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出重大決定時，提出一個好問題比正確回答一個問題更重要。
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在與投資者談判時，就問兩個問題：一是你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怎麼看；二是你對我的團隊怎麼看。 1991年，我大學即將畢業時，問了自己這樣一個問題：中國未來什麼是主流？是自己所學的機械工程嗎？不是。那是什麼呢？是經濟改革和發展。於是，我決定轉行學經濟。
現在看來，如果當時不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就有可能下崗了，因為計算機輔助設計和柔性製造已經對傳統機械製造進行了革命，當時在大學裡所學的知識和技能已經過時了。在當今國際、國內經濟學界，一個關鍵的問題是中國未來的增長前景如何。
為什麼會問這樣一個問題呢？這個問題關係到每一個中國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一個2009年出生的中國孩子，想要知道他在2049年，即步入“不惑之年”時，生活水平有多大提高，關鍵是要知道中國未來經濟增長有多快。這個問題也關乎亞洲和世界人民的福祉。過去60年已經產生的具有全球性影響的“中國經濟大變局”，將繼續產生全球經濟效應，“中國消費”為世界各國企業提供了巨大無比的市場，“中國投資”為世界各國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投資來源。所以，對中國自身、亞洲以及世界經濟來說，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前景是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問題，無怪乎國際媒體都把這個問題作為關注的主題之一。
現有的大部分關於中國經濟前景的文章都只預測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80週年，即2029年。但是，建國100週年才是中國確定的第三步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的時間節點。所以，應該展望未來40年的經濟發展趨勢，有5個趨勢必須得到應有的重視：一、生產力革命；二、人口結構的變化；三、人力資本的變化；四、財政和債務的可持續性；五、國民儲蓄率的變化。在這5個大趨勢中，生產力革命是最根本的和最重大的挑戰。生產力革命是黑天鵝事件，經常發生在現有產業之外，造成經濟結構調整的困難，所以經濟前景總是不確定的。我試圖通過對生產力革命為核心的5大趨勢進行研究，來對中國經濟的未來作出或多或少的預測。概括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品牌時代（2009～2029年）和創新時代（2030～2049年）。
在品牌時代，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約為7%，比價格時代（1979～2008年）低約2個百分點。 2009年中國人均GDP為3000美元，考慮到人民幣升值因素，預計到2020年左右，中國人均GDP為7000美元，2029年中國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成為世界經濟的引領者之一，但是人均GDP僅相當於2029年美國人均水平的1/3。在品牌時代較為快速的經濟環境中，保持清醒的頭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極易陷入“未富先傲”的怪圈或非理性樂觀的陷阱。孟子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在創新時代，我預計這期間實際經濟增長速度為3%，進入“中速增長”時期。 “中國製造”和城市化的投資機會逐漸退色，“創新型國家”基本建成，“中國新經濟”開始逐漸成為主導產業，中國投資和消費出現結構調整，中國消費顯著增加，內需推動力增強，並且為世界經濟創造出巨大出口機會。從“高速增長”階段進入“中速增長”階段，自主創新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
為了在2049年完成中國經濟的鳳凰涅，應當重燃千年的中國夢想，敢於迎接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等生產力革命的挑戰，創造“中國新經濟”，同時延續“中國製造”的國際競爭力，緩解結構性就業壓力。中國經濟必須像龜兔賽跑中的兔子一樣盡量快跑，同時又要像烏龜一樣不浮躁、有耐心。
在探討中國經濟大未來時，中國面臨的國際經濟大格局是“前有美國高新技術'標兵'，後有印度製造業'追兵'”。印度重新崛起，在“印度服務”領先世界後，“印度製造”已急起直追，與中國構成“龍象齊舞”的國際發展景象。在2049年，國際經濟格局將比今天更加多元化。同時有必要深入研究日本經濟的經驗和教訓。日本經濟在製造業上的國際品牌的創立是中國經濟的學習榜樣，但日本在製造業上進入“高水平動態均衡陷阱”和宏觀調控的教訓是中國經濟的後事之師。
“中國模式”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製度性保證。在看到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前景的同時，我們必須警惕過分的樂觀主義，以為高速增長可以輕而易舉地實現而不必進一步推行經濟體制改革，以為創新文化可以一蹴而就，以為創業就是簡單模仿商業模式。應當讓中國夢想激勵“中國模式”進行“二次創業”。中國大未來，就是從百年經濟沉淪到百年經濟復興這一歷史命運的大轉折。是浴火重生，是否極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