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斯·麥迪森在《中國長期經濟表現（公元960～2030年）》一書中，核算出中國經濟1820～1952年期間的增長率為0.6%。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我得出在1952～1978年期間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為6.66%；1979～2008年，中國經濟增長成績斐然，GDP年平均增長率為9.89%，比起日本戰後增長奇蹟和亞洲四小龍創造的“東亞奇蹟”平均GDP增長率還高2%左右。綜合來看，1952～2008年，中國的GDP年平均增長率為8.36%，與中國經濟1820～1952年的0.6%表現形成天壤之別。
由於增長較快，中國的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比重不斷上升。 200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意大利；2004年超過法國；2005年超過英國；2007年超過德國，目前GDP總量排在美國、日本之後，位列世界第3位。中國從一個無足輕重的經濟體成長為世界上第三大經濟體，這一過程來得太快太突然。中國的重新崛起只有美國在19世紀末具有全球意義的迅猛崛起才能與之相比。中國人均收入也大幅度提高。用薩克斯的“階梯理論”可以很好地說明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變化：公元1年到1948年這1948年，中國人民生活在第一階梯，即貧困階段；建國後第一個30年，中國人民爬上了第二個階梯，即低收入階段；改革開放的30年，中國人民摸到了第三個階梯，即中等收入階段；未來的40年，中國人民將登上第四個階梯，即富裕階段。
然而，中國經濟能否長期保持如此快速的增長，這也成為國內外日益廣泛關注的問題。瑞士聯合銀行集團(UBS)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喬納森·安德森在《走出神話》一書中認為“亞洲增長模式”的根本動力來自於高儲蓄率，在他看來，中國並非像許多人預測的那樣會是“全新的經濟物種”，不過是“亞洲增長模式”的再版，中國儘管是新崛起的亞洲巨龍，將沿著東亞地區的既定模式發展，但並不是歷史上從未見過的現象。安德森對中國經濟的看法在國際上有相當代表性。
是什麼因素導致了新中國60年令人矚目的經濟發展成就呢？中國經濟是“東亞模式”還是“全新的經濟物種”？要回答這個問題，就一定要弄清楚過去60年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動力是什麼。
圖3-1可以對建國60年的經濟發展有個直觀的定量描述。中國GDP從1952年到1978年有大幅度增長，但從1979年到2007年突然加速，開始“爆炸性”增長。如果我們回到1952年，恐怕沒有人能想到中國經濟創造的財富在55年內增長了近80倍。
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王燕和我在2003年首次把人力資本引入中國經濟增長核算。在經濟學界，對人力資本還沒有統一的衡量尺度。根據王燕和我2003年在世界銀行首先提出的方法，我們用經濟活動人口受教育年限總和作為衡量人力資本的尺度，對中國經濟從1952年到2007年的增長來源進行實證分析。按照經濟增長核算方法，把經濟增長分解為物質資本投入貢獻、勞動投入貢獻、人力資本投入貢獻和全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貢獻。那麼，扣除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投入貢獻和勞動投入貢獻之後，剩餘部分就是全要素生產力。如果把物質資本增長除以勞動力增長，就可以把兩者的比例看做物質資本的深化。從本質上說，這裡存在三種經濟增長方式：第一種是物質資本的深化；第二種是依靠人力資本的積累；第三種是促進全要素生產力的增長。
經濟增長核算方法在預期上顯示了一定的可信度。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直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共維持了將近37年的快速增長，這一快速增長現像被認為是“東亞奇蹟”。 1994年，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楊認為，所謂“東亞奇蹟”只不過是一種高投入的增長，算不了什麼“奇蹟”。 1966～1990年，亞洲四小龍人均收入增長6%～7%，快速增長的主要來源是勞動力和資本要素積累。在此期間，亞洲四小龍的勞動參與率、人均受教育水平、投資率均大幅度提高。在控制了要素投入之後，亞洲四小龍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與同期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拉美國家沒有本質差別。這種神話與蘇聯神話般的經濟增長驚人的相似。 1994年，克魯格曼用蘇聯作為例子類比，亞洲四小龍沒有明顯的技術創新，預言所謂“東亞奇蹟”缺乏可持續性。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克魯格曼的說法。
下面，我們用實證的方法來檢驗中國的增長模式。如表3-1所示，中國的經濟增長一直主要靠國內強勁的投資需求拉動，物質資本增加對經濟增長作出最重要的貢獻，在計劃經濟時期達44%，在市場經濟時期高達80%。勞動力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計劃經濟年代以前較高，達到12.46%，而在1978年以來則略微降低，為10.73%。
中國物質資本積累情況很有戲劇性，國內儲蓄率佔GDP的比率從建國前的低於10%一下子增長到30%以上，上升得很快。為什麼呢？如果看一看美國、歐洲的情況，即使在它們經濟高速增長時儲蓄率也最高不過達到20%。我的回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使中國徹底擺脫了長期的國際收支不平衡和債務危機，債務危機的壓抑效應消失了，中國儲蓄率上升了。在建國第二個30年中，中國的儲蓄率依然是很高的，約40%左右。高儲蓄率維持了高投資率，通過一個銀行體系，大量投資來源可以在國內解決，不用借外債。拉丁美洲國家的儲蓄率普遍低於東亞國家，在投資需求高的時候，傾向於借外債。一旦國際資本市場利率大幅度上升，就面臨一個債務可持續性的風險。但這也不是說儲蓄率高就好，一旦國內投資機會減少，就會產生流動性過剩，面臨高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的風險。
圖3-2描述了物質資本深化的程度，與實際GDP相比，同樣令人震驚。從物質資本深化的角度看，資金是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其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最高。從圖3-2可以看出，中國的物資資本深化是前所未有的，在一個農業經濟大國內，迅速建立了較完整的工業體系。新中國剛成立時農業比重大，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只佔10%左右。 1949年以後，中國按照“三年準備、十年建設”的設想進行，1950～1952年建設了第一批能源項目，如鶴崗、遼源、阜新等幾個煤礦，撫順、小豐滿等電廠。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中，以蘇聯援助的156項工程為重點，建成一批冶金、汽車、煤炭、石油、電力等基礎工業項目。例如，1953年，鞍山鋼鐵公司開工生產。 1956年，長春汽車製造廠建成。從1972年起，利用有限的外匯，大膽從日本、德國、美國、荷蘭、法國、意大利、瑞士等國引進了26個成套設備和單機進口的項目，包括寶鋼成套設備進口等。
