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需要眾多的成熟的公民參與。如果有眾多的反對者，就意味著，我們離公民社會的距離越來越遠，也會遭到更多的阻力。
民意調查的最大優點，在於調查更廣泛、更專業、更規範，結果更為準確全面，而且政府居於主動地位了解民意，對政府一些決策更有參考價值。
2010年7月27日，溽熱的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剛剛答完一份民意調查問卷的北京某大學學生王麗告訴記者：“都是一些知名的調查機構，內容主要涉及一些民生問題。我願意配合這樣的調查。”這是王麗當天答完的第二份問卷。不遠處，還有不少人也在訪問員指導下回答問卷。
近年來，隨著我國民主化進程的加快，民眾對公平和公正的追問意識增強，城市管理、社會發展乃至國家立法、政府決策、幹部的選拔任用、官員的政績考核評價、升遷等諸多方面的工作，都不同程度地引入了民意調查程序。同時，越來越多的民眾也逐漸認知並參與到這項社會活動中。
目前，我國各類民意調查機構從無到有，逐漸壯大。除政府民意調查機構外，媒體、高校科研機構、外資以及國內民營的民意調查機構也相繼亮相，並活躍於我國政治和經濟生活等多個領域。據中國市場信息調查業協會為記者獨家提供的數據顯示，2004年我國市場信息調查業企業和事業單位33447家，並每年以6%的速度遞增。以此推算，2008年有市場信息調查業企業單位約4.2萬家。
中央黨校政法部黃小勇副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分析了這番蓬勃景像後面的社會背景：“現代化使得政府決策越來越複雜，越來越依賴於知識而非簡單的經驗，民意調查能讓決策者客觀地獲得關於決策事項所包含的豐富信息，為政府科學、民主、依法執政帶來了新契機。在此基礎上，暢通社情民意通道，了解民意所向，決策者才能最大限度地作出正確決策。這是匯聚民智、提升執政能力的重要手段。”
事實上，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就強調：“要建立社會輿情匯集和分析機制，暢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胡錦濤總書記也指出：“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切實珍惜民力的決策機制。”
“民意調查的出現，是時代發展的要求，順應了科學發展和注重民生的需要。”國家統計局社情民意調查中心副主任吳士輝接受記者採訪時認為，民意信息已經逐步進入政府決策諮詢程序，政府正以更為積極的姿態，傾聽來自民眾的聲音，“這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一項基礎工作。”
我國民意調查機構的興起，有著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和政治背景。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群眾利益訴求、意見表達及價值判斷呈現多元化特徵，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凸顯。因此，政府需要傾聽民眾呼聲，了解民意，同時民眾也希望獲得對政府工作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
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魯照旺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分析認為，近年來，群體性事件及個體極端行為時有發生，這是社會矛盾爆發的主要體現，而預警機制的缺失又往往使這些矛盾處於失控狀態。在這種情況下，社情民意調查對各級黨委政府而言，顯得十分迫切而又必要。
