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人可稱得上“幫”，是在明朝。中國商幫萌芽於明朝，這足以讓明朝與眾不同。
元朝由流淌著殺伐之氣和霸氣的成吉思汗開端，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大一統國家的朝代，但也是這個王朝，卻被中國歷史上出身最為卑微的皇帝朱元璋所滅。這種歷程，使得明朝從一開朝就顯現出不同尋常的特質。
與漢朝的劉邦一樣，朱元璋出身草根，災荒與瘟疫曾奪去他三位親人。在走投無路之下，他進入皇覺寺（今洛陽境內）當了小行童（和尚）。因為天災，寺廟也得不到施捨，16歲的朱元璋被迫外出雲遊4年。在最難熬之時，他曾仰天長嘆：“眾各為計，雲水飄揚。我何作為，百無所長。依親自辱，仰天茫茫。”
可以說，朱元璋是成功的李自成、洪秀全。我們對中國商幫史的記錄，正是從朱元璋當上皇帝的第三個年頭，也就是1370年正式開始。是年，朱元璋實行了名為“開中製”的鹽業政策。
因為最早受益於開中製及屯田制，山西鹽商率先進入我們的視野。在了解山西鹽商如何受益於這兩項政策之前，我們有必要先搞清楚一件事情：朱元璋為什麼要實行這兩項政策。我們的開篇就從一個與山西有關的古老趨勢講起。
1386年，一隻機械鐘被掛進了高123米的英國索爾茲伯里大教堂。這是一隻歷史地位顯赫的鐘錶，它不僅是全英國最高的鐘錶，也是迄今為止仍可以保持工作狀態的最古老的機械鐘。
同年的歐洲大陸和中國正處於戰爭之中。上任4年的法國國王查理五世發動了反擊英國、收復失地的戰爭。這段歷史成為兩個冤家對頭斷斷續續持續了116年的百年戰爭（1337～1453）的組成部分。
在同一時期，中國迎來了它的新皇帝朱元璋。儘管元朝已經滅亡，但山西、陝西、甘肅、遼東等地仍掌握在蒙古貴族手中，他們企圖重新入主中原。就這樣，明朝與元朝殘餘勢力一直對壘，直到一年後明朝開國名將徐達大破擴廓帖木兒部落。
擴廓帖木兒部落是蒙古四大剩餘勢力之一，大本營設在太原，經此一役，折兵4萬，再沒有重整旗鼓的精力，最後同行十八騎，逃往甘肅，狼狽至極。 1370年，甘肅與陝西被明朝收入囊中。
儘管擴廓帖木兒部落被朱元璋打得潰不成軍，但明朝仍面對著北邊20萬蒙古鐵騎的威脅。為了防禦，100萬人的大軍被朱元璋調往北邊，這幾乎是明初全部軍隊的總和。
朱元璋為什麼沒有將這20萬蒙古鐵騎消滅？他不是不想，是力有不逮，但又不僅僅如此。最初明朝對蒙古軍隊採取了強勢打擊之勢，但1372年的一場明蒙大戰，明軍大敗，從此拉開了明朝以整修長城為屏障的內斂守勢的序幕。
朱元璋怕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殺傷人命”，告誡後世，永不征伐朝鮮國、日本國、大琉球國（今位於日本與中國台灣地區之間）、安南國（越南）、暹羅國（泰國）、爪哇國（今位於爪哇島一帶）等15個國家，並特別囑咐“切記不可”。
朱元璋的理由是，四方諸夷“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犯，亦不祥也”，但他也警示後世說，“必選將練兵，時警備之”。 1371年，朱元璋曾表明心跡：日本、朝鮮和安南只是蚊蟲而已，北方夷狄才是最危險的心腹之患。顯然，當時要警備的是來自北方的心患。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耿昇也認為，明朝時的中國在東亞沒有競爭對手，其周圍的許多小國都需要向其學習並納貢。當時俄國還是一個政治侏儒，薩法威王朝的波斯與莫臥兒王朝的印度也尚在襁褓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脅迫中國，只有北部的蒙古人和瓦剌人對明王朝形成了一種真正的威脅。
