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新經濟”：一個無法被忽視的命題

在這樣一本講述中美融合的書中讀到“新經濟”的濃縮發展史，您可能會覺得有些奇怪。萬維網、美國在線和移動電話到底與“中美國”有什麼關係呢？答案是：它們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我們很少把“新經濟”發展的歷史同“中美國”聯繫起來，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們理解這個世界的方式。出於簡單明了的目的考慮，我們常常將生活中不同的領域截然分開：外交與經濟是分開的，人際關係與政治是分開的，去哪兒吃飯與養老金使用也是分開的……這樣的例子有很多。在所有的報紙或網站上，科學欄目、商業欄目和體育欄目都是分開的。這些欄目下面又有很多不同的子欄目。因此，一個對棒球非常感興趣的人可能永遠都不會讀到賽車新聞。這種劃分方式可以簡化我們對於這個複雜世界的分析和理解。有的時候，這種劃分是有意義的。想要知道休斯敦、倫敦或東京最好的飯店在哪裡並不需要去關注奧運會。但有時候，簡化也是要付出代價的，它會使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失真。

無論是作為一種經濟現像還是作為一種技術現象，“新經濟”都是“中美國”發展的先決條件。如果沒有20世紀90年代的通信和信息革命，美國和中國可能也會建立起緊密的聯繫，國際經濟秩序可能也會像幾個世紀以來一樣，向著更為全球化而不是國家化的方向發展。畢竟，不管是歐盟的成立，還是世界貿易組織的形成，都不是得益於國際互聯網發展的結果，就好像聯合國的成立也是在國際互聯網誕生之前一樣。但是，“新經濟”使各國之間的融合在沒有政府規劃和沒有被完全意識到的情況下成為可能。 “新經濟”引發了多種創新，而對於“中美國”來說，最重要的創新還是信息技術。信息技術的發展能夠打破傳統供應鏈，由於地理距離而被分開的地區產生了相互交織的聯繫。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工廠模式都是工業生產的主導模式。如果一家日本汽車生產商想要在美國設廠，那麼它就要在美國複製日本的生產體系，按照相似的方式生產汽車。零售行業也是一樣。如果一家零售企業想要在世界其他地區開設店鋪，那麼新店鋪也要按照本國店舖的模式運營。有時候，缺乏創造性是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但是，通常情況下，實用主義的想法也在起作用。同一企業在不同國家的工廠要獨立生存，管理者要為此而想辦法，而他們了解的只是原有方法。所以，不管在哪個國家新設工廠，管理者都會復制同樣的生產模式。

當然，任何規則都會有例外。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絕大多數供應鏈所採取的都是一個公司集中管理或是在不同地區仿照本國管理的模式。這樣的模式有時運轉良好，有時就要差一些。但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幾乎在任何情況下，對於企業來說，在距離商品銷售市場近的地方設廠生產都是最簡單的方法，否則成本會過高而難以承受。即使一家公司想要對設在不同地區的企業和市場進行標準化操作管理，也會遇到很多障礙，包括各地區法律規章的不同，也包括生產技術和工具的全球化標準的缺失。結果就是，一方面，企業生產模式固定化；另一方面，各地區產品差異巨大。從本質上看，即使是最大的跨國公司也沒有全球供應鏈，它們只不過是在全球各地都有自己的分支機構，很多機構的利潤最後都要返給總公司。

20世紀90年代的技術革命使企業的全球運營模式和商品生產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新的信息技術使更高層次的實時通信和遠距離數據傳輸成為可能。工廠車間的變化就是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20世紀90年代以前，工廠管理人員需要在離廠區不遠的地方工作，通常是在能夠監督車間的辦公室裡。管理人員可以批改文件，但也需要到車間視察工作，解決問題，確保生產的正常進行。然而，在過去20年裡信息技術發展的作用下，現在，管理人員在美國伊利諾伊州的中部就可以了解中國深圳工廠的生產情況，而且了解到的東西要比20年前在廠房裡看到的更多。得益於庫存跟踪軟件的應用，企業現在可以建立起一個中央數據庫，其分佈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用戶都可以訪問這個數據庫，從而了解哪裡有存貨、存貨量有多少。這樣，企業就可以以一種過去完全不可能實現的方式來管理全球供應鍊和生產網絡。

但是，要想得到普及，這些技術就需要被廣泛應用，而要被廣泛應用，這些技術產品的價格就要有吸引力。這意味著生產規模要擴大，這也是20世紀90年代資本和投資大量湧入“新經濟”公司的原因之一。早些時候，很多人看到了國際互聯網和無線通信產品在商業和個人消費市場的內在潛力。這些產品需要的是投資。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投資又有了一個獨特的渠道——股票市場。 1995年8月9日，曾經完善了Mosaic瀏覽器的網景公司上市，每股開盤價格為14美元，當天的收盤價格就漲到了每股75美元。這成了美國“新經濟”繁榮的標誌。儘管網景公司上市在美國互聯網企業中並非首次，但它的上市卻是較為引人注目的一次，對“新經濟”成為美國流行文化的中心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美國股市從1990年開始迅速上漲，到20世紀90年代末見證了牛市的高潮。 2000年3月，以科技股為主的納斯達克指數從1995年的不到1000點上升到了5000多點，達到了高峰。但是，成為這一時代標誌的並不是股指上漲5倍，而是網絡和股票市場的融合主導了流行文化。網絡的誕生使個人投資者第一次可以在線購買和拋售股票，導致了股票市場交易量的大幅增加。網絡同時也為文化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大量記者、編輯和作家投入到網絡這一新的傳媒方式當中。