“現在公眾對於參與政府公共政策制定過程的願望越來越強，不僅表達自己對於現有的公共政策的看法，更多的還希望提出自己的建議和想法。”新生代市場監測機構副總經理肖明超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過去很多事情，政府只需要告訴民眾一個結果，或怎麼執行政策。但是目前，民眾對於知情權的要求大大提高，互聯網加速了與政府有關的信息傳播的速度，對政府的政務公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正因為如此，政府已經到了一個必須傾聽民意的時代。”他進一步解釋道，“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收集民意可增強政策執行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其次，收集充分的民意可以看到民意的未來走向，以便於政府可以盡快作出政策調整，包括建立預警體系；再次，收集民意可多角度保證政策的合理性。”
“民意對政府的重要性在提升，民意調查機構正是一個科學、系統地把民意傳遞給政府的重要渠道。”零點研究諮詢集團董事長袁岳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一方面是民眾不滿足僅靠媒體、人民代表表達訴求，還希望繼續拓寬訴求渠道。一方面是政府開明了，願意聽到民意民聲，使決策有更多民意基礎。這兩方面力量結合，推動了民意調查的產生。”
我國是較早進行現代民意調查的國家之一。有關專家介紹，1922年11月24日，我國留美歸國的心理學碩士張耀翔，在北師大校慶日期間，進行了我國最早的一項現代意義上的民意調查。
由於我國各種特殊的政治現實，這次民意調查並沒有迎來這個行業的勃興時代。相反，從1922年到1982年的60年間，我國大陸沒有出現一家專門的民意調查機構，民意調查活動幾乎一度銷聲匿跡。 “1986年以前，我國政府基本沒有系統的利用民意進行評估的機制，所有政務信息依賴行政系統內部自下而上的報告機制，不允許獨立民意研究機構存在。”袁岳回顧說。
1988年，廣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成立，這是我國大陸最早的民間民意調查機構之一。多年來，該機構一直編撰《民意參考》和《民意內參》兩份刊物，前者派發給各學術機構，後者上報廣州市各黨政領導。同年，北京市委宣傳部成立的北京社會心理研究所，也是較早的專門從事民意調查的機構，出版內刊《民意》雜誌。
1988年至2002年，是我國民意研究發展重要的14年。這期間，我國政府進行民意測驗的數量大量增加，內容也更廣泛，同時允許民間獨立市場研究與民意測驗機構合法註冊，允許民間組織從事民意調查工作。
袁岳對此深有體會：“在這一階段，民間獨立調查機構開始有機會介入一些對於公共項目的評估，如公眾安全感的調查、中國大陸地級以上城市投資環境的評估等。而且，媒體開始大量使用民間獨立調查機構的相關調查數據。在1992年之前，中國媒體只使用官方數據。”
從2002年開始，我國民意調查行業進入了快速全面變遷的階段。 2003年發生的不少地方民眾對於政府的評價、因SARS而引起的政府信息公開化要求、我國政府領導人倡導的親民風格和對於民眾人權的重視在這一年中獲得異常的重視。因此，這一年被許多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定義為顯示我國社會和政府快速轉型、個人自由和權利空間越來越發展的一年。
目前，我國民意調查機構已呈多元化發展。據記者調查，大概可分為以下五類，即政府型、高校科研機構型、民營型、外資型、媒體型，等等。
政府型主要來自國家統計系統。 2003年年底，國家統計局召開專題會議，要求各省市統計部門盡快建立“計算機輔助電話調查（CATI）系統”，積極開展社情民意調查。
2004年11月10日，江西省成立了隸屬於省統計局的民意調查中心。同年底，國家統計局社情民意調查中心正式成立。隨後，各省市統計系統下的民意調查機構也相繼出現，我國政府民意調查機構初步自成體系。
據國家統計局門戶網站顯示，國家統計局社情民意調查中心的職能是指導全國統計系統社情民意調查機構的工作，組織實施黨中央、國務院有關部門委託的有關社情民意調查任務；開展統計諮詢、相關信息資料加工處理與查詢服務；負責經濟景氣發展態勢監測、信息發布及相關科學研究。
近年來，一些媒體、高校科研機構也紛紛成立民意調查機構，比如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中國傳媒大學調查統計研究所，等等。
