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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對中國區域商人的追溯熱潮也吸引了郎咸平教授的關注，他出了一個VCD版的《郎咸平說中國商幫》，但個別地方所表述的準確程度也並非如他的名頭一樣滴水不漏。譬如他說，股份有限公司最容易坑人，而山西商人決定用無限股份制，對於這一點，我們就應該給予高度的崇敬。
郎教授的說法很吸引眼球。他的話給人一種感覺——彷彿只有山西商人在那個時代採用了無限股份制。如果他只是拿縱向的古今對比，而沒有交代時代背景，那麼，這種引申幾乎已經到了以偏概全的程度。
我一介草根圖書作者，無比驚羨於專家天馬行空的演繹。然而事實是這樣的，首先，那個時代不僅山西商人在採用無限股份制，大多數歐美企業也在採用無限股份制。其次，那個時代採用無限股份制實屬無奈之舉，並非山西商人故作姿態，僅僅是為表示自己對客戶的信託責任而為之。 1929年5月，江蘇商人陳調甫在天津小王莊創辦永明油漆廠。建廠初期，招股十分困難，僅湊足1萬元。其中，半數還是他從舅父那裡借來的。為讓投資者安心掏錢，陳調甫決定不採取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而是組成“兩合公司”，即如果遇上虧累，永明漆廠的其他股東都負有限責任，而陳調甫負無限責任。無錫榮氏兄弟所參與組建的第一家紡織廠振新紡織有限公司是有限責任公司，但在經歷了一連串重大事件後，榮氏兄弟在1916年創辦的申新紗廠以及之後的茂新、福新麵粉廠，都採用了無限責任制。所以如果要給予崇敬，受領的就不僅僅是山西商人一個群體。
對郎教授說法的考究只是本書涉及的一個細枝末節。對中國商幫誕生的歷史背景及其更替演變的追問，才是本書的主要脈絡。
為什麼是明朝而不是更早的朝代拉開了中國商人稱之為“幫”的序幕，這是本書首先探討的問題。眾口一詞的說法是，明初的開中（一項重要的食鹽營銷制度）和軍屯、商屯、民屯的存在，導致了山西商幫的出現。問題是，宋元時期也實行了同樣的政策，為什麼宋元時期沒有成為商幫萌芽的時代，而到了明朝，商幫就那麼自然而然、不可阻擋地萌芽了？
在財政和邊區政策上，明朝全面承襲了前朝。明朝在北邊屯駐了近100萬人的大軍。如此龐大的軍隊糧餉供應，僅靠明初那點財政是遠遠支撐不了的。明朝就把從宋元時期以來的納糧中鹽政策改頭換面，美其名曰“開中製”，實則是對北宋“鈔鹽法”、鹽引制及元初的“折中製”智慧的抄襲。
元朝的紙幣流通經過了元世祖的中統鈔時期、至元鈔時期和元順帝的至正鈔時期三個階段，明初也發行紙幣，但史界公認的中國最早的紙幣——交子，產生於宋朝的四川，後來雖在陝西、河東有所流行，但不久就被廢止，這是中國古代由實物經濟向貨幣經濟過渡的開始。不管怎麼說，元明時期的財政及邊區政策的參照點，一致指向了宋朝。三個朝代，在經濟上面臨著共同的語境和使命。但讓人莫名其妙的是，為什麼以山西、陝西、徽州為先導的商幫相繼萌芽、興起於明朝，而不是宋元時期？
歷史總是不得不讓人感歎其微妙。業已沉澱下來的林林總總的史料總是左右著人們的視線。哪些是表象的浮塵？哪些更接近於事實的內核？哪些是無關宏旨的具象？脈絡與具象之間的邏輯是如何構建起來的？當你真正從更為廣闊的視野去審視明朝的歷史，你會發現歷史的脈絡竟然如此緊密地相互咬合在一起。
很多專家學者喜歡將開中製和屯田製作為山西商幫崛起的重要原因加以闡述，但他們忽略了以下事實：儘管開中製和屯田制是山西鹽商崛起的基礎條件，但真正將明朝與宋元兩個朝代區隔開來的，是白銀在明朝上升為本位貨幣的歷史進程，這也是我們觀察明朝商幫興起的一個核心判斷。
