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的力量在於自由表達。只要把網絡優勢充分利用起來，就可建立起一個完善的網絡溝通機制，進一步提升選人用人公信度。
2009年11月30日下午，重慶市召開全市領導幹部大會，宣布中共中央決定，王鴻舉不再擔任重慶市市長，提名黃奇帆為重慶市市長候選人。
但遺憾的是，次日在重慶市政府門戶網站及各大網站上，記者除看到簡單報導外，無法找到更為詳細的信息，比如官員卸任的原因、去向，等等。
“按慣例，一般是上級組織部門派人到被任免官員單位宣布任免決定，給前任作個定性評價，最後被任免官員表態，這些程序基本是內部完成。”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李成言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隨著我國網絡的快速發展和普及，公眾借助網絡平台在參政議政方面獲得很大的話語權和監督權，其中官員任免更容易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而以往每次零碎的任免信息，都延伸了公眾無限的想像和猜測……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我國社會輿論的生態環境已發生根本性變化，組織部門有必要培訓官員適應“網絡化生存”，更應把網絡優勢充分利用起來，在官方與公眾之間，建立起一個完善的網絡溝通平台，進一步提升選人用人公信度。
近年來，從湖北省宜城29歲市長周森鋒，到雲南省昆明32歲女副市長李蒨，再到各種“問題官員”的頻繁複出，都在網絡上掀起有關質疑官員選拔機制的輿論浪潮。
“如果說以往公眾更多地把注意力投向'另類官員'任免的話，那麼隨著公眾參政、議政意識的增強，很多官員的任免，都有可能在網絡上成為熱議的話題，從而對社會生活產生直接影響。”李成言認為。
不可否認，我國官員作為公權人物，已越來越身不由己地置身於浩瀚的網絡監督中。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又使網絡監督能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和手段，成為推動政府作風建設和反腐的一把利器。
2009年7月16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2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2009年上半年我國網民已達3.38億，上網普及率達到25.5%。
與此同時，網絡技術手段的日新月異，也給信息傳播提供了多樣途徑。比如跟帖、論壇、網上調查、網上簽名、電子郵件、博客、個人空間、即時通信群、移動電話短信等。
網絡信息傳播途徑的發達，極大地豐富了公眾對官員的“評價渠道”。中央黨校教授週天勇曾說：“幹部幹得好不好，群眾最清楚。政績要經得起群眾、經得起網民的評價。”
在2009年5月19日召開的全國干部監督工作會議上，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組部部長李源潮說，要強化公開監督，把選拔任用乾部滿意度民意調查作為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的有力槓桿，充分運用民意調查結果，有針對性地加強和改進乾部工作。
那麼，如何使“滿意度”規避風險並體現出最大的合理性，還與一系列組合製度如何配套有關。在這艱難而緩慢的實現過程中，網絡作為一種暢達民意的渠道，必然會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
“網絡監督不僅豐富了官員評價機制的民意含義，還用另一種草根的方式開闢了一條將'問題官員'公之於眾和優秀人才民主推薦的通道。”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齊善鴻教授對記者表示。
在受訪專家看來，網絡大大縮短了信息從媒體到受眾的時間，在更深遠的層面上挑戰著社會個體的行為價值，以及整個社會的管理秩序。特別是對官員選拔模式的影響，已成為一種無法逆轉的趨勢。
“網絡使公眾對官員任免的意見、情緒與態度等，通過這個渠道打開了向現實社會傳播的缺口，從而產生強大的聲勢，對高層決策必然產生一定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所長尹韻公研究員接受記者採訪時強調道。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儘管網絡只是虛擬的“第二社會”，但已經對現實社會產生極大的影響和衝擊，在未來的官員選拔中，應把運用網絡管理水平，作為官員必須具備的一項執政能力來考察。
據記者調查，目前我國有些官員對網絡監督，還存在很多不適應性。有些由於觀念陳舊，覺得網絡監督沒什麼大不了的。有些則把網絡監督視為“洪水猛獸”，以權壓網、堵網、封網現象時有發生，以致造成被動局面。
在採訪過程中，受訪專家多次提到“周森鋒事件”。他們認為，在事件發生後，當事人周森鋒始終三緘其口，而組織部門也一直自行迴避。這說明周森鋒作為受過清華大學教育的新一代官員，並無隨時接受網絡監督的意識，而相關組織部門面對網絡監督也缺乏正確認識。
