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計劃經濟有它的必然性。新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選擇計劃經濟體制，是要通過加快工業化實現現代化。那麼如何走向工業化道路？中國必須創業，創業就有系統風險。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都採用了“進口替代”戰略，結果卻是失敗的。事實上，從農業經濟到工業經濟，有巨大的系統創業風險。中國選擇計劃經濟體制也受到當時國際經濟思潮的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計劃經濟的成功影響了全球。在美國和歐洲經濟一片蕭條的同時，蘇聯經濟卻呈現出了一片蓬勃發展的景象，而這正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下實現的。計劃經濟體制還傳播到了新近獨立的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和印度。 1947年獨立的印度和1949年的新中國相比較，人均收入水平基本相似。 1950年代初，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出任印度第一任總理，仿照蘇聯制訂了多個經濟發展的五年計劃，並對重工業大量投資，忽視輕工業，此後印度年增長率長期為2%，被稱為“印度式增長”，這種現像一直持續到1991年。在這樣的條件下，以重工業為中心，搞計劃經濟體制是當時現實的選擇。
隨著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從1953年起，中國開始了大規模經濟建設。但是中國普遍缺乏從事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經驗，沒有資本，只有少量蘇聯等國家的貸款，大部分靠國內儲蓄。當時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李富春1955年7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指出：“在五年內，全國經濟建設和文化教育建設的支出總數為766.4億元，折合黃金七萬萬兩以上。用這樣大量的資金來進行國家建設，這在中國的過去歷史上，完全是不可想像的。”
什麼是計劃經濟呢？我們有必要描述一下。即所有的物資生產和分配全由國家來調控。中央電視台的節目《復興之路》曾有一個精彩的採訪。當時的年度計劃會議要開幾個月，擔任過國家計劃委員會經濟綜合司司長的朱之鑫回憶說：“那時候搞計劃可以說像騾馬大會，非常厲害。你比如說一個煤礦，我採掘多少煤，坑木需要多少要報上來，坑木怎麼辦呢？我又要去林業部門看它有多少木材，採集這個可以分給煤炭行業多少，然後再到鐵路部門跑運輸，就這樣做計劃。”很顯然，這是一整套非常嚴密的計劃生態鏈，它在一個高度集中、全面封閉的體系內運行，全國的企業就像一個個車間，國務院總理相當於廠長，計劃委員會則是一個調度室，計劃點菜，財政撥款，銀行數錢，看上去是那麼的井井有條。但是，這種計劃經濟對效率的排斥和漠視卻已經是一件不需要來論證的事情了。前國家經貿委副主任陳清泰曾擔任過東風汽車廠（湖北二汽）的廠長，他在一次清華大學授課時說，企業和國家的界限就是一個倉庫大門。二汽把生產的汽車交給一個國家的倉庫，就算完成任務了，然後由國家計劃來負責汽車的分配。
中國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全面學習蘇聯模式。李富春1955年7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指出，“工業建設是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中心，而在蘇聯援助下的156個工業單位項目的建設，又是工業建設的中心”。 “一五”計劃還考慮了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李富春在報告中表示，“五年計劃對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了適當的規定。5年內，就業人數共增加約420萬人，工人職員的平均工資以貨幣計算約增長33%”。 “一五”計劃中的投資分配是比較全面的，工業佔58.2%；農村水利佔7.6%；交通郵電佔19.2%；貿易、銀行和物資儲備佔3%；文化教育、衛生佔7.2%；城市公用事業佔3.7%；其餘為1.1%。
