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康乾盛世”同時，歐洲走出長達800年中世紀的黑暗，開始了文藝復興運動，一系列新知識、新技術被廣為接受。 18世紀初，牛頓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萊布尼茨建立了微積分體系，培根喊出了“知識就是力量”的時代召喚。更重要的是，英國在1820年發生了工業革命。而此時中國仍沉浸在“中央之國”的榮耀和農業經濟繁榮的落日餘暉之中，失去了想像力，不知道世界已經發生滄海桑田、斗轉星移的巨變，逐漸被“煮青蛙”了。用《漢書·藝文志》的一句話說就是“人心猶狃於故見，天意已另換新局”。
工業革命導致了世界經濟格局的“乾坤大挪移”。耶魯大學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指出：“國際力量的對比逐漸變得不利於舊有的一流強國，而有利於那些既有資源，又善於組織利用新生產工具和新技術的國家。”從表2-3可以看出，從1750年到1900年的150年裡，工業革命導致了世界製造業相對份額的劇烈變化。製造業相對份額的改變就代表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一方面是大國崛起。首先是英國的崛起。英國抓住生產力革命的機會，從一個島國變成世界經濟第一強國，在1880年時達到世界製造業份額的第一。 1851年在倫敦水晶宮召開的第一屆世界博覽會英國向世界展示了英國工業經濟的輝煌和英國人的日常生活。
其次是美國的青蛙式跳躍，其占世界製造業份額從1750年的0.1%狂飆到23.6%，超越英國。再次是德國緊追不捨，1871年德國統一後，完成了一場從上到下的工業革命，以巨人般的步伐進行追趕。到1900年時，其占世界製造業份額逼近英國，造成歐洲經濟實力的不均衡。另一方面是大國沒落。中國、印度及巴基斯坦製造業總份額從1750年佔世界總額的近60%，下降到1900年的8%。中國和印度在農業經濟中領先，但在工業經濟中落後了，兩個文明古國衰落了，曾經作為世界經濟“領頭羊”的中國和印度被西方國家拋在了後面。日本在世界的經濟份額變化不大，說明在工業革命的洗牌中，日本基本上維持了其經濟地位。由於中國和印度兩個經濟巨人相繼跌倒，日本成為亞洲新貴。
英國憑藉工業革命的先機，建立了跨越五大洲版圖和超過羅馬帝國的“大英帝國”。 1839年，蒸汽機已經武裝到砲艦上，可以跨洋遠征了，英國海軍控制了全球海洋。在砲艦的強大火力之下，仍停留在農業經濟中的國家不堪一擊。先是具有悠久歷史的埃及被征服了，然後是印度。中國已經喪失了世界經濟領先地位，失敗只是時間問題。黃仁宇的對中國面臨的局面有深刻認識，並惟妙惟肖地描述了16世紀大明王朝在張居正死後的歷史定格，也就是尚未與工業革命潮流沖突時的狀態。
他說，有了這樣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就可以保證衝突既開，恢復故態絕無可能，因之而給中國留下了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但是，這個“翻天覆地的機緣”使中國經濟陷入百年沈淪，社會長期動亂，人們赤貧的生活水平持續了100多年，代價太大了，屈辱太沉重了。馬克思曾經深刻而有遠見地指出：“一個人口幾乎佔人類1/3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註定要在最後一場殊死的決鬥中被打垮。”按歷史時期追尋，中國經濟百年停滯前期是因為“洋務運動”的失敗，後期則是由於長期國際收支不平衡和《辛丑條約》的天價賠款使中國經濟陷入債務危機。
