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初，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首創“軟實力”概念，從此啟動了“軟實力”研究與應用的潮流。按照他的觀點，軟實力是一種能力，它能通過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誘達到目的，是一國綜合實力中除去傳統的、基於軍事和經濟實力的硬實力之外的另一組成部分。這一概念的提出，明確了軟實力的重要價值，將它提高到了與傳統的“硬實力”同等甚至比其更為重要的位置——正如約瑟夫·奈所言：“硬實力和軟實力同樣重要，但是在信息時代，軟實力正變得比以往更為突出。”“軟實力”概念一經提出，便在世界範圍內得到積極響應，世界各國紛紛研究並認真謀劃提升自己的“軟實力”。
“軟實力”的含義很廣泛。我認為，經濟軟實力是軟實力的一個主要方面之一。經濟思想是經濟政策的基礎，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經濟“軟實力”。經濟學大師馬歇爾在其巨著中寫道：“不論科學藝術思想或實用工具中所體現的思想，都是歷代相承的最'真實的'遺產。如果世界物質財富遭到破壞，而這種財富由於製造的思想卻被保留下來，則它會很快地得到補償。但是如果所喪失的是思想，而不是物質財富，則這種財富會逐漸消失，世界復歸於貧困狀態。如果我們喪失了對純事實材料的絕大部分知識，而保留了建設性的思想觀念，則我們會很快地重新獲得這種知識；而如果思想消滅了，則世界勢必復歸於黑暗時代。”
凱恩斯在《通論》一書的結尾中強調思想對人類經濟行為的重要影響，他的名言“不論早晚，不論好壞，危險的東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已家喻戶曉。經濟實踐的歷史證明了凱恩斯預言的魅力。從工業革命到1929年美國大蕭條的100多年裡，自由市場經濟、穩定的貨幣和開放的世界經濟被視為經濟繁榮的保證。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重建金本位的努力失去了用貨幣貶值作為彌補經常性賬戶赤字的措施，而價格下行比上行難得多，大大縮減了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通貨緊縮產生大量失業。凱恩斯曾反對英國試圖回歸金本位的努力，認為此舉會導致通貨緊縮及國內外相對價格的失衡，從而使英國的出口品價格太高，不利於競爭，預言該項政策會導致失業。
果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遭遇了長期的經濟失調和嚴重的失業。英國採取的這種錯誤政策，造成了20世紀20年代失業率增加，加速了英國經濟的衰落。 1931年9月20日，英格蘭銀行不得不宣布放棄金本位。美國總統胡佛離任前一天，還警告即將接任的羅斯福總統不要干預經濟。可當時美國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大蕭條之中，不能說胡佛總統對驚人的失業率視而不見，只能說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影響已經如此根深蒂固，使得人們對現實經濟生活的災難變得麻木了。國際間資本自由流動在20世紀90年代被看做天經地義。 1998年9月，當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在應對東南亞金融危機，宣布採取限制資本流動的做法時，引起國際金融界嘩然，批評聲一片。但是，後來馬來西亞經濟的較好表現至少部分證明了資本控制的必要性。後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開始認同合適的資本控制。
我們再看一個經濟思想成功擴散的例子，它被稱為20世紀60年代的“經濟思想上的人力投資革命”，把在諸如保健和教育這樣的社會服務上的支出當做與在物質資本上的投資一樣的投資，是一件非同尋常的事情。 1960年舒爾茨在美國經濟學會年會上發表的題為《人力資本投資》的演說中，對於人力資本觀點作了系統的論述。舒爾茨提出的人力資本理論把資本分為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兩種形式。人力資本是體現在勞動者身上的以勞動者的數量和質量表示的資本。勞動者的知識、技術水平、勞動技能的高低不同，決定了人力資本對經濟的生產性作用的不同，結果使國民收入增長的程度也不同。
舒爾茨提出了9項主張：在稅收政策上應該給人力資本給予優惠；防止人力資本的閒置和老化；避免對人力資本投資進行人為的干擾；完善人力資本市場，銀行應積極主動地提供人力資本所需的費用，鼓勵私人和公共投資；政府應承擔人力資本投資的大部分費用，特別是資助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重視低收入者的人力資本投資；明確教育和保健同樣具有經濟意義，它們是一項投資，要扭轉投資在這方面的不平衡；增加政府投入、擴大人力資本投資，以減少收入的不平等。舒爾茨的經濟思想從1960年至今的約50年中，已經在全球範圍內得到廣泛的應用，就連中國的人事部，在與勞動保障部合併後，也叫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經濟硬實力與經濟軟實力相輔相成，也可以說，經濟思想的領導地位促進了其經濟領域的領導地位。從18世紀中葉的工業革命起，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國家是英國，英國是全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也絕大多數出自英國。比如，英國皇家經濟學會於1890年創辦。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此書初版於1776年。 《大英百科全書》說：“在將近100年後，斯密依然是經濟思想史上的巨人。”《國富論》對英國的崛起至關重要。亞當·斯密提出“看不見的手”的概念，即市場自動調節資源的分配。同時主張政府無作為，不干涉經濟發展。 《國富論》傳入中國時，1900年中國《新聞報》曾評論：“西洋公學譯書院新譯亞當·斯密《國富論》。歐洲200年前理財政策多與中國相似，自此書出，英國首先採用，遂立今日富強之基。今日中國患貧久矣，和議既立，必以整理財政為先，譯成是書以備參考。”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的經濟中心從英國悄然地轉移到美國，世界的經濟學研究中心也於20世紀30年代悄然向美國轉移。美國在崛起中也伴隨著經濟思想的崛起。早在1890年，馬歇爾在中就敏銳地註意到了這個現象，他寫道：“英國經濟學家在外國有許多信徒，也有許多批判者……近幾年以來，最大的有關的發展也許要算美國了。