朱棣（1402～1424）是明朝歷史上一位血性的皇帝，為“防止出現有雄才大略的蒙古領袖重新控制整個蒙古民族”，他將父親朱元璋的訓誡置於腦後，在1410～1424年先後三次發起對蒙古的戰爭。雖然征討取得了勝利，但遠沒有達到掃除邊患的程度。
同樣的一幕，在200多年前北宋開國之初對遼的對策中，就曾出現過一次。公元979年、986年，北宋兩度對遼用兵，企圖把契丹勢力驅逐出長城，但全都失敗。 1004年，兩軍再次交兵，北宋在勝利的情況下，仍俯首與契丹簽訂了“澶淵之盟”。 1044年，這種情況再次出現，以至於黃仁宇在中寫道：“它（北宋）的軍旗從未在北方草原地帶展開過，更用不著說向東北或西北角延伸到中亞的腹地去。”他的結論是，兩宋319年的紀錄，無非是軍事的挫敗和退卻的記錄，所有的例外則是以“歲幣”為名向北方少數民族購得的和平。
中國北部邊境的安防問題，堪稱一個古老的命題。從春秋戰國到明朝，這一命題如影隨形。從春秋時各國在形勢險要之地築城防禦，到秦始皇為北禦匈奴築起了西起臨洮、東至遼東的長城。漢武帝時重新修繕秦時邊塞，其後，北魏為防禦柔然，北齊、北周為防禦突厥，隋代為防禦突厥、契丹，都各自修築過長城。
長城千年的修築史，並沒有成功破解北部安防命題，這讓長城多少有些歸於宿命的悲壯。 《劍橋中國史》至少在遼西夏金元史和明史中兩次提到這一命題。 《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認為：長城從來就不存在一條連續不斷的防禦線或經過劃定的邊界。倒是有一串設防的邊疆州和縣，戰略要地築有少量要塞，一些屯田、軍馬場、烽火台和警戒哨所散佈在各處。這是一個縱深防禦體系，其中堅力量由靈州、太原、大同和北京等地強大的藩鎮軍隊所組成。
該書還觀察到這樣一種現象：自從拓跋魏（北魏拓跋民族）興起以來，一個接一個的中央集權政權都是以北部邊疆的失控地區為根據地，由那些邊疆軍事大員們所創建的，並下結論說，這是一個古老趨勢的延續。
長城連綿的群山成為一道天然的屏障，而長城北面，地域一馬平川或微有波瀾，雖有大量的山巒聳立其間，但並不具有連貫性。一旦南侵的鐵騎出現，明朝的北疆就猶如洞開的門戶，大有無從抵御之患，所以，明王朝只管理著萬里長城沿線和遼東柳條邊以南的北疆區域。
儘管東北地區的努爾幹都司、歸化、河套相繼歸屬明朝，但這裡是一望無際的草原或沙漠，實際上並不為明朝所有效管理。用《劍橋中國明代史》的說法，當時的邊境實則只有一系列自朱棣時代起已經熄滅的烽火台為標誌，僅有中國騎兵巡邏其間。
以這些烽火台為依托，明朝在北疆相繼建起了9個關口。當時山西行省囊括的範圍遠較現在廣闊，包括今天的河北張家口、承德以及內蒙古多倫、正藍旗、赤峰、奈曼旗等地方，所以位於當時山西行省的關口就是5個，分別是大同鎮、宣府鎮（駐地在今河北宣化）、延綏鎮（駐地在今陝西榆林）和山西鎮（也稱太原鎮）。
山西行省在九邊中的地位，從中可見一斑。明朝叛將趙全曾對蒙古首領俺答說：官兵主要保衛宣府、大同，薊州一帶防禦甚固，兵多將廣，山西一帶則兵弱，亭障稀疏，備禦薄弱。大同的自然防禦設施遠不如宣府的設施可靠。儘管此處騎兵較強，但難改其一直是山西邊境的一個危險地段，軍隊後勤維護費用偏高。
明初與宋初一樣，都作了一個囚徒式的選擇，那就是聚於防守。儘管朱棣不甘認命，但最後落下的仍是一個認命的結果。朱棣在位時，九邊重鎮集結了86.3135萬士兵，配備34.2萬多馬匹（部分邊鎮內含驢、騾、駝、牛等）。朱棣稱帝遷都北京後，中國撤去長城一線以北的守軍，並把防禦體系集中在北京周圍。北京北部的防禦體係以山西北部的兩大衛戍城市宣府和大同為基礎，以大同、宣府二鎮規模最大，駐軍最多，耗費軍餉最巨。宣府是主要的衛戍中心，其配備的士兵、騎兵數量和手操縱火箭、重臼炮、輕型的手雷和信號砲等，基本上是一個擋住從西北向北京進逼的固定要塞。
《劍橋中國明代史》甚至認為，保衛北京唯一堅固的城牆，就是北京城本身的磚面牆，而非邊關的所謂屏障。遠比想像中要弱的邊關，最極端的事件發生在1449年，蒙古瓦剌部落大肆撲來，23歲的明英宗朱祁鎮親自出征，結果被蒙古人生擒，釀成“土木堡之變”。
