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應認真研究日本經濟的經驗和教訓。正像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萊因所說：“依我看，中國應對日本好好加以研究。日本以前的發展與中國現時的發展具有'異曲同工'之處。日本曾有過15年的高速增長年份，那是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1972年為止。在那時候，日本的經濟學家們認為，日本的增長率在'正常'情況下，應該是每年10%，其後出現了'石油衝擊'，日本經濟學家們改口說，不是10%，而是7%～8%。其後又出現了第二次石油危機，他們又說，不是7%～8%，而是每年5%。現在面對最新一輪的經濟衰退，他們又說應該是3%～4%。由此可見，從20世紀60年代起的日本快速增長給日本人帶來了超現實的樂觀情緒，以為這種快速勢頭會永遠保持下去。但是縱觀自19世紀中葉以來的日本經濟，它的長期平均增長率是保持在6%左右，所以，日本極有可能會重新回到這個平均值上。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日本如果能取得4%的增長率那也是非常難得的。”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了經濟奇蹟。如圖4-6所示，1955～1973年，是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時期。在這18年間，實際增長率年均為9.7%，令世界瞠目結舌。 1955年底，日本政府以充分就業和經濟自立為目標，預定的年均增長率為5%～6.5%。 1956年，日本加強電力工業建設，從國外進口原油，促進了煉油工業的發展。 1955～1957年，日本出現了第一次經濟發展高潮。日本人把這個意想不到的繁榮，稱為“神武景氣”。實際經濟增長率大大超過了政府預定的目標。 1958年，日本開始生產汽車、電視及半導體收音機等家用電器，鋼鐵取代紡織品成為主要出口物資，出現了第二次經濟增長高潮，稱為“岩戶景氣”。 196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參與該計劃制定的經濟學家下村治提出建議，“日本經濟現在正處於歷史性的勃興期，國民創造能力的解放，乃是這種歷史性發展的動力。儘管1959年經濟急劇膨脹，增長率達到17%（當時統計的名義增長率），但仍繼續穩定地向前發展”。
自1961年起，日本年經濟增長達到11%，日本用10年的時間讓經濟總量翻倍。為迎接1964年東京奧運會，大量建造體育場館等設施，1963年後社會基礎設施投資和民間設備投資都出現了大幅度增加的局面，從而形成了所謂的“奧林匹克景氣”。 1964年10月，當東京奧運會隆重開幕時，東海道新幹線、東京高架單軌車、首都高速公路網、地鐵、名古屋-神戶高速公路已相繼通車，日本國民生活開始流行“三大件”，即當時有所謂的“3C”（新三寶）：汽車（car）、空調（airconditioning）、彩色電視機（colortelevision）。 “伊弉諾景氣”指的是1965～1970年期間連續5年的經濟高增長，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長的經濟擴張周期。 1970年3月15日～9月13日大阪舉行了世界博覽會，主題是“人類的進步和協調”，有81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參加，入場者多達6421萬人，取得巨大成功，促進了以大阪為中心的關西經濟區的崛起。 20世紀70年代初，日本GDP總量居世界第三位，人均GDP4000美元。 1955年，日本經濟總量只相當於美國的6.0%，而1973年對美國的比重提高到了35.1%。
1974年1月，“石油危機”爆發。這一年日本經濟增長率銳減，實際經濟增長率首次出現了負數，宣告了高速增長時代的結束。日本自從1991年經濟泡沫破滅以後，只是在1995年發生阪神大地震時出現過短暫增長，之後一直處於長期低迷。從1991年至2001年，是日本經濟“失落的第一個10年”。 2002年後，在國外需求特別是中國進口上升的拉動下，情況有所改善。 2007年增長速度有所回升，但基礎仍然相當脆弱。 2008年遭遇世界金融危機，日本經濟輕易衰退。