白銀如何改變了明朝歷史？中國商幫的誕生與白銀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這是本書要著力闡述清楚的一個問題。 1424年，明仁宗做了一件改變整個明朝命運的事情：同意了戶部尚書夏原吉開放銀禁交易的建議。儘管明仁宗在位僅一年，但他作的這個決定影響了整個明朝。從之後的歷史發展進程來看，此舉成為整個明朝貨幣史的拐點，也成為讓徽商漸起的葉淇變法的一大背景。在對明帝國白銀貨幣化的考證中，白銀之於商幫萌芽發展所起的作用，是那麼的清晰明了。
除此之外，本書還由以下追問構成：每個時期最為著名的商人群體是在什麼背景下成長起來的？為什麼是山西鹽商而非其他商人群體拉開了中國商幫史的序幕？為什麼山西鹽商被徽州鹽商所超越？為什麼中國海商絕大多數時候以海盜商人的身份出現？為什麼明朝要派鄭和下西洋，這其中到底蘊涵了怎樣的邏輯？為什麼在事關對外開放的問題上，山西鹽商家族在面對彈劾時能引發一場被彈劾者的政治大地震，而以福建為主體的海商家族卻能夠逼死一個巡撫出身的副都御史朱紈，甚至連四任首輔老臣的主戰派人物，也免不了要掉腦袋？為什麼海商走不出歷史宿命？為什麼說海上私人貿易集團的存在是西方殖民國家肢解中國朝貢體系前，最後一道強有力的屏障？為什麼山西外貿商人及之後的票商，得以在山西鹽商式微之後，又作為新的山西商人勢力崛起？為什麼票商經理人再沒有人能超越其創始人雷履泰？為什麼廣州十三行商人的主體是福建人？為什麼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北上上海灘的強勢商人首先是廣州香山商人？福建商民為什麼沒有在上海站穩腳跟？為什麼說蘇商的根在蘇州？為什麼說蘇商群體的角色包容度之大，是其他商幫無與倫比的？為什麼寧波商人能後來居上取代廣州香山商人以及山西票號商人在中國金融史上的地位？
每個時期的區域商人群體的代表人物都有哪些，每個區域的商人群體各有哪些特點，也將在本書中一一提及。通過對這一脈絡的梳理，個體乃至區域的創富群體與國家重大政策及事件之間的內在聯繫得以很直觀地展示了出來。譬如，明清時期鹽政及其新政、外貿政策的變化，是何以成就山西商人、徽州鹽商以及福建海商的？同是起義，為何太平天國運動將山西票號推向了巔峰，而小刀會起義卻顛覆性地改變了整個福建人在上海的命運？
本書著力還原中國商幫變遷的歷史，其中穿插涉及了貨幣史、朝貢史、貿易史、宦官史以及明清不同身份商人的演變史等內容，並在全球背景下定格中國商人和中國商幫的歷史演變方面作了嘗試。譬如，在全景講述中國海商的歷史命運時，本書就在多個章節不惜筆墨地陳述了中國商人與外來殖民者在東南亞地區角力的過程。
創富，在古代是一個沉重的字眼兒。士、農、工、商的排序，讓“商”這個階層在歷史上一直處於卑微的地位。整個社會都瀰漫著對這個階層的不屑與偏見，商人生活在社會的夾縫之中。直到明朝之後，社會氛圍中才開始流露出對這一階層更多的包容和較為公允的認識，商人才逐漸以一個群體的身份登上歷史舞台。在中國創富史上，有4個方面的現象表明了商人勢力的崛起脈絡：
第一，經商氛圍深厚，商人敢跟官僚叫板。從山西民諺“有兒開商店，強過做知縣”到徽州“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都表明了，在商人比較強勢的地區，已經出現了商人地位排序居首的現象。
到明朝中期，北方的山西鹽商已經敢跟當時的財政部長（時稱戶部尚書）叫板，他們試圖發出自己的聲音。在南方，時任副都御史兼江浙兩省巡撫的蘇州人朱紈雖然取得了事關東南沿海安定的平定海盜商人通番及抗倭鬥爭的勝利，卻遭到了來自福建籍官員的群起攻擊。
明朝時沿海海盜倭寇橫行，與當時政府的閉關政策阻止海上貿易有關。更重要的是，閉關也讓沿海居民喪失了海上謀生之道。是單純的用軍事剿滅，還是從根本上解決邊貿開放的問題，讓正直而極具操守的朱紈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另外，明末的東林黨就是一個士紳商人集團，其首領人物顧憲成是商人家庭出身。在明朝，宦官專權及低薪制度讓整個文官集團也有代言商人的傾向。
