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元1年到公元1839年，中國的經濟進入了一個“高農業水平、低人力資本、高人口增長和人均收入停滯”的“高水平動態均衡”中。 1840年到1948年這108年中，這個千年均衡並沒有被打破，而且在宏觀經濟方面出現了債務危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第一個30年的最大成就，就是衝出持續了近2000年的“高水平動態均衡”，第一次持續提高了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為新中國第二個30年，中國經濟進入“起飛階段”奠定了基礎。
推動中國經濟走出千年“高水平動態均衡”的主要因素有三個：（1）中國政府對人力資本積累實施了“第一推動力”，走出了“低人力資本，高生育率”的貧窮陷阱；（2）中國初步工業化，提高了人力資本的收益率。 1952年，中國工業就業人數為1531萬人，到1978年，這個人數增加到6945萬人。在25年中工業化創造的就業機會是5100萬人以上。而從1952年至1978年，生產性人口從21106萬人增加到40682萬人，淨增2億人。中國工業化使得每4個人中有一個能參加到工業部門的工作。儘管這個機會遠遠不夠，但對普通家庭投資人力資本仍然會產生吸引力。例如，由於戶籍制度，中國“農轉非”是極為困難的，但一個農村的孩子只要考上中專或大學，就自動“農轉非”了，畢業後可留在城市的工廠裡。儘管農村孩子升學的概率並不高，但也刺激了農村家庭對孩子教育的投入；（3）1972年後，計劃生育政策的有效實施。經濟學家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對中國製訂和實施計劃生育的國策產生重大影響。在這三個因素中，第一項是最根本的。
建國第一個30年中國人力資本得到大量積累。毛澤東說過，“我們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從1949年到1978年，是中國人力資本投入階段，同時，工業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鼓勵人們積累更高的人力資本水平，以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中國政府直接投資教育事業，降低了普通家庭進行人力資本積累的成本。當人力資本積累到一定程度，出生率開始下降，中國經濟開始由“高水平動態均衡”向“高人力資本、低出生率、高增長”的狀態轉型。如表3-2所示，隨著育齡婦女教育程度的提高，中國家庭生育孩子的數量明顯減少。未上過學的育齡婦女，平均存活的孩子數量是2.21個，而受過大學本科教育的育齡婦女，平均存活的孩子數量僅僅為0.44個。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書關於人力資本與生育率呈現負相關關係的基本假設。
如圖3-5所示，中國的教育經費除了在“文革”初期大幅度減少外，基本保持了穩定，維持在政府財政支出的7%左右和GDP的2%左右。這比1840～1948年期間的歷屆政府對教育的實際投入都高得多。 1929～1936年南京國民政府在教育上比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都多，但也只是財政支出的3%左右和GDP的1%左右，而且僅僅持續了7年時間。從1952到1978年，中國的公共教育花費996億元人民幣，與固定資產投資花費7722億元人民幣相比，佔近1/8，說明中國政府對教育是比較重視的，沒有因為實施重工業優先戰略而犧牲對教育的投入。當然，文化大革命嚴重衝擊了教育工作，特別是高等教育，從而使教育遭到難以估量的損失。
1949年前，中國保持著人口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建國後，因為社會安定、生活改善及迅速普及的基本醫療，使中國的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而中國的人口出生率仍很高，人口基數又很大，這導致人口劇增。圖3-6顯示死亡率從1950年起大幅度下降，下降幅度明顯超過印度以及其他欠發達國家和最貧窮國家。
從1959年開始，“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導致出生率急劇下降，死亡率大幅上升，以致1960年出現了罕見的人口負增長。由於經濟的恢復，1963年中國人口出生率大幅度反彈，1964年出生率創歷史最高點，達4.2%，構成一個異常明顯的人口波峰，我稱之為“中國嬰兒潮”。 1964年的人口高峰是中國在人口轉型後的最後一個嬰兒潮，對中國老齡化社會有標誌性意義。 1964年後出生率開始穩步下降，這是中國千年曆史上第一次出生率持續下降。這個下降發生在1972年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之前。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3‰下降到1978年的18‰，圖3-7表明，中國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從1950年起基本是直線的，人口轉型比印度、其他欠發達國家和世界最貧窮國家都成功。
中國把計劃生育作為國策的過程是艱辛曲折的，但總體上是成功的。應該說，當時世界經濟學前沿還沒有從人力資本角度提出人口質量問題。直到1960年，西奧多·舒爾茨在美國經濟學會年會上發表題為《人力資本投資》的演說，才開始人力資本的經濟思想革命。 1949年前，中國經濟學界長期忽視人口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
