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在《和約的經濟後果》一書中意味深長地指出：“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常常是由像人口增長或者其他根本性經濟因素的長期變動所引起的，但是由於這些變動具有漸進性，所以容易被同時代的人忽略。”
目前中國經濟正在面臨5個漸進性的長期趨勢：
一、以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為代表的供給革命正在向全球擴散，納米技術革命開始嶄露頭角，中國經濟面臨生產力革命的考驗；
二、中國勞動力供給在2014年到達頂峰後下降，人口紅利退色，老齡化趨勢不可阻擋，中國人口的中位年齡將從2008年的平均33歲逐漸增長到2049年的近45歲，中華民族整體創造力受到挑戰；
三、中國人力資本的積累不斷提高，人的經濟價值隨之上升。中國已經從建國時的基本文盲國家提高到初中教育水平國家，這個趨勢將繼續保持，到2049年，中國的平均教育年限將達到12年，成為一個具有高中教育水平的國家；
四、財政負擔加重，眾多領域需要財政支持與投入。社會保障體係有一個潛在的負債，教育需要5%的GDP規模的財政投入。自主創新全面上升為國家戰略，需要每年4%的GDP的財政投入。中國的醫療保險費用將隨著人口老齡化而逐年增加；
五、儲蓄率在維持高位的同時略有下降。隨著中國國內投資機會的逐漸減少和消費理念的代際更新，“中國消費”將適度崛起。
中國5個趨勢中的前3個趨勢與管理大師德魯克在2001年為《經濟學人》雜誌所撰文《下一個社會》中的3個主要趨勢不謀而合：製造業在經濟中的比例下降；年輕人口在社會中的比例下降；勞動力向知識工作者轉型。第4個趨勢帶有國際普遍性，也有中國的特殊性。但在5個大趨勢中，生產力革命還是最根本的和最具有決定性的。隨著製造業投資收益的逐步遞減，必須通過“創新型國家和學習型經濟”抓住新的生產力革命，增加有效供給，才能提供投資機會，刺激投資活動，推動經濟增長。只要中國經濟能長期保持又好又快地增長，就會為解決財政負擔、解決結構性失業等矛盾贏得足夠的時間和政策空間。
從目前來看，世界上繼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後，未來可能至少出現3次生產力革命：一是正在進行的信息技術革命，信息技術革命將進入“雲計算”時代，互聯網的存在和應用就像電一樣，已經融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又不知不覺。二是初露鋒芒的生物技術革命，生物工程的突破領域將越來越廣泛，涉及健康、醫療、農業和環保等。三是潛在的納米技術革命，納米革命將重構微觀世界，顯示出我們無法想像的物質特性。納米技術和生物技術相結合，將產生一場生產力“組合革命”。
人類將“長出”納米翅膀，通過生物電流驅使，像天使一樣翱翔於藍天；人類將使用納米微型機器人，在血管裡不斷清掃沉澱物，心腦血管疾病將像普通感冒一樣容易治療。 2006年，中國政府頒布《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對科技革命作了簡潔的概括和預測，“進入21世紀，新科技革命迅猛發展，正孕育著新的重大突破，將深刻地改變經濟和社會的面貌。信息科學和技術發展方興未艾，依然是經濟持續增長的主導力量；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迅猛發展，將為改善和提高人類生活質量發揮關鍵作用；能源科學和技術重新升溫，為解決世界性的能源與環境問題開闢新的途徑；納米科學和技術新突破接踵而至，將帶來深刻的技術革命。基礎研究的重大突破，為技術和經濟發展展現了新的前景。科學技術應用轉化的速度不斷加快，造就新的追趕和跨越機會”。
中國製造的崛起是不爭的事實，但中國創造的崛起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中國經濟高增長將依靠製造業持續到2029年，但2029年之後，中國新經濟能否衝出工業經濟邊際收益遞減但又佔有主要經濟資源的困境？否則，中國經濟可能會出現日本經濟那樣的長期停滯。經過1995～2006年的增長，中國信息產業從無到有，2006年已佔整個經濟總量的5%，這個比例難能可貴。中國的信息產業革命是從通信開始的，互聯網和手機市場的增長速度每年大約為20%，13億中國人中已經大約有手機用戶6億，網民超過2億，都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在3G手機普及後，互聯網和手機行業將重新洗牌，中國信息產業能否繼續高速增長，成為一個關鍵問題。從2029年起，中國新經濟產業需要保持高增長，成為名副其實的主導產業。
從1840年起，中國從農業經濟轉向工業經濟，時間之長，代價之大，是誰都沒有想到的。農業技術的高水平，並不是工業革命發生的充分條件，中國在18世紀、19世紀相對歐洲具有高水平的農業技術，但錯過了工業革命機遇就是明證。中國製造的成功並不能保證中國新經濟的出現。在創新時代，即2029～2049年，有20年的時間，這20年比前面所有時期都困難。中國經濟需要靠自主創新艱難前行。中國經濟必須建成“創新型國家和學習型經濟”，才能完成從工業經濟向“中國新經濟”的艱難轉軌，製造業產生的大量結構性失業是難以避免的。熊彼特式的創新是長期的、痛苦的“創造性破壞過程”，只有摧毀舊的產業，才能讓新的產業有崛起的空間。 2029年後，信息產業、生物產業和納米產業可能成為中國經濟的新引擎。
