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讓敢於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人無得失牽掛和後顧之憂，才能使民主生活會起到實效。
“又要開民主生活會了，又得說一些違心的話，聽一些無關痛癢的話。”2010年6月中旬，北京市某機關一位領導幹部私下向記者抱怨。
根據中共中央1990年印發的《關於縣以上黨和國家機關黨員領導幹部民主生活的若干規定》，縣以上黨和國家機關黨員領導幹部的民主生活會，每半年至少召開一次，“上半年的民主生活會應在7月底以前召開，下半年的民主生活會應在翌年1月底召開”。
作為黨內旨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組織活動制度，民主生活會一貫被視為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製，增強領導班子凝聚力和戰鬥力的一大法寶。
但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不少部門和單位領導班子的民主生活會質量並不高。只談成績、不談問題，或者大張旗鼓談成績、輕描淡寫談問題，把批評與自我批評變成了表揚與自我表揚。甚至不管班子問題有多嚴重，相互之間總是諱言批評，最多是“提點希望”，偏離了民主生活會的本意。
北京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機關領導幹部告訴記者，在有些民主生活會上，也有人提意見，但多無關痛癢，或明貶實褒，比如“批評”領導“有時對同志要求太嚴”“幹工作不注意身體”“忙工作不顧家”，等等。
在他看來，部分領導幹部對民主生活會重要性認識不足，往往是在製度的約束下才開。 “有時就是以提高認識為名，找幾個文件，輪流念念，自我總結，沒有觸及靈魂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最後安排人寫個材料上交了事。”
有被訪者還提到，一些民主生活會被開成了“牢騷會”“訴苦會”，領導班子成員不願敞開思想剖析自己，“在這樣的民主生活會上，能聽到的就是發牢騷、訴苦惱，找客觀原因，唯獨不講自己存在的問題”。
此外，記者了解到，有些民主生活會並不民主。會議一開始，“一把手”就搶先發言作報告，講得天馬行空，容不得別人插話，更不給別人留發言時間，活生生一個“報告會”“家長會”。
按照上級黨委（黨組）成員參加下一級黨委（黨組）領導班子民主生活會的要求，有些單位和部門的民主生活會上，雖有上級領導參加，但這些領導通常只說些“取長補短”“共同提高”“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之類的官話套話。
20世紀80年代，中央以成文規定的形式，首次建立全黨統一的民主生活會制度。 1992年10月18日經黨的十四大通過，在黨章中首次載明領導幹部必須參加黨委、黨組的民主生活會，並沿襲至今。
據中央黨校黨建專家葉篤初教授介紹，民主生活會是專為擔任一定職務的領導幹部所設置的，即領導幹部在參加黨的支部、小組生活之外，還必須定期參加黨委、黨組的民主生活會。 “但近年來民主生活會病象滋生，有些人對此頗多針砭，有的擔心'漸流形式'危險。”
受訪專家認為，民主生活會需要有真誠、深刻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如果不能營造開展積極思想鬥爭的良好氛圍，變成相互評功擺好的“集體按摩會”，暴露出動機不純、思想不純、黨風不純，是新形勢下作風腐敗的一種具體表現。
“批評領導怕被報復，批評同級怕傷和氣，批評下級怕丟選票，批評自己怕失威信。批評別人很難，批評自己更難。”對於民主生活會質量下降，北京某科研機構一位幹部的說法很有代表性。
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魯照旺教授認為，民主生活會中“好人主義”盛行，與社會利益分配格局深刻變化有關。隨著改革的深入，個人利益逐漸變得穩定和可預見，有些領導幹部明哲保身觀念有所增強，黨性比以前弱了，私心比以前顯性化了，結果導致民主生活會開得“你好我好大家好”，和氣一團，應付了事。
據記者了解，還有一些黨員幹部對領導唯命是從，形成一種人身依附關係，即便有不同想法和觀點，在公開場合也不敢說、不願說。這種缺乏民主修養和實行民主能力的現象，嚴重製約了黨內的民主進步。
“作為領導班子成員，肯定比一般人更清楚班子其他人存在的問題。”華南師大理論部副主任、廣東高校思政課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談方教授說，如果有人在民主生活會上，及早、坦率、深刻地指出問題，有些人也許不致於在歧途上越走越遠，乃至最後身敗名裂。
在談方看來，民主生活會上“好人主義”盛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少數領導幹部喜歡搞“一言堂”和“家長制”，忽視黨員參與黨的決策的權利，使黨內的一些決策，很難建立在真正民主基礎上。 “這就使得很多人不想說、懶得說，也就不能出現暢所欲言地進行真正的思想交流的局面。”
