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淇變法，並沒有改變山西鹽商累積的勢頭，山西鹽商作為國內鹽商老大的地位並沒有發生變化。從明朝中期開始，山西經商之風漸已形成，經營各種商品的巨商大賈相繼湧現，這時山西平陽、澤潞有“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之說。
山西鹽商家族所率先達到的權勢，在鹽商敢於參奏戶部尚書以及戶部尚書辭職等事件中表露無遺。尤其是因開市所引發的政治大地震，更是顯露出了明朝鹽商特權家族的勢力之大。
1518年，一場發生在商官之間的較量，顯示出了山西鹽商作為“幫”的分量。
這場較量發生在呂鈴等山西鹽商和戶部尚書葉玠之間。如果說開中製和折色制是政府鹽業運輸、銷售商業化的表現，那麼呂鈴等鹽商就是試圖在鹽業生產民營化上打開一個缺口。他們的要求是鹽業生產領域國退民進的體現。目前中國的鹽業生產、銷售均由國家專營，從這個層面來說，明朝鹽業的民營化遠比今天走得遠。
葉淇變法的著眼點是增加政府財政收入，所以他並沒有考慮到、事實上也沒有解決政府拖欠商人的鹽引問題。儘管1489年明朝出台了允許食鹽生產者私自賣鹽給商人，但由此加劇的私鹽氾濫，讓這一問題的解決更為複雜化。弘治年間，河東鹽年辦鹽課額才42萬引，到了1509年，拖欠往年的正額鹽就達46萬多引。
官辦下的鹽業生產效率低下問題也凸顯了出來。嘉靖以來，政府一直努力採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以增加官鹽銷量，以期提高鹽稅收入。可是由於人口相對固定，食鹽市場有限，加之官鹽稅負重，成本高，使得價廉質優的私鹽在市場競爭中勝過了價昂質次的官鹽，政府的種種努力歸於失敗。在大部分的時間裡，官鹽在遠離產鹽地的省份供應不足，大量積壓在鹽場。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國家失去了鹽課收入而私鹽氾濫。在16世紀20年代、60年代和1600年左右發生了三次嚴重的鹽務危機。
當時，灶戶是國家鹽業的生產者，以服徭役的形式由國家招募。他們所生產的鹽要全部上繳官倉。政府對他們規定的鹽業生產量叫正額鹽，正額鹽之外所產的鹽叫餘鹽。基於對灶戶的鼓勵，生產出的餘鹽可獲得高於正額鹽一倍的工本費，但問題是，朝廷並無力向灶戶支付餘鹽的工本費。另一方面，明朝的官鹽產量也在增加。河東鹽由宋朝的年生產最高8000多斤，上升到了1604年的2.8萬多斤，行銷區域也在擴大。
在這種情況下，1518年商人呂鈴等人上奏說，在河東鹽池的東場、西場和中場鹽池中，僅中場鹽池一區的生產量，就已經足夠作為正額鹽繳納，其他鹽池的生產量都被閒棄。他們懇請每一鹽引定價一錢二分，“召商中納，令其自僱夫役撈辦關支，庶官民兩便”。
對於商人的這一懇請，戶部尚書石玠不僅不採納，還認為這是奸商玩法，所以欲治其罪，但因呂鈴等有豪貴支持，石玠最終作罷。石玠是今河北省藁城人，與父親、弟弟三人同為進士，父親曾擔任山東按察使。因敢於直言，石玠名列明代三大名宦之一。
這是一次沒有明確勝負的官商較量。之後，對於是否允許商人自備工本僱人參加鹽池生產，官方沒有明確表態，但在正德、嘉慶後的隆慶年間（1566～1572），河東巡鹽御史郜永春曾說過，鹽丁把鹽業生產視為官事，貧民則把它視為家事，由此而產生的賣力程度也迥異：鹽丁出的力“十不得一二”，貧民則“一可以當十百”。
來自民間的商業實踐，最終還是得到了官方的默認。明初廢除中書省後，以六部分理天下庶務。六部之中，吏部的職位最尊，戶部的權勢最重。即便如此，該事件中石玠不得不罷手的結局似乎可以說明，這時的晉商勢力已經不容小覷，並有了一定的政治靠山。
這期間，大同鎮積欠山西商人周全等糧草價銀10萬餘兩。因長期討要不給，周全等人屢奏戶部催要，最後戶部用撥付鹽引及其他款項的辦法予以融通補償。另一個山西商人郭弼到河東鹽場取鹽卻無鹽可支，後奏准其改支淮鹽22萬引，折銀四五萬兩。 《明史食貨志校注》甚至還有記載，秦金，1527年官至戶部尚書，因反對商人逯俊等奏要30萬兩淮鹽引，遭到權貴打擊，被迫辭職，這是山西鹽商勢力的預演。
除在政治上逐漸滲透努力外，山西鹽商也在積極應對徽商逐漸興起的努力。葉淇變法之初，山陝富民也應時而變，紛紛內徙淮浙，以與徽商“分庭抗禮”。僅在揚州經營鹽業的山西太原府代州籍商人，就有閻瑤楚、楊繼美、馮天棣等人。閻瑤楚的祖父和父親先是納糧報中於北方邊鎮，換取鹽引，以太原望族的身份在兩淮從事鹽業貿易。到明中葉開中製由納糧改為納銀後，他由邊商轉為內商，“舉家遷居揚州”，清初時，閻家還出了個大學者閻若璩。
