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重大公共事件，除政府有關部門調查外，還應建立和完善社會獨立調查機制，以便能給公眾一個更具說服力的調查結論。
直至記者2010年2月1日發稿時，公眾對昆明新機場引橋坍塌事故最終的調查結論，還處在心緒複雜的等待和猜測中……
2010年1月3日下午2點20分左右，大多數人還沉浸在假期最後的歡樂中，雲南建工集團市政建設有限公司承建的昆明新機場一段引橋，在施工中突然坍塌，造成7人死亡、8人重傷、26人輕傷。
慘劇發生後，雲南建工集團相關負責人對媒體表示，目前云南建工集團總公司正組織相關人員、部門進行事故原因分析，並稱：“不排除有天氣原因，比如刮風引起。”這一表態引來了公眾的強烈質疑，被指有推卸責任的意圖。
記者調查發現，以往不少類似昆明新機場引橋坍塌這樣的重大公共事件發生後，當事方的第一反應多是欲蓋彌彰、推卸責任，加上事件調查機制存在明顯弊端，從而導致公眾對調查結論疑慮重重。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對於一些重大公共事件，除政府部門調查外，還應建立和完善社會獨立調查機制，以便給公眾一個更具說服力的調查結論。可由相應級別的權力機關，避開與事件有利害關係的單位，指定各界專業人士組成獨立調查組，並授予行使事件調查權，最終形成調查報告。
近年來，我國發生不少重大公共事件，比如礦難、倒樓、塌橋、車禍、意外死亡，等等，這些事件在社會上引起很高的關注度，此時公眾總能看到有關部門“全力追查”“嚴懲不貸”之類的表態，但記者從以往發生的重大公共事件分析發現，有些經過有關部門調查公佈真相後，打消了公眾的疑慮，可也有不少調查結論公眾並不買賬，甚至質疑聲一浪高過一浪。比如周老虎事件、石首6.17重大群體性事件、雲南“躲貓貓”事件、杭州飆車案、官員買別墅事件，等等。
在這些重大公共事件發生後，如果相關責任人第一反應是隱瞞真相，造成的結果是，不但讓事件真相變得更加撲朔迷離，而且給謠言滿天飛創造滋生的土壤。
更為糟糕的是，每當事件調查結論遭到社會輿論質疑時，一般都會有更高層介入或調查組重新調查，但其調查結論往往與原先的結論出入較大，並趨同於公眾的猜測。越是這樣，公眾的疑慮反而更重。
針對這樣的現象，受訪專家普遍認為，公眾不輕易信任調查結論，原因很複雜，主要是調查程序和方式無法讓人信服，而以前的某些類似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公眾對公共事件調查結論的信心。
據知情人士透露，以往上級主管部門派下去的調查組，有不少能本著負責任的態度客觀深入調查，但也有些上級出於“護犢”心態，從“家醜不外揚”的角度考慮，往往調查組還沒到事發地，對外界的口徑卻早已統一。
多位受訪專家還認為，目前我國的公共事件調查機制，還缺乏一整套求得真相的具體程序，包括調查人的主體資格、調查程序的公開透明，等等。因此，其公佈的真相以及處理結果，必定會最大程度地遭受公眾質疑。
“對於公共事件的調查，其本身的公正性，在很大程度上與事件的調查程序有著必然的聯繫，並決定著公共事件結論的公信度。”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李成言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認為，“在目前的調查程序中，有些缺乏必要的利益迴避機制，這不僅給事件調查的公正性留下了隱患，並且在社會上也缺乏足夠服人的公信度。”
“以前有些重大公共事件的調查結論，經過時間的檢驗和證明，完全是客觀、公正與合理的，但公眾當初對調查結論還是不信任。”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齊善鴻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其實原因很簡單，除了調查程序出問題外，也間接地折射出整個社會道德誠信體系所出現的嚴重缺失。”
在記者的採訪過程中，受訪專家多次提到貴州瓮安6.28事件和湖北石首6.17群體性事件。他們普遍認為，這些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原因，除了處置不力外，主要是未能及時向公眾提供令人信服的調查結論。
“我國社會正處於轉型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凸顯期，社會不安定因素增多。”中國社會科學院尹韻公研究員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如果重大公共事件處理不好，不但造成政府公信力下降，還會引發成為刑事案件，嚴重影響到社會的和諧與穩定，這個問題應引起高度重視。”
在記者的採訪過程中，多位受訪專家建議，隨著我國社會的轉型，公民行使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意識日趨強烈，如何在政府調查的基礎上，針對重大社會公共事件構建獨立的調查制度，其現實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日益凸顯。
“面對重大公共事件，除了傳統的政府部門內部清查外，可進行獨立調查制度的試水。”李成言建議，“在一些爭議事件中，獨立調查能夠更好地擺脫各種利益掣肘，更專業、更客觀地探究事實的真相，擴大了公眾的知情權，強化了監督力度，並與政府調查形成相互制約又共同促進的雙贏效果。”
