年前，與廣州十三行進行貿易的洋行雖然數量較多，但仍然控制在居壟斷地位的大洋行手裡，如怡和、寶順、旗昌洋行。
伴隨著五口通商，廣州十三行也終結了清政府委派的外貿壟斷權。梁小民在《夾縫中的粵商》一文中用一項不完全統計說，當時的34家行商中有20家破產，由於受鴉片戰爭的牽連，被抄家發往邊疆充軍者有10家。
1843年，上海開埠之年，一批英國商人跟隨著他們的首任領事巴富爾來到上海。當時的外灘不過是上海縣郊外一片不起眼的荒灘。經過與上海道台宮慕久的反復交涉，英資的8家洋行最先得以在外灘落戶，由北向南依次是：怡和洋行、和記洋行、仁記洋行、義記洋行、森和洋行、裕記洋行、李百里洋行和寶順洋行。
當怡和洋行在上海設立分行時，十三行總商伍秉鑑隨即前往開闢。由於廣東人與洋商在十三行時代結下的歷史淵源，最初的上海洋行買辦，“半皆粵人為之”。粵商也跟隨洋行一同轉移，成為第一代買辦和上海的開拓者。
也是在1843年，巴富爾“剛到上海，就立刻注意到廣州的一些人已經紛紛來到這個口岸”，他抱怨說，這些人把廣州流行的許多最壞的習慣和觀念——非常普遍地傾向於結成行幫來和外國人進行貿易——也帶了進來。
1845年11月，在洋涇浜以北、李家場以南，產生了第一塊外國人居留地，上海英租界開始設立。 1848年和1849年，美租界和法租界先後設立。與此同時，1846年，美國開設旗昌洋行；1848年，法國開設利名洋行；1855年和1856年，德國開設魯麟洋行和禪臣洋行；英商的三家銀行麗如銀行（東方銀行）、麥加利銀行和匯豐銀行也先後在1848年、1857年和1865年進入上海。
1867年1月1日，太古洋行在上海營業。至此，對上海影響最大的四大洋行怡和、寶順、旗昌、太古悉數進入上海。
就連剛剛經歷過明治維新的日本商人，也在1870年到上海開設了吉隆洋行和東如洋行。葡萄牙、比利時、瑞典、挪威、英屬帕棲（即印度）等國也先後要求與中國通商貿易。由於華人不准入住租界，到1853年，租界的外國常駐人口也不過300人左右，中國人卻僅500人左右。
到19世紀50年代，廣州就已經被新生的上海所超越。上海的出口貿易額占到全國的一半以上，成為全國對外貿易中心。 1844年時，上海出口茶葉比重僅佔全國2%，廣州佔98%。
6年後，上海躍升到44%，廣州陡降至23%。到19世紀50年代末，上海的進口商船已是廣州的3.5倍，上海的外貿關稅銀收入也從開埠初期的17萬兩猛升至180萬兩，躍居五口之首。
一些浙江絲商也尾隨洋行到了上海，湖州發跡最早的絲商顧福昌，就是在這時率先到達上海的。寧波鄭氏家族的鄭熙（1813～1858）在1844年來到上海，開設了錢莊，並於1848年在上海小東門方浜路創辦了鳳祥銀樓。繼外商、廣州商民、湖州絲商等率先進駐上海後，更多的江浙商人接踵而至。不過，他們多是在太平天國運動過程中倉皇背井離鄉而進入上海的。
1853年，也是太平軍定都南京轉而北上、西征和東進的第一年。在綿延十餘年的內戰烽火洗禮下，作為江南地區唯一的安全區域，上海租界非常自然地成了首選的避難所。最初的難民主要是上海周邊的男女老少，有的還牽著水牛和黃牛，之後，江、浙、粵、徽等各省紳商士庶及難民湧向租界。
1853年，蘇州人席天甫的哥哥席嘏卿來到上海，在一家錢莊做起了學徒。湖州絲商陳熙元、邱仙槎、張頌賢也在這時到達上海。
從1853年9月到1854年7月，在短短10個月裡，租界內的廣東路、福州路一帶就建起了800多幢木板房屋，這些房屋一時成為外商租賃土地上最搶眼的建築群。
當江浙人都競相往上海避難時，徽州茶商江有科父子的北上南下販茶之路，也因戰火肆意而受阻。 1854年，江有科帶著兩房姨太太，走上了從廣州到歙縣的返鄉之路，同年11月他一病不起，不久便與世長辭。他的兒子江文纘繼續從事茶葉貿易，但把目標改在了上海。
