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式執法”容易降低政府及執法機關的威信，也滋生形式主義，更是弱化了執法的嚴肅性和一貫性。
為了整治“黑車”，2006年4月24日清晨起，北京16委辦局掀起為期一個月的“狂飆行動”。按照北京市發布的《依法查處取締無照營運行為的通告》，期間查獲的黑車一律處以“極刑”，即不論車型全部按照上限50萬元的標准予以罰款。如果第二次被查，除被罰款外，車輛將一併沒收。
但記者調查發現，此次行動中雖有不少“黑車”落網，但更多的是暫時休整，或實施“戰略轉移”到打擊力度相對薄弱的遠郊區縣。而那些原本就是“黑車”聚集地的城郊接合部，氾濫之勢愈加嚴重。
有關專家認為，此類“狂飆行動”基本上還是“運動式執法”。這種執法形式，儘管在當前有一定的必要性，但其凸顯出的弊端不容忽視。有關執法部門應隨著我國法制的不斷健全，逐步轉變執法觀念，盡量減少運動式執法的運用。
在日常生活中，“集中整治”“專項治理”“××行動”“××戰役”等詞彙常見諸報端，有些執法部門也習慣於集中優勢人力物力，對違法現象形成“拳頭”攻勢。這種執法方式，老百姓稱之為“運動式執法”。
北京的“狂飆行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運動式執法的典型範例。根據北京市運輸管理部門統計，在開展行動前，北京市“黑車”數量已達6萬～7萬輛，而本市正規出租車的數量則在6.6萬輛左右。
在這種嚴峻形勢下，北京掀起為期一個月的“狂飆行動”，並隨之出台舉報獎勵制度，對舉報人給予重獎。同時啟動問責制，對嚴重不負責任、未採取打擊和執法行動的領導及相關責任人實施倒查。
有關數據顯示，截至2006年5月底，北京市共依法查扣各類“黑車”12921輛，依法對從事非法營運的9940人作出行政罰款等處罰。其間，公安機關對非法營運人員中敲詐、傷害乘客及出租汽車司機、為爭搶生意滋事，以及阻礙抗拒執法的行為，依法刑事拘留33人，治安拘留340人。
“一個月下來，'黑車'並沒有減少，而是向執法力量相對薄弱的地區進行了轉移。”2006年6月28日，一位經常乘坐“黑車”到郊區上班的王女士稱，現在城裡的“黑車”已不像以前那樣頻繁見到，但在城郊的醫院、小區門口、車站周圍，“黑車”還是很活躍。
“如果我有能力交50萬元罰款，我還開黑車幹嘛？”一位現在每天依然出去“趴活”的“黑車”司機告訴記者，“我除了會開車，別的什麼也不會。一旦被查到，車就不要了。至於拘留不拘留，也無所謂了。”
北京市交通管理局有關人士也坦承，“狂飆行動”雖然使各類非法營運行為較整治工作開展前明顯減少，但城郊接合處的“黑車”整治情況仍不理想，城區的反彈現像也很嚴重，“打擊'黑車'非法運營，是一項艱鉅的工作。”
事實上，類似“狂飆行動”的運動式執法，很多部門一直以來已經使用得很順手。比如在刑事執法活動中，一般以打黑除惡、掃黃打非最為典型。而行政執法活動中，則常以專項治理、集中整治等形式出現——
2000年3月29日，河南焦作錄像廳大火後，全市742家錄像廳、歌舞廳、遊戲廳被關閉；2002年1月，江西省特大煙花鞭炮爆炸，要求全省從花炮產業中退出；2004年，安徽省阜陽市劣質奶粉毒害嬰幼兒事件被披露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極大震驚與憤慨，全國各地掀起了圍剿害人奶粉的“高潮”，三十多個牌子的劣質奶粉被列入“黑名單”，奶粉市場一時“海晏河清”……
北京大學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教授分析認為：“運動式執法基本具備兩個特徵。首先是有關部門短期內最大限度地動員自身資源，對某些管理頑症進行集中清理整頓。其次是執法以疾風暴雨的方式開展，在一段時期內能夠獲得一定效果。但一陣風過後，往往又恢復了原樣。”
有關專家認為，在我國當前的社會轉型時期，運動式執法產生的原因頗為複雜。
“運動式執法在我國有著深遠的歷史淵源。”有關專家認為，“以往我國幾乎所有的社會問題，都習慣於以運動的方式來解決，為此社會形成了濃厚的運動情結，以至於行政機關至今仍然對運動式執法抱有極大熱情，使之成為快速恢復社會秩序的'撒手鐧'。”
“當然，目前大量違法行為的存在也為運動式執法提供了存在的理由。特別我國正處在轉型時期，這種不成熟的社會狀態在給人們帶來巨大的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往往會引發一些新的社會問題。”北京石油化工學院人文社科學院楊鍾紅副教授說，“由於一些違法行為嚴重干擾了社會經濟秩序的正常運轉，而政府從其職能出發，必然要加以嚴厲打擊，盡快恢復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
“在解決問題的初期，運動式執法往往比制度化的方式更為熟練、便利。”楊鍾紅分析認為，“有些部門之所以熱衷於運動式執法，主要是通過運動式執法，可以很快抑制違法行為對市場經濟秩序和群眾心理秩序的破壞。”
