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中國生產，美國消費

從2001年12月開始，中美兩國聯繫更為緊密。貿易數據可以反映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的一系列變化。 2002年，中美兩國貿易總額只有近1500億美元；2007年，這一數字已經提高到近4000億美元；2008年更是接近4500億美元；2009年上半年，在全球金融體係幾近崩潰的情況下，中美貿易總額也只是稍稍下降。 2001年之前，中美貿易總額增長穩定，但並沒有呈現指數增長。 2001年後，儘管中國對美出口占據了中美貿易總額的大部分，可實際上，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雖然起點相對較低，但增長更為迅速。 2002年，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商品總額是220億美元，進口商品總額是1250億美元；2007年，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商品總額是650億美元，進口商品總額是3200億美元；2008年，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商品總額將近900億美元，包括從中國的香港地區在內的進口商品總額是3500億美元。在中國的世界貿易總量中，中美貿易所佔的比重接近20%，如果將美國和中國香港的貿易往來也計算在內，這個數字將近30%。雖然香港在1997年回歸了中國，但中國內地與香港之間的進出口貿易額仍然是單獨計算的。

在與日本和中國台灣等的貿易往來中，中國的進口遠遠大於出口；在與德國等一些國家的貿易往來中，中國的進出口持平。中國曾經需要一些自己不生產或者沒有能力生產的高端工業設備，包括渦輪機、發電機、優質鋼材、飛機、機車和一系列技術產品。由於美國經濟已經由製造業為主的經濟向服務業為主的經濟轉變，美國生產出來的中國需要的商品少了，而美國購買的中國製造的產品多了。 這些數字可以讓我們對中美兩國之間的關係有一定的認識，但這些數字同樣也可能會誤導我們。數據明確地顯示，目前中美兩國已經成為彼此最大的貿易夥伴和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但是，事實卻不像看上去的那樣。按照人們的普遍理解，在中美關係中，中國向美國出售低價商品，因為在美國生產同樣的商品，成本會更高。但事實上，中國現在也已經成為美國企業最大的市場，這是百盛餐飲集團、雅芳公司和聯邦快遞公司等早期努力的直接結果。中國作為一個低成本商品生產國的形像已經在美國深入人心，而中國作為一個消費大國的事實受到的關注卻很少。然而將對未來世界產生重大影響的偏偏就是後者，而不是前者。

2007年，在中美貿易順差不斷增長的情況下，中國在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貿易中仍然保持逆差。中國對歐洲的進口大於出口；在與澳大利亞、日本和韓國等其他主要貿易夥伴的貿易中，中國繼續保持逆差。 2008年，美國對中國的商品進口額占到中國所有出口商品總額的1/3，成為到目前為止中國產品最大的買家。這看上去似乎是支持了“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觀點，但這裡的數據也有問題。 進出口商品總額是由政府機構和國際貿易集團根據一國口岸出入境的商品數量來計算的。相關部門會想盡一切辦法來確認商品的原產地，區分商品的原產國與運出國。希臘貨輪可能裝載了大量商品，但這並不意味著希臘同美國或世界其他地區的貿易額就會增加。此外，單一產品實際上可能是由多個國家共同生產的，這也給數據統計帶來了挑戰。例如，在中國工廠組裝的手機，可能有部分零件產自新加坡，芯片產自中國台灣，液晶顯示屏產自日本，塑料外殼產自馬來西亞。甚至像T恤衫這樣簡單的商品都可能是多國聯合生產的：美國種植的棉花在中國紡織廠紡織成布料，再由中國製衣廠剪裁製作，最後運回美國印花。世界貿易組織曾經嘗試創建一些統計模式，以將單一產品歸於一個原產國，但事實證明，這根本是不可能的。

在進出口數據的統計過程中，有一個重要的事實被忽略了：一國從另一國進口的商品可能是本國企業在另一國生產的。例如，通用電氣公司在其設在中國的工廠裡組裝產品，當這些產品運抵加利福尼亞州長灘港並被運送到倉庫的時候，它們可以不被計入從中國進口的商品當中。但是，如果這些產品及其零部件是在中國工廠裡生產並組裝的，那麼當這些產品運抵新澤西州紐瓦克港的時候，它們就會被計入從中國進口的商品當中。 “進口”對“出口”的分類，反映的仍然是過去的國際環境特點：每個國家都是一個獨立的經濟單元（至少在理論上如此），國家有著自己的內部市場、內部生產以及內部消費。在國家數據的統計當中，國家邊界就像一條閃亮的地理界限，將“我們”與“他們”分隔開來。

