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中國的成功與失誤

並非只有美國和歐洲錯過了經濟的轉折點，中國也沒能完全抓住這個機會。 2002年，中國關注的焦點集中在國內政權的過渡上。以江澤民和朱鎔基為核心的領導集體平穩過渡到以胡錦濤和溫家寶為核心的新一代領導集體。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行事非常謹慎，避免個人管理黨和國家的權力過大。在中國，由共產黨掌握政權，帶領中國人民擺脫貧窮，黨和國家是第一位的，個人意志要服從於國家利益。這既可以解釋共產黨的黨內民主——少數服從多數，又可以解釋共產黨領導人的任期制度。江澤民主席的卸任，這個過渡是相當平穩而有序的。雖然2002年的領導班子過渡耗費了中國領導人的時間和精力，但他們並未放鬆對宏觀經濟政策和中國融入世界體係等問題的掌控。

對於那些一心致力於中國經濟發展的人來說，經濟比政治更加重要。中國共產黨始終沿著經濟現代化和發展生產力的道路前進。你可能是一個銀行家、工業家或者企業家，但無論有著什麼樣的頭銜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關心有關國計民生的大事。中國國有企業的高層一直與政府保持著密切聯繫，因為政府決策會對國有企業產生重要影響，比如任命人選等。朱鎔基在銀行和財政等領域實施改革，這些改革瓦解了原有的舊體制，並加快了建立新體制的步伐。 反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人一直在質疑華盛頓和西方世界的意圖。中國最終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這給全球化帶來了極大影響。人們逐漸感覺到，美國政府和美國企業努力尋求與中國建立更加親密的關係是因為美國想在鞏固它的霸主地位的同時抑制中國的發展。美國的企圖激起了公眾潮水般的指責。中國清華大學著名評論家王輝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時間比看上去要短暫，而且中國發展的基礎還不夠堅固。盲目迎合西方世界會加速全球化勞務制度的形成，這種制度可以使大型企業獲益，但不會惠及普通工人。如果中國不去製止這種趨勢，那麼將會對探索建立公正公平的社會產生不利的影響。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經濟結構轉型越來越快，但是思想意識的轉型還需要更長的時間。 20世紀80年代，中國政府作出了調整髮展道路的明智決定，伴隨著全球經濟體系的不斷發展，那些代表經濟形勢的數據變得不可預測。中國企業界、學術界以及政府高層都渴望看到國家的變化，這些人對國內外動態進行詳細分析和研究。 20世紀90年代，美國意識到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現實，繼而拋開“9·11”恐怖襲擊事件給美國經濟帶來的不良後果，決心重振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並且開始重塑國家的核心競爭力。 這些只是人們能夠看到的一般現象。美國是世界經濟的霸主，軍備投入比10個競爭對手的總和還要多（競爭者包括中國）。 2002年，美國經濟產出值為12萬億美元，佔全球總產出的近1/3，並且美國的經濟增長約佔全球經濟增長的40%。但是，為了回應恐怖分子對美國的襲擊，美國發動了戰爭，而且還在醞釀著另外一場戰爭。在“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美國隨即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愛國者法案》，要求那些想在美國經營的跨國公司保持足夠的透明度。在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申請破產後，美國也頒布了法律，特別是《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針對財務醜聞對這些公司提出額外的破產要求。總之，通過各種政策和行動，美國再次強調了它的世界霸主地位。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當今的世界是一個無國界的世界，在這樣的世界上，國家的作用越來越小。