第二，名士為商人寫碑記、墓誌銘和立傳。在中國相當長的歷史區間內，給商人寫墓誌銘都不是一件體面的事情，到了明朝，這種現像大為改觀。 1441年，曾任河南知府的蕭元吉適以宦遊入閩，聽聞富甲泉州府的李五好義樂施，就撰文《李五重修洛陽橋碑記》，並陳文請旨予以表彰，英宗欽賜李五“樂善好施”金匾。
1523年，王陽明也乾了一件相當出格的事情，那就是為商人方麟撰寫墓誌銘，這是中國士人為商人所作的破天荒之舉。王陽明與周敦頤、朱熹並稱中國哲學史乃至中國思想史上三顆璀璨的明珠，他身兼理學大師與官員的身份，風頭地位一時無兩。
在之前，義與利、士與商向來是格格不入、涇渭分明的。不過，大師畢竟是大師，王陽明想得很清楚，他一針見血地評論說：“士好利，比商賈有過之而無不及，只不過是異其名而已。”
之後，晚明名士、曾經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兼太子太保的湖北人李維楨，也為浙江衢州府龍遊商人李汝衡立傳。 《明史·文苑傳》將李維楨與唐寅、文徵明、徐渭、王世貞、董其昌等同列。李維楨為什麼要為李汝衡立傳？李汝衡家族世代經商，靠長途販賣絲綢和四方珍奇而致富，幾乎壟斷了湖北一省的絲綢市場，擁有舟車百餘，他雖然擁資巨萬，卻樂善好施，且極為慷慨，所以為李維楨所崇尚，並通過立傳的方式對其予以表彰。
第三，商人開始主動為政府和朝廷所用。從1571年後王崇古在張家口等地招徠山西商民前來茶馬互市，到1619年在兩淮鹽場推行的可以世襲的總商制，再到1686年廣東巡撫李士禎頒布一紙告示，宣布凡是“身家殷實”之人，只要每年繳納一定數量的白銀，就可作為“官商”包攬對外貿易。儘管商人在政府和朝廷眼中仍處於被奴役的地位，但以上這些舉措都讓商人的歷史地位更進了一步。
到鴉片戰爭前，十三行商人甚至充當起了連接清政府與外來貿易商人之間的中介角色。當時清政府在廣州畫了一個圈，這個圈是外來的貿易商人可以逗留廣州的合法居所。這一時期，作為政府授權的商人——十三行行商尤其是公行總商——代表清政府行使著集大清國的外交、稅務、治安、民政等諸多事務於一身的事務，這是清政府試圖阻止西方公使入京的產物。
在這一過程中，商人原來雞肋一般的不明不白的社會地位開始發生改變。到清朝洋務運動時期，在政府財力不逮的情況下，以李鴻章、張之洞等為首的洋務派大臣，傾力招徠民間買辦及其他來自船、絲、茶等行業的商人入股辦理近代工業事宜，這也是前無古人之事。
讓當時的大清子民頭一遭聽說且更具新聞效應的新鮮事兒是大清狀元舉辦實業。他們是來自蘇州府的陸潤庠和常州府的張謇。陸後來又回去做了高官，多少有點像現在的“下海”掛職鍛煉。不過，他的“下海”沒有成為驚鴻一瞥。隨後的張謇於1896年在無錫一隅的創業史，讓其成為中國人創富史上一位符號式和教父級的人物。不過，需要說明的是，不是張謇主動要求辦廠的。首先是他具有這方面的思想主張，之後被當時署理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的張之洞看中，奏派去做實業的，這一奏派很具叛逆和示範意義。當然，不可抹滅的是，張謇的實踐讓這種奏派充滿著自由經濟時期個人奮鬥的強烈印記。
1904年，當搖搖欲墜的大清帝國決定試辦戶部銀行時，戶部尚書鹿鐘霖最先想到的便是邀請山西票號入股，並請山西票商出人組織銀行。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袁世凱也曾邀請山西票號加入天津官銀號。但面對這一切，雖然山西票商分佈在北京、武漢、營口等各地的分號熱議非凡，積極向總號主張，無奈以平遙、太谷、介休為大本營的票號總部無動於衷，讓這千載難逢的機遇與山西票商擦肩而過。
現代銀行崛起之日，就是山西票商每況愈下之時。近代金融業成就了寧波商人在上海灘的歷史地位。當時有很多行業對商人開放，商人的社會地位在這一過程中被無限放大。