一個沉淪的頭號經濟強國和一個新興的頭號經濟強國的碰撞終於在1840年發生了。鴉片戰爭，是中國千年曆史的轉折，是天崩地裂的大事件。 1839年8月初，清政府禁煙，英國東印度公司積極在英國國內游說，英國國會對此進行激烈辯論，最終以271票對262票通過對清朝展開軍事打擊。戰爭議案以9票的微弱優勢通過，除了表明英國對用罪惡的鴉片貿易藉口開戰的內心道德譴責，還有對中國是“真老虎”還是“紙老虎”的深深疑慮。 1840年6月，懿律率領的英國艦船40餘艘及士兵4000人到達珠江海面。
這樣的情景，對清政府來說，就好像好萊塢大片中外星人入侵地球一樣，在海面上突然出現一大群不明物體，驚詫至極。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開始。儘管水軍提督關天培英勇蓋世，但中國的守軍仍然無法抵擋英國裝甲砲艦的機動性和連續的火力。 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英國打敗了曾經被世界認為是“真老虎”的大清帝國。經過兩年的軍事和外交較量，1842年簽署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使中國國際地位急速下降，清廷之國力及軍事外交方面弱點全部暴露，淪為“紙老虎”，引發外國侵略的狂潮。 《南京條約》之後，不平等條約不斷出現，清王朝已陷入被動挨打的境地。
安格斯·麥迪森指出，在1820～1952年期間世界經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而中國則是技術落後、內亂和外國列強入侵。麥迪森認為：“由於技術上的落後，以及政府管治上的弱點，1840～1950年，中國一直被內亂和結盟的外國勢力對其領土和主權的入侵所困擾，這給經濟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1820年中國的GDP總量佔世界GDP總量為32.9%，居世界首位；到1952年降為5.2%。這是因為1820～1952年期間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僅為0.22%，遠遠低於同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長率1.64%。
1892年，恩格斯認為“中國的生活水準即世界上最低的生活水準”。 2007年，埃里克·伊茲拉萊維奇在《當中國改變世界》中說：“中國在此前相當長的時間裡曾淪為全球最窮的國家之一，直到最近為止，它基本上悄無聲息。”
中國人均收入從1870年到1948年幾乎沒有任何變化。麥迪森指出，從1890年至1952年，中國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長率呈負的0.10%，這意味著人均收入在逐漸下降，而世界同期人均GDP增長率為0.93%，因而中國人均GDP與世界人均GDP水平的相對差距明顯擴大。
為了應對西方挑戰，從1860年至1894年，清朝政府的洋務派在全國部分地方掀起了“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洋務運動”。 1840年時，中國面臨的是一個列強（英國）的入侵，而美國、日本、德國和俄羅斯剛開始學習英國，紛紛走上工業化道路，對外還沒有成為新的列強。所以，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到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可惜，在這段難得的歷史機遇內，清朝以幾個地方政府推動的“洋務運動”卻犯了嚴重的戰略失誤。
