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官員住房申報製度，這並不存在法理上的障礙，而是官員公權性使然，也是反腐倡廉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
一個人到底該住多大的房子？這對在市場法則下奔波的普通百姓來說，似乎無須回答——如果手裡錢多，就去買大房子，要是錢少，就買小房子或租房子。
可對官員來說，事情並非那麼簡單，因為他們的薪酬與納稅人有關，房子也不例外。所以，官員該住多大的房子，需要有一個明晰的答案。
但是，我國官員住房情況一直不公開，更談不上有健全和完善的官員住房監管制度。在此背景下，近年來一些中高級官員嚴重超標建房、以權謀房，甚至佔地建造“官員別墅”等現象屢見不鮮。
2010年1月13日，中共第十七屆中央紀委第五次全體會議在京閉幕。這次會議通過的公報明確指出：“認真落實並抓緊完善黨員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製度，把住房、投資、配偶子女從業等情況列入報告內容。”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從反腐敗的角度而言，必須實施官員住房申報製度，但不應是簡單地向上級部門報告，而應在明確官員住房標準的基礎上，把官員住房情況公示，接受社會各界監督，從根本上抑制官員住房腐敗現象的發生。
近年來，我國各地房價一路飆升，多數普通百姓唯有“望房興嘆”。但有趣的是，有些中高級官員，也聲稱“買不起”房。
2009年12月23日，在南京電視台演播大廳內舉行的市民論壇上，南京市代市長季建業在回應市民問題時坦言：“說實話，以我的工資來算，大概也要十多年才能買到一個小房，還買不起大房。”
2009年12月13日，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賀鏗在中央台節目中談到高房價問題時，也聲稱“買不起”房。
2009年6月20日，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在廣州舉行的“尋找中國經濟新引擎”《財經》論壇上表示：“廣州很多房子價格每平方米超過2萬元，我是副廳級職務，每月工資8000多元，但兩個月的工資也買不起一平方米的房子。”
從公開報導情況來看，“坦言”買不起房的官員，除了上述三位官員外，還有鄭州市市長趙建才、廣州市政協前主席陳開枝、廣州市天河區副區長丁建華，等等，他們都曾在不同的公開場合，聲稱“買不起”房。
“單純拿工資來與房價衡量，這些官員確實買不起房。”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李成言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但在現實中，大多數中高級官員的住房感受，卻顯然與普通百姓的感受有很大差別。在高房價時代，很難看到這些官員有做房奴的壓抑，更看不出有房價飆升帶來的焦慮感。”
而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是，在以往落馬的貪官中，大多都有以下顯著罪證，即包養情婦、受賄、多套住房，甚至還擁有別墅。
這是一些典型的案例。原上海浦東新區副區長康慧軍因為利用職權低價購房24套，其中8套已經出售，獲利達1600餘萬元；原上海外高橋保稅區管理委員會規劃建設處處長陶建國，共接受開發商賄賂29套房產，並將其中28套房產出租，被稱為“炒房處長”；原溫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主任戴國森案發後，辦案人員從其住處搜查出十多本房產證，等等。
在受訪專家看來，我國現有體制下，除少數腐敗官員通過非正常渠道擁有住房外，大部分的中高級官員，還能享受機關在住房方面的各種優惠政策，不用像普通百姓一樣，去市場上購買高價商品房。
20世紀90年代末“房改”之前，我國官員就是住房條件相對較好的群體。儘管後來停止了福利分房，但各級機關以種種名目操作的“單位自建經濟適用房”和“集資建房”卻從沒有停止過。
記者了解到，一些地方官員住房灰色消費方面，操作手段可謂五花八門、花樣翻新——內定開發商超低價拍地，建好房再以低價讓官員“團購”；引入開發商進行開發，所建成商品房卻按經濟適用房、集資房核定價格，等等。
據報導，2007年年初，開發商在某沿海大省省會城市建起了面積嚴重超標的經濟適用房，最小的160平方米，最大的295平方米。面積嚴重超標的經濟適用房一共是8棟樓房，全部被省直機關買走。
有些中高級官員還利用個人職務影響，以明顯低於市場價格的方式，向開發商購置限價房、商品房等。有些甚至要求本單位出資，為個人購買住房或者採用換房的方式，得到超標準的大面積住房，然後以低價格個人購買，從中牟取私利。
“在單位自建房使用劃撥土地上，對經濟適用房的特殊優惠很多，不但免交大部分稅費，還可享受免交土地出讓金，因此這類住房的價格，要遠遠低於市場上的商品房。”接受采訪的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汪玉凱教授指出，“單位自建房，在商品房的價格還沒有大幅上揚的情況下，問題還不很突出。但是當房價大幅度飆升，像目前北京房價如此之高的情況下，單位自建房的成本和市場就會形成很大反差。從而引發公眾的不滿。”