專家指出，有些興趣觀點相近的網民，在網絡中很容易聚集並形成獨特的政治場。由於乾部選拔工作還存在弊端，這也給一些惡意攻擊、詆毀官員的虛假信息，有了在網絡上肆意傳播的機會。
從以往發生的網絡事件來看，周森鋒應算是一個直接“受害者”——有人在網絡上發布消息，聲稱周森鋒的任用過程不合程序、信息不公開，其愛人是襄樊市人大副主任，而且還大肆編造各種虛假情節，給人造成一種組織部門存在選人用人不正之風的錯覺。
“網絡匿名傳播的方式，對組織工作保密性也形成了新挑戰，這應引起組織部門的高度重視。”齊善鴻表示，“在網絡上，關於官員選拔任用的信息，部分是來自網民捕風捉影的猜測，這給正常的組織工作造成被動局面，甚至可能打亂正常的人事安排，影響既定的組織程序。”
“在以往的網絡事件中，有些反映出官員的腐敗問題，有些因官員不適應網絡監督，在惡意傳播的虛假信息中陷入被動。”齊善鴻認為，“組織部門應充分認識當前嚴峻的網絡形勢，增強憂患意識和危機意識，不斷培養官員提高建設、運用、管理網絡的水平。”
目前，網絡的信息量已遠遠超過傳統媒體，並成為網絡民意“井噴”的重要發源地。在以往事件中，比如“下跪副市長”李信事件、“天價煙”局長周久耕事件、黑磚窯女官員復出，等等，就是通過網絡披露後，在公眾的強烈反應下才使“問題官員”得到處理。
但記者調查發現，網絡作為一把“雙刃劍”，也往往被一些不懷好意的人所利用，一些惡意誣告、誹謗官員的虛假信息，不時在網絡上傳播，嚴重擾亂公眾的視聽，從而使得網絡這一反腐渠道的作用大打折扣。
“目前不少官員遇到網上負面信息，往往手足無措，更多選擇迴避或失語。”齊善鴻認為，“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有些官員沒有意識到網絡回應的責任，所以採取不理不睬的態度；二是組織上對於網絡回應尚無清晰規則，有些官員不敢說話，怕說錯話，怕組織追究。”
受訪專家認為，對於網絡上不時出現的對官員的檢舉材料，組織部門既不能熟視無睹，也不可偏聽偏信，應謹慎對待。對網絡上出現的各種對官員的質疑、誤解乃至謠言，組織部門要在分析研究的基礎上，與紀檢監察部門配合協調對官員調查，情況屬實要依法處理。反之，則要用事實解答網民疑問，從根本上遏制流言飛語的傳播，以免造成更為惡劣的社會影響。
“各級組織部門應重視加強對各級官員處理公共突發事件和政府危機公關能力的培訓。”李成言認為，“網絡上的消息、新聞，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要培養官員學會冷靜面對，讓他們學會運用形象、生動、簡潔的網絡語言與網民交流，做到在網民草根中，能以普通身份與網民平等互動。”
目前網絡上已形成一些觀點鮮明的論壇、博客和播客等個人空間，出現了引領網絡輿論的“意見領袖”。他們通常具有超乎想像的輿論引領力，對社會輿論形成和社會穩定形勢產生嚴重影響。
受此啟發，尹韻公建議，組織部門可在官員中組建評論員隊伍，培養有影響力的網絡寫手。 “在網絡新聞、博客、論壇等各個方面培養基本隊伍，把輿論引導滲透到各個網絡節點之中。”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網絡具有快捷化、大容量、跨地域、交互性、大眾化等傳播特徵，這為擴大黨內基層民主的多種實現形式、擴大干部工作民主、增強民主推薦民主測評的科學性和真實性等方面，提供了新的可能。
“組織部門應當積極收集網絡監督相關信息，作為選人用人重要依據。”李成言認為，“作為組織部門，可利用網絡打通一條考察官員的通道，通過在網上設立部長信箱、監督信箱等正規渠道公開收集線索，及時發現和掌握官員選拔任用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同時，李成言還建議，對於網絡中經常出現的批評甚至指責官員的現象，組織部門要與監察部門積極配合、主動介入掌握真實情況，為官員的提拔選用積累重要的依據和參考，形成官員選拔任用工作網絡監督機制。
“組織部門可利用網絡，建立起一個具有宣傳、互動等多功能的網絡溝通平台。”尹韻公認為，“組織部門可利用網絡溝通平台系統、全面、專業、及時地宣傳官員選拔任用工作、黨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風的成效、接受選人用人方面的群眾建議。依法利用網絡來向公眾公示官員選拔任用的程序和內容，有針對性地、有策略地公示任免原因，不斷提升選人用人公信度。”
對於如何增加干部工作透明度，受訪專家普遍認為，通過網絡完整公佈任免官員的信息是最好的辦法。這些信息主要包括：一是官員基本信息，比如知識背景、從業履歷、工作實績、任職條件及崗位職責；二是官員的任職承諾。每一位官員就任後，將自己的施政理念和目標進行公開，作出承諾，接受群眾監督；三是落實中紀委四次全會精神，在落實好《關於領導幹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的基礎上，公佈官員住房、投資、配偶子女從業等情況。
“組織部門應當通過論壇等網絡互動功能，引導廣大黨員群眾利用網絡平台積極建言獻策。”齊善鴻認為，“在官員選拔的決策中，組織部門可通過網絡民意調查、網絡辯論、'懸賞'徵集等形式，有效集中群眾智慧，擴大民主決策範圍，創新官員選拔機制。”
網絡監督作為一種並不成熟的民間監督方式，已經登上歷史舞台。受訪專家認為，組織部門需要精心研究其傳播規律，通過網絡這個公眾輿論平台，有效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