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法律不對權力介入市場的邊界和路徑進行清晰的劃定，必然會破壞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進而損害整個社會的財富倫理。
鄭州市中原區須水鎮西崗村一處名為“西湖秋韻”的經濟適用房小區，被河南天榮置業有限公司新建起多棟連體別墅和復式結構的“樓中樓”住宅樓。 2009年7月12日晚，鄭州市政府公佈了這起事件的調查結果和處罰決定。但在處罰決定中，板子全打在開發商身上，而對事件負有直接監管責任的鄭州市規劃局、國土局、房管局和建委等政府部門相關責任人，並沒作出任何說明。更讓公眾無法接受的是，隨著媒體調查的深入，還發現開發商背景複雜，有多名黨政幹部的親屬是股東，涉及市政府、國土局和公安局等多個權力部門。
記者調查發現，雖然中央明令禁止領導幹部經商兼任老闆，但在國企產權交易，社保基金管理，土地流轉，煤礦、房地產等資源性產品開發以及金融運營領域，不難看到一些黨政領導幹部神秘的身影。
受訪的有關專家認為，市場經濟必須建立在公正、公平和透明的遊戲規則上；“如果法律不對權力介入市場的邊界和路徑進行清晰的劃定，必然會使一些領導幹部在腐敗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更為嚴重的是，會破壞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進而損害整個社會的財富倫理。”
近年來，黨政領導幹部“亦官亦商”現象逐漸增多，而且多數是因其他案發，才“拔出蘿蔔帶出泥”地被揭開深層內幕——
2009年6月2日，山東省泰安市岱岳區建設局原局長周廣玉，因貪污、受賄、挪用公款、濫用職權等多項罪名，被法院一審判處無期徒刑。經查，周廣玉個人資產上千萬元，擁有18家公司，涉及房地產開發、典當、擔保、製藥等行業。直到周廣玉其他案發，其經商之事才引起社會關注。
2009年4月25日，湖南省新開舖勞教所原所長兼湖南開關廠原廠長彭策新受審，長沙星城地區檢察院指控其涉嫌受賄。經查，彭策新一邊擔任政府官員，一邊經商，並利用職務之便，在基建業務安排、工程款撥付等方面為他人謀利益，收受賄賂達人民幣217.47萬元。像這樣“亦官亦商”的，還有廣西北流市審計局原局長兼個人公司老闆蘇志天；上海市普陀區長征鎮原黨委書記和新長征集團原黨委書記、董事長王妙興；河南鎮平縣政協原副主席、鎮平縣賈宋食品系列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吳天喜，等等。
從調查中了解到，由於中央明令禁止，因此黨政領導幹部經商都比較隱蔽，他們暗地或參股或兼職，或以配偶、子女名義註冊經營，自己則在幕後操縱當老闆，經營範圍涉及餐飲業、礦業、娛樂業、修理業、農林漁業等各個行業。
但讓人不解的是，近年來有些領導幹部經商逐漸呈公開化趨勢，並以政府行為的方式出現。比如有的企業上交利稅多了，地方政府又拿“官帽”送給企業老闆；有些地方財政對某個企業有很強的依賴性，就乾脆派個黨政領導幹部兼任總經理或董事長。
2008年6月，陝西省府谷縣委組織部印發的文件稱：“經縣委常委會研究，提議：聘任高乃則、王乃榮、王萬東、劉過門等四同志為縣政府縣長助理（不脫產）。”據資料顯示，這4名“縣長助理”均是當地有名的“煤老闆”。
“這些人既是黨政領導幹部，又是企業老闆，有兩個地方辦公，有兩套可供調用的人馬，或明或暗地有兩種報酬。”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李成言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這是一種很令人擔憂的現象，有關部門應認識到這種權力入股市場的嚴重性。”
“市場經濟要保障每一個投資者都有平等的競爭地位，並為每一個投資者提供發展的平等機會。”李成言認為，“在市場經濟中，政府的角色是製定和執行交易規則、維護市場秩序。如果黨政領導幹部經商，必然會憑著權力影響政府的決策，以謀求政府在資源配置上對自己傾斜。”
目前商業上的一些霸王條款、壟斷和變相壟斷市場，以及公民在接受政府公共服務時，被迫購買某些指定產品等，有跡象顯示均與“官商一體”存在密切關聯。
“放任黨政領導幹部經商，會催生以官養商、以商洗錢的腐敗現象。”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齊善鴻教授對記者表示，“尤其要注意，有些黨政領導幹部以家人名義辦企業，他們不但有可能暗中操縱，化公權為私用為自己賺錢，也有可能通過企業為自己其他不合法收入洗錢。”
2009年4月26日，浙江金華一把大火，燒出東陽市公安局長俞流江擁有價值400萬元的別墅。官方回應稱，買別墅的錢是其妻企業經營所得。由於俞流江具有特殊的身份，這樣的解釋無法打消公眾心中的各種疑團。
領導幹部經商還極其容易形成“官商利益共同體”，導致在中央某些決策的執行上大打折扣。比如這些年，不少投資入股礦山的領導幹部，就暗裡抵制、干擾對違法礦山的查處。
“在市場經濟中，作為公共服務和秩序維護者的黨政領導幹部，應恪守自己的職責，謹守法律授予的權力邊界，遵守權力倫理的市場行為，這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中國社會科學院尹韻公研究員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早在198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就下發了《關於嚴禁黨政機關和黨政幹部經商辦企業的決定》，強調“堅持政企職責分開、官商分離”的原則。