但第一個五年計劃存在兩個主要問題：一是生產和消費比例失調。在李富春的報告中，明確規劃了這個比例，“按照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規定，在工業基本建設投資中，製造生產資料工業的投資佔88.8%；製造消費資料工業的投資佔11.2%”。而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製造生產資料工業的投資佔85.9%，製造消費資料工業的投資佔14.1%。這個比例有直接照搬蘇聯的痕跡。蘇聯在沙俄時期就開始工業化，有相當的工業基礎，而且蘇聯當時的人均收入比中國高很多。所以，“一五”計劃的比例是不適合當時中國經濟的初始化條件的。二是給地方的投資自主性偏小，對企業管得過死。在“一五”計劃建設的過程中，蘇聯模式在中國逐漸暴露出某些問題，如片面強調發展重工業而忽視輕工業，重積累而輕消費，對地方政府和企業管得太嚴太死。 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已經意識到蘇聯計劃經濟的弊端。他指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鑑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蘇聯經濟發展模式。 1925年，蘇聯提出“社會主義工業化”方針，主張優先發展重工業。採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國家管理經濟，輕工業和農業必須適應重工業發展的要求，為它提供資金。在實際生產上，中央的指令也貫徹到整個生產過程，企業主管由中央委派、國有企業的財政預算及年度計劃由中央審批、國家指令代替市場原則、按政府需要生產及分配資源，譬如以重工業優先，指令性經濟計劃完全體現其中。自1928年發起至1991年解體，蘇聯共實行了13個五年計劃。如圖3-9所示，蘇聯經歷了輝煌的發展時期，它取得了1933～1938年間和1948～1958年間較高的增長率，這似乎證明了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但20世紀60年代後蘇聯增長勢頭開始減弱，70年代增速大幅下降，80年代陷入停滯。從1965年到1990年，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達到一定水平之後就再也沒有提高過。商店裡只有貨架，沒有商品，人們花大量時間排隊獲得基本生活用品，居民住房嚴重短缺。
關於計劃經濟，有兩個問題沒有很好地回答。第一個是為什麼蘇聯計劃經濟能短期成功而長期失敗？在20世紀20年代關於計劃經濟的著名爭論中，哈耶克和馮·米塞斯認為計劃經濟一開始就不行，沒有預見到20世紀中期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令人矚目的增長績效。杰弗裡·薩克斯等給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初步的答案，認為勞動分工演進到一定複雜的程度，計劃經濟就跟不上了。但很難判斷分工的複雜程度分界線，所以杰弗裡·薩克斯的說法還是缺乏可信性。第二個問題，計劃經濟是不是沒有技術進步？在計劃經濟體制內，技術進步在初期是顯著的。當時經濟學界普遍認為是增長方式有問題。蘇聯經濟學家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提出要實現經濟增長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
蘇聯從1971年就開始努力走集約化道路，辛辛苦苦搞了20年，結果還是不成功。蘇聯在計劃經濟的初期是有顯著的技術進步的，否則，經濟增長率不可能那麼高，只是後期技術進步逐漸消退了。根據馬克思-庫恩經濟定律，製造業技術進步停止是必然的。製造業的技術進步到一定程度後終將告罄，進入收益遞減階段，這不是增長方式問題，而是工業經濟發展到成熟階段所出現的必然規律。美國和西歐在20世紀70年代出現的“滯脹”是完全的時間上的巧合嗎？不是的。美國和歐洲當時在工業經濟的技術進步已經日益枯竭，製造業的投資機會逐漸消失，信息產業剛剛誕生，還沒有成為主導產業。在有效供給不足的情況下，靠財政政策刺激“有效需求”往往是缺乏投資成效的，反而帶來的流動性開始氾濫，貨幣政策的反高通脹的可信性還缺乏，通貨膨脹變得難以控制。
再看蘇聯1980年以後出現的停滯與日本1991年以後的停滯，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本質是相同的。 20世紀60年代末以後，由於技術進步潛力已經沒有了，巨大的物質資本積累量不可避免地遭受了邊際報酬遞減的打擊，投資收益率下降，蘇聯開始進入經濟減速期，經濟體制隨之僵化。
現有的經濟學對計劃經濟模式製度性缺陷的認識只停留在第一個層次，即在工業部門內缺乏技術進步，而沒有想到另一方面的缺陷，就是計劃經濟根本沒有能力適應生產力革命。計劃經濟的確存在增長方式的問題，但不是最深層次問題。更深刻的解釋是蘇聯沒有能力抓住信息技術革命的新增長機遇。我們來看一下如何在計劃經濟內產生信息經濟。由於工業部門工資很高，又沒有勞動力市場，一個計算機企業不可能找到合適的員工。在計劃經濟體制內，沒有資本市場，同時銀行根本不會冒技術革命的風險而為企業提供貸款，企業找不到投資者。
所以，新興的信息產業不可能在計劃經濟體制內產生，只有在具有適應性效率的市場經濟體制內產生。美國著名未來學家約瑟夫·奈指出，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對工業革命是有用的，但這種計劃經濟體制對信息革命則是巨大的災難。計劃經濟對鋼鐵、電力等重工業有利，但對以信息為基礎的新經濟則缺乏快速反應和應變能力，因為信息產品壽命只有1～2年，但如果按蘇聯計劃經濟的模式，這個產品可能剛計劃開始生產就已經過時了。蘇聯的計劃經濟的崩潰，正好驗證了本書的觀點——問題不僅在於企業在“紅海”裡實現技術創新，而還在於要形成更有適應性的經濟制度來鼓勵企業進行革命性創新，建立全新的商業模式，開創“藍海”。