與此同時，一些以諮詢公司、研究中心、調查公司、信息中心等名義註冊的民營調查機構，更是層出不窮，除零點研究諮詢集團（簡稱“零點”）外，比較活躍的還有北京美蘭德信息公司（簡稱“美蘭德”）、新生代市場監測機構（簡稱“新生代”）、北京數字100市場諮詢有限公司（簡稱“數字100”）、華通現代市場信息諮詢有限公司（簡稱“華通現代”），等等。
從20世紀80年代起，一些外資調查機構也紛紛低調進入我國，讓人耳熟能詳的有蓋洛普（中國）諮詢有限公司（簡稱“蓋洛普”）、AC尼爾森，等等。
近年來，為主動了解和回應社情民意，在傳媒大戰中掌握更多的主動權和話語權，我國一些主流媒體也設立了民意調查機構，比如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等等。
從記者調查的情況看，上述調查機構，是在我國調查機構中作民意調查比較有影響的，而更多調查機構僅把作民意調查作為“副業”。蓋洛普諮詢有限公司首席諮詢顧問吳濤博士接受記者採訪時認為，在中國的調查機構中，民營的佔很大比例，其中專門作民意調查的機構並不多。從目前市場趨勢來看，隨著中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型的加速，更多的調查機構，會越來越多地涉足民意調查領域。
記者走訪了解到，目前我國民意調查機構的調查方式，多以計算機輔助電話調查（CATI）、面訪、信函訪問、留置訪問、網絡調查等為主。採訪中，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社會發展室主任李煒向記者介紹說：“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推動了民意調查方式的轉變，計算機輔助的調查方式已經成為業內廣泛採用的一種調查手段。”
從調查掌握的情況來看，在民意調查機構的所有調查手段裡，CATI最為普遍。比如零點的調查方式，僅計算機輔助電話調查就佔40%，美蘭德佔20%，新生代佔30%，而全國統計系統民意調查機構高達80%。 “CATI非常簡便，不僅成本低，還能保證樣本的全面覆蓋，真正能深入到社會的每一個細胞。而且，訪問員撥出的每個電話都有錄音備案，可以復查，很難作假。”吳士輝說。
讓人意外的是，在所有調查手段中，這些民意調查機構僅把網絡調查作為輔助調查手段，而且極少使用，因為他們普遍認為“不科學”。在多位受訪調查機構負責人看來，雖然網絡調查也能出調查結果，但與科學抽樣調查出來的結果還是有比較大的出入。
“目前網絡調查存在兩大硬傷，一是不能覆蓋全人口，網民大部分是年輕人；二是搞不清被訪者的真實背景特徵，有些被訪者男士亂填女士。這樣的調查結果不能分析，不好用。”北京美蘭德信息公司總經理周江接受記者採訪時直言。
“網絡調查實際是一種計算機輔助的信函訪問方式。”袁岳說，“通過電子郵件和互聯網頁面，被調查者可以輕鬆而不受拘束地完成調查。但網絡調查的代表性以及虛擬匿名等局限性，也使這種調查方式的結果飽受質疑。”
多位受訪專家指出，民意調查為民眾參政議政、行使民主權利、加強民主監督找到了一個切入點。不論用何種調查手段，這種民主教育和民主實踐，都將會有力地促進民主意識，推動我國的民主進程。
“以前政府獲取民意，採取的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形式，反映的是個案，往往是出了問題才去調查，政府是被動了解的一方。”李煒認為，“民意調查最大優點，在於調查範圍更廣泛，調查方式更專業、調查手段更規範，結果更為準確全面，而且政府居於主動地位了解民意，對政府一些決策更有參考價值。”
不過，“由於缺乏制度規定，民意調查結果在決策中的作用，主要取決於決策者個人的民主觀念和民主作風。”黃小勇認為，“不重視民意具有極大的危害性。長期以來，某些決策者認為決策事務是專業性技術性事務，認為決策類似於在追求數學意義上的真解，無須考慮民意。然而，被決策者忽略的民意最終總要參與進來，並往往形成對決策的抵制和反對。”
黃小勇舉例說，近幾年發生的廈門PX化工項目的流產、綠壩——花季護航軟件的暫停、番禺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的擱淺，都是典型事例。他呼籲，決策者應拋棄對決策事務的傳統工程技術觀念，而應將決策事務看作是關乎民眾利益的公共事務，必須聽取和重視民意。
