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世界處於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之中，國際勞工組織估計2009年的失業人口高達5000萬人，中國在危機中也不能獨善其身。人類對1929～1933年的世界大蕭條仍心有餘悸，面對2008年以來的世界金融危機，對未來感到迷惘和恐懼。
2001年，中國經濟剛從東南亞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中走出來，又遭遇了美國互聯網泡沫破裂，美國經濟和歐洲經濟同步減速。中國經濟外部需求不確定性變大，面臨嚴峻挑戰。 2003年後中國經濟開始回升，連續5年出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黃金期。 2009年，中國經濟受到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出口大幅度下降，失業人口迅速攀升，面臨又一次嚴峻考驗。我在2001年寫的兩篇文章，現在回頭看看，當時的建議基本是可行的。在人均收入3000美元的今天，中國政府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是應對2009年中國面臨的經濟挑戰的有效手段。 2009年，世界經濟將出現罕見的衰退，美國經濟從衰退中走出來要3～5年時間。在這段時期內，需要我們“堅定從容，打持久戰；兩軍相逢，勇者必勝”。
美國的經濟活動從1929年中期到1933年年初持續衰退，造成席捲世界的大蕭條。在此之前沒有哪一次經濟蕭條能有如此規模，時間持續如此之長。 1929年10月24日中午，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股票行情猛跌，到11月中旬，紐約證券交易所股票價格下降40%以上，美國失業率上升到25%的最高峰，並在20世紀30年代其他的年份中一直保持在15%以上。世界工業生產總產值下降36%，各國以鄰為壑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和貨幣競爭性貶值，世界貿易從1929年每月29億美元降到1933年每月10億美元，縮減2/3。
凱恩斯在《1930年的大蕭條》一文中，準確地描述了當時的慘況：
當前我們正處於一場災難之中，商業的蕭條、失業的增加、企業的損失，其嚴重程度是世界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沒有一個國家能倖免於難。整個世界數百萬的家庭，現在都處於極端貧困和恐慌——有時這一點更為嚴重——的狀態之中。據我估計，世界上三個主要工業國家——英國、德國和美國——的失業工人總數大約有1200萬人。但是我不敢斷定，在世界上主要的農業國家——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南美洲各國中，人類面臨的悲慘境遇，是不是更加嚴重。那裡的數以百萬計的小農戶，由於農產品價格的暴跌，而遭受了巨大的損失，以至於陷入破產境地，他們的農產品收入，遠遠低於所耗費的生產成本。因為世界上一些主要大宗產品，如小麥、羊毛、蔗糖、棉花以及其餘絕大多數商品，其價格下跌所帶來的後果簡直是災難性的。絕大多數產品的價格現在已低於戰前水平；然而眾所周知的是，它們的成本卻依然遠遠高於戰前水平。據說，一兩個星期以前，利物浦的小麥售價，達到了自250年前查理二世統治時代以來的最低價格紀錄。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民怎麼能生活下去呢？當然，這是不可能的。
1933年3月4日，羅斯福就任美國總統。面對危機，他頒布一系列“新政”，宣布“我們唯一擔心的就是擔心本身”。 1934年，美國私人投資驚人反彈，帶動消費復甦。同時，農產品價格急劇上漲，經濟在1934年後快速增長。
思考過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問題的經濟學家，對這次大蕭條引起的原因，提出過幾種可能：
一、貨幣政策失誤。當年美聯儲沒有以犧牲國內經濟為代價來維護金本位。
二、財政政策失誤。美國總統胡佛沒有在經濟蕭條迫在眉睫時試圖保持預算平衡，沒有通過赤字大幅度進行財政刺激。
三、銀行體系崩潰。當年政府官員沒有迅速向境況不妙的銀行注資，以平復1930～1931年間蔓延開來的銀行恐慌，當一家銀行倒閉時，恐慌便傳播開來，儲戶紛紛趕到其他銀行擠兌。