為什麼日本經濟會突然減速呢？要想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研究它的製造業。 “日本製造”征服了整個世界，尤其是汽車、電子、造船以及鋼鐵等產業擁有多個世界級企業。日本的工業界幾乎都是機械化，比如高級精密儀器和精密機床國際一流，而且可以說是效率非常高的產業。日本由於國土面積的限制，沒有開發商業飛機項目，卻選擇了機器人的技術路徑，工業用機器人的生產量約佔世界的7成。 “日本製造”擁有高品質的國際形象。豐田汽車追求零缺陷的“精益管理”，成為全球管理界學習的典範。日本靠製造業維持了人均年收入4萬美元的水平。
日本製造業增長和工業增長呈高度正相關，而正是製造業減速，才拖累日本整個經濟活動下滑。日本製造業技術進步在工業經濟內已經到達“精湛”的程度，可挖掘的潛力有限，資本邊際生產率下降，投資的積極性也逐漸喪失，經濟因此會停滯下來，進入“高水平均衡陷阱”。日本製造業利潤在經過40年的高速增長後，在1991年進入平滑期，2002年雖再次大幅度上升，但2007年以後又停止增長，這說明製造業利潤上升的長期穩定趨勢已不存在。
日本沒有敏感地發現信息革命的出現。 20世紀70代末本應發起經濟體制改革，但日本一方面忙於應付石油危機和浮動匯率體制的出現，另一方面又沉醉於遠高於世界平均值的經濟增長，錯過了實施經濟體制改革的最佳時機。缺乏經濟體制改革，日本產業結構調整滯後使日本沒能搭上“新經濟快車”。 20世紀90年代，信息技術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但日本沒有及時調整產業結構，日本企業仍然沉浸在製造業內精益求精，沒有將信息產業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喪失了持續增長的機遇。如圖4-7所示，2001～2008年，日本軟件企業投資增長不快，沒有大幅度上升，與製造業投資相距甚遠。
大前研一在《M型社會》一書中指出，因為日本晚了一步搭上1985年開始的“新經濟”浪潮，所以一進入20世紀90年代，經濟即陷入長期衰退。在新經濟條件下，20世紀既有的經濟模式幾乎都不管用了。 2001年，德魯克在《經濟學人》雜誌上也指出：“日本在心理上也沒有準備好面對製造業衰退的事實。畢竟，日本之所以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是因為在20世紀後半期成為了世界製造業中心。我們絕不應該低估日本這個民族。縱觀日本歷史，他們表現出一流的應對現實的能力，而且他們可以做到一夜之間就改變。然而，由於製造業是日本經濟成功的基礎，製造業下降對於日本來說仍然是個前所未有的挑戰。”
我在2002年出版的《學習經濟》一書中指出，日本失掉了信息革命機遇：
20世紀70年代後，日本有沒有產生新興部門的機遇呢？回答是肯定的。從1971年以來，世界經濟悄然出現了一個革命性技術創新，即信息技術，帶來一場技術革命的衝擊波。這要求日本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形成的以製造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之外，誕生和發展新興信息技術產業，整體經濟結構由機械化、電子化轉向信息化、網絡化；企業製度也需要進行相應的改革。此時，“贏者的詛咒”應驗了。由於日本製造業的專有資本（先進的設備，人力資源和企業組織方式）積累水平很高，相應的工資水平也高；另一方面，日本的金融體制對信息革命反應不敏感，新興的信息部門得不到原始資金供應，工資水平較低。所以，沒有人願意到新興的信息部門去工作。結果是日本製造業的投資收益率進一步下降，新興部門又成長不起來，經濟結構調整不過來，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失去了經濟增長的動力。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使日本經濟未能成功轉軌的，恰恰正是曾經在工業經濟時代風光無限的經濟制度：
第一，主銀行製度。日本的主要企業，都有一家大銀行作為主銀行，主銀行既是主要的貸款人，又是這家企業的主要持股人。在此過程中，銀行與企業形成密切關係。這使得企業擁有充足的資金，能滿足長期投資的需要。這種金融制度安排的前提是企業總有投資機會，且投資有效。一旦投資失敗，銀行體係就承擔了企業部門的大量系統風險。我們知道，在一個特定的生產力革命過程中，隨著資本積累，邊際收益遞減，投資回報下降，投資機會必然會逐漸消失。同時，這種主銀行製度對高風險的私募投資有排斥作用。所以日本民間風險投資不活躍，缺乏美國式的靈活融資機制。日本創業家要向金融機關借錢相當難，萬一創業失敗就必須背負大量負債。
