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問責體現的是官員任免機制上的完善性和科學性，讓有能力的“問題官員”復出，則更多地體現出政治理念與製度的理性。
進入2008年9月，多位中高級官員在襄汾潰壩和“問題奶粉”等重大安全事故中因問責而辭職或被免職。人們在肯定果斷問責的同時，對這些官員被問責後涉及“復出”的程序也比較關心。
此前的8月28日，一篇題為《掌控當前經濟形勢的政策建議》的文章在網上引起公眾的關注，文章署名為“原國家統計局局長、現中海油高級研究員”。記者了解到，該文之所以能夠引起公眾的關注，並非文章的內容，而在於文章的作者——邱曉華。這是邱曉華被“雙開”消失後首次露面。
2007年1月23日，新華社發布消息稱：“經查，邱曉華在任國家統計局領導職務期間，收受不法企業主所送現金；生活腐化墮落，涉嫌重婚犯罪。”邱曉華被開除黨籍，並給予行政開除處分，移送司法機關處理。在隨後的一年多時間裡，有關邱曉華的情況卻未見有下文，也無正式的消息披露。直到這次看到他時，這名前高官已陡然“變身”為大型國企“高級研究員”了。
邱曉華的複出過程，使公眾在“雲山霧海”中留下不少的懸疑。事實上，在邱曉華之前，類似的高官復出現像不斷。
“隨著我國官員問責制不斷規範和完善，而與之相對的官員復出機制卻並不健全，相關規定十分模糊、籠統，缺少操作性和程序性，彈性和隨意性很大，需要盡快建立健全科學合理的問責官員復出機制。”國家行政學院龔維斌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只有通過制度化程序賦予權力的複出官員，才會讓公眾心服口服，而官員在重新履職中也才會更有底氣。如果沒有科學的製度支撐，官員復出缺乏嚴格的程序性，會令官員問責制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受到損害。”
2008年9月14日上午，“復出”剛滿一年的山西省省長孟學農因為襄汾潰壩事故再次請辭，成為公眾視野中第一個兩次請辭的省部級官員。
2003年“非典”時期，包括孟學農、張文康在內的千餘名各級官員，因隱瞞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問責”。隨後，在松花江污染事件、重慶開縣特大井噴事故、北京密雲踩踏事故、山西“黑磚窯”事件等重大事故中，高層一次次“鐵腕問責”，讓一個個行政不作為、亂作為者丟掉“烏紗帽”。
可以預見的是，隨著我國建設責任政府的力度不斷加大，官員非正常“下馬”現像也不斷增多。但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有些官員被問責後又很快復出，而復出的程序又不公開透明，致使社會上議論紛紛。
2003年因處理SARS疫情不力，衛生部長張文康與北京市長孟學農被免職，其後張文康轉任宋慶齡基金會副主任，並當選全國政協科文體委員會副主任，而孟學農則獲任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委辦公室副主任，後任山西省省長。國家環保總局原局長解振華因2005年11月松花江污染事件引咎辭職。 2007年1月5日下午，解振華的名字出現在國家發改委網站新領導名單中。 2003年12月23日，重慶開縣井噴特大事故奪去了243條人命；2004年4月，中石油老總馬富才提出引咎辭職，後復出任國家能源辦副主任……
從上述可見，有些官員因各種原因丟了“烏紗帽”，但在“風暴”過後又被委以重任的情況成了政壇新“慣例”。
“目前很多官員都是悄然復出，對公眾欠缺一個應有的說明。因此，往往令公眾對之前的問責產生質疑。”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李成言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無論是本著'治病救人'，還是'發揮餘熱'的精神，有些官員復出本身並沒有錯，這表明了政府在幹部任用上的突破，對於違法違紀官員，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視其具體情節，安排合適的職位，讓其繼續發揮有益的作用。這體現出政治理念與製度的理性。”
現代政府是責任政府，政府官員都有明確的任期目標。受訪專家認為，如果在任期內發生重大責任事故，政府官員必須承擔法律責任。即使事故不是行政一把手直接造成的，也應為此承擔道義和政治上的責任。
2005年通過的公務員法對引咎辭職有明確規定。但對這些被問責去職的官員，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可以復出、相關程序應該如何履行等關鍵性和敏感性問題上，公務員法卻隻字未提。
“幹部任用條例第六十二條有規定，引咎辭職、責令辭職、降職的干部，在新的崗位工作一年以上，實績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條件的，可以按照有關規定，重新擔任或者提拔擔任領導職務。”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張鳴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認為，“這在製度上依然需要具體的實施細則。對官員復出，有必要建立起更加嚴格的規則加以執行。”
“官員能否復出，這關鍵取決於他犯的是什麼錯。”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張成福教授認為，“如果官員僅是道義上負有責任，那麼引咎辭職後可能被重新任用。比如，在某個龐大的組織體系中出了事情，主要責任不在於一把手，官員引咎辭職更多的是道義上的責任。而中央看到他的政治素質過硬、工作能力突出，這個人還是可能被重新任用。”