鹽是古代的戰略物資，在國家財稅體系中佔據著非常關鍵的地位。淮浙鹽場，又在國內鹽業市場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作為全國最大的鹽場，僅僅兩淮鹽場的額徵鹽課就佔據了全國鹽課總量的一半以上。可以說，淮浙鹽區的稅收收入牽動著明清政府的神經。
當時淮、揚一帶，山陝商民的勢力很大。在1558年前後沿海倭寇侵擾之時，世居揚州的山陝鹽商家屬曾選送500名驍勇善射的精壯子弟組成商兵，馳騁於抗倭疆場，可見晉人之多。這種商兵組織，比20世紀初國內商團組織的出現早了將近350年。
從開中製到折色制，山西商人為改善生存和生活條件表現出了他們所擁有的闖勁、開拓意識、不懈追求的執著感、對商業機會判斷的敏感性和對資本積澱的追求。當這些積累所形成的勢能以政商結合的方式體現在鹽業組織中時，晉商捷足先登的先天優勢被發揮到了極致。
嘉靖時內閣大學士嚴嵩的兒子嚴世蕃曾這樣說，“天下富家，積資滿五十萬以上，方居首等”，而在其列入“首等”的全國17家富商中，晉商佔三家，徽商佔兩家。
明代山西商人靠販糧販鹽發家致富，散見於各類史籍。蒲州范世逵、洪洞李映林、臨猗閻天傑、大同薛氏和李氏等，都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但最為聞名者，當數蒲州的官商家族張四維家族和王崇古家族。
王崇古，今山西運城永濟縣人；張四維，今山西運城芮縣人。在明時，兩地均屬平陽府的蒲州。前者時任宣大總督，後者為吏部侍郎。兩家都有鹽商背景：王崇古之父王瑤、伯父王現、長兄王崇義、從弟王崇勳、舅父沈廷珍、姐夫沈江等都是商人；張四維的父親張允齡、叔父張遐齡、弟張四教、岳父王恩等也都是晉商。
張家是元朝時避亂永濟的張思誠的後代。到張允齡一輩時，始遠游從商，西到蘭州，販貨張掖、酒泉，數年後又南至淮、泗，往來楚、蜀之間。雖然身在商界，但張允齡視財利甚輕，篤信重義，南北所至，為眾商所敬服。在遇到事情時，他往往判斷正確無誤，人們甚至懷疑他有異術。雖然說張允齡足跡半天下，但也是拮据20年。他的弟弟張遐齡也到過吳越、廣州、南昌等地，但資本耗盡，窮困而歸，並不成功。
王家的第一代商人是王現、王瑤兄弟，“生財而有道，行貨而敦義”，是時人對這對兄弟的評價。他們的父親官至管教育的鄧州學正，但沒有什麼實權。叔叔王珂也曾中進士，任中書舍人，但早逝。經商的王氏兄弟倆一生奔波在外，辛苦勞頓自不用說。哥哥王現為士不成，然後就外出經商，到過洮隴、張掖、敦煌及巴蜀、吳越等地，最後客死鄭家口。弟弟王瑤，也輾轉多地，西到陝西、張掖、酒泉，東到淮浙和蘇（州）湖（州）之間。
王瑤的三子就是王崇古，他於嘉靖二十年（1541年）中進士，歷任刑部主事、陝西按察、河南布政史、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宣大部督。
在明朝，鹽業是反腐敗的重點領域。明政府禁止4種高官及其家人、奴僕從事鹽商業務，這4種高官分別是監察官員，權勢之家，公、侯、伯及四品以上文武百官，但在宣德、正統年間，這項禁令成為一紙空文。
成化年間，原來在禁止之列的達官顯貴居然直接奏請皇帝取得巨額鹽引，然後轉賣給商人以獲暴利。到弘治年間，鹽業已被這些官員壟斷，商人要想獲得鹽引，必須依靠官家。
1571年4月，河東巡鹽御史郜永春發起了對王崇古和張四維的彈劾。他說，鹽法之壞，在大商專利，勢要橫行，並稱王的弟弟和張的父親是大商，言下之意，王張家族為勢要，請皇帝“治罪崇古，而罷四維”。
郜永春彈劾的要害之處在於，王張兩家是姻親，張四維之母是王崇古的二姐。也就是說，王崇古是張四維的舅舅，王崇古的大姐嫁給了喬居蒲州的鹽商沈廷珍的長子沈江。張四維的三個弟媳婦分別來自當時的山西巨商王氏、李氏和范氏家族。張四維的一個兒媳婦是兵部尚書楊溥的孫女，張四維的女兒嫁給了內閣大臣馬自強之子馬淳，馬自強之弟馬自修則是著名的陝商。
在經濟學家梁小民教授看來，張、王兩家第二代經商能夠遠遠超過第一代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政商合一。姻親關係將兩個家族豪勢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這是一個特權政商家族，其日後對歷史產生的影響，在中國商幫史上，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從時間上看，在郜永春彈劾王張兩人的前一個月，即1571年3月，一場持續了三年、對蒙古是戰是和、是否對蒙古開放馬市的爭論，剛以議和派佔據上風而告終。