由於人口結構的大幅度波動，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接近盡頭。如圖4-1所示，從2009年至2049年，假設現有計劃生育政策不變的前提下，根據聯合國對中國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預測，中國將先後迎來總人口、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年齡段的人口）和勞動力三大高峰。總結起來，中國人口長期動態有3個特點：
一是總人口在2030年前後達到最高峰，人口總量達到峰值後開始緩慢下降；如圖4-1所示，總人口在2030年的峰值是14億人左右。 20世紀80年代初，國內外普遍預計21世紀中葉中國總人口將達到16億人的高峰，當時誰也沒有想到中國的出生率會下降得這麼快。
二是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在2014年左右達到峰值。根據20世紀80年代到目前的人口出生率等數據判斷，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總量的轉折點將在2014年達到，比大多數人所預期的要來得早。儘管馬上達到最高點，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龐大和減少緩慢，使創造就業和減少失業成為當前和今後較長時期重大而艱鉅的任務。
三是勞動力在2014年左右達到高峰。假設勞動年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基本不變，今後40年勞動力增長率將從建國前60年的2%增長率突然下降到0.7%，基本等於沒有增長，表明人口紅利已經逐漸淡出。具體地說，品牌時代的年平均勞動力增長率約為0.8%，創新時代的增長率為0.5%。
中國人口紅利消退是國內外經濟學界普遍認同的大趨勢，但是國內外經濟學界對中國教育紅利長期延續的可能性估計不足。
中國政府大力開發人力資源，努力把大量的人口負擔轉變成一種人力資源優勢。根據《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表4-1量化了中國教育長期規劃。 2010年高中階段教育普及程度將比2005年52.7%的毛入學率明顯提高，達到80%左右，中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中規模基本相當。在1998年高等教育大幅度提升後，該《綱要》提出要適當控制高等院校招生增長幅度，穩定招生規模，2010年在學人數達到3000萬人，毛入學率達到25%左右，在2020年達到40%，在2050年達到55%。但是中國高等教育的普及率與國際上普遍的普及率還有很大差距，如高收入國家高等教育在1996年就達到了60%以上的平均水平。
按照《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的長遠規劃，運用王燕和我在世界銀行提出的人力資本計算方法，計算出未來人力資本的變化。如圖4-2所示，2049年中國勞動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將達到12年，即實現高中畢業的目標。在品牌時代，人力資本增長率從價格時代的年平均2.21%下降到1.22%左右，在創新時代基本保持在1.40%左右。
圖4-3顯示中國未來40年的人力資本結構變化。可以看到，大學人力資本有大幅度上升，接近40%左右，小學水平的人力資本將消失，大學水平的人力資本將佔40%左右，表明“知識社會”的出現，但初中和高中水平仍佔微弱主體。
2001年，管理大師德魯克描繪“下一個社會”形態時認為：“'下一個社會'將是知識社會。知識會成為社會的關鍵資源，知識工作者將成為主要的勞動力，它具有下列三種主要特質：一、沒有疆界——因為知識的傳播甚至比資金流通還容易；二、向上流動——每個受過正規教育的人，都有力爭上游的機會；三、成功和失敗的機率均等——任何人都可以獲得'生產工具'，即取得工作所需的知識，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成功。這三種特性加起來，會使知識社會變成一個充滿激烈競爭的社會，無論對組織和個人而言，都是如此。”在自然資源相對匱乏和人口紅利淡出的中國，為應對生產力革命的挑戰和“下一個社會”的來臨，大幅度投資人力資本是在品牌時代和創新時代獲得國際競爭力的關鍵所在。
對於中國經濟，我認為可以採用“反木桶原理”進行設計。 “反木桶原理”認為木桶最長的一塊木板決定了其特色與比較優勢，在一個特定範圍內成為製高點。什麼是中國經濟的最長“木板”呢？毫無疑問，是無與倫比的潛在人力資本優勢。 1985年5月19日，鄧小平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說：“我們多次說過，我國的經濟，到建國100週年時，可能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們這樣說，根據之一，就是在這段時間裡，我們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培養出數以億計的各級各類人才。