外國公司在中國市場上尋找貨源，然後再將商品運送到世界其他地區銷售，新千年以來中國國際貿易的絕大部分都源於此，而不是源於中國企業在洞察國際市場需求的基礎上主動生產低成本的同類商品。美國企業進口的常常是零部件而非成品，這些零部件由美國在華的製造工廠完成組裝，這樣美國企業就可以維持低成本運營，不僅可以繼續在美國國內立足，甚至還可以擴大生產。 此外，據估計，中國出口商品的50%以上都是由外國企業購買的，這是外國資本在華投資建廠生產出這些產品的結果。與此同時，中國進口商品的一半以上也是由這些外國企業購進的。像通用電氣公司、卡特彼勒公司和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食品公司這樣的外國企業在中國設廠時，首先要從日本、德國或美國等地進口動力或工業設備。在華工廠的收入增加了這些企業的總收入，如果這些企業是美國企業或者其股票在紐約股市交易，那麼其中國工廠的收入和利潤就會增加這些企業帶給美國的稅收或是帶動企業股價的提高。儘管這樣美國工人的就業機會可能會因為企業的外包行為而減少，但企業股價的上漲會使富人受益，同時也有利於工人養老金的提高。

一些外國企業在華銷售的產品，不管是約翰·迪爾公司的聯合收割機、摩托羅拉公司的手機，還是卡特彼勒公司生產的重型推土機，其中的部分零件可能是由美國密西西比州的工廠製造的，鋼材是由韓國生產的，然後再由設在中國珠江三角洲的工廠進行組裝的。外國企業在中國銷售產品可以直接提高外國企業的收益，就像上海的肯德基幫助百勝餐飲集團取得了驕人的商業業績一樣。但是，進出口總量的數據卻無法反映出這些內容。當然，如果約翰·迪爾公司的聯合收割機先出口到香港，然後再從香港出售到中國內地，那麼商業收益就能從進出口數據中反映出來了。因為香港是交通樞紐，鐵路、航線和公路都在這裡交匯並通往中國內地的眾多城市，所以，對外貿企業來說，先把商品從生產地運送到香港，然後再轉運回中國內地，這樣在經濟上更加划算。但是，如果這樣的話，同一件商品就被統計了兩次，一次被算作進口商品，另一次被算作出口商品，並且兩次都是按照中國商品來統計，這樣一來，就會出現重複統計的現象。

貿易是中美關係的核心，然而商品貿易只是這其中的一個方面。思想交流也是中美兩國關係的重要內容，而且思想交流的重要性不比商品貿易的重要性低。在美國和歐洲，貿易也是最敏感的話題，它與人們對於失業、失去經濟保障以及國家喪失經濟主權的擔憂是聯繫在一起的。這些擔憂早在國家出現時就已經產生了。歷史上的帝國總是企圖壟斷貿易以獲取力量和權力。 17世紀和18世紀，歐洲國家採取重商主義政策，目的是防止其他國家接近它們的貿易航路。英國政府企圖限制北美殖民地與法國和西班牙進行貿易往來，而這成為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對英國敵意加深並導緻美國獨立革命爆發的原因之一。 19世紀，即使現代自由貿易思想已經在英國扎了根，大英帝國仍然制定法律保護自己與印度和其他殖民地之間的貿易往來，阻止這些殖民地的商品在不首先經過英國本土的情況下直接被運送到其他國家。

貿易是與國家實力和主權聯繫在一起的——這種認識與民族主義相互交織，體現在了經濟理論中。一國的貿易狀況是國家興衰的象徵——貿易順差被視為國家實力的來源，貿易逆差則被視為貿易不平衡的標誌。如果得不到改善，國家的國際地位就會被削弱。 2001年以來，中美之間的貿易額激增，美國的貿易逆差已經被解讀成了一個危險的信號。我們聽到的是一種容易讓人產生誤解的觀點：中美關係主要就是“中國生產，美國消費”，實力正在從西方向東方轉移。這種觀點得到了廣泛認同，這種現像也已經普遍存在。 上述對於貿易的理解可能是錯的，但中美實力平衡的變化卻是事實。貿易並不是造成變化的原因。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特別是自1993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簽署以來，美國與墨西哥的貿易量激增，墨西哥生產的低成本商品大量湧入美國市場。這一度引起了人們對於美國製造業競爭力的擔憂，但僅此而已。沒有人覺得墨西哥會在短時間內超過美國或是成為美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競爭對手。儘管美國各行業協會已經深深意識到了墨西哥低成本商品大量湧入所帶來的挑戰，但這種挑戰並不會導緻美國的衰落。 1994年墨西哥比索貶值，美國政府對墨西哥給予了援助，這是一種強有力的提示（如果需要有這樣的提示的話），表明美國與墨西哥之間的實力平衡並沒有因為貿易和製造業領域的變化而發生根本改變。