明朝開國之初，百廢待興，百業待舉，明朝亟須經濟的恢復來鞏固和捍衛疆土。
當時，蒙漢交兵，北部人煙稀少，如何為軍人和戰馬提供足夠的糧草，是一個棘手而現實的問題。山西行省在九邊中的分量及其拱衛北京的重要意義，使國家政策從一開始就對山西有所傾斜。
歷史上並不缺少像朱元璋這樣性格多疑的皇帝，他要求君臣絕對忠誠，不容許有絲毫欺瞞。明朝建立前，朱元璋就曾派人“專主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並要求“無不奏聞”。
太原人楊憲就充當過這種角色。在朱元璋攻克南京時，他投奔朱元璋做了幕府。因為辦事幹練，楊憲成為朱元璋的親信，之後被委派到老家當行省參政。 1370年6月，楊憲向朱元璋提出了在大同實行“開中製”的建議。
當時大同的糧儲供應需要從今天的山東陵縣運到山西馬邑，路遠費繁。楊憲認為，與其這樣，還不如調動商人轉運，在大同倉繳納一石米（大約今天的107.4斤），或在太原倉繳納一石三斗米，政府給以憑證，讓商人到相應鹽場領取一引鹽（200斤），並允許這些鹽被販賣到指定區域。在這一過程中，鹽價折抵米價，轉運費代納鹽引稅（鹽稅）。
這是一個整合資源、優化配置、讓國家和商人各得其所的建議，楊憲的這一建議默認了這樣的邏輯：如果邊儲糧草的轉運由政府操作，需要置備車馬乃至打造官船從南往北調糧，需要建立兵站、僱募人力，而這一切，對於剛剛開始運轉的明政府來說，顯然並不現實。若糧儲交由普通百姓運輸辦理，一則運費高，民運糧一石，運輸費用甚至達到所運糧食價值的六七倍；二則運輸週期長，民運糧任務過重，將直接影響到農民耕種和休養生息。
在徵民運、官辦與商運之間，社會底層出身的朱元璋思忖得最為透徹。建朝當年，他就迫不及待地下旨：允許百姓墾荒田為己業，並免徭役和賦稅三年，並下諭中書省（相當於今天的國務院）大臣：夫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寬賦。 1371年，在任命首任戶部尚書（相當於今天的財政部長）時，朱元璋語重心長地說：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
既能解決邊區糧餉問題，又不勞民，也不讓官府破費，這實在是一石三鳥的建議，朱元璋採納了楊憲的建議。從歷史上看，每一次圍繞鹽業的新政幾乎都與國家稅收、軍餉供應有關，也形成了山西、陝西、徽州鹽商推動各自區域商幫萌芽、興起的基礎性環境。
在北京大學教授韓毓海看來，鹽引就是鹽的專賣權。在古代，鹽是國家專控物品，鹽就是錢，販賣鹽獲利極高，把鹽引給糧商，那就等於給了他們生財之道，這意味著國家以鹽稅作抵押，來換取民間對戰爭的投資。韓毓海認為，明政府的這種做法，與19世紀歐洲國家以國家稅收為抵押，來換取在戰爭中向私人銀行家的借款和投資，具有一定相似性。
鹽在國家財政體系中所處的地位決定了這種情形的形成。在古代，田賦和稅收是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鹽稅在財政收入中佔據半壁江山。至少從宋元時期開始，到清朝中期的嘉慶年間（1796～1820），這種狀況還一直沒有改變。嘉慶時的《兩淮鹽法志》記載說：“山海天地之藏，其有關於國計民生者，鹽課居賦稅之半。”
鹽業產業鏈條包括生產、批銷、運輸、銷售，其中，生產是官督民產，批銷大權緊握在官府手中。開中製下的商人，等於用往邊區轉運糧食的辛勞換取了對鹽的轉運權和銷售權。換句話說，開中製通過鹽業運輸和銷售的民營化，實現了政府財政和民間收入的增大，完成了鹽的空間轉移。
開中製率先實行於大同，後又在山西、河南、陝西實施，1371年在全國推廣。大同的先行，儼然有試點的味道。儘管開中製曾時斷時續，大同納糧中鹽卻一直未曾停止。在1371～1412年間，宣府5個衛所因沒有設立邊倉，每年的官軍俸糧都靠大同供給。宣府到1413年才設置糧倉，山西商民被官府命令到順天府納糧中鹽，這也是晉商最早去宣府納糧的證明。
