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重視官員的心理危機，這不僅是一個醫學問題，也是一個關乎執政能力建設的政治問題。
2010年2月5日凌晨5時，廣東省茂名市檢察院檢察長劉先進跳樓身亡。據警方稱，劉先進本人近期嚴重失眠，疑因健康原因引發精神焦慮而自殺。
近年來，我國官員自殺事件引人關注。據不完全統計，2009年，我國共發生13起官員非正常死亡，僅12月，就有6名官員非正常死亡，其中多數官員屬於自殺。
讓人意外的是，2010年伊始，又聞官員自殺的報導——除劉先進外，1月18日凌晨，陝西省勉縣紀委副書記、縣監察局局長馮某從勉縣醫院住院部7樓跳下，經搶救無效死亡；1月13日，河南省鄧州市建設局牆改辦主任劉云峰在接受紀委調查時“跳樓自殺”。
從以往報導來看，官員自殺方式多樣，主要是跳樓、割腕、開槍、上吊等。而官方公佈的自殺原因，多數為心理健康出問題。
接受記者採訪的多位專家認為，官員是社會公共資源的掌管者和支配者，對社會發展負有特殊責任，其自殺不同於普通人。有關部門應高度重視官員的心理危機，這不僅是一個醫學問題，也是一個關乎執政能力建設的政治問題。
“現在的官越來越不好當了，別看人前風光無限，但背後的苦衷沒多少人知道。”2010年2月12日，記者與一位在南方某縣任縣長的朋友聊天時，他感慨道，“總擔心工作出問題，常常失眠，人還不滿四十，白髮卻生不少。”
原國家安全監管總局局長李毅中曾對媒體坦陳心跡：“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來電話。”在記者採訪過程中，不少官員也坦言心理壓力太大。而李毅中這句簡短的話語，正吻合時下多數官員的心態。
2009年9月3日，北京市衛生局副局長鄧小虹透露：“自殺已成為我國人群第五大死因，每年約有25萬人死於自殺，還有約200萬人自殺未遂。”在這個自殺群體中，官員也不可能置身度外。
據了解，北京是較早關注官員群體心理健康的地區之一。 2005年5月，北京市相關機構對200多名中年官員進行了一項定向精神健康檢查，結果顯示，有近50%的人存在不健康傾向。
2005年6月，安徽省黃山市委黨校對100多位官員進行心理健康問題調研，發現官員普遍有較大“心理壓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和“心理疲勞”，以及“浮躁”和“壓抑”心理，“焦慮”和“憂鬱”等情緒。
在以往自殺的官員中，涉及黨委政府、教育、稅務、金融等多個領域，從科級、縣處級、廳局級，直至省部級，各個級別官員均有，其中科級、縣處級自殺官員佔多數，比如原安徽省蚌埠市統計局長劉敏、原福建省福鼎市質監局長翁華銘等；廳局級官員有原江西省上饒市委書記余小平等；省部級高官有原山西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王通智、原天津市政協主席宋平順，等等。
據記者了解，每次官員自殺消息披露，公眾更多的是對事件是否隱藏腐敗的好奇、憂慮與猜測。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除部分官員涉及腐敗而自殺外，多數官員自殺的重要原因卻是心理健康出問題。
“官員作為公權人物，其自殺並非官員的私人事件，應屬於公共事件。”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李成言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官員存在心理危機，不但直接影響到自己的工作和事業，還影響到自己與家庭、朋友的和諧，更嚴重的是弱化了黨的執政能力建設。”
在多位受訪專家看來，官員心理危機的產生，與國內外形勢的深刻變化對各級官員提出諸多挑戰有關，包括知識社會對執政能力提出的挑戰、行政問責對依法行政能力提出的考驗、以人為本對科學執政能力提出的考驗等；還有面對艱鉅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來自因本領不適應、能力素質不高的內心壓力。
首先，官場競爭的壓力。在社會轉型期，原有的領導模式、思維方式需要更新，官員面臨巨大的晉升壓力。現實中，各領域的官員，個人升遷與實際績效相掛鉤等，增大了官員的心理壓力。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隨著我國官員問責機制的不斷健全和完善，以及對客觀上存在的，如火災、洪水和生產安全等重大突發事件的提防與憂慮等，使官員的心理壓力倍增。
“有些突發事件發生後，部分主要官員對危機處理缺乏經驗，使自身同時陷入能力和心理的雙重危機，不但要手忙腳亂地處理善後事宜，還要承受來自上級和社會的壓力，這也可能成為官員自殺的原因。”李成言認為。
