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天干和地支按順序相配，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與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組合，從“甲子”起，到“癸亥”止，滿60年為一個輪迴。所以，甲子是重要的歷史紀元。中華人民共和國從1949年建國至2009年，正好走完第一個60年。 60年，一個輪迴，成就了“中國大變局”，充滿了勝利與曲折、奮鬥與艱辛、光榮與夢想。第一個甲子輪迴的結束，進入後“中國大變局”時代，是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新時代。
從1820年英國爆發工業革命開始，國際經濟格局在過去200年裡發生了戲劇性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始於英國的工業革命浪潮席捲了整個歐洲大陸，蒸汽機的發明使英國的紡織業在全球進行產業鏈佈局。歐洲經濟佔全球經濟比重在19世紀末上升到超過40%，主導著全球經濟直至美國崛起。中國和印度在19世紀初都是經濟上強大的國家，但因沒能適應工業革命，這兩個經濟巨人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相對比重迅速下降，最後更淪為經濟上無足輕重的國家。 1900年，美國經濟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領頭羊。 1929～1933年，美國經濟大蕭條引發世界經濟危機。 1934年，美國投資活動驚人反彈，逐漸走出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經濟如日中天，一度佔世界經濟總量的40%以上，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
20世紀70年代，日本發展成為世界第二號經濟大國，其他國家和地區如新加坡和韓國因為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而以“亞洲四小龍”聞名天下。可是好景不長，1990年日本股市泡沫破裂和1991年房地產泡沫破裂，日本經濟就此陷入長期停滯。 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使“東亞奇蹟”輝煌不在，至今金融體系雖已經修復，但高投資率已經消失了。美國則成功應對了日本和德國迅速赶超帶來的挑戰，1971年悄然走入信息經濟，1984年意外地走出20世紀70年代“滯脹”的陰霾，1992～2001年開始了長達10年的經濟繁榮，直到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裂，2007年房地產泡沫破裂，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引發世界金融危機。在大西洋彼岸，歐洲從1957年的《羅馬條約》開始，就逐步追求經濟一體化，最後催生了歐洲聯盟。
歐盟從5國擴大為如今的近30個國家，建立了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並發行了通用的貨幣——歐元。但是，歐洲經濟好像得了“歐洲硬化症”，歐洲中央銀行過分關注防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在應對經濟下行情況時反應遲緩，經濟增長的勢頭遠不如預期。前東歐國家因“休克療法”，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大幅度倒退，後因加入歐盟一體化，經濟制度迅速趨同，人均收入也快速與歐盟趨同，令人刮目相看。在拉丁美洲，墨西哥受益於北美自由貿易區，吸引了大量外國投資。 2001年11月，高盛公司在一份研究報告中，建議把目光投向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四個正在崛起的新興經濟體，杜撰了“金磚四國”（BRIC)這個詞，這個稱謂迅速在國際上流行起來。巴西經濟1998年渡過危機後發展穩健；俄羅斯經濟也迅速發展，但由石油價格引起的“荷蘭病”在世界金融危機中開始有所顯現。
過去200年，中國經濟是悲情和光榮同在。 1840年鴉片戰爭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中國長期處於貿易逆差和通貨緊縮的困境，更使中國經濟進一步衰落。 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使清政府陷入財政危機。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說：“19世紀後半葉中國所經受的屈辱和災難使傳統的以自我為中心的中國進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重新評價和重新組織。”
進入20世紀，中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外患內憂。 1900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辛丑條約》使中國經濟最終發展成為債務危機，過高的稅率和實際利率抑制了工商業的發展，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社會處於崩潰的邊緣，中國的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到世界最底層。可以說，中國人兩種心態相互交融：一方面，自強和責任感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救亡和圖強成為這100多年來中國經濟和社會政治發展的主旋律；另一方面，悲情一直隱含在中國人的心中，自信變得嚴重不足。與印度不同，中國在歷史上大部分時間裡一直是一個統一國家，而“印度”的概念是英國在殖民地期間無意中培育起來的。中國經濟曾長期處於世界第一的自我認知，1840年後中國經濟地位一落千丈，這種天壤之別的反差造就了下意識中的巨大歷史悲情，也因經濟發展長期不振而失去自信。
1900年，梁啟超在中把這種豪情和悲情交織的情感表達得淋漓盡致：