20世紀90年代末，“新經濟”已經成為一種令人痴迷的文化。 2000年初有一篇文章這樣寫道：“它之所以被稱為'新經濟'，原因很簡單，那就是沒有人見證過這樣的時代：發展和創新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就業機會，促使生產力水平達到了新高，並且推動著經濟向前發展……這是一個一切似乎都在變得更好、更快、更廉價、更容易獲取的年代，利潤也越來越大。”這是一種令人陶醉的幻象，一種不真實的幻象，但是，在一段時間內，它是能帶給人喜悅的。 從很多方面來看，“新經濟”都是以美國為中心的。儘管歐洲國家也出現了對互聯網和電信企業的投資狂潮，但“新經濟”的基調在很大程度上還是由華爾街和矽谷來決定的。這其中也有普通美國人的參與。 20世紀90年代末，似乎每個人都在市場上投資，都在談論並關注市場。新興互聯網企業股票交易的火暴程度造就了網絡經濟的繁榮。出租車司機、公交車司機、服務生、文秘和學校教師都像投資銀行家一樣充滿熱情地詳細探討著股市狀況。直接進行股票交易的人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多過，人們的狂熱使熱門公司的股價進一步上漲，而股價的上漲轉而又會引發更大的狂熱。 2000年，美國股民的數量已經達到1億。

至於世界整體形勢，倒是很少有美國人去關心。冷戰時期，外交事務是美國公眾談論和擔心的中心話題，而現在，美國已經走出了“冷戰”時期，人們關注的是市場和新技術，很少去關注別的。人們把注意力都放在了蘋果公司或微軟公司的股價變動上，因而無暇顧及公共政策或世界整體形勢。當然，這只是從整體上看。還是有美國人對其他事情保持著深度關注的，還是有幾百萬美國人的日常生活並沒有受到股市漲跌和“新經濟”起落的影響的。儘管如此，“新經濟”仍然是一種令人痴迷的文化，以至於在克林頓的“萊溫斯基性醜聞案”期間，曾經有一位國會議員抱怨說，美國公眾對股票的關注程度遠遠超過了對美國政府的關注。當然，與民眾不同，在1998年和1999年，美國政府主要關注的還是克林頓的“萊溫斯基性醜聞案”。美國政府從未像這個時期一樣顯得如此骯髒，如此與公眾話題脫節。儘管美國人也在關注克林頓彈劾案的進展，就像關注其他名人一樣，但是他們對政府的事情並不是那麼關心。

這一切都表明，很少有美國人會注意到中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不錯，美國國務院、白宮、智庫和大學都有中國問題專家，有時候中國問題也會出現在新聞當中，例如1999年5月美國在北約轟炸南聯盟的行動中炸了中國大使館。大使館被炸引起了中國人的憤怒，很多中國人不相信美國宣稱的“誤炸”，因為以美國的先進技術和經驗，美國軍隊怎麼會犯這樣低級的錯誤呢？這也讓很多中國人意識到，儘管中國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發展，但在軍事上仍然處於弱勢，中國更需要增強綜合國力。當時，中美兩國關係正處在一個相當微妙的時期，轟炸正好發生在朱鎔基訪美之後。朱鎔基訪美的目的是為了爭取美國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支持，但是這次訪問並沒能取得計劃中的進展。美國國會提出了異議，克林頓也因為“萊溫斯基性醜聞案”而無能為力。

後面我們將會了解到，這次危機威脅到了“中美國”的發展進程，差點使其偏離軌道。但當時在美國，這次危機卻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憤怒的中國人在北京高呼反美口號的新聞出現了幾天，但美國公眾很快就不再關注這件事了。他們關注的是股票市場和互聯網。 “新經濟熱”造成了一種美國既富足又擁有強大實力的假象。和所有美好的假像一樣，這種假象當中也包含著很多真實的成分。由於股市大幅上漲、通貨膨脹率降低和新就業機會的出現，很多美國人的物質生活確實發生了積極的變化。少數人從中獲得了大量收益，正是這少數人引起了人們極大的關注。當時的美國社會給人的感覺是，如果每天有一個人因為互聯網經濟的發展而成為百萬富翁，那麼就有20個人怀揣著成為富翁的希望和夢想。對於美國的全球力量，美國人意識到，伴隨著“冷戰”的結束和蘇聯解體，世界上已經沒有能夠對美國的全球地位構成威脅的常規軍事力量了。儘管歐盟各國總的人口規模和人均富足程度都和美國差不多，但是歐盟的凝聚力更多的還只是一種願望而不是現實。

然而，儘管“新經濟”成為美國大眾文化的發展方向，還是有數千萬美國人沒有享受到“新經濟”帶來的實惠。實際上，美國有5000萬人生活在貧困當中，或是在一家四口年收入1.7萬美元的貧困線上掙扎，並且，即使一家四口的收入超出貧困線幾千美元，也並不意味著在經濟上就不再有問題或是可以過上富足的生活。美國製造業提供的傳統就業機會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就開始減少，儘管其他領域，特別是技術和醫療服務行業創造的新的就業機會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製造業就業機會減少給人們帶來的痛苦，但傳統就業機會減少這種趨勢到了20世紀90年代仍在繼續。一些新的就業機會來自高科技製造領域，但大多數就業機會不是的。所以，問題就出現了，新的就業機會並不存在於人們失去原有就業機會的傳統製造業當中，一個從事了多年製造業生產的工人往往是不具備轉行成為“知識工人”的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