四、貿易保護主義。供給學派把大蕭條歸結為國際貿易保護主義。 1930年，美國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進口平均關稅由33%提高到40%，向2萬多種美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遭到各國報復，世界貿易大幅度縮水。
五、投資機會枯竭，創新活動停止。這是熊彼特的觀點。
我認為，“大蕭條”的主要原因出在供給方面，投資機會逐級減少，導致經濟增長減速。當然，需求方面政策不當也加重了經濟衰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經濟和金融中心。美國經濟在過去100年裡，長期平均保持在2%～3%左右的增長率，基本上代表了前沿領域的創新性增長，成為世界經濟的最主要火車頭。 2009年，美國的人口僅佔世界人口的5%，但其經濟總產值卻超過世界總產值的25%，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高達14萬億美元，相當於排在它後面的日本經濟的兩倍多，其人均產值比世界其他大國都高很多。美國是消費主導型的增長模式，國內市場很大，是一個非常內向型的經濟體。美國服務貿易進口額、出口額高居世界第一位。美國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的持續高速增長得益於20世紀70年代痛苦的產業結構調整，得益於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通用目的技術產業的崛起。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美國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增長最快的10年，在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國內的通貨膨脹率也一直保持著很低的水平。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新經濟部門是主要增長來源之一。美國的信息技術產業平均每年增長大大高於經濟總量增長速度，美國商務部的研究顯示，信息產業的產值佔整個經濟總量的比重在上升，帶動了超過1/4的經濟增長。 2001年美國聯邦儲備局前主席格林斯潘在《當前美國經濟形勢分析》的演講中說：“對美國經濟來講，過去的10年是不同尋常的。核心技術的相互作用顯著地提高了高技術投資的預期回報率，引起企業資本支出的增加，並顯著地提高了生產率的潛在增長率。這些較高的預期回報率的資本化抬高了資產的價格，並對家庭在相當廣泛的商品和服務尤其是新住宅和耐用品上的支出的巨大增長產生了很大影響。支出的增長甚至超過了已經提高了的實際收入的增長。”
全球對美國新經濟的過分樂觀最終導致股市泡沫。如圖3-18所示，從1999年開始，美聯儲為了控制通貨膨脹而逐漸提高短期利率，終於在2001年刺破股市泡沫，信息產業投資大幅度下降。但由於美國消費的強勁增長，並沒有導緻美國經濟的衰退。人們會認為都是格林斯潘所犯的過錯，他降息的幅度過大，而且維持過低利率的時間太長。但是，格林斯潘只能控制3個月短期利率，對美國國債市場5年中期利率基本上是無能為力的。當美聯儲2001年年初重新調低短期利率的時候，世界各國和投資者對美國增長前景過分樂觀，願意以低利率購買美國5年以上政府債券，把錢借給美國，導緻美國中期和長期國債利率也跟著大幅度下降，慫恿了美國中期利率的長期走低。圖3-18顯示，與住房貸款密切相關的美國5年期國債利率在2002～2005年期間是相當低的。圖3-19明確表示，美國股市市盈率在2001年股市泡沫破裂後，投資者仍然有較強的樂觀情緒，在2003年到2007年的4年中，一直保持在25左右，遠高於15的歷史平均水平。直到金融危機爆發，市盈率才回歸15水平。所以，2009年世界金融危機，是世界投資者對美國增長前景非理性樂觀的結果。
長期的低利率會產生兩個效應：第一，低利率促使投資者過分樂觀地評估前面的風險，在這一背景下，隨著樂觀情緒盛行，市場紀律失靈，盡職調查被外包給了信用評級機構；第二，過低的中期利率製造了房地產市場巨大的需求：一方面，隨著抵押貸款利率的下降，會有更多的人變得有能力購買住房和有資格申請抵押貸款。在降低利息的同時，美國的住房貸款機構不斷放寬房貸標準，尤其是針對收入較低、信用等級較低的客戶，開發出各種新型貸款，比如可調整利率貸款，這種貸款在最初5年利率非常優惠，到5年之後就會根據當時的市場重新設定利率，但人們對未來比較樂觀，不是很擔心5年後後期利率和抵押貸款利率會大幅度上升。
2004年，我當時為兩件事震驚：一是美國到處都在貸款，連理髮店和房產中介也在辦理這項業務；二是房貸利率不是高得難以承受，而是低得難以置信。過低的中期利率刺激了抵押貸款和過度消費，使得在2002～2006年期間，造成了房地產泡沫的出現（如圖3-20所示）。這些買房人對利率波動的風險是脆弱的，一旦低的利率上升，便會失去支付能力。個人儲蓄的降低以及家庭債務的增加，導緻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和過度消費開始。