如果中國的優勢只是生產低成本商品，那麼中國祇能是另外一個墨西哥，只不過人口數量更多而已。在過去幾十年裡，包括20世紀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中國台灣，80年代的韓國和90年代的東歐國家在內，許多國家依靠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削弱了發達國家的製造業基礎。在一個貿易壁壘日益減少的世界當中，比較優勢理論是適用的，該理論認為，哪裡的生產效率最高，產品就會在哪裡生產。發達國家把自己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進口低成本商品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上，例如工人工資壓力和工廠的倒閉，卻很少注意到這些低成本商品所帶來的好處。如果沃爾瑪銷售的DVD播放機是美國或德國製造的，那售價怎麼可能只有100美元呢？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成本節約都是比較優勢理論所能解釋的，美國很多工人的失業也不能歸咎於墨西哥和中國，而是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普及的結果。 2001年，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美國遭受了“9·11”恐怖襲擊並出兵阿富汗，美國經濟持續下滑，這些大事都在同一年發生。 2001年美國的經濟衰退主要表現在“庫存衰退”上。此前，由於對強大的市場需求有很高的預期，各家公司，特別是電信公司增加了高技術設備的生產。在新千年到來之前，很多企業害怕“千年蟲”問題導致計算機操作系統崩潰而投入大量資金購買高技術設備，而新千年之後，企業在這方面的投資開始削減，因此導致了大量高技術設備的庫存積壓。回顧歷史，這種情況是經常出現的。每一輪新技術設備投資過後，企業都會減少用於這方面的開支。 20世紀90年代末，各家企業都購置並安裝了各種高速網絡設備，它們需要時間去掌握如何應用這些新技術，學習如何使新系統的作用發揮到極致。

這麼做的結果就是美國企業的技術設備支出急劇收縮，西歐國家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只是沒有美國那麼嚴重。與此同時，美國股市暴跌，各主要股指在2002年10月探底。但是，出乎很多分析家意料的是，在這段時間裡，美國的失業率仍然維持在相對較低的水平，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 勞動生產率在整體經濟衰退的情況下仍然能有所提高，這是傳統的經濟模式和歷史經驗所無法解釋的現象。 2002年，雖然美國經濟實際上已經開始恢復增長，可大多數美國人仍然感覺美國經濟在下跌。 2002年前3個月，美國經濟增長超過5%，但民眾感覺美國經濟仍然在衰退之中。美國的整體經濟數據與美國民眾對經濟的感知出現了脫節，並且這種脫節的趨勢日益嚴重。例如，在2008年美國股市大跌和2008～2009年的全球經濟衰退發生之前，美國人就已經越來越感到不安，對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趨勢的看法很是悲觀。但是，在近年來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的生產力提高的程度是驚人的。