第四，全國性商會組織的成立。在中國歷史上，商人的勢力一直是以地緣性的血緣關係和鄉情為支撐點的。無論是閩浙官員對朱紈的口誅筆伐，還是山西官員對茶馬互市的支持，都是以局部家族乃至一方商民的利益為出發點的。更有甚者，區域官商通過姻親來延續和鞏固勢力，商賴官勢，官為商謀，並左右時政，但在此過程中，代表不同地域商人利益的官僚並沒有形成合力。
一直到清末民初，在代表中國社會精英階層的士紳逐漸瓦解之時，才從士紳中孕育出了紳商。 1904年，不同地域的商人打破陳現，成立上海商務總會。儘管這是一個以浙江寧波商人為班底的商會，但以此為標誌，中國商人第一次以一個階層的方式出現，這也是傳統商人組織向現代商人組織的一次跨越。
商人的崛地而起，引發了官商關係和各自角色的重新定位。從清初的八大皇商到綱鹽製下被包乾化的鹽商，從十三行商人到被官方分化出來的買辦商人，官與商，如影隨形。儘管分工不同，但商人始終擺脫不了作為官方工具的角色。
洋務運動後，以唐廷樞、徐潤等為代表的買辦商人登上歷史舞台，爾後是盛宣懷、嚴信厚、楊宗濂等幕僚商人走到舞台中央。再之後，幕僚商人分化，盛宣懷在官商之路上越走越遠，由商入官，躍升到郵傳部尚書之職，而嚴信厚、楊宗濂等人則脫離幕僚角色，自我解放成為純粹的商人——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具有官僚或幕僚背景的士紳群體下海。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晚清狀元張謇從官僚體系中退出來，由官入商，而無錫榮氏兄弟則沒有太多政治背景，從一開始就顯得比較純粹。
期間，官商關係成為一個具有前瞻性的熱門話題。在19世紀末的最後30年裡，兩位江蘇人各自從不同角度提出了有關於此的跨越千年的命題，一位是四國公使薛福成，一位是曠世官商盛宣懷。
前者在1889年春天被清政府委派為駐英、法、意、比四國公使。在時人看來，那時到國外做公使就是做漢奸，並不是一件體面的事。郭嵩燾是大清帝國第一位駐外使節。他的駐外，引來京師大夫們的一片唾罵指責，非但生前被唾罵，甚至在其死去9年後仍有人要開其棺鞭其屍。他的後任，曾國藩之子曾紀澤，在御任公使後入職總理衙門，但總被猜忌，受到掣肘，有志難酬，51歲便染傷寒而逝。
薛福成也一樣。 1894年在歸國路上，薛福成因一路辛苦勞累，加之染上疫病，回國不到一個月就病逝了。他在考察遊歷中提出：“公司不舉，則工商之業無一能振；工商之業不振，則中國終不可以富、不可以強。”
當時，關於正確看待工商業對於一個國家重大意義的論述並不鮮見，盛宣懷則著眼於官商關係而提出了做官的如何照顧商人、經商的如何考慮國家的命題。儘管盛宣懷是這一命題的提出者，但他並沒有給世人留下一個滿意的答案。他提出的“官督商辦”模式，並沒有如願解決這一命題，而他的化公為私的本領，甚至抹黑了其作為這一命題提出者的形象。
從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中國商幫變遷史也是一部中國官商關係史。當然，我們不能苛求盛宣懷，一如我們不能奢望那個時代的為官者能夠照顧好商人。也正因此，我們依稀看到，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做到民貧而國強。一個民不富、商不立的國家，從來只能貌似強大。
2010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十七屆五中全會在北京閉幕。從“國富”到“民富”的轉變，成為這次全會的最大亮點。民富，成為我們審視中國下一步征程的一扇窗口。
從鴉片戰爭後的國貧民弱，到改革開放後的國富民強，再到民富國強，這將是中國現代史上一次偉大的轉身。
那些曾經為中國商幫史發展書寫了既往的人們，承載著歷代中國人謀富強國的夢想。現在溫故和分享他們在起承轉合之中的每一次轉身，總會覺察到他們曾經來過。謹以此書緬懷那些在中國商幫史上留名的工商業英雄，同時也獻給那些正在推動中國工商業文明的現代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