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疇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漢武，若何之雄傑；漢唐來之文學，若何之隆盛；康乾間之武功，若何之烜赫。歷史家所鋪敘，詞章家所謳歌，何一非我國民少年時代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陳跡哉！而今頹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處處雀鼠盡，夜夜雞犬驚。十八省之土地財產，已為人懷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為人注籍之奴，豈所謂“老大嫁作商人婦”者耶？嗚呼！憑君莫話當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對，岌岌顧影，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國為待死之國，一國之民為待死之民。萬事付之奈何，一切憑人作弄，亦何足怪！
悲情到了最高點，就是殤。國之殤，在經濟。正如屈原《九歌·國殤》寫道：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
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
1905年12月8日清晨，時年31歲的陳天華寫下近3000字的《絕命辭》之後，在東京大森海灣蹈海自殺，以死警醒國人，留下了“長夢千年何日醒，睡鄉誰遣警鐘鳴”的悲嘆。陳天華的殉國是中華民族從1840年以來不斷加深的悲情的典型體現。
1911年清政府垮台，這本應該是中國新政府重組外債，走出債務危機的好機會。但是，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為了贏得外國金融貸款的支持，繼續承認這些不平等條約，同時又無力改變中國長期存在的貿易逆差，使中國經濟在債務危機的泥潭中無法自拔。 1929～1936年，中國經濟在短期內確有較大起色，但沒有對中國經濟長期宏觀失衡提出根本的解決辦法。 1936年，南京國民政府成功實施了貨幣改革，放棄了“銀本位”，採用了紙幣即“法幣”。但在財政紀律鬆弛和沒有處理好國際收支不平衡問題的情況下，南京國民政府只有通過繼續對外借款維持法幣在外匯市場上的可信性，這在短期內是可行的，但長期是不可行的，反而會加深債務危機。 1931年，日本侵占中國東北；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中國經濟發展全面中斷。 1945～1949年，南京國民政府對內控制不住財政赤字，對外解決不了病入膏肓的債務危機，最終釀成惡性通貨膨脹。
從1840年至1948年，與中國問題對症的兩副藥就是：必須從需求方面解決國際收支失衡問題和因其導致的債務危機和必須從供給方面解決因人力資本低下導致的“高水平動態均衡”陷阱。可惜，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都沒有能力解決這兩個根本性經濟問題。其結果是，中國經濟面對工業革命毫無反應，而且因債務危機病入膏肓，人均收入長期停滯不前。
“中國是一隻睡獅，當它覺醒的時候，世界將為之震撼。”這是拿破崙的名言。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地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這是一個開天闢地的歷史事件，普天同慶。
1949年後的短短幾年內，新中國政府馬上向世人證明有能力控制財政赤字，迅速控制了惡性通貨膨脹，建立了穩定的紙幣體系（人民幣），廢除不平等條約，扭轉了困擾中國經濟百年的貿易逆差，對近代的外債實行了徹底重組，成功擺脫了資本項目下的債務危機，為經濟增長贏得了前提條件。
1949年後，經過艱辛探索，中國經濟在計劃經濟體制內奠定了工業經濟的基礎，提高了人力資本積累，成功打破了“高水平動態均衡”陷阱，開創了經濟增長的千年變局，同時也結束了百年中國人民生活水平處於世界最底層的悲劇。鄧小平會見時任利比里亞國家元首多伊時，被問到中國經濟建設的歷史經驗，鄧小平總結了建國第一個30年的經濟成就，“建國以來，我們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糧食達到自給。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舊中國長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在工業方面，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比較好的基礎，儘管還很落後，但比過去好多了”。
創業多艱，好事多磨，中國也付出了代價高昂的學費。 1958年“大躍進”的嚴重挫折，“三年困難時期”的重大損失，“文化大革命”中全要素生產力停滯不前，經濟體制逐漸失去活力。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耽誤了20年。關起門來搞建設使中國面臨被生產力革命“煮青蛙”的現實困境。 20世紀70年代初，信息革命在美國突然爆發，中國經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由於工業技術進步速度減緩和資本積累的邊際收益遞減，已在泥潭中越陷越深，無從應對生產力革命。 1978年末，中國終於走向了改革開放的道路，開始了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
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此“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經濟崛起速度之快超過了任何人的想像力。在2001年中國達到人均收入1000美元後，繼續往上發展。 2001～2009年的發展表明，中國不同於拉美地區的一些國家，人均達到1000美元後經濟就停滯不前。 2007年，黨的十七大富有遠見地確定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長期戰略，為解決中國長期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2009年，中國人均收入達到3000美元大關，邁入“中等收入國家”這個重要門檻，世界經驗中的“中等收入陷阱”將很快被中國跨越。
回顧共和國經濟發展的第一個“甲子”，是從1840年以來中國獲得重生的60年。從鴉片戰爭一直到1949年，中國經歷了百年屈辱。從1949年開始，中國又開始走向了強國復興的道路。在這60年中，中國實現了兩次生產力解放。第一次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使中國經濟走出債務危機，為經濟增長奠定基礎，人民的生活水平從世界最底層走了出來；第二次是1978年，中國走向改革開放道路，使市場經濟逐漸替代日益僵化的計劃經濟，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從尚未完全溫飽“風馳電掣”般地進入小康。