一個世紀以前，'美國學派'被認為是由凱雷領導下的一群保護主義者組成的；但現在由一些英明思想家組成的新學派正在形成；有跡象表明，美國在經濟思想上正在取得它在經濟事務上已經取得的那種領導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經濟總量已經達到世界經濟總量的40%左右，美國取代英國在經濟學的領導地位是必然的。凱恩斯可能是英國作為世界經濟學中心的“最後一個貴族”。可惜，他本人沒有清醒地認識到這個問題，1944年他任英國代表團團長出席在美國布雷頓森林召開的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布雷頓森林會議創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兩個國際金融組織，一個是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即世界銀行，一個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創造這兩個組織特別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凱恩斯倡議多年的，但在這兩個組織的總部是放在美國還是歐洲這個問題上，凱恩斯與美國代表發生激烈爭論。布雷頓森林會議最終決定把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部設在華盛頓，回國后凱恩斯對此鬱鬱寡歡。 1946年4月21日，凱恩斯由於心髒病突發而在家中去世。
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與世界經濟的互動性顯著增強，中國迫切需要經濟軟實力：第一，隨著中國經濟規模增大，中國與世界經濟的相互影響也越來越大，中國經濟增長越快，對世界經濟貢獻就越大。 2008年，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經濟總量的5%，經濟增長速度10%，那就等於為世界經濟增長貢獻了20個百分點，超過美國的貢獻，確保了在世界金融危機下世界實體經濟不衰退，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之一；中國是開放的大經濟體，世界貿易占中國經濟總量的70%，出口占35%，淨進出口是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受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出口下降，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馬上會減少。
第二，與此同時，國際經濟金融關係卻變得異常複雜，要保持一個有利的經濟大國形象，要有話語權和贏得輿論支持，例如，2008年11月，中國政府出台的4萬億元財政刺激計劃贏得國際輿論的普遍讚揚，但國際上隨時會掀起中國匯率風波。第三，中國作為一個成功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經驗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更重要。提高1億人的生活水平容易，但提高10億人的生活水平不容易。世界上還有10億人生活在最底層，如果這10億人的經濟體從中國獲得經驗，人類文明就能前進一大步。 2008年林毅夫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既是對他個人學術成就的國際性認可，實際上更是對中國發展經驗的一種承認和看重。
經濟思想、發展模式構成軟實力的“內功”，也是中國國際形象的基礎之一。我們應面對的現實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不被國際經濟學界所認可，而是被認為是一種混合型過渡經濟，這需要中國的經濟學家向世界解釋和營銷。
中國經濟軟實力必須具有巨大的實踐意義。在凱恩斯理論出現之前的20世紀30年代，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大蕭條正是因為對經濟會自動平衡的固有觀念出台了許多錯誤的經濟措施所致，使得事情朝壞的方向發展。在工業經濟時代，有了凱恩斯理論，政府主動使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工具來對付蕭條，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效果。例如，美國聯邦儲備在1929年後採取了緊縮的貨幣政策，導致大蕭條持續了過長時間；2008年，在世界金融危機中，美國聯邦儲備吸取了1929年的教訓，在貨幣市場無限制提供流動資金，同時迅速放鬆貨幣政策。凱恩斯學派也深刻影響了中國的經濟政策。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誘發了中國經濟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中國政府於1998年和2008年果斷採取了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刺激內需的措施。這些政策對中國經濟擺脫通貨緊縮壓力，促進經濟持續、高速、穩定增長起到了十分明顯的積極作用。
中國經濟軟實力是經濟體制改革的迫切要求。隨著中央電視台紀錄片《大國崛起》的熱播，社會上對國家崛起的討論如火如荼，無意中喚醒了沉睡百年的“大國意識”。但《大國崛起》只是陳述了歷史上9個世界大國崛起的事實，並沒有給出一個解釋這9個世界大國崛起的經濟理論框架。當前，主流新古典經濟學受到挑戰，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參考作用已經不如以前了。但同時，中國“本土”的具有原創性和國際化的經濟理論框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 1994年，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
但是，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目標，並不意味著我們在實踐上已經掌握了市場經濟的運行經驗。 2006年6月5日出版的《人民日報》發表了鐘軒理的署名文章《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為實現“十一五”規劃目標提供強大動力和體制保障》指出，“必須清醒地看到，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是非常複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我國要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許多規律性的東西我們還不熟悉”。例如，建設一個有效率的資本市場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長期艱鉅的任務。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需要從乾中學，也需要經濟學家勇敢地進行經濟思想的創新，為未來的改革之路作超前準備。