談方認為，有些單位和部門的主要領導，將本應讓班子成員參與和了解的事務有意捂著，使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得不到應有的尊重，這也嚴重挫傷了他們參與民主生活會的積極性、主動性。
魯照旺也認為，有些單位和部門民主生活會質量不高，主要是“一把手”不重視，為走形式應付上級檢查。有些班子主要領導怕暴露問題，以致“家醜外揚”，影響班子形象，所以很難形成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氛圍。
民主生活會流於形式，最終後果是掩蓋了領導班子自身存在的問題。 “有些民主生活會的簡報和整改措施上報，少不了粉飾成分，如果上級再官僚一些，看到的就是個假象。”談方表示。
2008年10月6日，湖南株洲市糧食局原黨組書記、局長何智，因涉嫌貪污、受賄、私分國有資產等罪受審。據媒體報導，在其任職期間的一次民主生活會上，數名黨組成員公開揭露何智涉嫌腐敗，此後又聯名上書有關部門，強烈要求對其採取相應措施。此後何智被當地紀委“雙規”並進一步掌握證據。
中央有關領導獲悉此事後專門作出批示，表示湖南株洲糧食局召開民主生活會揭露“一把手”問題，核查屬實很不容易，並要求進一步匯報了解。
“可遺憾的是，在民主生活會上能把問題揭露出來的，目前現實中少之又少。”談方說。
“在現實中，要通過民主生活會公開挑戰本部門'一把手'的權威，甚至揭開存在的嚴重問題，這簡直就是奇蹟。”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齊善鴻教授認為，這也許是何智一案引起高層關注的原因所在。
齊善鴻表示，民主生活會本是大家交心、互相提高的民主形態，但目前有些民主生活會並不能真正發揮堅持真理、廣開言路的作用，也失去了領導幹部之間相互監督約束、培養同志式的健康感情的功能。
“變味的民主生活會，不可能觸及靈魂的震顫，更不能通過激烈的思想交鋒而達到共同提高的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會毒化人的靈魂，誤導人的價值取向，惡化權力生態環境。”齊善鴻說。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社會在快速發展，黨的建設也應與時俱進。民主生活會是組織建設的重要環節，各級黨組織應在民主生活會方面進行製度創新，不能總在原有模式上兜圈子、打轉轉。
“民主生活會開得好不好，關鍵在'一把手'。”魯照旺表示，“一把手”必須樹立起民主意識，要把民主生活會真正作為更好地解決工作中存在問題的平台，看作集合廣大黨員幹部智慧的平台。此外還應通過一定的製度，把黨內外幹部群眾的意見、建議反映在民主生活會中。
他建議，提高民主生活會的信息公開程度，建立民主生活會的信息公開機制。首先要提高對廣大黨員的信息公開程度；其次對於和廣大群眾相關的問題，也要對非黨員公開。只要不涉及機密，越是公開越有利於問題的解決，越能體現民主生活會的價值。建立民主生活會群眾評議制度，或吸取群眾參與民主生活會。
北京石油化工學院人文社科學院黨總支書記張祥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開民主生活會的目的是解決問題，這需要“一把手”平時就營造一種讓下屬敢於說話的氛圍，加強科學和民主建設，使問題和矛盾一出現就能得到及時化解，而並非一定要積攢到民主生活會上解決。
他指出，民主生活會可以探索逐步擴大參會人員和徵求意見的範圍，“在解決班子和班子成員問題時，也使與會者受到黨內民主的教育和影響，進而帶動推進社會民主建設”。
葉篤初認為，開好民主生活會，要緊密結合先進性教育活動的有關規定及本單位、本部門的具體實際，講求實效，做好工作。 “黨委或黨組的主要領導人，是民主生活會第一責任人，更要嚴於律己，以模範的行動帶動其他同志，提高民主生活會的質量。”
齊善鴻指出，關鍵是要從制度上進一步規范干部民主選拔機制，對“一把手”的權力進行有效制約，杜絕民主生活的“形式化、過場化”，這樣才能讓其他人敢於發表不同觀點和意見，敢於揭短。
“由於客觀存在著下級命運被上級掌握、同級命運被'一把手'掌握的現象，要讓民主生活會真正發揮作用，就要杜絕下級盲目對上級忠誠而忘記忠誠於真理的現象，健全對敢於堅持真理講真話的人的保護機制。”齊善鴻說。
“對說真話的人進行打擊報復的領導幹部，應進行嚴厲的問責。”談方建議，對領導班子成員存在違紀、違法問題，本人不自省，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知情，但在民主生活會上不指出、不批評的，一經發現，應該切實地、嚴肅地追究本人及主要負責人的責任。
“在繼續運用好面對面的形式的同時，可考慮拓寬渠道，嘗試利用互聯網的優勢。”談方說，“可建立若干個類似網絡聊天室或QQ群的小範圍的'民主生活會室'或'民主生活會群'進行思想交流，或開展批評。這樣既可免去面對面的尷尬而暢所欲言，還便於上級部門和領導檢查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