“除歷史淵源外，某些職能部門在日常監管中的無所作為甚至'反作為'，也是運動式執法難以休止的主要原因。”不少人認為，由於有法不依，執法不嚴，行政服務法規不全，組織結構不合理，信息溝通渠道不暢，人力資源配置失當等現象的存在，當問題積澱到一定程度時，就不得不依賴運動式執法來解決。
在記者的隨機調查中，有55%的受訪者對運動式執法表示理解。他們認為，社會更需要的是一種常態下的管理程序和監督制度，當這些制度性執法因素缺失時，執法機關訴諸於收效快的運動式執法也是情有可原。但隨著我國法制的逐步健全，應逐漸減少這種執法方式。
在採訪中，很多人認為，運動式執法確實在短期內在一定程度上能收到整肅社會流弊、震懾違法犯罪、恢復社會秩序的作用。然而，運動式執法卻是以很多高昂成本為代價的，其負面影響不可估量，應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
首先，運動式執法降低政府及執法機關的威信，弱化國家法律法規的威懾力。 “平時不管或疏於管理，一旦問題嚴重了，領導批示，又一窩風地開始運動式執法。”北京某城管隊員告訴記者，“這容易讓執法人員產生條件反射，上面重視的時候抓執法，上面放鬆則執法鬆弛。這既滋生形式主義，也弱化了執法的嚴肅性和一貫性。”
北京中盛律師事務所杜立元律師認為，動輒採用運動式的方法，不但助長了執法者的選擇性和隨意性執法行為，也容易使群眾對行政執法機關的行政能力、信用產生懷疑。這種治標不治本的形式主義執法形式，影響政府的信用和形象。
其次，運動式執法違背法治精神。 “由於運動式執法具有臨時性和反复性的特點，其打擊違法的長期效益並不明顯。”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李成言教授認為，運動式執法把執法異化為臨時政策，有悖於長久生效的法律原則，損害了法律的穩定性和確定性。這種臨時性、運動性和反复性特點不符合法治精神。
第三，運動式執法助長了不法之徒的投機心理。在運動式執法前，一般有關部門都要大造聲勢，這使違法者提早毀滅或隱藏證據，暫時停止違法行為。同時，也給違法者提供了一種心理暗示，即平時的違法行為是可以姑息的。這也在客觀上縱容了非運動期的違法行為。
第四，運動式執法往往過分強調效率而忽視了執法的公正性。 “在運動式執法期間，執法機關都承受著巨大的上級壓力和社會壓力，存在著寧枉勿縱的思想。這很容易引發濫用職權的現象。”北京一位城管執法者坦承，“比如前段時間北京治理'黑車'的'狂飆行動'，最高罰款50萬元，不僅沒有可操作性，就是從法律上來講，也找不到任何根據。政府在追求執法高效的同時，也不能以損害公平為代價。”
第五，運動式執法增加行政執法成本，降低整體效益。運動式執法採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有的執法行動事先缺乏全面性、科學性研究，往往任憑偶發事件而盲目調動人力、物力、財力，必然造成行政資源的極大浪費，使執法成本高昂。
“運動式執法期間，一切工作都圍繞著特定執法任務展開，而其他執法任務和日常管理事務被暫且擱置一邊，這會產生其它違法行為氾濫和某些市場秩序被破壞的代價。”北京市民楊先生認為，“這樣的行動多了，出現擾民現象就少不了。而一些不法之徒也在利用執法機關執法的時間差，來謀取更多的利益，由此導致整個社會處在緊張博弈狀態，不利於和諧社會的建設。”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儘管目前杜絕運動式執法是不現實的，但政府確應盡快建立一套嚴格和科學的社會管理和監督機制，使嚴格執法成為一種常態。”
“既然我們已經把法治作為治國的方略，就應該避免運動式執法。在法度之內的穩健而行之有效的治理活動，是實現社會治安的關鍵所在。”李成言認為，“行政執法部門應轉換執法觀念，執法的職責應貫穿於日常工作。要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必須將執法活動納入正常制度之中，置於公眾監督之內。不能憑一時興起搞戰役式執法，忽冷忽熱，而是要建立一種長效機制予以保障。”
“政府在各種管理中，應擺脫那種運動式執法思維，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和法制管理的執法體系。”杜立元建議，“首先，完善監督制約機制，加大對瀆職、行政不作為官員的問責力度，建立任職期滿後問責制度，避免為謀求政績而搞運動式執法。其次，建立健全科學的公務員考評機制，將獎懲、提升、罷免與其所負責領域的長期績效相結合，提高公職人員的執法自覺性、主動性、積極性。”
因此看來，只有加大體制改革的進程，構築高度法制化的市場經濟體系，在法度之內實行穩健而行之有效的“全天候”日常治理，才是逐步減少運動式執法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