根據邊區的實際需要，後來還延伸出了納麥、粟、豆、草、鐵、茶、棉花、衣物等換取鹽引的做法。 1436年北邊受韃靼和瓦剌族人擾邊，大同、遼東、延綏、甘州等重鎮的邊防軍缺少戰馬，時屬山西的太僕寺（今在內蒙古）以及北平、陝西、甘肅、遼東苑馬寺所屬的各個官牧場又不景氣，明政府還曾推行過納馬中鹽製度。
在實行開中製的同時，明政府實施了屯田制，希望通過自力更生，實現軍糧軍餉在邊區就近解決。朱元璋曾不無自豪地說，養兵百萬，要不費百姓一粒米。達到這種效果，與實行屯田制和遷徙老百姓實邊息息相關。
1388年，明政府規定，50%的衛所都衛和王府護衛的軍士都要屯田，後來這一比例增加到70%，這就是屯田制中的軍屯。軍屯的重點是九邊，這裡從事屯種的官兵人數最多，墾殖範圍也最廣。其中，山西大同鎮有4萬多軍士，墾種200多萬畝土地；西寧衛1萬多名軍士，墾種27萬畝土地；遼東鎮4.5名軍人，屯田253萬畝，這與我們今天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有幾分相似。
因對山西邊塞屯務的重視，1395年明政府又命令山西省內26600多名馬兵和步兵撤出營地開往塞北，立屯墾耕，自給兵餉，甚至連山西的晉王和代王兩藩府也受命實行軍事屯田。
無地少地的貧民也被明政府鼓勵遷往人稀地廣的地方去屯種。最初的政策是，從四丁以上的農家抽一人，免其徭役，調往塞外大同等地，編入軍屯衛所墾種。僅太原、平陽兩地就被徵調了10萬多人赴邊。除強製手段之外，許多晉中、晉北缺少土地的農民也積極響應政府號召，越過長城，進入山西行都司的地域墾種。
那時，山西中南部的被遷之人都匯集到洪洞縣大槐樹下待命。樹旁的廣濟寺裡駐著欽命官員，負責給移民登記造冊，辦理遷移手續，發放勘合（憑照）和盤費。由戶部委派的官員將所遷之民編入目的地的里甲，然後由後軍都督府派軍士護送上路，一直送到接收地，予以安置。史載，張其明、馮冕、袁嘉盛等原來生活在洪洞縣的居民，就是在遷出的過程中走上了從商之路。
作為軍屯、民屯的重要組成部分，商屯讓“耕者趨利，邊地盡墾”（杜萼語），也逐漸成為永樂以後九邊軍餉供應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商屯的來源分為被遷徙的大戶和自覺商人兩大塊兒。其中，不少從外省遷徙而來的商人也融入了晉商的歷史洪流之中。
朝廷遷徙大戶實邊在永樂時達到高潮。實邊在古代並不鮮見，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曾把各國12萬戶富豪遷徙到咸陽和巴蜀等地。在明朝實邊中，山東壽光人馮盛就被遷往山西代州，他的孫子馮天祿出生於1516年，嘗“從祖父貿遷秦梁間”，後到“商淮浙間”，成為巨商。
馮天祿生有四子，長子馮忠、三子馮惠繼續從事鹽業生意，二子馮恩、四子馮愈業儒，發展為儒商家族。馮忠的商業才能曾得到大司馬吳公賞識，令他馳騁齊魯、淮浙鹽場十餘年。另外，平陽首富亢氏，以及後來成為國民黨要員的孔祥熙的先輩，都是被遷往山西的山東人。
不失敏感的商人，在開中製實施不久，也加入了這一隊伍。為就近納糧開中，他們自籌資金，長期固定開中地點就地僱人種糧以換鹽引，於是許多山西富商大賈出沒於遼東、延綏(榆林)等各邊鎮，一些新的村落在屯邊形成。
除大同、宣府外，山西商人也是最早進入山西偏頭關（今忻州市偏頭縣境內）、雁門關（今忻州市代縣境內）、倒馬關（今河北保定唐縣境內）等處進行商屯的商人。曾有史載，在邊關“凡戮力於南畝者，皆山右（山西）之傭，秋去春來，如北塞之雁”。這樣，雁門關外，屯堡相望，塞上田禾廣袤無際，而東北官員向朝廷上奏稱：“遼東千里，晉人商屯其間，各為城堡……商人爭出財力……邊儲大裕。”