為此，汪玉凱建議：“需要重新審視目前的官員住房制度，並儘快加以完善。避免由於製度方面的缺失，造成公眾與政府的衝突。”
據知情人透露，隨著近年異地為官現象增多，有些異地任職的中高級官員更是以暗箱操作手段多占公房。比如有些官員在原單位，就已享受住房制度改革的優惠政策。在交流異地後，他們又由現任職單位為其購買商品房，然後他們以各種理由，以便宜的價格買下。等再次交流時，下一個單位又為其購買商品房，再以低價購為己有。反复倒騰，幾年下來，就佔有多套房子。
據介紹，我國中高級官員住房實行“屬地化管理”，基本是中央管中央，地方管地方。但是，由於各地的經濟發展極其不平衡，官員住房標準差異還較大，也缺乏有效的官員住房監管體系。
針對官員住房腐敗問題，中央和地方曾出台過一些文件加以規範。 1999年8月16日，中央辦公廳頒布的《在京中央和國家機關進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實施方案》規定，幹部的住房補貼建築面積標準為：科級以下，60平方米；正、副科級，70平方米；副處級，80平方米；正處級，90平方米；副司（局）級，105平方米；正司（局）級，120平方米。
2005年11月，河南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聯合下發《關於廳以上領導幹部住房問題的通知》規定，正省級220平方米、副省級190平方米、廳級120平方米。
儘管如此，官員住房腐敗問題，多年來一直為公眾所詬病。更有甚者，有些官員還在公共區域大肆建造“官員別墅”。比如2007年，一些官員未經任何部門批准，在世界自然和文化遺產——江西廬山風景區的蓮花洞森林公園內損毀國家生態公益林，違規興建私家別墅，導致這一景區搶建別墅成風。
說來，官員住房問題與某些政策規定的“灰色”地帶有關。如有紅頭文件規定：在一定時期內，可統一組織建設經濟適用住房，按建造成本價向在京中央和國家機關職工出售。
此外，該文件還有一條：“有建房土地或對擁有產權的危舊住宅小區進行改建的單位，在符合城市規劃的前提下，經有關部門批准，近期可利用本單位現有土地自建住房，按不低於同等地段經濟適用住房價格向本單位職工出售。”
記者調查發現，經此政策演變，口子越開越大，一些地區有條件的黨政機關爭相仿效。
“官員住房腐敗具有隱蔽性、複雜性和廣泛性等特徵，查處難度比較大。”李成言認為，“但最主要的原因，卻是我國沒實施官員財產公開制度，官員住房消費不公開、不透明，同時對官員違規行為的查處，在製度層面上的相關規章，雖可供借鑒，但可操作性差，處罰也缺乏威懾力。”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我國官員住房腐敗，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惡化了黨群、幹群關係，助長了官員奢靡之風，而抑制官員住房腐敗，也就成為了反腐倡廉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
“在對住房腐敗的內涵、性質和形式進行準確界定的基礎上，除了對官員實行住房登記申報製度，還應建立和健全官員住房監管體系。”李成言認為，“從國外的反腐成功經驗看，官員住房公開是一種可藉鑑的成功模式。”
據介紹，在西方發達國家，官員的住房情況，基本上和普通百姓一樣，卻很少出現官員住房腐敗現象。一個重要的經驗是，這些國家規定官員住房、薪酬等待遇，必須向社會公開，對住房面積標準作嚴格限制，建立完善的公眾監督機制和政府監督機制，嚴查各種以權謀房等官員住房腐敗現象。
“要盡快建立官員住房腐敗預防制度，按各地的住房水平和經濟發展狀況，制訂不同級別官員在住房方面的標準。”汪玉凱認為，“同時也要規定嚴格的官員住房監察制度，防止某些官員超標建房、以權謀房。對官員購買或建造私有住房，要建立嚴格的申報審批或備案製度，對官員住房進行動態管理。”
同時，汪玉凱還建議，加強對官員住房的監督和檢查，可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利用現代信息技術，通過全國的身份證聯網，建立官員住房登記、查詢制度，搞清楚官員住房的基礎信息，為監督和檢查提供保障；二是對一些重要崗位上的中高級官員，可以考慮實行統一的官邸制。這在世界上也是比較普遍的做法。這樣就可以有效地防治官員在住房方面的腐敗。
多位受訪專家也表示，隨著我國異地交流和任職官員人數日益增多，可嘗試推行官邸制，即官員對住房，只享有使用權，而不具備所有權。當官員調到異地任職時，其官邸還可繼續留給下一任官員使用。
另外，有些受訪專家還提醒，推行官邸制的前提，是必須要明確官邸制的主體資格、條件、建造標準、資金來源、使用權、所有權關係以及違規違紀責任等。 “只有這樣，官員住房消費才能避免誤入新的腐敗怪圈。”
“對當前官員住房情況，應進行一次全面檢查和清理，摸清情況分類解決。”中國社會科學院尹韻公研究員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要建立和健全官員住房腐敗的問責制度，明確住房腐敗的問責對象、程序、內容、方法和責任追究範圍，等等。官員多佔住房，應當被視為詐騙公共福利。因為，這些公共福利的資金，完全來源於納稅人或財政收入，所以官員的這些行徑，與貪污沒有本質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