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就到了北平的費正清，一生以中國為研究對象，這位被稱做“頭號中國通”的美國人有生之年寫了許多部關於中國的著作。在《中國與美國》一書中，他充滿困惑地寫道：“一個西方人對於全部中國歷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麼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為了更形像地描述他看到的景象，他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國商人具有一種與西方企業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國的傳統不是製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 為什麼中國的商人不是去製造捕鼠機，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權？答案其實是明顯的：如果沒有獲得捕鼠的特權，再高效的捕鼠機都無法工作。而特權在誰之手？答案很明確：政府。費正清的困惑與苛責多少是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的通病，城外人看城內事，不明所以。聰敏博學如費先生，也不能免俗。但凡從商者，多半不喜唯官者馬首是瞻，實在是囿於現實，不得已而為之。

自公元前7世紀開始，中國就逐漸演化成了一個國家資本空前強大的中央集權型國家，政府通過對關鍵性生產資料的控制來增加收入和體現控制力，政府儼然成了一個有贏利任務的“經濟組織”：政府不僅向百姓收取稅賦，更通過控制戰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資，獲得了一部分專營收入。從幾千年前的鹽鐵官營到今天的國有企業，中國的朝代更迭變換，這種治理邏輯卻從未改變。 在這樣的環境下，商幫的出現無疑是一個異端。所謂“商幫”，是對一個區域的民營資本集團的統稱，它既是一個經濟地理的概念，又是一個商業文化的概念。自明清以來，中國各地出現了許多著名的商幫，它們是當時民營資本的最強代表，也體現了當時經濟的主要特徵。然而在政府主導的經濟體制內，商幫的命運也注定跌宕起伏，多半受制於時代的政策、形勢，俯仰系之，興衰系之，成為令人感慨萬千的過往。

然而，由於中國傳統對商業和商人的輕視，商幫的歷史從未有清晰的記述，那些慷慨悲歌的創富傳奇散佚在時代風塵之中，漸漸淡去痕跡，那些開山闢路的商幫人物也因史料的匱乏，不復後人記識，然而這些人的努力卻曾經有望使鐵板一塊的經濟形態開放出新的生機，甚至影響國家的未來。無論如何，忽略他們的存在，或者說沒有他們身影的歷史，都是殘缺而不完整的，也必定是中國的一大損失。 幸運的是，總會有人願意出發去追尋那些被歷史湮沒的名姓和身影。當的書稿擺在我的面前時，我感到久違的開心，我知道又有一個同行者不辭辛勞，去挑戰無人問津又幾乎無利可圖的課題。書稿閱盡，王俞現兄對商幫梳理之清晰，材料之翔實，令人印象深刻，而浮華喧囂之下，仍有肯如此青燈獨坐者，著實讓人心生敬意。

更難能可貴的是，俞現兄感慨時事，書中多有借古諷今之言，如他引用朱元璋的話，“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又如他提到日本增井經夫在其《廣州的十三行》中所寫下的文字，“官僚不僅只是壓迫商人，商人自己也是官僚。中國官僚是一種商人，中國的富豪全部是一種官僚”。這些話放之今日，仍是警世之言。而他更是在前言中直抒胸臆：“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做到民貧而國強，一個民不富、商不立的國家，從來只能貌似強大。”也許本書或存不足，或失瑣碎，但此言真切，當被銘記。 以史為鑑，可以明得失。 600年的商幫史，衍進變遷，細細讀來，頗多裨益。改革開放以來，正是經濟權力不斷下放和自由化的啟動，成就了一段傳奇。然而，行之今日，我們需要的不是回答“費正清的困惑”，而是如何打破千年以降的惡性循環。不至於今時今日，為商者最大的贏利模式，仍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而非製造“更好的捕鼠器”。

讓人欣喜的是，當今的改革環境和背景發生了重大變化，民間資本的總量非昔日可比，有產者的人群之眾已成蔚然之勢，國民經濟的發展對民間資本和智慧依賴度日漸提高，若以2000年而論，從來沒有一個時期的工商階層像今天這樣的蓬勃、富有和擁有力量，可謂“千年之一大變”。不過，從來沒有一次特權的釋放是會從天上掉下來的，民間階層的覺醒與爭取，自是變革發生的根本動源。當今的“新商幫”們——無論是稱之為“商人階層”還是“企業家階層”——都必須從理性和製度的層面上思考自己的命運，思考有所作為的策略，方有希望。 只有工商業者可以自由地在中國這塊大地上捕抓老鼠，才有可能製造出精緻而高效的捕鼠機。也只有從“國富民強”的邏輯轉為“民富國強”，我們才能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中國在未來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預言才不至成為一個諷刺。那些曾經含辛茹苦灑下辛勤汗水的商業先驅們或許看不到這番景象了，但願我們有這樣的幸運。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