中國經濟發展的兩次飛躍證明了鄧小平“革命是解放生產力”和“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著名論斷的正確性。 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指出“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使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獲得解放，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確立以後，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過去，只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
為什麼“革命是解放生產力”？因為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中國就不能解決長達百年的國際收支賬戶失衡和從1901年以來的債務危機，沒有足夠的財力投入教育，高出生率就難以降低，龐大的人口基數就會帶來人口迅速增長，導致人均收入可能停滯不前，陷入“高水平動態均衡”中不能自拔。為什麼“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因為生產力革命爆發的不確定性和必然性，往往從現有經濟主導部門之外創造新的主導產業，計劃經濟體制的適應效率低下，只有市場經濟才有可能適應新的生產力革命，必須通過持續的經濟體制改革來實現經濟體制的轉軌，解放蘊涵在生產力革命中的新的社會財富。
在對中國經濟曾經相當悲觀之後，國際輿論從2001年起對中國經濟的未來表現得極為樂觀。英國《泰晤士報》曾經發表署名文章《這是中國的世紀》。文章說，18世紀和19世紀是英國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雖然美國現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但改變世界經濟的將不是美國，而是中國。 2007年，埃里克·伊茲拉萊維奇在《當中國改變世界》一書中說，“在人類的經濟史中，還從來沒有過一個如此巨大的國家（13億人口），在一個如此長的時期裡（25年），有過如此迅速的增長（每年8%）。這一成功理應使人歡欣，但卻引起了不安。在過去1/4世紀的時間裡，世界曾改變了中國。今天，中國就要改變世界。明天，中國將可能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著名投資大師吉姆·羅傑斯在《中國牛市》中說，“進一步講，如果說19世紀是英國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那麼21世紀將可能是中國的世紀”。聽到這些話，讓人感覺很舒服。但是，中國經濟的鳳凰涅槃之路不僅需要激情和信心，更需要富有理性的思考。
在目前的世界金融危機時期，中國比經濟繁榮的時候更需要清醒的頭腦。中國經濟會不會重蹈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泡沫經濟的覆轍？這不是沒有可能的。中國的高儲蓄率很難改變，一旦製造業和城市化的投資機會逐漸消失，將在經濟體內造成大量的流動性，除非人民幣國際化，第三方持有大量人民幣資產，以及中國企業成功走出去，投資國外資產和產業，否則流動性過剩帶來的高通脹和資產泡沫風險將揮之不去。日本經濟在某種意義上是被國際經濟輿論捧殺的，也是被信息產業革命“煮青蛙”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日本經濟與美國經濟相距甚遠，那時幾乎無人能夠預見日本經濟可以在不久的將來趕上美國。
但是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日本經濟維持了20年的快速增長，日本的人均GDP到20世紀70年代時已經逼近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人均GDP一路領先於美國。當時，許多學者看好日本經濟，認為美國已經像英國一樣從巔峰走向衰敗，美國的經濟地位將會被日本取代。 1985年，日本接受了美國提出的“廣場協議”後，日本維持高利率，美元開始了貶值進程，日元開始在兩年內大幅升值。但實際上，日本經濟增長已經很不穩定，日元不應該在短期內大幅度升值。另一方面，日本被國內外捧為“明星”，增長前景看好，大量資本在國內進入股市和房市，成為資產泡沫的重要成因之一。到了20世紀90年代，美國和日本經濟突然產生了一個大逆轉。日本從1991年資產泡沫破裂以來一直未能擺脫長期增長停滯的困境，而美國則出現了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新經濟”，美國經濟出現連續將近10年的蓬勃增長。
2008年北京奧運會向世界展示了“古老而年輕”的中國。 1964年東京奧運會，被普遍認為是日本進入世界工業經濟的里程碑。 1988年漢城奧運會，韓國向世界展現了一個新興工業國家形象，一舉躍入“亞洲四小龍”行列。 2008年是中國夢想開啟之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具有豐富想像力的文化，也標誌著中國經濟的重新崛起，重新點燃中國夢想熊熊火焰。一幅由高科技做出的中國畫卷，拉開了5000年的文明史序幕。新加坡《聯合早報》2008年8月19日發表題目為《奧運會當告別中國百年悲情》的文章。
文章認為，“中國自進入近代史以來，很長時間一直受列強欺辱，而奧運會則表示中國終於成為世界強國，站到世界政治舞台上。實際上中國舉辦這次奧運過程中，在很多方面顯示出告別悲情的趨向。中國的體育迷和觀眾不僅為中國隊也為外國隊的優秀表演喝彩和鼓掌。奧運會前，一些西方領導人想藉用奧運會來要挾中國政府，這招致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但當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最終決定來華參與奧運會時，無論是中國領導人還是普通人民都表現出'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開放態度。這些現象表明，中國人正在超越百年民族悲情，開始具有一個正常大國國民的心態。而這種心態對中國的真正崛起，在國際舞台上擔負大國責任具有深刻的意義”。
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中國人，緬懷過去，探索未來，免不了被中國近代的經濟蹉跎和沈淪經歷刺痛。 2009年，中國人恢復千年自信和重啟豐富想像力的閘門，徹底走出百年悲情，輕裝上陣，放飛中國夢想，追尋絢麗多彩的“中國夢想2.5”，憧憬2049年更美好的“中國夢想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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