當然，“不排除一些決策者因為民意調查結果與部門意圖之間的衝突而罔顧民意，只有民意調查結果獲得廣泛的公共輿論支持，在社會壓力之下才會對決策形成重大影響。”黃小勇說。
但大勢所趨的是，“在民意型決策時代，政府的第一要務已經不是要解決決策者腦子裡有沒有民意的問題，而是要解決民意如何進入決策的問題。”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所長喻國明教授認為，“政府決策只有充分綜合各方利益，聽取民意才能讓公共決策效率得以整體提升。”
從記者的調查情況分析，國家統計局社情民意調查中心作為我國國家機關中唯一專門從事社情民意調查的單位，其信息資源、調查技術及專業人才，與其他類型的調查機構相比，競爭優勢顯而易見。
2010年7月23日，吳士輝接受記者採訪時介紹：“目前，已有28個省（區、市）統計局成立了社情民意調查中心，全國已擁有2000多個計算機輔助電話訪問席位，形成以計算機輔助電話調查（CATI）為主的民意調查手段。”
“統計系統的民意調查機構，一般不作商業調查。”吳士輝說，“主要業務包括兩方面：一是受各級黨委政府委託，對製定的政策法規、工作計劃徵集百姓意見和建議，做到問政於民，問需於民，問計於民；二是行政管理部門及執法部門進行群眾滿意度調查，等等。”
據了解，在我國民意調查中，統計系統的民意調查機構已超過“半壁江山”。對此，吳士輝信心十足地說：“這種合作是雙向的需要，隨著科學發展觀的不斷深入，各級黨委政府對民意的重視，民意調查必將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零點公司的民意調查，占到民營調查機構業務量的80%。”袁岳說。事實上，零點經過多年打拼積累，在業務上已經步入良性循環，民意調查僅僅是其擴大自身影響力的一種重要手段。目前，眾多跨國公司、中國知名企業、中國政府部門、外國學術機構和聯合國機構均是零點的客戶。
另外，國內比較活躍的民營調查機構還有美蘭德。這家公司現在擁有全職員工近50名，已經在全國建立了覆蓋城鄉的調查網絡，可同時調動數千名專業訪問員開展調查活動，曾在全國300多個城市、800多個縣開展過調查諮詢業務。
“美蘭德與國務院部委、北京市局委辦和區縣等多層次政府部門建立了穩定的合作關係，民意調查方面的業務已占到50%左右。”周江說，“在這方面，我們將會繼續擴大業務量。”
近年來，國內很多高校及科研單位，通過民意調查在研究領域方面不斷拓展延伸，以此促進科研教學，其中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和中國傳媒大學調查統計研究所比較活躍。
在多位受訪專家看來，高校科研單位中的民意調查機構，主要還是服務於教學科研，不但項目宏大，而且調查週期很長，一般幾個月，甚至幾年，憑藉其品牌美譽度高、人才資源集中、客觀中立等得天獨厚的優勢，在我國民意調查領域尚有相當的發展空間。
在記者的採訪過程中，每次談到媒體調查機構，多數受訪者會提及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這家調查機構隸屬於中國青年報社，集民意調查、市場研究與媒體傳播功能於一身。從成立以來，已在中國媒介和調查業內，頗具知名度。
後來一些媒體也相繼成立調查機構，其中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勢頭尤猛。 “在激烈競爭的傳媒格局中，各種新老媒體都在爭奪市場份額。”北京一位資深媒體人士認為，“民意調查成為紙媒與其他媒體競爭的一個利器，且為紙媒帶來了新賣點新價值，讓紙媒再顯優勢。”
在挺進中國市場的外資調查機構中，近年來蓋洛普最活躍，在北京、上海、廣州設有3家分公司。 “蓋洛普1993年正式被批准進入中國，但主要定位是做市場研究和管理諮詢。對於民意調查，蓋洛普從不主動涉足，只有政府部門委託才做。”吳濤說。
吳濤還舉例說，蓋洛普受官方委託，曾於2001年2月做過北京申奧民意調查，2010年上海世博會民意支持率調查，等等。 “蓋洛普以後是否拓展民意調查方面的業務，態度比較謹慎，還有待觀察市場發展和政策法規的變化。”