“洋務運動”是幾個地方官員發起的，以“自強”為口號，通過引進大機器和生產技術，在幾個省成立了新的軍事工業。 1861年，曾國藩創辦了安慶軍械所，標誌著“洋務運動”開始。 1863年，曾國藩在安慶與“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閎進行了歷史性的“安慶會談”，促成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設備引進，具有傳奇色彩。曾國藩問容閎：“今日欲為中國謀最有益、最重要之事業，當從何處著手？”容閎建議建一座西式機器母廠：“此廠當有製造機器之機器，以立一切製造廠之基礎。”容閎的建議打動了曾國藩。 1863年12月3日，受清政府派遣，容閎攜公款6.8萬兩白銀，隻身赴美購置機器。兩年之後，即1865年，機器運抵上海，成為江南製造局的主要設備來源。 1866年12月21日，曾國藩向清政府上了《容閎赴西洋採辦鐵廠機器有功請予獎勵片》，對容閎給予高度讚揚，稱“不避險阻，涉歷重洋，為時逾兩年之久，計程越四萬里而遙，實與古人出使絕域，甚難相等，應予獎勵，以昭激勵”。
我對這段歷史有兩點感慨。第一，容閎赴美採購機器，顯示出祖國對“中國留學生之父”的無限信任和“中國留學生之父”對祖國的無限忠誠。把6.8萬兩白銀交給一個認識不到一年的人，派他到沒有兩國法律約束的陌生國度，這是何等的信任！容閎隻身攜帶大量現金，冒著巨大危險，歷時兩年，要購買機器和托運回國是何等艱難！西漢有張騫出使西域，晚清有容閎出使美國，都堪稱不辱使命。誠如吐依曲爾1878年4月10日在耶魯法學院的演講中對容閎的評價，他“從頭到腳，身上每一根神經纖維都是愛國的。他熱愛中國、信賴中國，確信中國會有燦爛的前程，配得上它壯麗的山河和偉大的歷史”。
第二，“中國留學生之父”不是一個經濟學家，這是歷史的遺憾。我認為，容閎要是在安慶會談中向曾國藩建議買紡織機就好了。當時美國已經從英國學到了紡織機的技術，可以生產紡織機了。用6.8萬兩白銀可以建一個相當規模的紡織廠，中國勞動力和消費市場都沒有問題，建紡織廠很快就可以收回投資，再去擴大再生產，讓原始資金滾動起來。等到國內紡織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就可以用紡織業的利潤投資裝備製造業了。如果容閎提出從紡織業切入是最佳經濟發展模式這樣的建議，曾國藩就有可能接受，曾國藩接受，其他“洋務運動”官員就有可能接受。但中國的紡織廠到1890年左右才在上海建立，比1863年容閎和曾國藩的“安慶會談”晚了近30年。中國近代史中缺乏一批合格的經濟學家，可謂時代的悲哀。
1865年成立江南製造局後，清政府又相繼建立了天津機器製造局、金陵製造局、福州船政局等，1872年成立了輪船招商局。對於洋務運動，清朝中央政只是默許而已，具有改革意識的總理衙門只是個中央部級單位，在中央政府沒有形成一個強有力的組織力量。所以，“洋務運動”沒有能夠在全國范圍內得到推廣。另外，清朝中央政府對“洋務運動”的財政支持是非常有限的，在30多年裡，財政總投入低於1億兩白銀，不到財政總收入的5%，政策刺激力度遠遠不夠。由於“洋務運動”採取了軍工優先戰略，使得這些軍事工業的產品沒有消費市場，加上官督商辦的企業微觀運營機制，沒有利潤積累，因而很少有再通過利潤積累繼續投資的可能性。 “洋務運動”以資本密集型的軍事裝備工業作為切入點是基本戰略失誤，沒能帶來經濟增長，無法將中國以農業為主的經濟轉軌到工業經濟上來，更沒有大規模投資人力資本，打破不了千年的“高水平動態均衡”。
中國經濟的主要流通貨幣是白銀。經濟學家張五常1999年第一個提出中國經濟由於白銀外流引起通縮及經濟不景氣。 《南京條約》規定中國關稅為4%～10%，把中國經濟納入自由貿易的體系內，同時中國缺乏供給方面的反應，沒有發展起來“出口導向”的輕工業，造成貿易長期逆差。在資本賬戶下，外國直接投資少，彌補不了出現的巨額戰爭賠款。於是，中國經濟出現經常性賬戶和資本賬戶的“雙赤字”，國際收支賬戶長期不平衡，導致白銀長期流失。中國經濟貨幣供應不足，“失血”嚴重。從圖2-5可以看出，1867～1897年中國出現長達30年的通貨緊縮。 1897～1911年，中國價格走出通貨緊縮。這不是中國發現了“白銀礦”，而是國際貨幣體係發生了變化。 1821年，英國採用金本位，19世紀末，金本位在國際貨幣體系中重新確立，導致國際匯率市場上白銀對黃金比價大跌，中國出現輸入式通貨膨脹。