1949年建國後，無論是經濟理論界還是經濟決策層對中國人口問題都缺乏思想準備，1952年開始基本照搬蘇聯計劃經濟模式。蘇聯在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搞計劃經濟時，人均教育水平是較高的，人口是較少的，對人口問題也沒有充分的理論探討。而中國千百年來的傳統觀念是“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和“多子多福”。建國初期空前高漲的熱情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巨大成功，使人們沉浸在前所未有的樂觀情緒之中。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口多是好事”成為廣泛的社會共識。
由於沒有經濟思想準備，人口政策在短期內的大轉變是不可能的。印度政府曾經在20世紀70年代末試圖推動計劃生育，但遭到了印度社會廣泛的抗議，只好放棄，直到最近幾年，計劃生育才開始被逐漸接受，但2000年通過的防止全國人口超過11億的計劃已經落空。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在《2008世界人口狀況報告》中指出，估計到2050年，印度人口將達16.58億人，超過中國同年的14.08億人，成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
中國近代缺乏一批合格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的人口問題的認識沒有超前於時代，為及早控制人口提供充足的經濟思想準備，留下歷史遺憾。馬歇爾在他的一書中寫道，“實行巨大而急劇的變革的計劃，現在和以往一樣，注定是要失敗的，而且也會引起反作用；我們是不能穩步前進的，如果我們前進得如此之快，以致我們新的生活方式超過了我們的本能的話。的確，人性是可以改變的——新思想、新機會和新的行為方法甚至用幾代的時間就可以使它有很大的改變，如歷史所表明的那樣；人性的這種改變所涉及的範圍也許從來沒有現在那樣廣泛，所進行的速度也許從來沒有現在那樣快。但它仍然是發展的，從而是漸進的；我們社會組織的變革必然由它而生，因此也必然是漸進的”。
新中國的第一代經濟學家無愧于他們的歷史使命。 1955年，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浙江小組會上，馬寅初提交了題為《控制人口與科學研究》發言稿，馬上遭到了很多批評。馬寅初坦率地說：“我為什麼要這樣講呢？這完全是因為人口問題對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確實太重要了，我既然認識到了這一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堅持到底，直到最後勝利。否則，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沒有盡到自己對祖國和人民應盡的責任。”1957年，馬寅初《新人口論》發表在當年7月5日的《人民日報》上。 《新人口論》不是關於人口的論文，而是一篇超前於時代的經濟鉅作，如長空驚雷。馬寅初認為：“我國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資金積累得似乎太慢……資金積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速，要解決'資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難矣哉？”《新人口論》提出了“限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的政策主張。
但在當時人均收入不到200美元和人均教育年限2～3年的中國，這種提法無疑是違背社會共識和無法被大多數人理解的。馬寅初受到廣泛的批判，也正是因為這種批判，使他的政策建議得到廣泛地傳播，幾乎達到家喻戶曉的程度。事實上，也因此使中國完成了關於“計劃生育”的經濟思想準備。 15年後，即1970年以後，為了控制人口過快增長，中國開始逐步實施計劃生育政策，鼓勵晚婚，提倡優生優育，遏阻人口爆炸。 1972年8月，衛生部在向國務院提交的《計劃生育工作調查報告》中，首次將城市的生育控制經驗總結為“晚、稀、少”方針。所謂“晚”，指男女雙方在25歲以上結婚；“稀”，指婚後生育間隔長一些；“少”，指一對夫婦只生育兩個孩子。應該說，在1972年開始控制人口，是“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1979年9月14日，馬寅初得到了徹底平反和應有的承認。沒有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中國就沒有經濟理論準備和嚴肅的政策思考，實行計劃生育的時間可能會更晚。
中國人口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轉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均衡，成功完成了人口轉型，比印度和其他欠發達國家提前了20年。如圖3-8所示，從1964年開始，中國人均收入就逐漸擺脫了千年的停滯狀態，開始了緩慢增長。中國人均收入在經過了千年的停滯不前和百年的沉淪後，終於開始增長了！這是一個偉大的歷史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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