美元是世界性的通用貨幣，儘管美元貶值，世界輿論關注，各國中央銀行在行動上並沒有大幅度減少美元資產，表明日元和歐元資產並沒有因美元貶值而增加多大吸引力。但是，美國聯邦儲備局在製定貨幣政策時，考慮的更多的是國內經濟周期。當國內目標與國際目標衝突時，國內目標肯定會壓倒國際目標。 1982年拉丁美洲債務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巴西和阿根廷經濟危機，這些危機發生前都出現了美國為了應對國內通貨膨脹而大幅度升息的情況，成為誘發國際資本流出這些國家的一個重要因素。
從2006年開始，通貨膨脹率溫和上升，美國聯邦儲備局開始逐漸升高短期利率，持續的低5年國債利率也突然上升（見圖3-18）。這時，採用5年期調整利率的貸款者面臨一個當初想像不到的高按揭貸款利率。房地產價格從2006年之後開始緩慢下跌，再融資也變得困難，房子變得不好賣了。
於是，壞賬開始滾雪球式地出現，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了。
歐盟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居民部門過度負債和房地產泡沫，經濟也迅速下滑，由於歐洲的“硬化症”，指望歐洲經濟首先復甦是不大可能的。日本經濟2008年第4季度的跌幅達12%，連飲譽全球的豐田汽車公司也出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首次虧損。國際油價已從最高時每桶140美元狂跌到40美元以下。俄羅斯的“油經濟”特點突出，經濟多元化不足；新興市場國家遭遇國際資本突然倒流，面臨資本賬戶危機的風險，有幾個新興市場國家已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初級產品和石油跌幅遠遠超過附加值高的產品，發展中國家處境更是艱難。
凱恩斯針對1930年的大蕭條指出：“這些就是我現在想讓你們特別關注的幾點：第一，要重視當前局勢的極端嚴重性，勞動人民已經約有1/4處於閒置狀態；第二，這次經濟災害是世界性的，我們無法單獨依靠自己的力量來擺脫困境；第三，然而我們自己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我們必須具有積極活躍的精神面貌，動手做一些實事，大力提倡消費，使大企業可以重整旗鼓。”
乍看起來，美國經濟的問題在於消費方面，因為畢竟是居民過度消費和房地產泡沫引發了次貸危機。人們作出消費決策是與預期終生收入成正相關的。終生收入（或永久性收入）很重要。終生收入又取決於對未來收入的預期。美國消費過度的原因是對終生收入存在過分樂觀的預期。所以，美國金融危機的根源還在於供給方面，美國經濟增長沒有達到美國國內居民和國際投資者的預期。 2001～2006年，在短期和中長期利率超低的情況下，美國企業投資從2001年以來一直像“扶不起來的阿斗”，信息產業沒有像預期的那樣風雲再起。
由於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的“新經濟”提高了資本的預期回報，吸引了大量資金流入美國，美國資本賬戶產生大量盈餘，而經常項目逆差的惡化則達到了較大程度。
如圖3-21所示，美國信息資本從1967年後開始迅速積累。 IT尖端核心技術的研究開發是高度資本密集的，信息產業工人增加不是線性的。圖3-22告訴我們，信息產業就業人數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基本持平，從1994年到2000年開始迅速上升。 2001年遭遇了泡沫破裂後，總就業人數明顯下滑。
隨著信息資本積累，信息服務業工資價格呈逐步上升趨勢。
圖3-23表示，美國信息產業平均工資遠遠高於非農產業，勞動力應源源不斷地從其他部門轉入信息產業。但是，這與圖3-22表示的美國信息產業就業人數2001年後減少形成矛盾。信息服務業沒有大規模吸收製造業勞動力。
圖3-24顯示，美國經濟創造就業機會的能力比日本、法國和德國經濟高得多。表面上看美國經濟增長速度較高，也說明美國勞動力市場非常靈活和有彈性。在這樣靈活的勞動力市場下、在信息產業工資大大高於其他行業的背景下，美國信息產業仍然沒有足夠的勞動力。這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就是美國國內勞動力市場上合格的信息產業工人嚴重缺乏。由於合格的信息產業工人缺乏，如圖3-25所示，美國信息產業對整個經濟增長的貢獻從1997年以來逐漸下降，美國經濟也相應減速。