這場爭論源於蒙古首領俺答的養孫把那漢吉投降。他自聘了兔扯金的女兒做未來的妻子，但俺答卻將其所聘之女許配給了其他人，把那漢吉一氣之下，於隆慶四年（1570年）9月到大同鎮敗胡堡，投降明軍。
把那漢吉的歸附是接受還是拒絕，直接事關明政府與蒙古族中最強大的韃靼部落的關係。此時俺答已調兵向明朝索要把那漢吉，明蒙關係處於千鈞一發之際。在過去的近30年間（1542～1570），蒙古族韃靼部首領俺答多次提出通貢互市要求，但遭到明政府的拒絕，明政府甚至斬殺蒙古來使，傳首九邊（將蒙古來使的首級給九邊將士看），明蒙關係緊張到韃靼部頻年入犯，明朝北部邊境“華夷交困，兵連禍結”。
這時大同的最高軍事首領就是宣大總督王崇古。軍人出身但有商人家庭背景的王崇古認為，“此奇貨也”！他深知此事可以游刃有餘之處，就與時任大同巡撫方逢時聯名上疏，提出把那漢吉歸附事件的上、中、下三策，並把封賞把那漢吉作為上策。
當時的御史饒仁侃、武尚賢、葉夢熊，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趙貞吉等堅決反對接受把那漢吉歸附，主張對蒙古採取強硬軍事手段。王崇古、張四維、張居正（湖北人）等則主張議和開馬市，兩派觀點針鋒相對，以至於兵部尚書郭乾不知所措。
最終，隆慶皇帝採納了議和派的建議。俺答原以為養孫自投羅網，必死無疑，後聽到把那漢吉不但沒死，反而封了官，於是將明朝叛臣送還明朝，換回養孫，並上書願世代服從明政府。王崇古再次上奏朝廷，希望加封俺答爵位，將其作為屬國，與俺答訂盟通貢，開放馬市。
隆慶皇帝從其議，與蒙古議和，封俺答為順義王，其幕下皆授銜，是為“隆慶議和”。議和內容還包括，允許與蒙古通商貿易，每年一次在大同、宣府、山西（偏關）三鎮的長城以外開設馬市，蒙古族用馬匹換取其需要的布帛、菽粟、皮貨、服裝、針、線等物品和雜貨。
明政府以每年付出馬價銀10萬兩和撫賞韃靼部銀22000兩的代價，獲得該部每年上貢500匹馬和在馬市交易14500匹的承諾。此後，俺答汗四代世襲封貢至明末。
在主和派看來，雙方的敵對狀態是因為明政府的閉關政策。如果雙方能夠各取所需，邊區安寧足以維持。主戰派更多是從雪恥報國的角度來看待與蒙古的關係，而主和派則更多是從順應經濟發展的趨勢出發。
王崇古是議和的主要推動者，《明史》記載，“貢幣之議崇古獨成之”。王崇古的外甥、吏部尚書張四維也是議和的積極推動者。為了實現議和及開馬市，張四維曾設法聯絡內閣大臣高拱。 《明史》載：“俺答封貢議起，朝右持不決。四維為交關於拱，款事遂成。”
時任內閣大學士的張居正也是議和派的主要人物。當年司馬相如曾為西南夷事奏請漢武帝，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有句話意味深長：“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就隆慶議和之事，張居正曾藉用這番話，用知己的口吻給王崇古寫信說：“此所謂非常之事，非公孰能了之！”
雖然郜永春彈劾王崇古、張四維之事不直接涉及隆慶議和問題，但從彈劾時間來看，顯然是對議和派的不滿。兩派的分歧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鬥爭錯綜複雜，隨後引發了明朝歷史上一場大的政治地震：兵部尚書郭乾辭職，次年五月，內閣大學士首輔李春芳辭職，高拱、張居正先後出任內閣首輔，與張家有姻戚關係的楊博出任吏部尚書，反對議和的戶部尚書張守直辭職，由山西籍官僚王國光就任戶部尚書。
高（拱）張（居正）內閣繼承了王張家族的執政理念，他們對內勵精圖治，整頓政府機構，督促公務，考核官吏，在與俺答議和通貢的同時，對外切實加強邊地防務，不僅調用抗倭名將戚繼光鎮守薊州鎮，還重用各鎮督撫總兵王崇古、方逢時、劉漢、馬芳等著名將領，切實加強了沿長城各鎮的防禦。
王崇古、張四維等在議和、開市問題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背後影響和推動這一政策的，其實是以晉商為代表的商人。在山西，靠鹽業起家的很多商人，其中包括號稱天下首富的平陽（今臨汾市）亢氏、代州的馮忠等，都是依靠官府勢力而成為晉商第一代富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