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絡上聽取民意，並積極回應公眾的各種質疑，應成為當前各級政府部門的一項基本職能。
2009年8月，有關“高乾子女佔超億元富豪人數91%”的信息在網上廣為流傳。有報導稱，該信息引自國務院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等多家權威機構的聯合研究報告。
2009年8月6日，國務院研究室授權新華網針對該信息發布嚴正聲明，否認與其他部門開展過任何联合研究，更沒有發布過任何联合研究報告。與此同時，其他研究機構也紛紛通過媒體闢謠，稱這些信息來源純屬子虛烏有。
但這些遲緩的聲明，並未能有效阻止該信息在網絡上的肆意蔓延，網絡傳播的能量和放大器功能，被體現得淋漓盡致。
近年來，我國網民以網絡為平台，在參與政治生活、發揮民主監督方面，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但由於有關部門對網絡輿情缺乏科學有效疏導，以致負面影響層出不窮，有的甚至還引發和擴大成為影響惡劣的公共事件。
接受記者採訪的多位專家認為，要讓網絡發揮社會效益，各級政府部門應當進一步轉變執政觀念，同時健全網絡傳播的法律法規。只有這樣，才能讓網絡既成為民眾表達意見的場所，也成為政府聽取民意、提高執政水平的信息源。
我國民間力量的快速成長，始終是與網絡相輔相成的，並在網絡上形成一個決策高層和傳統媒體都關注，並產生互動的公共輿論場。
無論從“華南虎照事件”當事人被判刑到“史上最牛房管局長”被立案調查，還是從深圳海事局官員猥褻女童被“雙規”到“鄧玉嬌案”，以網絡維護權益、暢達民意、鞭撻腐敗，已成為一種便捷而有效的手段。
“同傳統的廣播、報紙、雜誌、電視相比，網絡對信息的傳播具有更快、更廣的優勢。”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李成言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認為，“隨著電腦的普及，網絡這種傳播力量將會更加突出，並成為發展前景極大的強勢媒體。”
“現實中公民參與社會管理的不足，正好可以通過網絡彌補。”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所長尹韻公研究員分析說，“在信息化時代，實際上形成了兩個輿論場，一個是由報紙、廣播、電視、期刊等媒體形成的傳統輿論場，另一個是由互聯網、手機等媒體形成的新興輿論場。”
北京市政府一位年輕幹部私下告訴記者：“現在的官越來越不好做了，稍不注意，即使出現很小的一個事故，若處理不當，經過網絡傳播的推波助瀾，也可能會被發酵到可怕的程度。”
2009年7月16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2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今年上半年我國網民已達3.38億，較2008年底增長13.4%，繼續領跑全球；其中，使用手機上網的網民已達1.55億，占我國網民總數的一半左右。
報告還顯示，截至2009年6月30日，我國網民規模、寬帶網民數、國家頂級域名註冊量等三項指標仍穩居世界第一，網絡普及率穩步提升。
“我國數量龐大的網民已意識到自己的力量，且不吝於將之發揮出來。”尹韻公認為，“他們在網上發表意見、交換信息，把一些生活中提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及時、不斷地提出來，以引起社會和有關部門的關注，使問題得以快速解決。”
有關專家認為，網絡猶如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推動著社會的開放和進步，但若不能正確對待和處理，也有可能使一些原本不會發生，或原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事情，演化成一種公共事件，造成嚴重後果。
例如，“石首事件”值得檢討。 2009年6月17日，一個青年的非正常死亡，如同2008年同期的貴州“瓮安事件”一樣，讓湖北省石首市迅速佔據國內外各大媒體頭版位置。
但不同的是，當年瓮安縣政府迅速澄清事件真相，有效阻止了事態發展。但石首市政府卻因封堵輿情信息，讓流言和謊言通過網絡進一步傳播，加速了事態的惡化。特別是通過濫用警力等手段強勢介入，更是造成民眾與政府對立，一度引起局面失控。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以“躲貓貓事件”“杭州飆車案”“羅彩霞事件”“處女賣淫案”等為代表的一系列網絡事件，最後都上升為社會公共事件，且在真相大白之前，已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
記者調查發現，這些事件都呈現出相同的規律，就是每當一個局部事件發生，流言和謠言通過網絡迅速傳播，網友發帖，引起眾多跟帖，帶來更大規模點擊和評論，然後被門戶網站轉載，人們再用手機或即時通訊媒體向親友群發，傳統媒體迅速跟進，最終釀成社會熱點事件。
隨著網絡技術手段的日新月異，網絡傳播途徑也呈現多樣化。比如跟帖、論壇、網上調查、網上簽名、電子郵件、博客或個人空間等。此外，還有即時通訊群和移動電話短信。網民的意見、情緒與態度等，通過這些途徑向現實社會傳播。