第二，日本企業終身僱用制度。大企業的終身僱用制度，促進了員工的忠誠度和敬業精神，也鼓勵企業對員工人力資本進行長期投資，提高了員工的勞動生產率。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處於製造業的高速增長期，日本企業的勞動生產率長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引發了美國經濟學界對日本企業的大量細緻的研究，發表了諸多論文。但是，日本企業的終身僱用制，使得企業在需求不旺盛時和需要開拓藍海時，不能通過裁減人員來有效降低勞動力成本，因而很難增加企業的市場反應能力，也無法快速有效地通過招募新技能的勞動力來調整企業人力資源結構。僵硬的勞動力市場導致傳統產業下不去，新興工業起不來。
第三，教育體制單一。日本的教育體系優勢在於普及教育，培養同質性人才，適用於工業經濟，但對需要創造力和想像力的信息經濟則明顯不足。大前研一在《M型社會》中指出：“現在日本的教育制度，還是停留在工業化社會時代；也就是說，日本的教育是在量產高於平均水平之上的人才。很諷刺的是，在今天的日本教育體系下，被教出來的'優秀'孩子，並不適用於未來的時代。”從1991年起，日本製造達到頂峰後逐漸停滯。當製造業投資機會消失的時候，企業家精神也容易失去。管理大師德魯克認為，創新可以成為一門學科，供人學習和實踐。日本教育體制需要培養企業家精神和創新文化。
從1991年到2001年，日本在總需求管理方面竭盡全力，貨幣政策的利率降為零，多次財政刺激政策使國債/GDP比例持續增長，但仍然無法改變日本的經濟停滯。存款利率長期接近於零，總體上已經失去了通過貨幣政策促進需求的條件，也使日本國民失去了一個通過複利進行財富積累的機會。在日本“失落的第一個10年”後，需求學派黯然失色，輪到供給學派登場了。 2001年5月，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向國會發表第一份施政報告，認為沒有結構改革就沒有經濟增長，強調要通過大膽的經濟結構改革，恢復國民信心，重振經濟。儘管他明確聲明，實施這項改革可能會使日本在收穫成功前經歷好幾年的痛楚，但小泉改革仍受到日本民眾空前歡迎。小泉首相表示，他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是“重建經濟，建立充滿自信和自豪的日本社會”，並在世界上“發揮日本的建設性作用”。
小泉將自己要進行的改革與100多年前的明治維新相提並論，提出“Nopain，nogain”的口號，呼籲民眾忍受改革的痛苦，表示要進行一場不怕痛苦、不怕觸及既得利益、突破過去經驗的“新世紀維新”，建立一個適應21世紀的經濟體制。他提出的主要措施有：在2～3年內消除銀行呆、壞賬等不良債權，放開市場競爭，控制國債發行量。 2001年以來，日本陸續出台了“信息技術國家基本戰略”、“納米技術發展戰略”、“生物技術國家戰略”和“知識產權國家戰略”，大打技術牌。
小泉結構性改革增進了日本經濟體制的活力，非長期僱用員工開始佔勞動力的相當比例，銀行壞賬大幅度減少，企業開始轉型。但小泉改革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不明確，國內缺乏改革共識，勞動力市場等關鍵性改革遠遠不到位，難以從根本上解決日本的長期體制性問題。雖然日本經濟近幾年有所起色，從2002年1月開始復蘇，但依然沒有恢復強勢增長，2008年受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很快又陷入衰退，企業信心持續低落，顯示出長期增長的脆弱性，被保羅·克魯格曼稱為“W形狀”的衰退。 2001～2011年，將不幸成為日本“失落的第二個10年”。日本經濟需要有“大化改新”和“明治維新”的改革力度，以“學習型經濟”為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才能最終走出製造業的“高水平均衡陷阱”。
日本的貨幣政策在應付錯綜複雜的國際和國內經濟金融環境上有不足之處。匯率政策帶有很強的國際金融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日本把匯率固定在1美元=360日元。 1971年，美國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持續了1/4世紀的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宣告終結，世界經濟進入浮動匯率時代。隨著美元貶值，日元開始升值，1美元=360日元的時代也宣告結束了。 1971年12月，在美國舉行了西方10國財長會談，協商國際匯率的多邊調整。迫於壓力，日本宣布實行浮動匯率，日元從1美元兌換360日元升至308日元，升值幅度為16.88%。圖4-8描述了日元對美元匯率長期升值過程。