相比之下，另一家外資調查機構AC尼爾森顯得相對低調得多。 2001年10月4日，AC尼爾森被中國政府批准在中國從事互聯網數據調查。當時，AC尼爾森僅對外聲稱：“這是AC尼爾森在亞洲乃至全球業務發展的一個轉折點，我們將可以用最容易理解的語言去拓展我們在中國的業務。”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我國不同所有製的民意調查機構活躍，折射民意信息逐步進入政府決策諮詢程序。可以預測的是，隨著我國民主進程化的進一步加快，在民意調查領域的爭奪上，將會呈現出更激烈的競爭態勢。
記者調查了解到，在我國各種民意調查紛紛進入民眾視野的同時，隨之而來一些調查結果與社會感覺不相符合的現象，不可避免地使民意調查行業蒙上了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
2010年4月12日，北京市有關部門決定機動車尾號限行措施再延續兩年。零點調查公司受有關部門委託進行民意調查，有90.4%被調查者支持繼續實行限行措施。新浪網的網絡調查卻顯示，79.3%受調查者反對，贊成者僅佔17.8%。同一事件得出大相徑庭的兩個調查結果，引起諸多爭議。
北京市此前也發生過同樣的事件。 2006年12月，北京市衛生局公佈了對全市50家三級醫院當年下半年患者滿意度情況的調查，結果平均滿意度高達97.6%，19家醫院滿意度100%，最低的一家也在92.5%。結果一公佈，輿論一片嘩然。
此類案例在一些地方時有發生。 2006年4月7日，四川省社情民意調查中心公佈了“開局之年聽民意”社會調查結果：“87.4%的城鄉居民對當前的生活狀況總體滿意。”此消息公佈後，這一數據的真實性，同樣遭到質疑。
近年來民意調查造假事件中，江蘇“調查門”事件引人注目。 2009年2月，江蘇省對南通市的啟東、海門、通州等地全面達小康情況採用隨機抽樣的電話訪問方式進行民意調查，當地干部要求受訪群眾按照事先專門發放的標準答案回答提問，有不少中小學還專門放假一天，讓學生背熟答案“協助”家長應對電話調查。
“這是典型的褻瀆民意。”北京某調查機構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負責人無奈地告訴記者，“不論民意調查還是市場調查，只要結果準備向社會公佈，出於政績考慮或商業目的，數據就有可能摻雜水分。”她解釋說：“有些調查機構，尤其一些不太知名的調查機構，為了能拴住客戶，的確可能不惜與客戶合謀，一起編造數據欺騙社會和民眾。”
多位受訪民眾反映，如果政府部門參與民意造假，折射政府政績觀存在“錯位”。 “把民意調查結果當成政績，並為此不惜造假，損害的不僅是政府部門公信力，還有民意調查行業的聲譽。”北京市石景山區魯谷社區居民王先生這樣對記者說，“我不相信當前形形色色的民意調查，更相信自己的感覺。”
2009年3月，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題客調查網，對全國31個省、區、市13331人的調查顯示，對於各種民意調查的結果，43.8%的人表示相信，26.8%的人不太相信，29.5%的人表示不好說，要看是哪裡做的調查。
據記者調查分析，個別民意調查結果的失真，其深層次原因是調查結果關係委託方政績或利益而驅動其熱衷於弄虛作假。
“在我國，民眾對政府施政滿意度的民意調查，大都掌握在政府有關部門的手裡。”魯照旺直言，“官方民意調查機構的優勢，在於擁有充分的物質資源和組織資源。但是由於這些民意調查機構和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民眾常常會對其調查結果的公正性產生質疑。”
“政府下設的民意調查機構的專業能力很強，調查方法也沒問題，可以作為內部的決策支持和政策評估，但作為一個調查結論和結果公佈，要獲得公眾認可時那就不恰當了，免不了有一種政府既做運動員又做裁判員的嫌疑。”喻國明認為。
“有些民意調查機構自身的不足，容易使民意調查結果受到公眾質疑。”黃小勇分析認為，首先，政府民意調查機構在組織上的隸屬關係決定了其民調活動帶有強烈的“授意”“命題解答”的色彩，粉飾作用明顯；其次，民間調查機構在公益性和贏利性兩端的搖擺，也會使得一些民間民意調查受商業利益驅動，喪失真實性；再次，在民意調查機構發布失真民調信息上缺失懲戒機制，過多依賴機構的自律，他律不足。
