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克林頓成了中國的俘虜

從時間上看，上海肯德基的盛大開業與“中美國”發展道路上的另外一步是一致的。 1994年春，克林頓總統作出了一個有很大爭議並引起了廣泛爭論的決定：將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脫鉤。 1989年後，美國的政策制定者一直在經受著困擾，一方面，為了西方和美國的商業利益，他們想要打開中國市場；而另一方面，他們又想要對中國政府採取強硬政策。在克林頓政府執政的前兩年，在人權問題上強烈施壓成了“後冷戰時期”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特點。而中國正好成了美國人權組織的攻擊對象。 在過去的20年中，人權問題上的緊張是中美兩國關係中主要的不和諧因素之一。但是，問題並不像看上去那樣簡單。克林頓政府執政初期，政府內支持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的聲音很強烈，包括拒絕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而對於中美兩國經濟聯繫的加強來說，中國的最惠國待遇是必不可少的。 1992年克林頓參加總統競選時，他曾經重點批評老布什政府的對華政策是在縱容中國。所以，他在1994年5月作出的將經濟問題與人權問題脫鉤的決定引起了極大關注。

按照美國法律，如果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美國就會向進口的中國商品徵收高關稅，同時會對美國對華出口產品的種類進行限制。因為在美國看來，中國是一個“非市場經濟”的國家，所以美國總統必須每年重新審視一次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這使得對中國實行的政策成了華盛頓的年度討論話題，國會中有很多人都希望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以此作為對中國政府的懲罰，並迫使中國政府在政治改革問題上遵循華盛頓制定的時間表。當然，鄧小平和他的接班人是不會在美國的脅迫下改變原有的改革道路的。他們明確地向美國官員表示，中國要走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 儘管中美貿易有所發展，但1994年，兩國之間的貿易額仍然不到400億美元。不過，當時中國市場已經是美國商品出口額增長最快的市場之一了，未來更大的發展前景令美國人無法忽視。最終，克林頓還是決定美國政府將不再繼續把貿易問題與中國的人權問題掛鉤。儘管仍然承諾要繼續敦促中國向著改革邁進，但克林頓在5月份宣布貿易將不再成為美國政府對中國政府的主要施壓點。他得出結論：用貿易問題施壓是不大可能迫使中國政府作出改變的，美國政府的這一政策已經不管用了。

這一次，和往常一樣，克林頓又是兩頭不討好。中國人被美國人傲慢自大的態度觸怒了。美國媒體和國會中的人權派也都指責克林頓是將貿易凌駕於道德之上。 《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羅森塔爾（AMRosenthal）強烈譴責克林頓說：“在政治上，中國共產黨又多了一個新的俘虜——美國總統克林頓。” 在過去的20年中，美國的對華政策一直是把現實主義、理想主義和資本主義結合起來。相應的，圍繞著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義和實用主義，中國國內也進行著討論。鄧小平和他的繼任者們已經不再過分強調意識形態，但是美國卻還沒有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的對華政策都是以實力做後盾的。美國的經濟、軍事實力和全球影響力均在中國之上，對此沒有人表示懷疑，美國對華政策的演變也是以此為背景的。雖然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在1994年之前，中美之間的這種實力對比仍然沒有發生什麼變化。不過，肯德基和其他外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表明，中美之間的平衡正在發生變化，雖然美國人和中國人對此還基本沒有意識到。

克林頓於1994年5月宣布將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脫鉤之後，包括肯德基在內的將中國視為下一個巨大市場的美國企業明確對此表示了感謝。克林頓的這一重大決定剛剛作出，肯德基總裁約翰·克拉諾（John Cranor）就飛赴上海參加了肯德基外灘店的開業慶典。他說：“中國市場的大門進一步打開了。現在美國企業可以全速向中國市場進軍了。通過將人權問題和美國經濟投資永久脫鉤，克林頓總統消除了我們在華經營的不確定性。我們不用再擔心中美關係會惡化了。”出席肯德基外灘店的剪彩活動後，克拉諾和其他一些高層管理人員在100名兒童的陪同下逛了熱鬧的外灘，這些孩子都打扮成了山德士上校的模樣。接下來，他們還乘船渡過黃浦江來到浦東，在那裡，還有更多的慶祝活動等著他們。

