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人比利潤重要

信息技術的發展，預示著新的就業機會的出現，同時也是人們的就業狀況發生變化的原因之一。計算機、軟件和網絡的發展意味著傳統生產過程中勞動力需求的減少。 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的崛起就曾經引起過人們的擔憂，人們擔心生產線的日益機械化會使很多工人被淘汰。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這一趨勢進一步加劇。受到影響的已經不只是工廠的生產車間。例如，過去金融服務領域需要幾百萬從業人員來完成各項工作，現在這種情況已經不存在了。自動取款機的應用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自動取款機似乎在一夜之間就出現在了各個角落，其中包括一些看似最不可能的地方。除了銀行之外，在便利店、電影院、機場和購物中心等地，我們也都能看到自動取款機。很多消費者都為此感到高興，但是，自動取款機的使用造成的後果之一就是就業機會的減少，很多銀行出納員的工作都被自動取款機取代了。

所以，在讚美市場、互聯網和技術繁榮的良性循環時，不要忽視了大眾文化還有另外一個層面，一個悄然湧動的層面。在美國，一些地區的高中生組織起了自己的投資俱樂部，而另外一些地區還有很多高中生的父母失業後尚未找到收入與保障水平相當的新工作。很多人覺得自己被20世紀90年代的繁榮遺漏了，但無論是美國政府還是媒體，都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正是出於這個原因，1999年11月，當世界各國官員雲集西雅圖參加世界貿易組織新一輪談判的時候，沒有人覺得這是什麼特別大的事情。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警示性的信號此前並非沒有出現過。 1997年，在澳大利亞墨爾本舉行的貿易談判就曾經引發了大規模的抗議示威，但是，美國人覺得那是在距離自己很遙遠的世界當中所發生的事情，並沒有在意。 20世紀90年代初，曾經有人強烈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億萬富翁羅斯·佩羅也打著這個旗號參加了1992年的總統競選。在反對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言論中，佩羅作出了一番著名的預測。他認為，隨著該協定的簽署，很多工作機會將從美國轉移到墨西哥，因為就業機會總是會不可避免地從勞動力成本高的地區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的地區。佩羅警告說，大量就業機會將會從美國南移到墨西哥，在這種擔憂和他投入競選的數百萬美元的作用下，他在大選中驚人地獲得了19%的選票。

但是，當佩羅於1996年第二次參加競選的時候，他的得票率下降到8%左右。人們普遍認為，克林頓執政時期美國的經濟繁榮打消了人們先前對於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為代表的貿易自由化和自由放任的貿易政策的擔憂。克林頓政府堅信，與世界更為緊密的經濟聯繫及貿易和經濟活動的增加是穩定的全球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克林頓政府的官員也一直致力於這一體系的創建。他們同時也意識到，公眾並不關心這些問題，隨著“冷戰”的日益遠去，美國人越來越不關心世界整體形勢，也越來越不願意為此而投入時間、精力或資源。 這使美國政府有了一種緊迫感。考慮到在1996年大選期間美國人對國際事務缺乏關心（其中也包括美國政府的一些官員），在克林頓總統的連任期內，克林頓政府認為，需要提醒美國人認識到保持參與全球經濟是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美國政府在一份政策文件中說，國會“有很多人質疑'後冷戰時代'美國保持強大的領導力和全球參與的必要”。這種想法是必須抵制的。 1996年12月，一份寫給即將上任的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的備忘錄中說：“自從殖民地時代以來，美國的繁榮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嚴重依賴對全球經濟的有效參與和領導。”這份備忘錄還明確指出，將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必要性，也是美國要繼續關注全球經濟體系塑造的原因之一。

西雅圖談判本來應該能推動這一議程進展。但是，數千名憤怒示威者封鎖道路、縱火併製造混亂，他們的抗議活動打亂了計劃。其中一些人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的主要目的就是破壞會談。但其他人則有著更為明確的不滿——他們反對自由貿易，反對認為全球貿易和經濟活動的加強符合未來世界最大利益的“華盛頓共識”，反對“新經濟”下的不平等、沒有兌現的承諾和無法實現的夢想。 “人比利潤重要！”這是湧向西雅圖大街小巷的男男女女呼喊的口號之一。克林頓政府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全球貿易自由化及降低關稅和貿易壁壘。這一根本觀念來源於經濟學的一則經典信條，即比較優勢法則。從理論上講，如果沒有進出口限制等人為成本的約束，某種產品或服務將來自那些能夠以最低成本提供最高質量產品或服務的企業和國家。儘管從短期來看，由於一些企業無法適應全球競爭，打破貿易壁壘會對經濟造成一定的破壞，但是從長遠來看，打破貿易壁壘有益於更大的繁榮，從這種繁榮中受益的不僅僅是企業和企業的所有者，還有世界各地的消費者。最俱生產力的企業將主導市場，而對市場的主導將使這些企業獲得更大的利潤，並且隨著成本的降低，這些企業還可以降低其商品價格。終端消費者將會從價格更為低廉的產品和服務中受益。