中國近代史上的四大買辦也是在這個時期到達上海的。最早到達的是徐潤，1853年他15歲，他隨叔父徐榮村一塊兒來到這塊散發著開發味道的土地。徐榮村參加過首屆世博會，也是第一位參加世博會的中國商人。之後是席正甫，1857年隨長兄而來，次年唐廷樞和鄭觀應到達。
19世紀60年代初，太平軍揮師東進，殺向江南，江浙官紳士庶叢集滬上。在太平軍進軍湖州時，更有大批絲商避難上海租界，經營絲業。後被稱為南潯“四象”之首的劉鏞，在1860年6月南潯被太平軍佔領前，攜家並“盡運資裝於上海”。 “四象”之一的龐家，“八牛”之一的周家，也是如此。
來自無錫的14歲的榮熙泰，經人介紹比劉家早兩個月來到了上海。他就是榮氏兄弟的父親，起初他在一家鐵器作坊里當學徒。他的家人大多在戰爭中死去，他因到上海做工才躲過一劫。
當其他人都在逃避戰爭時，38歲的徽商胡雪巖卻抓住機會，直接介入戰爭。 1861年年底，太平軍進攻杭州時，他成為給清軍購運軍火、糧米的官商。
在太平軍三次進攻上海時，有外國武裝保護的租界一時人滿為患，外商乘機大肆興建房屋，高價出租給中國人居住，轉瞬間一排排嶄新的被稱為石庫門的民居建築，如森林般崛起。 2010年，石庫門作為上海世博會的形像被推向世界，這裡承載著近代上海最早的歷史。房地產成為這個新興城市，繼鴉片貿易之後，率先突出的產業。
第二次鴉片戰爭節骨眼上的1860年，上海租界人口數量增至30萬，1862年又激增至50萬，一度還曾達到70餘萬。也就是在這一年，租界的地價由1852年平均每畝不過50磅左右，炒到了每畝1萬磅白銀，漲幅高達200倍。據最保守的估計，在1860～1862年短短的兩年時間裡，至少有650萬銀元的華人資本流入租界。
當時的作家姚公鶴感慨地寫道：“上海兵事凡經三次，第一次道光時英人之役，為上海開埠之造因。第二次咸豐初劉麗川之役（小刀會——編者註），為華界人民聚居租界之造因。第三次咸豐末太平軍之役，為江浙及長江一帶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經一次兵事，則租界繁榮一次……租界一隅，平時為大商埠，亂時為極樂園。”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上海迅速走向繁榮，並取代蘇州和杭州，成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和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龍頭。這種取代，是現代城市對傳統城市的取代。廣州、蘇州、杭州的衰落和上海的崛起，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結束和另一個時代的開始。
上海的《北華捷報》在19世紀60年代後期甚至聲稱：“（中國）對外貿易的心臟是上海，其他口岸只是血管而已。”從1865年起，上海已牢固地確立了國內外貿易的首席地位。這一年，上海承擔了對外貿易總額的63%，廣州僅佔13%。
於是，上海灘上演了一個世紀的傳奇。這裡既有茶館、戲園、園林式家園，也有鴉片館、妓院、跑馬場、賭場及西洋建築。中國歷史上的城市，還沒有哪座城市像這時的上海那樣，充滿慾望，又不失性感。這裡的不確定性以及由此發酵出的誘惑，讓這座城市具有了一種朦朧美。
這裡交織著各國口音、情報戰和商戰，這裡也誕生了中國最早的產業工人——船工、紗廠工人等。最為重要的是，這裡充滿著各種機會，讓每一人都有可能重新定位和塑造自己，以找回自我的憧憬。這裡成為各色人等的競技場，也成為夢想家和野心家的舞台。有膽有識者，在這裡用誠信和智慧收穫名利；有家有業者，在這裡繼承演繹著家業傳承的財富故事；無親無故者，如寧波人葉澄衷、無錫人祝大椿等窮小子，也在這里通過打拼收穫了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