多數受訪者也認為，對於曾經犯過錯誤，負有責任而降職、免職、引咎辭職的官員，今後就一定不能再起用，這倒未必，但整個過程應當公開透明，給公眾一個明確的交代。
“官員也是人，只要是人就有犯錯誤的可能。”北京東城區燈市口一位姓張的市民對記者發表了他的看法，“對敢於在道義上承擔責任或偶然犯下錯誤的官員，應給他一個複出的機會。關鍵是複出這個過程要讓老百姓能夠看明白。”
“對一個本身頗有才能而偶然犯下錯誤的官員永不重用，這無論對本人還是社會都是一種浪費。更何況引咎辭職屬道義擔責，和事故的直接責任人受到黨紀國法處理是兩回事。”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齊善鴻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認為，“讓德才表現突出卻因突發事故引咎辭職的官員適時、以適當方式複出，用人之長、給人出路，從某種意義上說，可以視為一種政治理性。問責官員體現的是官員任免機制上的完善性和科學性，而讓有能力的被問責官員合理復出，也是一種政治理念與製度的理性。”
“官員復出容易引起人們的爭議，主要是人們對官員復出的原因、條件和程序不清楚。”龔維斌認為，“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國干部選拔任用體制尚待完善；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存在著官官相護現象，對於失職的領導幹部象徵性進行責任追究，為了平息群眾的不滿情緒，要么讓其'冷卻'一段時間，然後官復原職，要么異地做官或者平調到其他重要崗位。群眾對這些做法十分不滿。”
“在缺乏民眾有效監督的情形下，官員問責有原因，而復出如果不能保證程序的透明與公正，那麼其合理性、合法性必然會遭到公眾的質疑。”張鳴認為，“這樣操作甚至會讓人懷疑是一種變相的調動，也不利於維護民眾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
“官員復出意味著曾經犯過錯誤的官員又重回領導崗位，重新掌握了一定的權力、金錢等社會資源。因此官員復出的社會影響，在某些方面甚至大於官員下馬，所以建立官員復出制度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北京中盛律師事務所杜立元律師認為，“對官員的問罪與定罰應該循法，量才與起用更應當循法，官員復出制度就為官員的量才和起用提供了可循之法。如果官員復出沒有製度的規制和約束，那麼'法治政府''陽光政府'在民眾心裡就成了口號。”
“官員在引咎辭職後，如在短時間內迅速復職，實際上這是對其另外一種形式的補償。”齊善鴻認為，“如果官員復出過程不公開、不透明，這不僅違背了問責制對失職者進行懲罰的初衷，也在形式和過程上，破壞了公眾對政策的信任感，弱化了問責，弱化了對他人的警示。符合條件復出的官員，通過公開透明的程序，也可以重新開始工作和生活，不必時時面對質疑和處處解釋。因此，公開和透明地複出，對政府、公眾和復出個人才算是負責任的做法。”
不少受訪者認為，提高政府執行力的關鍵，在於加強對權力運行過程和結果的監督與問責。目前我國已經有了較為完整的官員問責制度，應該盡快建立官員復出機制，使官員復出更加製度化、規範化，否則，難脫“人治”色彩。
“問責官員重新起用必須符合程序，必須尊重現有製度。”北京石油化工學院李明偉教授認為，“應該加強對於被免職官員的跟踪監督措施。經過嚴格符合程序的考核，並置於公眾監督之下，達到條件，應該重新起用。實質上，對於被免職官員'去向'的追問，對於那些官員表現的追問，就是對相關製度的追問。”
“在官員復出制度的建立上，要重視公正和公平，特別要重視公開，因為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透明本身就是一種監督。”杜立元建議，“首先，在官員的處分上，應當保持審慎的態度，嚴格依據法律規範和黨紀黨規執行，在尚未確定事實、分清責任的情況下，不能被媒體輿論所左右，更不能為了息事寧人就隨意免除官員的職務或強迫官員'引咎辭職'。其次，在官員的複出上，對下馬的官員應該用發展的眼光來對待，不能蓋棺定論。應當建立健全跟踪、考核、評選機制，對其辭職後的工作保持關注，確實優秀的人才，在符合考核標準的情況下，還應允許其恢復公職或就任其他領導職務。再有，在復出製度的設立、實施過程中應充分重視群眾的智慧、尊重群眾的權利。在廣泛吸納群眾意見的基礎上，將合理內容制訂到製度中去；在製度的實施上，應保障群眾的知情權，公開官員復出任職的事由、依據、程序，對官員復出的決定由群眾行使一部分的參與權和決定權；官員復出制度的實施應當接受群眾的監督，及時公開解答群眾的質詢。”
“應該把官員的政治責任與法律責任區分開來。官員要勇於承擔政治責任，當其執政能力或者工作方式受到質疑時，應當主動辭職。”李成言認為，“對於敢於承擔政治責任的官員，要給復出的機會。但是，在任用的程序上，整個過程要公開、透明，最終應當經過人民代表大會的程序批准後再任命。”
“官員被問責，不應成為'避風頭'或是一種暫時的過渡，而應該是實質性地責任追究。”齊善鴻認為，官員復出的程序，應該公開化和透明化。應該遵循一定的製度，什麼情況的人可以復出，復出的原因是什麼，都應明明白白地公之於眾。因為這些人被免或者辭職的時候，不可避免地成為了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那麼，在他們復出的時候，也同樣需要有個對公眾告知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