近年來，出台的類似文件或相關法規都有，為何黨政領導幹部“亦官亦商”現象屢禁不止？多位受訪專家認為，除了利益驅動外，制度缺乏穩定性、法規相互抵觸、監督不到位、懲戒乏力等弊端，導致領導幹部經商成為“法不責眾”下的一種常態。
“在製度方面，無非是領導幹部經商氾濫時，才下一些猛藥，對這些規定的執行缺乏穩定性。”李成言認為，“儘管近年來中央和地方制定了大量禁止公務員經商、兼職的規則，但多數內容重疊，甚至有些前後矛盾，並沒有真正發揮約束領導幹部行為模式的作用。”
據記者了解，在禁止領導幹部及其親屬經商方面的規定，有不少含糊的地方。比如對領導幹部的級別，有時規定廳局級以上領導幹部的親屬不能這麼做，有時又規定縣處級。同時，對親屬的範圍，也沒有清晰的界定，即使界定也非常窄，僅指直系親屬和配偶。
“領導幹部經商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也與政出多門有關。”尹韻公指出，“為了發展市場經濟和民營經濟，一些地方政府紛紛制定與中央相關政策相'變通'的政策。在禁止還是允許黨政領導幹部經商或兼職問題上，中央與地方政策缺乏一貫性，使公眾無所適從。”
記者調查發現，領導幹部經商違法成本太低，也是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在現實中，黨政領導幹部即使經商，只要沒查出有貪污受賄、以權謀私等問題，一般也只是批評教育、促其改正。對其所獲利益的處理，因為缺乏明確的政策依據，往往只好“既往不咎”。
國家行政學院法學教研部應松年教授認為：“領導幹部經商的原因很多，其中，根本原因是缺乏發現和曝光領導幹部經商行為的機制。同時，還與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紀檢機關與稅務部門、工商部門協調配合不夠，領導幹部考核制度不健全等有關。”
“對領導幹部是否經商，沒有健全的核查機制，對那些弄虛作假、隱瞞不報的人，還缺乏有威懾力的懲罰措施。”齊善鴻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規定就形同虛設，以致在“潛規則”下，形成法不責眾的難堪局面。
在受訪專家看來，從政者“下海”必須符合規定，同樣，商人當官也要有明確的規範。基本規則是，官就是官，商就是商，二者不可兼得。
“對領導幹部及其親屬經商情況，開展一次拉網式排查，對有腐敗行為的堅決查處，對有經商行為尚未嚴重腐敗的，在進行紀律處分的同時，應要求離開官位，或限期剝離商人身份。如果企業主想從政，就應與過去的企業徹底'切割'，並將財產及公司情況登記備案。”尹韻公表示。
“應當將規範黨政領導幹部經商上升到法律層面，對在職和離職領導幹部經商，分別作出禁止性和限制性規定，同時明確規定領導幹部違反規定經商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北京市中盛律師事務所杜立元律師建議，“還應當推行領導幹部財產申報製度，建立嚴格的核查和懲處機制。對需申報而不如實申報的，應給予黨紀政紀處分；涉嫌犯罪的，須追究刑事責任。對於其所獲非法利益，應按有關規定予以收繳。”
據了解，在很多發達國家，法律並不禁止公務員辭職或退休後經商辦企業，但對此卻規定了相應例外和相應限制性措施。比如日本《國家公務員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一款規定：“職員不得兼任商業、工業、金融業等以營利為目的的私營企業和其他團體的負責人、顧問或評議員，也不得自辦營利性企業。”第二款規定：“職員離職後兩年內，不得在營利性企業中應允或擔任與國家機關有密切關係的職務。”瑞士《聯邦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不得兼營副業與工商業，其家屬也不得開辦餐館、咖啡館等。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009年7月12日印發《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這使得輿論一向呼籲的對黨政領導幹部的問責，開始有了真正可操作的規定與實施辦法。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在目前情況下，對領導幹部經商監管不力的單位或系統，可對應多項問責條款，對單位或系統“一把手”進行嚴厲問責。在加強內部監督的同時，應進一步拓寬對領導幹部的監督渠道，諸如健全稅務制度、充分發揮各種媒體的監督作用、重視群眾舉報等。
“由於領導幹部假借親屬名義辦企業現像比較普遍，應特別監督好領導幹部家屬的從業情況。重點則是那些在審批、監管崗位上工作的領導幹部家屬。”李成言表示，“要進一步強化領導幹部家屬的從業申報製度，對於申報的內容，必須有人反复認真甄別、核准，在必要時，及時對當事人加以提醒，責令糾正，直至作出嚴肅處理。”
有關專家還建議，在土地、金融證券監管部門和規劃等風險高的部門工作的領導幹部，對其配偶子女的從業範圍，應有明確“禁區”，比如禁止進入證券金融行業，禁止從事房地產開發、工程建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