我們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後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於勞動者的素質，取決於知識分子的數量和質量。一個10億人口的大國，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資源的巨大優勢是任何國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優勢，再加上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的目標就有把握達到。”與人口眾多的印度一樣，中國具有生產“知識員工”的巨大潛力。在價格時代和品牌時代，中國經濟低成本中低素質的勞動力是中國製造的核心競爭力之一；在創新時代，擁有成本相對較低但高素質的數以億計的“知識員工”將是“中國新經濟”的核心競爭力。
2008年，溫家寶總理在一篇《百年大計教育為本》的文章中，適時提出了製定《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這項重要戰略任務，要求教育要綜合考慮人口變化、學齡人口結構、經濟結構、就業結構和社會發展的特點，主動適應工業化、信息化的新要求。
對台灣經濟發展有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李國鼎指出教育體係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科技的創新，當然要靠人才，而人才的產生必須來自教育”，“尋求科技發展根本解決之道，在於教育制度的改善”，“倘若我們仍依循過去不具彈性的教育系統，將很難培育出有創意的青年人，而一個未曾有的科技新時代，我們實需大刀闊斧地修正原教育制度。”即將出台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將會對中國人力資本積累產生深遠影響。可以考慮採取“十二年義務教育”等措施把具有大學水平的“知識員工”的數量提升到佔中國2049年的人力資本結構的一半以上，並通過建立國家學習體係來解決中國經濟面臨的結構性失業問題。
中國政府致力於在一個14億人口的國家實現“老有所養，病有所醫”的“中國夢想2.5”，可謂是人類社會破天荒的創舉。從財政收入增長潛力來看，中國財政收入佔GDP的比例約20%，離30%的國際大關還有很大的空間，但需要及早謀劃未來40年的財政負擔，逐步彌補社會養老保險存在的巨大缺口，個人消費沒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過高社保稅率的恐懼，同時保持債務的可持續性和經濟體制的供給活力，最終實現“老有所養，病有所醫”的宏大目標。
世界主要經濟體正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老齡化時代。歐洲、日本的退休人員預計佔全社會人口的比例將逐漸增加，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嬰兒潮一代”正在成為“銀髮族”，也開始步入老齡化。許多國家的中長期財政政策對老齡化社會的醫療、退休問題相伴隨的財政壓力預想不足。 2008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提出警告：“雖說這場危機（世界金融危機）造成了龐大的財政成本，但至少在發達國家，長期財政償付能力面臨的主要威脅仍來自不利的人口變化趨勢。”中國雖然還不是發達國家，但同樣面臨著成本高昂的人口結構轉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種擔憂同樣也適合中國經濟。
由於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平均壽命的延長，中國社會的人口老齡化速度要遠遠超過世界平均水平，這種情形的出現是20世紀80年代始料未及的。按照國際上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到10%、65歲以上老年人口達到7%即為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中國在1999年就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人均GDP僅1000美元，而發達國家在處於老齡化門檻時的人均收入遠遠高於1000美元，所以中國居民是“未富先老”。 2008年60歲以上人口比例上升到11%以上。北京和上海首先出現了人口年齡的“倒三角”結構，預示著中國大城市的人口發展趨勢。如圖4-4所示，從2009年至2040年，中國65歲以上老齡人口比例將迅速上升，從2009年的10%左右躍升到2040年的30%左右。預計2040年以後，老齡化趨勢減緩，形成老齡人口高峰平台，屆時中國老齡人口將達到4億人以上，這意味著每3～4個中國人中就有1個65歲以上的老年人。