“如果有些地方官員把民意調查當成政績公開，那麼必然希望調查結果趨向對自己有利，而民意調查機構是下屬機構，那必然得言聽計從。”國家行學院政治部邱霈恩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說，“調查結果造假，不但失去了應有的決策參考價值，而且偏離了民生福祉和公共幸福方向。”
在記者的採訪過程中，多位政府官員也坦言，有些政府部門參與民意造假，多是因為要向社會公佈或向上級交差。 “如果把民意調查結果當成政績，或是粉飾太平的工具，本身進行民意調查的動機就有問題。”
對於來自社會的各種質疑，部分調查行業人士也頗感無奈。 “要說民意造假，更多也是來自被考核對象。因為對被考核對象來說，就是不公開調查結果，也涉及自己政績問題，所以更希望結果對自己有利。”袁岳說。
當然，民眾對民意調查結果不信任，與民意調查機構進入門檻太低有關。 “目前政府對民意調查機構還缺乏科學、規範的約束。”周江坦言，“一個註冊資金10萬元、沒有專業人員的公司，也可以湊幾個數說是民調結果。民眾往往分不清哪些民意調查結果可信，哪些不可信。”
吳濤指出，一些調查機構抽樣樣本不具有代表性，也是造成調查結果不科學的重要原因。 “對於全國性研究來說，至少要3000個隨機選擇的樣本，結果才能保證真實性和準確性，但很多公司做不到，就1000左右樣本，甚至更少。”
多位受訪專家還指出，目前有些民意調查結果遭到質疑，還因為在發布調查結果時忽視背景介紹，或專業特性使一些數據面臨被隨意解讀的可能，沒有用民眾能夠理解的方式向民眾進行科學的闡釋。
“在委託方通過媒體公佈結果時，不論是全部公佈，還是選擇性地公佈一部分，調查機構應該要求委託方完全忠於調查結果。”肖明超認為這關鍵是委託方，“對於調查結果，委託方可決定公佈不公佈，民意調查機構無權干涉。”
“民意調查要免於信息不被任意、人為篩選的重要途徑之一，是建立起自主運營、自擔責任、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獨立、中立的民間調查機構，並與政府保持適當距離，具有超脫性、專業性和客觀性。”魯照旺認為。
“政府應把民意調查讓給合法的民間中立調查機構來完成。”在他看來，“政府的責任是對這些調查機構和調查活動進行監督與規範。從改革的角度說，改革政府和社會合一的組織形態及其製度規則，放開民間組織獨立地參與各項社會事務，也是新時期我國傳統公共事業領域改革的重要內容。”
“在政府民意調查機構之外，應培育更多的民間民意調查機構，這不僅是對政府民意調查的有益補充，也是提升政治民主化水平的必然趨勢和要求。”邱霈恩說。
“從目前來看，民調機構與委託方之間的良性互動關係，缺乏機制的約束。”黃小勇分析認為，“雙方良性互動關係的形成，一方面需要委託方更加開明、開放、自信，另一方面，還需要民調機構提高民意調查質量，客觀、公正、可信。”
據了解，民意調查開展比較成功的國家，除了政府部門自設的民意調查中心外，更多的是獨立於政府的商業調查公司。政府會委託信譽好的民間調查機構進行民意調查，既可以避嫌，又能更好地了解民意。而民間調查機構為維護其商業信譽就必須維護其調查結論的真實性、客觀性。這些國家的民意調查制度運行良好。受訪專家認為，完善我國的民意調查制度，不妨借鑒此做法。
對於如何把真實的調查結果傳達給民眾，也是一個關鍵步驟。 “即使獨立的調查機構做的民意調查，也不應是把結果一公佈了之，而是要創造一個與公眾更好的溝通環境，向公眾闡明調查怎麼做的，為什麼這麼做。願意了解細節的公眾，可以由此反推結果可信不可信。”李煒認為，“這是民意調查行業與公眾共同成長的一個過程。”
“政府部門要加強與新聞從業人員的溝通，以確保新聞報導中調查數據的應用無誤。”中國傳媒大學統計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柯惠新教授認為，涉及民意調查時數據的使用需要更加慎重，媒體報導的過度強調精簡、追求吸引力等準則，直接導致調查數據的使用流於形式、過度簡化、誇大不實或者斷章取義，更可能扭曲民意的真正動向。
“民意調查的結果屢遭質疑，這與政府和民眾對民意調查的認知程度、理解程度、支持程度有關。”吳濤建議，“提高整個民意調查行業的社會認知度和認可度，需要全行業的共同努力，在提高行業誠信和透明度的同時，有關部門明確行業管理規範和加強有效監督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