據專家介紹，獨立調查制度在國外源遠流長。在很多國家，凡有轟動全國的重大公共事件，不僅是媒體，就是一些社會團體，也會在政府之外展開獨立調查，並及時公佈自己的調查結論。這些社會化的結論，對官方而言也是一種極大的壓力——除了盡快公佈真相，其他無路可走。可以這麼說，權利對權力的製衡，在這種無形的交鋒中得以實現。
“針對重大公共事件構建獨立調查制度，目的在於還事件以客觀的真相，有利於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有利於彌合社會分歧、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全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副秘書長胡仙芝博士接受記者採訪時認為，“在某種程度上，重大公共事件真相調查，是不同利益主體的博弈，而獨立調查還可為法院的公正判決提供真實、有力的證據。”
據了解，對重大公共事件構建獨立的調查制度，我國有些地方已經作出積極的探索。比如“躲貓貓”事件中，雲南省相關部門邀請政法界人士、媒體記者代表和網友代表參與調查，雖未能完全揭開事件真相，但這起由官方組織民間人士進行的獨立調查，卻極具破冰意義。
在上海“釣魚”執法事件案中，浦東區政府組織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律師，還有中央、地方的媒體記者參加的獨立調查組，迅速還原了事件真相，讓“釣魚”事實浮出水面，平息了事態的惡性發展。
另外，在南京“徐寶寶”事件中，獨立調查組的效率之高，與浦東新區政府的獨立調查組相比，更是值得稱道，僅用一天就發現了真相，這些也為今後我國構建可能的獨立調查制度，從實踐層面提供了寶貴經驗。
目前，在我國的法律法規中，對重大公共事件是否應成立專門機構進行獨立調查，尚無明確規定。
“獨立調查行動可由具有專業素養的人員有計劃、有組織地獨立完成，調查與收集材料，不受任何權力或利益因素的控制與乾擾。”北京中盛律師事務所杜立元律師接受記者採訪時認為，“根據我國國情，可由相應級別的人大避開與事件有利害關係的各單位，從社會各界中選擇權威專業人士組成獨立調查組，並授予調查權，及時將調查信息公之於眾，以防止公權力暗箱操作。”
“獨立調查組的人員，可從中央或其他省市，調集相關的公安、紀檢、檢察等方面人士，同時讓媒體記者，以及具備有一定社會公信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作為公民代表聯合組成，然後委任其中一位作為首席調查官。”杜立元還建議，“在事件調查過程中，事件的利害方不再具備對事件的闡釋權和發布權，他們能做的，就是配合獨立調查組的調查，進行舉證，辯護，等等。”
受訪專家認為，雖然獨立調查順應民意，但從法律的角度來講，並無法律依據。要解決根本問題，還要寄希望於人大啟動監督程序，這樣不但能降低政府公信力的損失，也可強化人大作為立法監督機關的權威，同時讓獨立調查有法可依。因為根據我國憲法和法律規定，人大具有重大事件的監督權。
“獨立都是相對的，每個人在事件中，由於自己的立場不同，或多或少都會有自己的利益和千絲萬縷的聯繫在其中。”胡仙芝認為，“所以在挑選獨立調查組人員時，對一些主要的責任者的關鍵聯繫人員要進行迴避。此外，獨立調查組的組成人員需要有一定的代表性，既要代表專業的客觀性，又要代表社會各界的聲音，尤其要更加重視挑選普通群眾利益以及弱勢群體利益的代表，為提高獨立調查結論的公信力奠定基礎。”
在採訪過程中，多位受訪者還特別提醒，成立獨立調查組是為了使調查結論能夠更加逼近事件真相，但如果相關配套機制不健全、不完善，也不排除獨立調查組會受事件利害方的影響，從而導致調查結論有失公正。
針對受訪者的上述擔憂，胡仙芝建議：“獨立調查制度要加強自身的行為規範和製度建設，尤其是要對自身的調查行為進行紀律規約，制定一些行業規程和禁忌，使調查行為得以順利開展。除了要堅持獨立調查的中立客觀的立場外，在調查過程中要保證調查活動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指使和利益影響，調查人員不接受利益相關方的經濟資助，不接受可能影響結論的吃請以及其他活動等，使獨立調查結論真正做到客觀，從而讓社會公眾信服。”
“在誠信嚴重缺失的情況下，要從加強教育和法律規範上入手，進而使誠信機制建立起來。”齊善鴻認為，“專門組織起來的調查組未必就不會受到影響，這種臨時性的項目制的組織，責任感也未必就一定會很強。調查機構的專業性、獨立性、代表性、法律性和長效性等問題，都值得我們去探索。”
同時，齊善鴻還建議：“在沒有一個清晰的法律體制安排的情況下，尤其要讓參加獨立調查組的人員明白，如果對調查結論造假，不但違背道德誠信，而且違法，從增強他們的自律意識。避免出現這樣的現象：自己做旁觀者時，常常批評別人不誠信；等到自己成為責任者時，自己卻又成為不誠信的主體。誠信社會的建設，是每一個公民的責任，每個人只有在自己的主導行動上始終堅守誠信的信念時，一個社會的誠信體系才可能建設起來。”
在多位受訪專家看來，正義是有配方的，這個配方，就是程序。只有政府、公眾、新聞媒體以及相關利益團體，在透明的博弈中形成良性互動，重大公共事件的調查結論，才可能更加逼近事件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