雖然決策者不斷施以貨幣和財政政策刺激，但美國經濟很可能在一段時間內停滯不前。這種政策失靈的情況就像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不能靠反复打“強心劑”，必須進行大刀闊斧的經濟體制改革。美國經濟應該進行“供給方面”的結構性改革，一味的財政刺激是“治標不治本”。 2009年2月，201名美國經濟學家聯名致信美國總統奧巴馬，反對他的經濟刺激計劃。他們信中說：“儘管現在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成了凱恩斯主義者，並且我們都讚同大幅提高政府的財政赤字，但是我們不相信政府支出會改善經濟環境。20世紀30年代，胡佛總統和羅斯福總統的政府支出並沒有將美國帶出大蕭條的泥潭。政府支出也沒有避免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經歷'失落的十年'。因此，寄希望於政府支出來拯救美國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要想改善經濟，政策制定者需要依靠大範圍的改革來消除就業、儲蓄、投資和生產領域所存在的障礙。低稅率和減少政府赤字才是更好的財政政策。”
美國經濟的知識員工供給不足。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人力資本就停滯不前。 1983年4月美國國家卓越教育委員會在美國聯邦教育部委託下，提交了《國家處在危機中——教育改革勢在必行》的教育報告書，闡述了美國進行教育改革的急迫性。該報告發出嚴重警告：“每一代美國人都在教育、識字和經濟收入上超過他們的父輩；在我們國家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一代人從教育中獲得的技能將不會超過、不會等於，甚至不會接近他們的父母。”
1983年的《國家處在危機中——教育改革勢在必行》的報告有沒有效果呢？
2004年3月11日，格林斯潘在美國眾議院教育和勞動力委員會就美國教育狀況作證時說，“概括說來，（對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技術的熟練程度提高了，從而適應了複雜資本積累的需求。但是在過去20年，有技能工人，特別是高技能工人的實際收入增長大大超過平均技能的工作者。與這個趨勢相比，低技能工人的實際工資卻低於平均值，甚至沒有增長。這樣一個相對工資差別現象意味著我們在高技能工人的供給上短缺，在低技能工人上過剩”。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預言了“知識員工”的出現，但美國教育出現嚴重問題，生產“知識員工”數量遠遠跟不上信息產業發展的要求。
我認為，有三個原因導緻美國教育問題。第一是聯邦政府教育投入遠遠不足。從表面上看，美國政府對教育很重視。例如，1994年克林頓政府時期，國會通過的《2000年目標：美國教育法》。 2002年1月8日，布什總統正式簽署了《不讓一個兒童落後法》。但實際上是“雷聲大雨點小”。美國聯邦政府的教育經費投入不足1000億美元，比起美國聯邦政府支付的國債利息小得多。美國州政府在教育上的財政花費已經相當高，達30%左右。所以，美國聯邦政府不出錢，地方政府沒有更多的錢，多個全國教育法案在落實上大打折扣。第二是信息產業的勞動力不夠。在美國，科學素質低於其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第三是“9.11”恐怖襲擊事件後對海外移民和留學生的政策更加苛刻。美國信息產業需要大量的“知識員工”，“9.11”之前，這些知識員工主要來自其他國家；“9.11”之後，美國本土的知識員工供給仍舊不足，海外移民的知識員工也受到了限制。所以，由於美國教育體制改革嚴重滯後和移民政策的收窄，信息產業的勞動力供給不足，制約了該產業的發展。
“解鈴還需繫鈴人”。美國經濟仍處於世界經濟“坐莊”的地位，不能推卸其對世界經濟的責任。 2009年，美國在信息和生物產業仍然佔有最前沿地位，美國也擁有大量的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家。但是，美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很重。在教育上要動大手術，從財政上增加教育投入；在金融領域要加強監管，居民部門增加儲蓄和調整居民部門的資產負債表，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維護世界自由貿易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