但是，西雅圖的示威者看到的不是他們作為消費者能夠從貿易自由化中得到的好處，而是企業作為生產者能夠從中獲得的利潤。當時，“全球化”一詞已經被廣泛應用，但是和現在一樣，“全球化”的概念還很模糊和混亂。對於那些支持“華盛頓共識”的人來說，全球化是一個自我強化的體系，它能夠將福祉帶給越來越多的人。而對於那些絕望地看待全球化的人來說，就像佩羅提出的警告一樣，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和“新經濟”繁榮下風險資本家和計算機行業億萬富翁的誕生，一切錯誤都是由全球化造成的。曾經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aseph Stighitz）是全球化的尖銳批評者，他指出，西雅圖示威者的視角與美國政府的視角是截然相反的，這不禁讓人感到疑惑，他們所談論的到底是不是一回事。他們一方看到的是所有人財富的增加，另一方看到的卻是生活水平的下降和不安全感的增強；一方在為聯繫更加緊密的世界而歡呼，另一方看到的卻是國內文化受到的威脅和社會聯繫紐帶遭到的破壞。

對於好幾百萬美國人來說，“新經濟”就像是一家糖果店，他們只能站在外面，把臉湊到玻璃窗上，他們能夠看到並且渴望品嚐到店裡的美味，但是卻無能為力。電視畫面上的“中產階層”生活實際上只有富人才能享受；雜誌宣傳說一個新的時代即將到來，可是出現在報導中的那些物件和玩具只有少數人能買得起；經濟不斷發展、商業周期終結、股指上升到新高，這些都是只有少數人才能看得到的空洞前景。西雅圖發生的一切無情地提示著20世紀90年代美國社會的現實：這是一個“新經濟”的時代，同時也不是“新經濟”的時代。這個時代有贏家，他們主導著人們的話題；這個時代也有輸家，他們被人們遺忘和忽視。贏家和輸家的看法都是對的，同時也都是不對的。

“新經濟”的熱情支持者對這個世界有著“烏托邦”式的幻想，認為技術、網絡和市場將會造就一個全新的世界，他們總是誇誇其談，但真正做的卻很少。對於資本主義的本質，沒有人比奧地利經濟學家、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熊彼特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時候看得更敏銳了。他把資本主義體系稱為無盡的“有創造力的破壞”的進程，看到了資本主義表像下的破壞性現實。然而，“新經濟”的支持者強調的是其“有創造力”的一面，而不願意去承認其“破壞”的一面對現實世界造成的傷害，最終在辯論中獲勝的似乎還是他們。發生在西雅圖的混亂並沒有傷害到世界貿易組織本身，此後，世界貿易組織繼續擴大，不斷有新的成員加入。經濟數字顯示，經濟在發展，生產力在提高。那些對“新經濟”提出挑戰的聲音顯得微弱了。

2000年，股價開始急劇下跌，“新經濟”也開始萎縮。在一年的時間裡，“新經濟時代”宣告終結，迅速化為了泡沫，化為了一場騙局和一幅海市蜃樓的幻景。從2000年底到2001年，在克林頓政府執政時期即將結束的時候，美國經濟發展大幅放緩。很快，“新經濟”就破滅了。 上述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的故事情節聽起來是比較熟悉的，但是，熟悉並不意味著它就完全正確。在支持者還在鼓吹“新經濟”，而全球化的反對者還在提出質問的時候，這個故事還掩蓋了其他情節。儘管很多人都認為企業和財富精英在“新經濟”中獲得了與其比例不相稱的收益，但對此，這些企業卻持有不同的觀點。實際上，在20世紀90年代，除非你的企業是一家新技術企業，否則你就會覺得失去了方向，不知所措。如果你是一家傳統零售業或工業企業的首席執行官，矽谷企業家的想法和話語會讓你感到手足無措，你多半也會對“新經濟”產生懷疑，但是，在“新經濟企業”的股票價格猛漲，而你的企業的股票卻表現平平的時候，你是很難提出自己的疑問的。

像美國在線、亞馬遜和雅虎這樣在20世紀90年代才誕生的企業，其市場資本總額卻突然就超過了卡特彼勒公司這樣的傳統大企業。對於很多傳統企業的領導者來說，世界顛倒了。他們在按照做生意應有的方式做生意，但是卻像駕駛著動力性能優越的汽車行駛在慢車道上。 “新經濟企業”的崛起令傳統企業感到震驚。這些傳統企業總是被形容為“恐龍”，被形容為“困在固定廠房裡的笨重的白痴”，將會緩慢而沒有尊嚴地死去。很多人預測，這些傳統企業將會被靈活的網絡新貴取代，新的網絡企業正在創建一個虛擬的工業和商業世界。傳統經濟專家們不願意乾等著這一天的到來，在不知如何才能扭轉似乎無可避免的局面的情況下，他們開始坐下來，進行靈魂深處的思考。

思考的結果是一項新的戰略，要尋找可能的經濟增長點，而不是固守現有的增長點。這意味著不僅要關注新技術，還要尋找新市場。他們在全球範圍內搜索著，不斷問著自己哪些市場還沒有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當中，哪裡的消費者還有消費需求……答案有很多，中國就是其中的一個。 很少有企業擁有連貫清晰的戰略。大雜燴比縝密的戰略藍圖更有代表性。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企業管理者並不自滿。在技術革命開始之前，企業就一直在積極尋找新的市場。 19世紀和20世紀，美國和歐洲的企業跟隨著西方強國的腳步，在拉丁美洲和印度建立了分支機構。 20世紀，美國人對到自己國境線以南的國家和地區做生意尤為積極，其中包括墨西哥、加勒比海地區、智利、秘魯和阿根廷。歐洲企業在美國獲得了成功，大西洋兩岸的商業聯繫在20世紀90年代的技術繁榮到來之前就已經建立起來了。從電報和飛機的發明，到航運技術的創新，早期的技術繁榮也加強了這種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