美國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向信息經濟艱難轉軌，造成複雜的國內經濟環境。 20世紀70年代，美國和西歐各國處於“滯脹”的困境，拉丁美洲國家大量借外債搞國內建設，國際資本也適應了這種需求。 1984年，在誰也沒有想到的情況下，美國率先走出“滯脹”，進入信息經濟，美國經濟復甦。 1981～1982年美國實際利率大幅度跳躍，這是一個公認的事實。 20世紀80年代初信息技術在美國進入實際應用階段，預期投資收益率突然上升，開闢了新的投資機會。但信息技術專用的世界資本存量在1981年時還很少，所以邊際生產率高，導緻美國實際利率跳升，國際資本流入美國，誘發了20世紀80年代拉丁美洲債務危機，美元也穩步走強。美國自身的結構調整中出現製造業不斷衰退的情況，貿易逆差擴大，失業率上升。美國國內把貿易赤字歸咎於美元高估，要求美國政府協調國際匯率關係，首選協商目標是對美擁有大量貿易盈餘的日本和前聯邦德國。
1972年後，日元對美元保持了長期穩定升值的趨勢，這一趨勢在1985年被突然打斷，轉折點是1985年的“廣場協議”。該協議簽署之後的三年時間裡，美元急劇貶值，而日元則急劇升值，升到了戰後的歷史新高。隨著日元急速升值，日本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迅速下降，日本出現了短暫的經濟衰退。可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日元升值並沒有達到“廣場協議”的初衷，即解決美日貿易逆差問題。
日本製造業逐漸衰退是必然趨勢，但日元在“廣場協議”後的迅速升值加速了這一過程。 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告別了“高速增長”的階段，進入“中速增長”階段。這在日本國內產生嚴重的流動性過剩，維持低利率的貨幣政策又慫恿了資產泡沫的生成和暴漲。日本資產泡沫產生的主要原因有4個方面：一、日本的居民儲蓄率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高速成長時期，始終保持較高水平，通過主銀行體系的轉化，成為企業投資的主要支撐。但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製造業減速，投資機會減少，日本的銀行體係出現大量流動性，開始傾向於投資不動產、零售業、個人住宅等行業；二、日本經常性賬戶盈餘轉化為中央銀行外匯儲備，逼迫中央銀行增加貨幣供應量。
20世紀70年代後，日本長期維持巨額貿易盈餘，1985年“廣場協議”後日本繼續維持對美國貿易盈餘；三、日本資本賬戶盈餘。當時在世界各國的印像中，30年前仍然是一個低收入的日本，已經迅速成為了第一流的富裕國家。由於“日本世紀”的來臨，國際資本預計日元持續升值，大量國際游資進入日本；四、非理性樂觀。 20世紀70年代末，《日本第一》成為世界暢銷書。日本出現了“日本是世界第一”的口號，全體國民預感到“日本的時代”即將到來。由前日本銀行行長前川春雄主持起草的“前川報告”加重了這種非理性樂觀情緒。該報告是在錯誤的時間出台的，不但沒有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迫切性，還過分樂觀地認為可以通過促進消費和普及住宅來擴大內需，通過直接投資增加海外進軍力度。事實證明，日本的高儲蓄率是很難改變的。
由於缺乏新的投資機會和國際收支賬戶盈餘，同時日元的國際化水平並不高，這導致日本國內經濟的流動性逐漸升高，出現長期低利率。在國際的一致吹捧和國內的非理性樂觀情緒下，日本出現資產泡沫。 1987～1991年日本開始出現對股票和地產的投機，導致股價和地價暴漲。 1984～1989年，土地價格暴漲了約兩倍；如圖4-9所示，日經平均股價從1984年的11000日元漲至1989年末的39000日元，最高市盈率高達90多倍，遠遠高於美國股市長期為15倍的平均值，引發了嚴重的股市泡沫。