計劃經濟體制與重工業優先戰略密不可分。林毅夫、蔡昉、李周主張中國建國初期應實施比較優勢發展戰略。在《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一書中，他們認為以前中國發展緩慢的根本原因在於推行了不符合中國比較優勢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認為重工業優先戰略是外生的，決定了計劃經濟體制的形成。為了與體現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執行相配合，一系列計劃配置資源的管理機構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前後建立起來，一個高度集中的資源計劃配置制度就逐步形成了，並最終產生了路徑依賴。
中國比較優勢是低成本的勞動力，積極發展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產業，可以佔領國際市場，獲得經濟利潤，迅速積累資本，通過輕工業產生的利潤隨後可以進一步對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進行投資，從而實現產業結構“小步快跑”的升級。在共和國第二個30年裡，浙江的經驗就是這種發展戰略最好的例證。 1978年前，浙江幾乎沒有工業。 1978年後，浙江從手工輕工業做起，逐漸積累資本，推動產業升級。 2008年，浙江已經進入先進製造業階段了。大家可能記得，浙江人先從釘皮鞋、彈棉花、做衣服這些輕工業開始，最後才發展到裝備製造業。浙江的產業升級和換代令人眼花繚亂，嘆為觀止。
我在這裡不去探討計劃經濟和重工業發展戰略孰先孰後的問題，但有兩點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強制性儲蓄時間過長，挫傷了勞動的積極性。通過壓低農業生產要素價格和相對抬高工業品的價格，中國農業部門儲蓄轉向工業部門，同時實行低工資，國有企業實現了大量的工業利潤，工業利潤成為財政收入的重要部分，然後再通過國家計劃將國家財政盈餘轉化為工業部門的投資。依靠政策壓低農產品價格和工資進行長期強制性儲蓄，在短期是可以的，但長期就會對農民和工人的勞動積極性產生嚴重挫傷。
所以，必須適當控制固定資產投資總規模，使之與生活消費增長的幅度相適應，但是合理比例在事前不容易判斷。發現消費過低，就只好壓投資。重工業優先戰略往往是“欲速則不達”，容易出現投資和消費比例失調，投資與消費脫離的嚴重問題。消費是經濟增長的最終目的，一旦消費水平過低，反而會拖投資的後腿。二是就業機會創造能力差。發展勞動相對密集的產業，可以創造較多的就業機會，使更多的勞動力從農業部門中轉移出來，直接減輕就業的壓力。遺憾的是，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雖然中國的工業產值比重大大提高，但農業勞動力比重仍然很高。除了在“大躍進”期間，第一產業勞動力減少，工業的發展並沒有大量吸收農村勞動力，說明工業化的技術選擇是有嚴重問題的，發展的成果沒有與更多人共享。
計劃經濟時期經濟運行軌跡寬幅振盪。工業增長率與投資率是高度正相關的，投資大起大落。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在計劃經濟情況下，投資的限制來自財政狀況和國際收支賬戶。在金融體系上，1978年前，國家是吸納儲蓄主體，也是投資主體。在當時國際貿易很少的情況下，財政約束占主導地位。固定資產投資主要來自財政基本建設撥款，銀行貸款主要作為企業流動資金。計劃經濟不光是短缺經濟，而且受到財政約束，是一種“振盪經濟”。一方面，由於沒有“錢生錢”的過程，資本複利的神奇效果得不到發揮，造成經濟規模越來越大，在資本按照高度集中的計劃方式配置的情況下，利率被人為壓低，且國有企業具有強烈的投資飢渴症。陳雲在1954年主持編制第四稿“一五”計劃草案時說，“現在的問題是，財政收入越算越少，而投資越算越多，因此要確實計算每個項目的單價”。
國有企業贏利性不高，國家財政收入跟不上經濟規模的擴大，即拉車的馬還是一樣，“小馬拉大車”，越拉越累，最後不得不踩急剎車。在這種財政約束下，經濟發展只能停停歇歇，導致大起大落。如表3-3所示，中國財政預算收支在“一五”期間基本平衡。 1958年，也就是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起步之年，開始了“大躍進”，財政支出迅猛增加，投資出現狂熱，農業、輕工業進一步被擠壓。可是，財政收入根本趕不上財政支出中的投資需求，造成1959年和1960年巨大財政赤字。在債務發行量不足的情況下，財政赤字迫使銀行發行大量貨幣，引發通貨膨脹。蘇星在《新中國經濟史》中說，“許多商品國營商店有價無貨，自由市場上的價格高於國營牌價幾倍甚至十幾倍”。最後，大規模投資戛然而止，又不幸遇上三年困難時期，“大躍進”產生嚴重經濟後果，造成人民生活的極大困難。 1961年，中國確定對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果斷壓縮投資規模，才使積累與消費比例嚴重失調的狀況有所緩解。 1963～1965年為經濟調整時期，取得良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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