國內生產總值和生產力應該是同步上升、同步下降的。然而在美國，自2001年以來，它們卻經常呈現出不同的走向。原因是什麼呢？技術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於“新經濟”浪潮中信息技術和設備的應用，企業的生產力得到了提高。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機器人能夠進行汽車零部件生產，那就意味著生產過程中需要的工人數量減少了。如果企業的勞動生產率是按照每個工人的勞動產出來衡量的，那麼，當企業在工人數量減少的情況下生產出更多汽車的時候，即使工人數量減少了，企業的生產力還是提高了。客戶服務領域的情況也是如此：應用了可以對客戶歷史消費情況和消費喜好進行追踪的服務軟件，每個客戶服務代表就可以在更短的時間內處理更多的客戶問題，這同樣也會導致生產力的提高。 與新技術應用所帶來的變化相比，人們關注更多的是貿易變動所帶來的變化。原因之一在於，與中國的玩具製造廠相比，客戶管理軟件是無形的。同時，政客們在競選活動中指責中國或墨西哥奪走了美國工人的就業機會比指責戴爾計算機或思科路由器更容易贏得選民的支持。 2002年10月，在北卡羅來納州希科利舉行的一場國會競選演說中，民眾打起了這樣的標語——“找到工作了嗎？”“我的工作跑到了墨西哥，然後又去了中國。”如果標牌上說“我的工作讓互聯網搶走了”這樣的話，那效果可能就不一樣了。 2002年，全球經濟開始出現一系列莫名其妙的增長，官方統計數據與此前公眾及學術界的預測都不一致。在經濟增長、生產力提高的同時，通貨膨脹率卻直線下滑。這也與歷史發展的常規軌跡不同。歷史上，經濟的發展幾乎總是伴隨著通貨膨脹率的上漲，因為企業的生產能力常常無法滿足不斷增長的市場需求。工人們往往也會從經濟發展中受益，因為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商業環境的改善，工人的工資也會相應的提高，當然，這同時也會加劇通貨膨脹。但是，2002年，除了醫療保險有所增加之外，工人的工資水平並沒有上漲，而通貨膨脹率則下降到了1.5%左右。從2001年末到2002年，美聯儲大幅降低利率，聯邦基金利率下降到了1.25%。但是，美國10年期國債的全球利率基本上沒有發生變動，雖然一度跌到了4%以下，但基本上都是在4%～5%之間浮動，因為這一利率是由市場而不是中央銀行決定的。用傳統觀點來看，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只要美聯儲一有動作，市場利率就會作出回應。但是在2002年，情況不同了。 2002年，中國購買美國國債的舉動開始影響利率的波動，但是，當時沒有人注意到這個變化，也沒有人把這一變化與中國購買美國國債聯繫起來。在過去10年中，中國已經開始購買美國國債。 2000年，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還不到1000億美元。 2001年後，隨著中國出口的增長和市場發生巨大變化，中國的外匯儲備增長越來越快。 2006年，中國外匯儲備接近7000億美元，2007年接近10000億美元，而2009年則已經超過了20000億美元。最初，包括中國人在內，並沒有人注意到這種趨勢，人們也沒有考慮到這種趨勢對全球利率和美國利率的影響。即使有人注意到了這種趨勢，中國通常也只是被視為美國國債的另外一個買家而已，利率的波動通常被視為正常調整，與中國並沒有什麼關係。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和經濟學家也都是這樣看的，至少他們並沒有在這個問題上有什麼探討或爭論。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對經濟學並不那麼感興趣，經濟學家也不太關心中國的時政，而中國一些政府官員關注更多的也只是中國的國內經濟而非國際體系，沒有人專門對一個甚至其存在都很少有人相信的體系進行評估。 因此，2003年，美國經濟對於很多分析家而言成了一個謎。幾年後，在2005年2月，艾倫·格林斯潘在國會的聽證會上承認，他自己也對“利率謎團”感到困惑，不明白為什麼即使是在中央銀行利率大幅波動的情況下，長期利率仍然保持穩定。 從那時起，這個謎團就一直困擾著人們。人們都在把謎團的成因歸咎於中國的發展、科學技術的應用，以及相關人士或組織沒能夠調整他們的測量模型與傳統思維。統計學家們一直埋頭於具體數據的測量之中，以至於他們忽略了外部世界已經發生的改變，而世界變化的速度往往超過人類在一定時期的測量水平和解釋能力可以達到的程度。 一直讓目光盯住貿易領域也是造成目光短淺的一個原因，這樣做也無法全面了解中國經濟轉型的情況。許多中國問題專家很難相信，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的經濟發展能夠如此之快。報紙頭版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數據可以說明中國的增長速度，整個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都以平均9%以上的速度增長，而且大多數專家都沒有能夠預測出2001之後中國的經濟發展會對世界造成巨大影響。正如一開始墨西哥的那個例子所暗示的那樣，單單只憑數據不能說明全部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日本一直深陷衰退的困境之中，銀行危機一直困擾著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日本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倒退腳步和日本經濟萎縮程度相比，還是小了很多。 20世紀80年代末，當世界開始擔心日本東山再起之時，日本的衰退已經顯露出來了，儘管當時的日本經濟統計數據還很樂觀。與此同時，開曼群島雖然沒有得到全球認可，但是那裡成了對沖基金的主要吸納地。在世紀之交，開曼群島多達萬億美元的資金為全球的抵押資產和債券市場的發展設定了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