“大多數網民在網上傳播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極易受到'匿名身份'的'網絡非理性'左右，易產生非理性的判斷和情緒。如果缺乏正確疏導，就容易使初衷偏離方向。”在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齊善鴻教授看來，“平息這類事件，不僅浪費大量的人力、財力，更容易損害政府形象，降低政府公信力。”
受訪專家認為，網絡傳播反映出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但在網絡輿論事件此起彼伏的當今，有些地方政府官員還不懂網絡傳播的規律，在應對網絡輿論壓力時顯得束手無策。
“有些政府官員對一些可能誘發公共事件的問題看不出苗頭，看不出問題背後的民意和訴求，以致釀成大事件。”李成言認為，“很多網絡事件看似個案，但在網民心中，已有多個類似事件的積累，一旦有個事由，必然會集中爆發。加上事件發生後，有些官員不善於積極應對，使情況越來越糟。”
據有關專家介紹，在危機公關和議題管理上，最好是事件發生後12小時內作出反應並啟動應急預案。但記者發現，以往政府部門的回應，多數仍是事後的、被動的，扮演著消防隊員的角色。由於失去向公眾傳達全面準確信息的第一時間，為流言和謠言的滋生蔓延提供了空間。
“由於網民身份匿名，以致少數人缺乏為自己在網絡上的非理性行為承擔責任的意識。”尹韻公認為，“網民情緒化地參與網絡傳播，若再有敵對勢力想利用網絡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會使網絡傳播更具有衝突性、震盪性和破壞性。”
多位專家還認為，社會身份地位衝突、利益衝突，是構成了網絡大事件的基本要素。記者調查也發現，以往的網絡事件衝突中，給人印象往往一方是弱勢，比如兒童、婦女、農民等，另一方則是強勢，比如富人、官員等。而網民的情感傾向，一般定勢在弱勢一方，以致事件真相撲朔迷離。
除社會身份地位衝突外，與網民利益密切相關的話題，也是引發公共事件“易燃點”。比如周久耕事件之所以引發輿論熱潮，本質並非官民衝突，而是利益衝突。作為房管局長的周久耕，聲稱要懲處低價銷售樓盤的開發商，這必然激起期盼房價下跌的主流民意的強烈反彈。
“網絡沒有屬地劃分，可在現實中，各地警方基本遵循屬地管理原則。”北京市公安局網監處一位幹警告訴記者，“網絡輿論事件的特點，是各地網民就某一地的某件事形成快速的、規模性的聚集，政府有關部門要在短時間內整合現有資源，做到快速聯合反應，確實是對執政能力的考驗。”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每天新增網站近3000家，其中大部分是體制外的商業網站，再加之外資大量進入我國互聯網企業，都增加了網絡監管的難度。
受訪專家認為，網絡傳播對傳統的監控體制來說，是一個嚴峻的挑戰，相關部門亟待提升管理經驗，完善相關機制。
網絡已改變了我國社會輿論的生態環境，並形成了嶄新的網絡輿論場。受訪專家指出，網絡越是發展，社會結構的脆弱性就越大，社會風險的治理成本也越大。如何認識、把握、管理網絡輿論場，已成為各級政府面臨的新課題。
“政府輿論監管部門應主動關注網絡輿論的動態，研究網絡輿論特點，對某個負面信息反映了哪個階層的呼聲、會不會迅速傳播、是否會引發一場危機等進行評估。”齊善鴻提醒說，“對於哪些情況下易引發群體性事件，要做到心中有數，爭取做到把工作重心，由被動應付轉移到主動化解上。”
“遇到網絡群體性事件，各級政府部門應積極回應，迅速澄清事件真相，穩定網民情緒。”國家行政學院龔維斌教授認為，“可利用領導信箱、領導博客等手段，或請政府官員、專家以及當事人進行網絡訪談，對網民表達的意見作出及時解答，正確引導網上輿論。”
“網絡對社會的影響並非虛擬，而是現實的，通過法律對網絡以及網絡行為進行規範具有重要意義。”北京中盛律師事務所杜立元律師建議，“目前我國網絡立法已有了原則性或指導性的規定，但仍應建立並完善具有可操作性的行為規範體系，對語言暴力，散佈色情、虛假信息等網絡不良行為進行明確規範，對網民產生良好的行為引導性和後果預見性。還應注意強化對網絡運營商監管責任的規定，使其更好地履行網絡監管職責。”
在網絡立法方面，國外有些做法值得借鑒。例如，1996年9月，英國頒布了網絡監管行業性法規《3R安全規則》，“3R”分別代表分級認定、舉報告發、承擔責任。 1996年7月，新加坡宣布對互聯網絡實行管制，並實施分類許可證制度。澳大利亞對網絡內容的監管是先從地方政府推行，西奧省於1995年通過《檢查法案》，直接規定業者對網絡傳播的內容負責。該國議會於1999年6月通過《廣播服務（網絡服務）修正案》，對互聯網上的內容監管作出規範。
“作為網絡警察或政府網絡管理機構，要有公開的標誌，如果網絡出現有害信息，應及時公開地提醒公眾，對散佈不良信息的網民，要公開依法處理。”北京石油化工學院人文社科學院楊鍾紅副教授認為，“對網絡管理要防患於未然，這比事後追責更具效果與善意。”
受訪專家認為，對於各級政府部門來說，網絡輿情危機處理技巧與策略已成為熱門學問，“但歸根結底，唯有懷著一份對民意的尊重和感激，具有應對危機的技巧和方法，才能真正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