中國經濟軟實力必須具有國際性。長期經濟增長是經濟學永恆的核心問題。但事實上，經濟學並沒有在理論上解決長期增長相關的一些問題。為什麼世界上有些地方在經濟增長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些地方已經富裕，而另外一些地方卻很窮；還有，為什麼有些地方看起來有望趕上，實際卻沒能擺脫貧窮，生活水平在不斷下降。現今的經濟增長理論也沒有很好解釋美國1929～1933年的大蕭條、美國和歐洲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美國20世紀90年代的“新經濟”、日本經濟從1991年以來的長期停滯和2008年以來的世界金融危機。中國經濟增長應該對人類長期經濟增長這個核心難題貢獻中國的經驗。
中國的經濟軟實力前景如何？目前存在著兩種看法。
一種是樂觀的預言。林毅夫滿懷信心地預言：“隨著我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所佔地位的提升，中國經濟研究在世界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性將隨之提高，我國的經濟學家在研究我國的經濟問題時，有近水樓台之便，可以預期當我國的經濟在21世紀變成全世界最大、最強的經濟體時，我們也有可能迎來中國籍的世界級經濟學大師輩出的時代。”
另一種是悲觀的預言。據說，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預言：“因為中國沒有那種可以用來推進自己的權力，進而削弱我們西方國家的具有'傳染性'的學說。今天中國出口的是電視機，而不是思想觀念。”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也質問：“中國改革開放27年了。高樓大廈多得不得了；公路興建得非常快，但還是堵車頻頻；在缺電的情況下工業產出直線上升。孩子們被父母打得在琴鍵上運指如飛；什麼國際入學考試考得美國佬不相信成績是真的……這些逼出來的成就，有目共睹，屈指難算。可惜有些事——非常重要的事——是逼不出來的。學術思想的源頭逼不出來。與西方的層面相比，這應該是我們今天在國內還數不出幾個思想大師的原因吧。”
我認為林毅夫過於樂觀了。經濟總量的概念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對經濟金融複雜程度產生影響的人均收入水平。 19世紀末，美國悄然崛起時，不但是經濟總量，而且是人均收入超過英國。美國紐約真正成為世界經濟和金融中心的時候，已經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經濟總量是英國的10倍，人均收入大大超過英國。所以，世界經濟學中心的英美交替足足花費了近50年的時間。 2008年，在總量排世界第三的同時，我國人均GDP仍然排在世界第129位，中國仍然是剛走出低收入水平。中國經濟總量估計在2029年左右超過美國，可人均收入只不過是美國的1/3，到2049年中國經濟總量大大超過美國，人均收入則剛超過美國的一半。
另一方面，我認為撒切爾夫人和張五常又過於悲觀了。建國60年來，中國經濟學家把現代經濟學理論與中國實踐相結合，促進中國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前30年有“新人口論”的馬寅初和“價值規律”的孫冶方等；後30年有“厲股份”、“吳市場”和“劉旋風”等。中國經濟學的“科學共同體”為中國增長奇蹟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為1992年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震撼世界的經濟大戰略立下了汗馬功勞。商品經濟是最合適的切入點，人們學習和體驗市場經濟，首先是商品市場，在商品交換中體會價格變化，其次才能學習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等。 1980年初夏，由經濟學家薛暮橋等人起草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中，已經明確提出：“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製佔優勢，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商品經濟。”厲以寧從中國經濟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國企業的構想，包括用股份制改造國有企業、集體企業、鄉鎮企業以及其他所有權不明晰的企業，被改革與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並被十四屆三中全會所認同，對中國經濟改革中重塑市場主體和發展市場主體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中國經濟越來越複雜，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面臨的現實經濟問題越來越多。這需要成千上萬的合格經濟學家組成的“科學共同體”來解難題，在經濟理論創新和研究政策方面作出貢獻。 2008年，林毅夫在《發掘理論創新金礦，推動學科全面發展，致力民族大業復興》一文中說，“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必須擺脫一味去'西天取經'的思維定式，在政治、經濟、社會科學各個領域，深入了解中國的歷史，積極研究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過去100多年來的現代化探索成功和失敗的經驗與教訓，以及當前國內、國際社會的現實，創造性地構建出一套能夠揭示中國現代化本質，面臨的限制和機遇的新的思想體系、理論觀點”。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當代中國經濟學家群體為中國經濟軟實力作貢獻指日可待。中國不光出口製成品，也可以大量出口經濟思想。我試圖在闡述經濟大歷史和大未來的時候，為世界經濟提供一種經濟思想，也為中國復興提供經濟軟實力，特別是為建國80週年之後的經濟發展儲備經濟思想，為今後出現中國籍的經濟學大師拋磚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