克拉諾說，他曾經打算，如果美國政府不將貿易問題與人權問題脫鉤，就要擱置在中國的投資計劃。現在，美國政府不會再進一步設置障礙，他的擔憂也可以消除了。肯德基計劃投資兩億美元，在1998年將在華營業範圍拓展到45個城市。肯德基已經將中國視為未來最具潛力的市場。包括通用汽車公司、克萊斯勒公司、波音公司和卡特彼勒公司在內，其他一些美國公司也和肯德基一樣深有同感。 可以說，那種認為1994年標誌著美國對華緊張政策終結的看法有些過於樂觀了，但克林頓的這個決定仍然可以說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分水嶺。它為美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開了綠燈，讓像肯德基這樣已經邁出第一步的企業可以加速其在華的發展。與此同時，在軍售和敏感技術等方面，美國政府仍然維持著一些對華的限制與製裁，一些懲罰性關稅也沒有取消。但是，克林頓的決定遭到的一些批評也是有道理的。這一脫鉤決定加速了美國企業湧入中國市場的進程，擱置了一些人想要以經濟利益為誘餌使中國政府在政治和法律體系上作出改變的計劃。

1994年後，中美關係的緊張局面得到了緩解。但美國人認為自己有實力也有權力向中國發號施令的想法卻沒有改變。 1994年後，美國暫時擱置了對華的強硬政策，但很少有美國人覺得美國的影響力會衰退。儘管有越來越多的美國企業和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到中國投資，與中國地方企業合作創辦合資企業，但中國政府仍然對美國持有懷疑態度。那段時期雖然離現在並不遙遠，但卻和現在有著天壤之別。那時美國的各家公司在中國市場上的行為並沒有規律可循，它們沒有任何先例可以藉鑑，只知道要遵守中國的相關法律規定，而且全球貿易協定中也沒有與此相關的內容，其結果就是市場上有興奮，也有混亂，常常還會有沮喪。有些時候，一些獲利頗豐的投資計劃就是商人們為了做生意而匆忙制訂出來的。

肯德基進入了中國市場，並且成了當時最受認可的洋品牌之一，其在華連鎖店數量已經達到了幾千家，每年還有幾百家新店開業，而在20年前，這一切都只是夢想。這也是西方企業和投資者幾個世紀以來的夢想，是曾經幾乎像噩夢般被終結的夢想。自從13世紀威尼斯探險家馬可·波羅來到中國並熱情洋溢地寫下了讚美東方神奇與財富的遊記之後，西方商人就一直被中國市場巨大的誘惑力吸引著和驅動著，如果每個中國人都能購買一件他們的商品，銷售總量就會達到數億件。 19世紀和20世紀初，西方企業和西方國家的政府曾經試圖從中國獲取利潤，但大多失敗了。英國在中國的香港地區取得了一些成功，上海也曾經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成為西方商業的集散地。新中國成立後，又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國做生意遇到的一些困難嚇退了很多外國企業。財產所有權、契約、知識產權、銀行業結構和資金撤出方面規定的不明確產生了一系列問題。基礎設施匱乏、公路少、鐵路線路不足、電力供應不穩定，而且適用於國外企業和國內個人參與私營企業投資的法律體係也不穩定。對於運營良好的美國企業或歐洲企業來說，中國市場的機遇還有待證實，但風險卻是實實在在的。你可能有一天會在中國賺到很多錢，但首先，你要在投資回報日期不明確的情況下投入大量資金。 像肯德基這樣在努力保持全球競爭力並且被多次易手的企業，它們有動力到中國市場上來碰碰運氣。對它們來說，中國市場值得冒險。當然，20世紀90年代，也有一些在美國和世界各地擁有強勁市場且管理團隊樂於創新的企業，例如通用電氣公司和耐克公司，因為中國市場的潛力而把目光投向這裡，並且採取措施進入了中國市場。但是，很少有企業獲得了和肯德基這類企業一樣的成功。

當中國人越來越多地光顧肯德基，並且把它作為生活中的一部分時，他們對於現代世界意義的理解也發生了變化。當然，食品還是食品，肯德基並沒有在烹飪方面有什麼開創性的突破。但是，肯德基不同於市場上的小吃攤，也不像傳統的中國宴會那樣正式且富麗堂皇，它看上去和感覺起來都很“另類”。對於中國顧客來說，它成了新的現代文化而不是傳統或本土文化的一種象徵。雖然在談到任何一個在非西方國家營業的西方連鎖品牌時，我們也都可以這樣說，但是區別在於，在全球大多數國家，西方企業都可以發號施令，而在中國就不一樣了。中國市場的巨大規模和潛力以及中國政府對市場的宏觀調控使事情不能完全按照西方模式進行了。西方企業來中國不能發號施令，而是必須要與中國人合作。它們不能為所欲為地設定日程，只能根據中國的情況行事。一個新的體係就這樣逐漸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