其次，人際關係與社會監督的壓力。多數官員處在重要的崗位上，他們在正常的工作之外，還要拿出相當大的時間和精力，來應對我國特有的官場關係和社會關係。比如領導、朋友、親屬求幫辦事，但如果幫忙又違反相關規定，導致官員無法平衡好這些關係，這對官員無形中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
來自社會公眾的監督和傳統的處事習慣，也成為誘發官員心理危機的原因之一。隨著我國民主進程的加快，官員在正常工作狀態下的一言一行，被置於公眾的視線監督之下，稍有不慎，便可能招致麻煩。剛剛過去的2009年，比如“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你敢在新華網曝光，我就叫它關閉”“我們是有身份的人”等“雷人語錄”的官員，不但引來非議，有的甚至還丟官挪位。
再者，高壓反腐的壓力。官員掌握著一定的人、財、物的支配權，由於我國缺乏完善和健全的官員財產申報製度、迴避制度等防止利益衝突的機制，在社會資源分配過程中，官員面臨眾多的誘惑，“尋租交易”使官員成為腐敗“高危人群”，在眾多誘惑和高壓的反腐態勢之間，官員的心態常常處在心理矛盾和失衡之中，容易產生嚴重的心理危機。
以往就有些官員經不住誘惑而腐敗，但又擔心腐敗問題敗露難獲饒恕，直接導致心理壓力過大而選擇自殺。還有的官員深陷腐敗串案泥潭，意欲脫身卻難以自拔，最終在痛苦之中選擇自殺。
此外，家庭生活的壓力。在日益激烈的官場競爭環境下，由於官員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和時間放在工作和應酬中，無暇顧及家庭成員的感情，比如缺乏夫妻交流、忽視對孩子的關愛和教育，從而使一些官員在內心裡一種愧疚感，導致家庭產生不和諧，甚至出現危機，從而給官員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
不可否認，官員在各種壓力下，加上在相當長一段時期，我國對官員的培訓，往往側重在政治思想和業務水平上，而在思維方式和領導方式科學化上缺乏足夠的訓練，加上長期忽視心理上的關注和關懷，以致官員的心理壓力無法找到緩釋渠道，從而影響工作和事業，甚至導致自殺悲劇的發生。
“隨著挑戰不斷增加，工作和生活壓力越來越大，官員出現心理危機的可能性也在不斷加大。”浙江省金華市第二醫院心理諮詢室主任施承孫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近幾年，雖然有關部門越來越重視官員心理健康，但仍然停留在一個表層的階段，很少有實質性舉措。因此，在干預官員心理危機上的意識和舉措，就很有必要加大力度。”
中央和有些地方已意識到官員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2005年6月，中組部發文《要重視和關心幹部的心理健康》認為：“總體上乾部隊伍心理是健康的，但是確有少數幹部因心理負擔過重而出現焦慮、抑鬱等問題，甚至有個別乾部心理嚴重失調，導致精神崩潰。”
此文還要求，“把對乾部心理素質的考察了解作為選拔任用乾部的重要依據”，對於心理素質的考察方法，“也可以引入一些心理學方法和現代化手段進行必要的測試”。
2006年3月29日，中央印發的《幹部教育培訓工作條例（試行）》指出：“要全面提升幹部的思想政治素質，科學文化素質、業務素質和健康素質。”健康素質不僅包括沒有疾病或不虛弱的傳統意識，而且內含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完美狀態。
2010年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在四川調研時也強調，基層幹部承受的工作壓力、生活壓力和心理壓力都很大，要具體幫助基層幹部克服困難，積極疏導基層幹部的心理壓力。
在此前，有些地方還把官員的心理測試和考核納入執政視野。 2002年始，四川省紀委就每年對機關所有官員進行一次心理測試，省委組織部在個別選調官員時，也尤其關注其心理健康問題。
2005年9月30日，北京市面向全國公開選拔13名副局級官員和市屬企業高管時，也在筆試開始前增加了心理試題。但與四川不同的是，北京的心理測試成績不算分，而只是一個文字性的評價。
2007年8月11日，廣西壯族自治區為廳（局）以上官員開設“時代前沿知識”系列講座，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院博士生導師鄭日昌教授受邀給與會官員上了一堂精彩的心理健康知識培訓課；2009年暑假期間，天津市公路局邀請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齊善鴻教授給局裡的官員上了一堂“道家養生與身心健康”的課，均受到了官員的熱烈歡迎。
但是，目前各地對官員心理危機的干預，總體效果並不理想。一個主要原因是，現行的官員培訓往往側重於政治說教，忽視精神心理健康方面的關注。有些地方組織部門也開展談心談話方式的心理諮詢活動，但有關隱私洩露的恐懼心理，還是在很大程度上令官員對這樣的心理諮詢望而卻步。