養老金是現收現付制度，支付給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基本上都是來自於年輕人的貢獻。人口老齡化將導致撫養費不斷提高，納稅供養老年人的勞動人口下降，由於沒有足夠的積累，中國將在2029年後產生現金流短缺，中國經濟將面臨養老金嚴重籌措不足的挑戰。目前中國以龐大的勞動人口為後盾，養老金尚且入不敷出，以後隨著老齡化日益嚴重，一方面老人逐年增多，達到4億人，另一方面年輕勞動人口逐年減少，養老金存在很大缺口。具有指標意義的是1964年出生的“中國嬰兒潮”，到2029年正好達到65歲，大批退出勞動力市場，進入申領養老金的退休生活。這個養老金潛在缺口現在還不明顯，但2029年前後會充分顯露出來。財政的中長期規劃應及早考慮這個養老金缺口問題，不能等到2029年以後才開始應對，未雨綢繆將贏得主動。特別是2029年中國經濟將從“高速增長時代”進入“中速增長時代”，財政收入增長也不可避免地減緩，財政花費的增長還難以預測，但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醫療費用增加是必然的。由於“中速增長時代”約3%的增長速度很可能高於中國國內的實際利率水平，因此中國國內債務的可持續性應當沒有問題（見圖4-4）。
若徵收社會養老保險稅，需要的稅率會驚人的高，必將減少勞動力的可支配收入，削弱勞動年齡人口參與工作的意願，減少勞動力參與率和工作的積極性，削弱中國經濟應對生產力革命和其他外部衝擊的供給靈活性與彈性，造成有效供給不足。可行的辦法是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從而提高相應的工資收入，在不徵收或少徵收社會養老保險稅的前提下，加大勞動力對社會保障體系的貢獻。同時，合理運作國有資產和全國社保基金，使其獲得滿意的收益率，以彌補養老金缺口。但工資提高、國有資產增值和全國社保基金的有效運營所能作出的貢獻仍是不充足的，可以按照世界上發達國家已經普遍實行的做法，逐步延長退休年齡，從目前的60歲逐步延長到65歲，再視情況延長到70歲，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延遲退休與大量年輕人就業困難形成矛盾。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解決的辦法就是通過保持經濟增長和靈活的勞動力市場來創造充分的就業機會。在退休年齡延長的情況下，充分就業將是解決中國養老金潛在缺口的主要措施之一，也是對中國經濟體制創造就業機會能力的重大考驗。
除養老支出外，還有3項必須增加的財政支出，總花費可能佔GDP的15%以上，它們同樣不容忽視：一、2009年頒布的中國新醫改將覆蓋全體國民，未來40年，醫療花費將隨著人口老齡化顯著上升；二、中國財政中教育支出佔GDP的比例需要逐漸增加到5%；三、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必要投入。 2002年，中國財政對研發的投入突破1%的GDP大關。在品牌時代，需要政府對研發的長期投入，2029年後還需要長期保持佔GDP4%的財政投入。
中國不是主要依賴出口而實現的經濟增長，淨出口占GDP的比例一直維持在10%左右。但中國居民消費的適度崛起將會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深刻影響，並是中國應對國內投資機會不足的一個法寶。刺激國內居民消費，將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政策支點。
中國普通家庭儲蓄行為與美國差別很大，至於原因，可能是預防動機所驅使，也有說法是受中國經濟投資機會的鼓勵的結果，到現在也無定論。如圖4-5所示，中國國民儲蓄佔GDP比例高達40%，而美國還不到15%，相差如此之大，令人驚異不已。有一個笑話，說中國老太太和美國老太太在天堂中相遇。中國老太太到死的時候才攢夠了錢買房子，美國老太太在死的時候剛剛還完貸款，但已經享受了多年的房子了。這個笑話表示中國老太太儲蓄傾向更強，而美國老太太消費傾向更明顯，中國老太太與美國老太太在收入消費傾向上差別很大，這也反映了中國人和美國人在消費傾向上的差距很大。從2008年爆發的世界金融危機來看，美國儲蓄率過低，導致居民部門在資產負債表上的負債過高；而中國受金融危機影響，增長減速，表明中國受外部衝擊仍然很大，國內消費還是不夠，也就是說國內儲蓄率過高了。
中國製造商生產的東西部分用於出口，而主要用於國內消費，就會減少外部衝擊。要把中國經濟轉變為以個人消費為主的內需主導型是長期的艱鉅任務。 1964年出生的“中國嬰兒潮一代”在2029年就基本退休了，“80後”和“90後”具有與“60後”和“70後”明顯不同的消費習慣，在2029年左右達到生命收入高峰，將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中國高儲蓄率的長期傾向。中國老齡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儲蓄率。如圖4-5所示，我預計，中國儲蓄率在2009～2049年會有所下降，但不會下降太多。未來40年，中國國內儲蓄率將從40%左右逐漸減少到30%。由於儲蓄率長期高位運行，中國經濟發展就會有比較充足的資金支持，實際利率可以維持在較低水平，所以國債的可持續性可以輕易保持。那時，中國經濟缺少的將不是資金，而是投資機會。但同時中國宏觀經濟方面會反復出現流動性過剩的問題，造成高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風險揮之不去。人民幣國際化將是減少國內流動性的一個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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