2001年以來，美國對中國的快速發展感到擔憂。中國作為一個低成本商品生產國，在2001年後令美國人產生了深深的不安。華爾街的經濟學家已經開始關注發生在中國的怪現象。他們仔細研究這些異常，並試圖找出中國經濟發展與美國、歐洲、日本以及全世界的經濟格局存在的聯繫，這種聯繫是傳統分析模式無法預見的。 比如，摩根士丹利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在2002年後半年將研究記錄發給每個客戶，向他們強調中國經濟對於美國甚至全球體系的重要性。就在美國股市跌至多年來的最低水平之前，羅奇在信中寫道：“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嚴峻，但是中國卻是一塊尚未被認識的樂土。”那個時候，中國經濟年增長率“只有”8.1%，相比世界經濟增長的速度來說，中國的經濟可以算得上是相當卓越的（在2008年，當中國第三季度經濟增長率“下降到”9%時，人們錯誤地認為中國即將爆發經濟危機）。羅奇列出了促使中國經濟增長的各個方面，如承諾改革國有企業、刺激國內消費以及更多的工業品產出。他說：“現在，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巨大成就。同時，中國的成功引起了一些出乎意料的結果，全世界都受到了中國發展的影響，其中持續的通貨緊縮就是一個例子。”中國向發達國家大量出口低成本商品，這會導致發達國家面臨長期通貨緊縮的風險，大大影響其經濟發展。這時美國經濟剛剛從股市崩盤和2001年的衰退中恢復過來。羅奇警告說，中國實行的由政府直接設定匯率、不允許匯率自由浮動的限制性貨幣政策會對國際市場產生不良的影響。但是，他沒有提出一些明確的應對策略。

而幾個月之後，羅奇呼籲美國人民不要再持有反華態度。隨著美國貿易赤字的增加，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議論中國。對此觀點羅奇作出反駁，他指出，對於美國貿易逆差，中國並沒有責任。貿易逆差的原因是“美國低得可憐的儲備率……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美國人民的生活趨向入不敷出的狀態，也很難去責怪中國”。他還預言說，中國經濟發展的真正影響是在未來才會體現出來的。 “中國經濟對全球的主要影響就是改變宏觀需求。我期望中國可以降低高達40%的儲蓄率，並且希望中國人越來越喜歡西方人的消費模式以及西方國家生產的商品。雖然沒有相關數據，但是我已經開始覺察到中國成為消費型社會的跡象。現在全世界空前地需要一個穩定的中國，然而在這個時期，世界卻在打擊中國，說中國正在擾亂全球經濟發展的秩序。因此，不論付出什麼樣的代價，都要抵制打擊中國的行為”。

羅奇很早以前就呼籲，要大力關注中國發展所導致的突如其來的結果。但是，他的機智聰敏與先知先覺在中美兩國傳統的經濟界限面前變得無用武之地。 2003年底，羅奇警告說，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不平衡的，中國過分依賴於政府投資興建基礎設施。同時，他也對中國當時的國家銀行製度發出警告。雖然在卸任之前，朱鎔基總理大力改革銀行製度，但是中國的銀行還是承受著死賬、呆賬的巨大壓力。銀行向工廠以及民用設施建設發放大量貸款，但是卻沒有考慮項目的可行性以及人們的償還能力。羅奇警告，這會對中國的持續繁榮構成巨大威脅。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顧慮，但是這些顧慮並沒有充分的依據。美國銀行製度崩潰是因為次級貸款者無法償還抵押貸款，而在中國，國家吸收了大量的呆賬和死賬。羅奇看到，中國正在努力打破這個模式，並且他希望中國開始走上正常的軌道。羅奇發現中美兩國的聯繫比人們預期的更為緊密，但是，他並沒有意識到兩國銀行製度相差甚多而無法緊密結合。但不久之後，在2002年，財政問題幾乎成了全世界關注的焦點。中國已經在很多方面融入了世界的發展軌道，唯獨中國的財政問題使中國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發展之中稍顯吃力，如果處理不好財政問題，那麼預期的經濟目標也很難實現。羅奇和其他經濟學家都認為，如果中國不能深刻認識到財政問題的重要性，那麼隨著中國與全球聯繫越來越緊密，中國的銀行製度會暴露出更多問題，而這些問題全部都是傳統分析模式可以預測的。簡而言之，連那些精明的美國普通人都可以發現，中國不過是一個“短期特例”，並不是顛覆常規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