“很多官員在心理高壓狀態下工作，有些雖然自覺出現了心理問題，卻不知道該如何緩解；有的雖然也認識到心理諮詢、心理治療能為其緩解心理危機，但目前還是很有顧慮的，不願意放棄一些東西去尋求專業的心理幫助，所以使自己身心狀態總是處於惡性循環中，走在崩潰的邊緣。一旦受到外界刺激，覺得無路可走時，就會增加自殺的可能性。”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全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副秘書長胡仙芝博士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如果承認自己有心理問題，就不得不放棄很多已經得到的東西。”北京市直屬機關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官員對記者直言，“我即使感覺自己心理有問題，也不會去諮詢，因為沒有人能保證我這些隱私不外傳。我也不願意向家人或朋友傾訴，以免讓他們擔心，所以什麼事情都自己扛著。”
受訪專家認為，官員的心理健康問題，表面看只是個體的心理現象，但深層次上看卻是一個社會問題，如何解決好這個問題，不僅要從官員個人身上入手，更為重要的是需要來自官員管理監督部門的重視，同時也需要從制度、社會、文化等方面來加以解決。
“官員的心理要健康，前提是要有一個人人清廉的政治環境，讓官員不想貪、不能貪、不敢貪，用制度保護官員的心理健康。”李成言認為，“中央2010年2月24日新發布《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在規範黨員幹部行為方面強調52個'不准'，並在實施與監督方面有具體措施，使官員廉潔從政更多了一些制度保障。如果官員腐敗問題得到有效控制，那麼官員自殺的情況自然會逐步減少。”
“健康的心理來自於包容、開放的心態，這種心態與社會心理狀態息息相關。”胡仙芝認為，“官員作為執掌公共權力的特殊主體，應該還權力以公共性、開放性，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樣執掌權力主體的心理也變得更加'陽光'一些；讓權力運行具有更多的合作性，少一些不當的競爭性，減少暗箱操作和不透明，這樣也容易與社會和他人形成比較平和的關係，有利於官員的心理健康，有利於政治的清明。”
“有關部門應該鼓勵官員定期或不定期地進行心理諮詢，開展工作減壓和心理疏導，堅持心理健康培訓和一些問題的心理矯正。”胡仙芝建議，“根據不同官員的工作性質和特點，舉辦健康心理的專題培訓班，運用正面典型事蹟進行引導，利用反面典型案例開展警示，指導和幫助官員培養健康從政的心理意識。”
“紀檢部門要關心官員的心態動向，及時發現和糾正官員自身存在的問題。”齊善鴻認為，“應把官員心理健康和心智強健的教育，列入培訓的重要內容，幫助官員掌握解決自己心理問題的方法和技巧。可引入一些心理學方法和現代化手段進行必要的測試，對官員心理危機干預要做到常態化。”
同時，齊善鴻還建議：“根據官員的特殊情況，可為官員開通心理健康諮詢熱線，聘請資深專業人士為心理諮詢或治療專家，向承受壓力的官員提供心理諮詢、心理疏導和心理保健。同時必須清楚，這樣一個看似心理性的問題，實則是多年來個人信仰和心智模式建設的製度化和訓練力度不足所產生出來的一個具體表現。如果要長期從根本上解決，就必須從人員選拔、執政能力訓練、信仰強度的培育和心理紓解幾個方面同時入手。”
針對官員擔心自己隱私洩露這個問題，施承孫特別建議：“要解決這個問題，比較好的方法，就是引入第三方的機構來進行處理。比如，一些外資企業在開展員工幫助計劃（簡稱EAP）時，往往是把這個服務項目讓一個專門機構來做。這樣，服務開始更加專業，同時可以確保內部員工的隱私得到維護。”
在多位受訪專家看來，外界對官員心理危機的干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官員要重視自身的心理健康。為此，施承孫還建議：“官員承受著來自工作、人際關係等方面的多種壓力，這些壓力會導致人的應激反應。如果出現心理危機，官員可自己進行心理調節，包括宣洩、幽默、昇華，還有放鬆、助人等等。”
“如果從體制上解決官員'能上不能下'的問題，官員面對官場競爭就會坦然得多，壓力就會小得多。”中國社會科學院尹韻公研究員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一般來說，官員在崗位調整期間內心矛盾比較多發，這時有關部門要注意多與官員進行談話溝通，以調適好官員心理。”
尹韻公還建議：“在官員選拔過程中，要盡量減少不確定性因素，不但要增強官員選拔的公開性和程序性，還要考慮官員選拔的民意基礎，使官員晉升有序而公正，從而減少因仕途不可預期而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