1429年，納糧開中擴展到寧夏。因路途遙遠，為能吸引客商到來，政府對陝西、山西商人予以政策優惠，他們每引鹽僅需納米麥4鬥，而當地人需要5鬥5升。
明清以來，官府文書和社會輿論都習慣把山西和陝西商人合稱“山陝商人”。從明中後期到清朝，具有地緣好合的山陝商人，邁著共同的節拍，在同一個地域，建起了象徵兩省商人友誼和協作的會館：山陝會館，彰顯了兩省商人相互取暖、抱團打天下的共識。
以鹽作介質的納糧中鹽、移民以及商屯，對山西人的牽引不僅在於生存和銷鹽的有利可圖。在這個過程中，山西人四海為家的情懷被觸動乃至激發，讓山西人見識更多、視野更廣、信息更靈，便於在長途經商中，發現不同區域之間，除了鹽利之外的其他種種商業機會。
隨著山陝商人的到來，“緞絹、綾綢、紗羅、梭布、花綿、巾帕、履襪、南貨及諸銅鐵木竹器、紙劄”等，也都販運到了寧夏，並成為政府納稅商品。山西人范世逵（1498～1557）就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他祖上三輩以農商為業，少年時即走四方。對於政府的輸糧換引政策，他認為“奇貨可居”，就親赴關隴（函谷關以西、隴山以東一帶），至皋蘭（今蘭州），往來張掖、酒泉、姑臧（今甘肅武威）等地，了解地理交通。此後，他便在這一帶專門經營糧草生意，數年內大獲其利。河西都御史和邊防將校，都願意與他交往，並對他禮敬有加。
很多專家學者喜歡將開中製和屯田製作為山西商幫崛起的重要原因加以闡述，但他們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北部邊疆的安危及山西在北邊的軍事地位，讓宋、元、明面臨著共同的邊境狀況，並進而讓明朝相承了宋元時期諸多的政策，譬如開中製和屯田制。換句話說，開中製實是對北宋“鈔鹽法”、鹽引制及元初的“折中製”智慧的抄襲。
中國商幫誕生於明朝。但山西鹽商能夠稱得上“商幫”，絕非開中製和屯田制所能成全。如果鹽政或者屯田制能讓商幫萌芽，那早在宋元時期就已經存在這樣的環境，但那時並無商幫。
僅就商幫的萌芽、發展來說，鹽政或者屯田制充其量是古時用來汲水用的那個軲轆和繩索，儘管不可或缺，但牽引繩索的那股無以觸摸、只能感知的無形力量——以交通便利和長途貿易為支撐的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形成，以及絲茶與白銀貿易在國內外的流轉，才是最終導致商幫興起的真正原因。
這裡有幾個相輔相成的事實：
第一，中國國內大市場的形成。明朝初年，鹽業政策一如既往地推動了國內長途販運貿易，這與唐宋時期鹽、糧一直是長途貿易的主角沒有太多的差別。到了明朝中後期，長途貿易的內容變成了以糧食為主、棉布次之。朱大為在《16至18世紀中國遠距離貿易和全國性市場的形成》中說：藍靛、木材、大豆、棉花、絲、鐵、菸葉、桐油、皮張等生產資料，成為長途販運的重要商品，這對於促進買賣雙方地區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刺激作用。
更為直觀的效果由交通的改善而引發。明初，朱元璋命全國府、州、縣修橋治路，使京師到各行省都有陸路交通幹道。水運也較之前有很大改善，永樂年間浚通了臨清至濟寧北段的會通河，嘉靖年間又修復了通惠河，從此大運河從杭州至北京全線貫通，成為商人南北販運商品的首選運道。江南、珠江三角洲、長江中上游、華北和西北五大經貿區在大宗商品的遠距離貿易中形成，它們之間的頻繁貿易，意味著中國國內大市場的最終形成。
第二，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民營化最為利朗的時代。明朝在較短時間內完成了手工業從官營到私營的演變，而且變化得更為徹底。至明朝後期，除了鹽業等少數幾個行業還在實行以商人為主體的鹽引制外，大多數手工業擺脫了官府的控制，成為民間手工業。所以，如果說中國農業的私有化出現於戰國時期與漢朝，那麼，中國手工業的完全私有化，則遲至明朝。