1989年，日本中央銀行開始對資產價格飛漲擔心，並採取了調整措施。如圖4-10所示，日本銀行在1989年將貼現率提高至4.25%後，又於1990年8月調高至6%，這導致日本股市暴跌（見圖4-9）；1990年4月，大藏省規定，對銀行投入不動產部門的貸款總量作出限制，導致地產價格開始下跌，使金融機構出現了巨額不良貸款。在股市崩潰後的一年裡，日本中央銀行卻繼續提高利率，並一直不願降低利率。當時，日本中央銀行認為擠出泡沫是經濟調整的正常反應，隨著經濟形勢的惡化，又被迫採取補救措施。 1991年7月1日，日本中央銀行把法定貼現率由6%下降到5.5%，標誌著日本貨幣政策由從緊到寬鬆的重大轉變。從此以後，日本中央銀行逐漸把法定貼現率降為零（見圖4-10），這等於掉進了“流動性陷阱”，貨幣政策基本失效。
1991年以來日本所陷入的經濟停滯，不是常規意義上的經濟危機，而是結構問題。經濟結構調整是痛苦的，經濟改革也是艱難的，需要經濟增長來支持。自從1991年以來，日本政府一直在通過多次財政刺激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同時也試圖控制中長期財政赤字。但這兩種不同方向的政策操作長期是難以協調的。如1992～1995年日本實施積極財政刺激政策。但1996年政府突然消減公告項目投資，1997年又開始增加消費稅稅率。日本人口老齡化速度快。從65歲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看，目前為每5個人中就有1個是老人，2013年將達到每4個人中有1名是老人；2035年每3個人中有1名是老人；到2050年左右平均2.5人中就有1名是老人。日本的老齡化導致財政預算中的社會保障花費逐漸上升，可社會保障收入卻沒有明顯增加。政府出現長期財政赤字，導致政府債務不斷攀升。政府債務與GDP的比率在2008年約為GDP的200%，遠遠超過歐盟為成員國規定的60%上限。
如圖4-9所示，日經指數從1984年的10000多點推向1989年39000多點的最高峰。 20世紀90年代以後，由於日本經濟出現下滑，股價指數開始回落。從1991年至2009年已有18年，仍在15000點左右徘徊。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衝擊，日本出現驚人衰退，日經指數跌至10000點以下，好像重新回到了1984年的起點，令人對經濟的繁榮和停滯之間的輪迴感慨不已。
日本經濟與中國經濟有很多的相似之處。從日本經濟發展的歷程中，中國經濟可以歸納出4條經驗和教訓：
一、中國製造業靠價格優勢取得了重要發展，今後是需要建立國際品牌的時期。而“日本製造”成功地創造了一大批國際品牌，在品牌塑造上，日本企業經驗很值得中國企業學習。
二、及早防止掉入製造業“高水平均衡陷阱”。 “日本製造”在走向頂峰之後，不可避免地開始衰落。 “中國製造”在經歷了品牌經濟後，由於國內市場龐大，區域差別巨大，容易控製成本。但“中國製造”終究會與“日本製造”一樣，開始逐漸衰落。日本經濟沒有能及時轉向信息經濟，停留在日落西山的“日本製造”上，落入“高水平均衡陷阱”，終於在1991年後陷入長期停滯的狀態。如果中國經濟僅依靠“中國製造”，也同樣會走上與日本同樣的道路，即長期停滯。
三、在經濟增長快的時期更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日本最佳的經濟改革時機是20世紀70年代末，在1991年經濟增長停滯後，再推進結構性改革就會面臨更多阻力。同時，日本缺乏經濟思想的儲備和傳播，難以達成改革共識。中國經濟要避免長期停滯，就需要堅持不懈地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建設“創新型國家和學習型經濟”，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將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逐漸轉為資本市場為主的金融體系，改善經濟體制對生產力革命的適應性。
四、從需求方面看，宏觀控制既要防止資產泡沫，也要保持財政的穩健和國債的可持續性。日本國內儲蓄率高，又有國際貿易的大量盈餘，再加上日元國際化程度低，導致日本經濟流動性過剩，利率水平低。在“日本製造”缺乏投資機會的時候，大量流動性資金湧入股市和房地產市場，一旦形成非理性樂觀情緒，就出現了資產泡沫。日本貨幣政策在對待泡沫上預防不足，在泡沫破裂後沒有及時大幅度降息。日本財政政策在經濟停滯的情況下不斷推出刺激計劃，但效果不好，與中長期財政平衡目標難以協調。再加上人口老齡化的加速，日本債務/GDP比例已經高達200%。中國貨幣政策要謹慎應對可能出現的流動性過剩，防止資產泡沫的出現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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