與此同時，1870年日本的人均收入與中國基本一樣。 19世紀中葉，日本在美國的砲艦政策下簽訂不平等的《神奈川條約》。面對工業革命的挑戰，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從1868年到1873年，日本開展了大刀闊斧的經濟改革運動，以輕工業為中心推動工業化。日本的切入點選在紡織業。當時英國的全球紡織鏈條是這樣的：（1）在印度和美國南方進行棉花種植和初加工；（2）在英國紡紗；（3）在英國織布和染色；（4）在英國成衣；（5）銷往世界各地。日本從銷售鏈條開始，先進口英國的紡織品，在國內銷售，培育國內市場，然後進口棉紗，在國內做成初級成品，在國內銷售。雖然本國紡織品質量比不上英國製造，但價格便宜，質量總比手工製品好，因此擁有逐漸高漲的細分市場。 19世紀70年代，日本創建了幾家國營的紡織廠，由於經營不善和規模太小，後來進行了民營化改造和技術革新。 1883年，大阪紡織業開始贏利，1900年，日本成為紡織品的主要出口國之一。對一個經濟體來說，“第一桶金”最難挖，挖到後就可以“錢生錢”，原始資本的複利是驚人的。日本從紡織業入手，逐漸開始產業升級，在短短半個世紀內，就成為世界上除歐美以外的唯一工業強國。
1894年，中國經過了34年的“洋務運動”，日本進行了26年的維新運動。國際上普遍預期中日將爆發戰爭。戰前，李鴻章曾高調巡視北洋水師，顯示實力。當時國際上也普遍看好中國。 1894年，中日海軍在黃海大東溝遭遇，爆發海戰，北洋水師受到重創。隨著威海衛被日軍從陸地上突襲，北洋水師覆滅，標誌著“洋務運動”的失敗。在中日甲午戰爭中，中國被“名不見經傳”的日本打敗，上演了震驚世界的“蛇吞象”，大清帝國的國際地位自此一落千丈，成為新老列強鯨吞蠶食的對象。與鴉片戰爭相比，中日甲午戰爭給中國人的精神刺激極為強烈，產生史無前例的歷史悲情，從自信到自卑，已經不敢再有中國夢想了。戰敗的消息傳到北京，京城哀鴻遍野，朝野上下抱頭痛哭。嚴復先生總結道：“中國至於今日，其積弱不振之勢，不待智者而後明矣。深恥大辱，有無可諱焉者。”
鄭觀應說“非富無以保邦，非強無以保富”。自強必須以經濟發展為後盾，急於發展軍事工業反而欲速則不達。海軍成了國家投資的無底洞，即使慈禧太后不挪用海軍軍費，清政府的財政也難以支撐一個龐大艦隊的開銷和武器更新。李鴻章曾對“洋務運動”有個深刻的自我總結：“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時。”“老虎”要實，必須花錢，經濟實力的支撐是決定性的。
所以，1860年“洋務運動”的最佳戰略應是發展紡織業。清政府應發揮其勞動力低價的比較優勢，運用有限的地方財政投入，從紡織業入手，而不是從資本密集型的軍事工業入手，逐步實現工業化。紡織品有大量的國內市場需求，也可以出口賺取外匯。一方面可以實現原始資本積累，另一方面可以緩解中國的長期貿易赤字，增加國內貨幣供應量。隨著資本積累的水平不斷提高，國內儲蓄率會逐漸上升，資本將相對變得越來越充裕，然後再逐漸發展軍事工業，加強國防特別是海防。清政府要是有強大的經濟做後盾，北洋海軍覆滅後可以再建一支海軍；沒有經濟後盾，北洋海軍覆滅就是徹底失敗。中日《馬關條約》使清朝陷入財政危機，入不敷出，一方面標誌著“洋務運動”的破產；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財政都沒有能力支持資金密集型的“洋務運動”了。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也是不相信眼淚的。 “洋務運動”不但沒給中國帶來經濟增長，反而錯過了一個本來可以贏得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可謂蹉跎歲月。 “國之興亡，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註釋：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