明朝的私營工商業，無論是冶鐵、造船、建築等重工業，還是絲綢、紡織、瓷器、印刷等輕工業，都在世界遙遙領先，工業產量佔全世界的2/3以上。鄭和下西洋時，官方用讓周邊國家前來朝貢的方式壟斷了對外貿易，但所需的手工業品多來自民間手工業作坊。於是，鄭和下西洋一方面刺激了民間手工業的發展，一方面也讓躍躍欲試的民間對外貿易形成對官方壟斷的挑戰。 1567～1571年，海陸貿易相繼對外開放，民營經濟蓬勃發展。到明末清初，鄭芝龍、鄭成功海上家族年入幾千萬兩白銀，連當時氣焰最盛的荷蘭人也要對他們退讓三分。
與此形成映襯的是，官營工業不斷萎縮。官方冶鐵業在正德以後迅速衰落，萬曆時最大的官營礦冶——遵化鐵廠瀕臨破產。雖說民間禁止開採金銀礦，但這只是法令規定而已。在景德鎮的陶瓷業中，一般民窯的窯身和每窯產量要比官窯大3～4倍。明後期，京郊門頭溝的煤窯很多，官窯只有一兩座，其餘的都是民窯。
就鹽來說，當時全國食鹽需求量大約為18億斤，官鹽固定行銷量只有5億斤左右，食鹽市場的2/3為私鹽獨占。嘉靖以來，政府一直努力採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增加官鹽銷量，以期提高鹽稅收入，但價昂質次的官鹽終究難敵價廉質優的私鹽，政府的種種努力歸於失敗。
第三，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宋元時期沒有像明清時期那樣深受世界影響。明時的中國占據了世界經濟的中心地位，宋元時期商業發展及海外貿易雖然繁盛，而且也有新的突破，但與中晚期的明朝不可同日而語。
明朝國內大市場的形成，民營作坊生產能力的增強，以及新形勢下國外對以絲、茶為主導的中國商品的追捧，牽引了整個國內大市場與國外市場的對接，乃至改變了國內貨幣本位的地位。
更早的秦漢及魏晉南北朝時期，外貿商品以奢侈品為主。而此時將中國與世界連在一起的載體是絲綢、布、絲紡織品以及稍後的茶葉和白銀。首先將明朝的中國與世界連在一起的國家是偏居在歐洲西南一隅的兩個面積不大的國家——葡萄牙和西班牙。
葡萄牙學者馬加良斯·戈迪尼奧將晚明時的中國形容為一個“吸泵”，其意指中國商品源源不斷地輸出，而全球白銀源源不斷地輸入。美國專家貢德·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中估計：16世紀中期至17世紀中期（即明中期至明末）的百年間，由歐亞貿易流入中國的白銀在7000～10000噸左右，約佔當時世界白銀總產量的1/3，這是前朝從來沒有過的氣象。
儘管開中製和屯田制是山西鹽商崛起的基礎條件，但真正將明朝與宋元兩個朝代區隔開來的，是白銀在明朝上升為本位貨幣的歷史進程，這也是我們觀察明朝商幫興起的一個核心判斷。
作為一種基於苦力和勞頓的普眾性政策，開中製並不具有引發區域商人群起的可能。與商屯之下的商人一樣，納糧開中的商人受制於政策實施的時間、官僚的廉潔程度、幣值的穩定、糧鹽的比價以及農業看天吃飯的脆弱等多重因素的影響，累積財富的可能性和持續性都值得懷疑。
政策的不穩定隨時會打亂財富的積累過程，糧價及幣值的不穩定蠶食著財富的效應。在這種情況下，開中製和屯田制並不具備培養大商人的底蘊和土壤。白銀本位化的過程，也是明朝紙幣持續貶值並被逐出市場而銀價仍相對穩定的過程。當中鹽與國家本位貨幣白銀髮生較為穩定、持續的關係時，政商家族用權勢夯築了財富之基，由特權大商人領銜的區域性商幫才最終得以成形。
那麼白銀是如何推動商幫的萌芽和發展的呢？如果說，我們先前更多受到了山西鹽商借助政策及地利之便而率先成就區域性商幫的諸多干擾，這導致我們沒有看到或者說漠視了另一隻無形之手的力量，那麼接下來，我們可以從徽商的興起中清晰地看到白銀髮揮作用的歷史印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