同時，對兩個時期的對比也很有意思。第一個30年物質資本深化的速度為3.60%左右，第二個30年增長速度為8.80%左右。為什麼前後差距如此之大？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資本的邊際收益率大大高於計劃經濟時期，從而國內儲蓄率從1979年前的30%逐漸上升到2008年的40%以上。另一個原因是中國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獲得成功，成為推動中國物質資本深化的重要力量之一。
如圖3-3所示，中國人力資本獲得了快速增長。我根據歷年各類學校畢業人數推算了各類受教育人員的數量。建國前15歲至64歲的生產性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不到1年，1978年中國人均受教育年限接近4年。換句話說，中國整體上走出了文盲的狀態，達到了小學快畢業的水平。在建國後的第一個30年里大幅度地提高了全民族的教育程度，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成就。
在建國後的第二個30年裡，全部生產性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2.6年，增長到2008年的6.6年，相當於初二水平。在人力資本結構上，小學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顯著下降，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明顯上升。
根據這一結果，從1952年到2008年期間，人力資本存量的平均增長速度為3.56%。從表3-1可以看出，人力資本深化在計劃經濟時期增長幅度大，高達26.24%，在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下降為11%左右。主要原因是1949年前，中國人力資本基數很低，1952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約為0.9年，自新中國建立以來中小學教育普及率迅速升高，達到一定水平後增長速度必然有所放慢。
中國政府意識到了人力資本投資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從1949年起實行了全民教育運動，經過短短幾年的艱苦努力，教育實現了從精英教育到大眾化的轉變。但“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給教育工作帶來巨大損失，也耽誤了時間。 1983年，鄧小平鮮明地提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1985年中央下發了《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教育體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質，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提出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的目標，教育的經費應當由國家和社會“包”起來。可惜，由於經濟發展程度不同而財力不均衡，許多貧困地區沒有足夠的資金支持義務教育，特別是在很多農村地區。 2001年後，中國政府逐漸認識到這個問題，並採取措施保障農村義務教育的實施。到2005年，全國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人口覆蓋率和初中毛入學率均達到95%以上，實現了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的目標。 1998年，中國決定大幅度擴大高等教育招生規模，迅速實現了高等教育大眾化。
1989年，哈佛大學長期研究中國經濟的帕金斯教授指出，中國富強的關鍵在於提高全要素生產力。如果沒有全要素生產力進步，在一個經濟部門中連續增加要素投入最終會導致投入的邊際生產率遞減，投資報酬率會越來越低，這就降低了人們積累資本的積極性。表3-1所示，從1952年到1978年，全要素生產力增長總體為-0.30%。圖3-4表明，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力指數從1952年的100，經過幾次大幅度振盪後，在20世紀70年代逐漸降低到80左右。
中國的全要素生產力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迅速提高階段，主要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通過建設一批技術先進的大項目，技術水平大幅度提高。第二階段是大幅度震盪階段，從1958年到1969年。固定資產投資佔國家財力的比重高達60%以上，投資消費比例嚴重失調，再加上自然災害，以及大煉鋼鐵對農業生產的忽視，農業大幅度減產，高的工業投資無法持續，經濟出現高增長後的大倒退，使全要素生產力大幅震盪。第三階段是停滯階段，從1970年到1978年，全要素生產力陷入了停滯的困境，資本過度積累，投資收益逐漸消失，整個經濟逐漸失去活力。可以說，若不能在1978年啟動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全要素生產力將會繼續下降或停滯，經濟就越僵化，越晚改革越困難。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篇彪炳史冊的講話中振聾發聵地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通過實證研究，全要素生產力在20世紀70年代持續下降的事實表明，鄧小平的判斷是準確的和及時的。
如表3-1所示，建國後第二個30年，全要素生產力的增長為1.48%，說明中國經濟增長的17.7%來自經濟體制改革，或者說改革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如圖3-4所示，全要素生產力從1979年到2007年基本上是平穩持續提高。 1978年後，經濟體制改革促進了中國全要素生產力的增長，而較高的全要素增長率和GDP的增長反過來加速了資本的形成。與計劃經濟時期全要素生產力增長為負數相比，中國經濟在1979年至2007年期間全要素生產率轉為正增長，證明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給中國經濟增加了活力。同時，我們可以部分否定安德森的看法。中國經濟與“東亞模式”一樣，主要依靠高投資率，但全要素生產力佔了相當比重，中國的增長模式不同於“東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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