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黑暗的中世紀長達800年，然後文藝復興來了，科學革命興起了。李約瑟就此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近代科學為什麼是在西歐而不是在中國產生？或者說第一次工業革命為什麼發生在西歐而不是發生在科技方面曾經領先於世界的中國？這個問題後來被稱為“李約瑟難題”。
就像羅馬帝國滅亡的原因令歷史學界痴迷一樣，“李約瑟難題”似乎也讓各方面的學者著迷。如何破解“李約瑟難題”？李約瑟自己的答案是：中國的官僚體制最初適宜於科學的成長，然而，它卻阻礙了重商主義價值觀的形成。所以，它沒有能力把工匠們的技藝與學者們發現的數學和邏輯推理方法結合在一起。因此，在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過程中，中國沒有成功地實現向現代科學的過渡，故而落後了。
過去的解釋都有一定道理，但由於進行實證檢驗的可能性不大，很難說誰對誰錯。但是“李約瑟難題”有些避重就輕。為什麼中國不能產生工業革命？這個問題本身就有問題，因為工業革命爆發是帶有很大不確定性的。換句話說，英國爆發工業革命有很大的偶然性。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先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民航客機有兩個駕駛員。部分原因是因為，一個駕駛員出錯的概率是百分之一，而兩個駕駛員同時出錯的概率只是萬分之一！儘管一個事件發生的概率是正常的，但兩個同樣事件出現的概率通過乘數效應，就變為小概率事件了。
要知道技術研發的特點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在100家新公司中只有1家最終能存活下來。而且，要造就一個產業，需要大量的相關企業。下面，我們做一個思想實驗：我們為紡織業寫一個商業計劃書：（1）工業紡織品必須有一個廣大市場。 （2）紡織工廠必須獲得原始創業資本，要知道，農業經濟的儲蓄率是低於10%的。 （3）必須能把儲蓄源源不斷地轉化為投資，即要有一個銀行體系。 （4）紡織工廠必須獲得充足的勞動力。 （5）紡織工廠必須有合格的企業家。 （6）技術上的可行性，即能在農業經濟條件下生產出紡織機。 （7）政府政策必須允許企業生存，如稅率不能超過利潤率。這7個基本條件必須同時在一個國家得到滿足。假如每個事件的概率是四分之一，那麼出現紡織產業的概率是4的7次方，即16384分之1。所以工業革命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小概率事件，是黑天鵝事件。
英國恰好具備了這7個基本條件：（1）英國的海外貿易活躍。工業革命之前，英國已經拓展了外部市場，除了在美國的13塊殖民地以外，它還擁有印度等殖民地，給工業布匹帶來現成的市場，同時將棉織品出口到歐洲大陸和其他國家。 （2）原始資本積累。英國重商主義者大力發展對外貿易。他們認為，在對外貿易中必須遵守多賣少買，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則，以求得貿易順差。貿易的順差必然會使貴金屬流入國內，從而增加國內的財富。早期的重商主義為吸收和保存國內所需的金銀，除了主張通過對外貿易吸收國外貴金屬外，英國海軍同時從海外搶奪了大量黃金和白銀，完成原始創業資本的積累（另一種解釋是英國人的節儉促進了儲蓄，這是韋伯的新教倫理理論）。 （3）英國銀行體系已經存在，如1694年英格蘭銀行就成立了。 （4）英國進行了殘酷無情的圈地運動，失去土地的農民只有到紡織廠勞動。 （5）英國人比較重視商業，在貿易活動中培養了一批企業家。 （6）1765年珍妮紡紗機發明。紡織機的發明並不是由於科學推理產生的，而是由能工巧匠發明的，科學首先應用的領域是航海，直到很晚才顯示出對技術的主導作用。珍妮紡紗機的製造簡單，可以批量生產。 （7）18世紀的英國經過了重商主義階段，完全放棄保護關稅的重商主義，代之以自由貿易。英國征稅較少。可能受亞當·斯密《國富論》的影響，英國政府對企業基本上是放任的，稅收負擔沒有過多侵蝕企業利潤。 1846年正式廢除《穀物法》，英國自由貿易取得了勝利。
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說：“工業革命不能僅僅歸因於一小群發明者的天才。天才無疑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18世紀後期起作用的種種有利力量的結合。”正是在不知不覺中同時滿足了7個條件，點燃工業革命的紡織業才在英國出現。若少一個條件，紡織業都可能不會出現。換句話說，英國撞上了自己都沒有想到的大運，事後才發現是一場經濟革命。亞當·斯密從來沒有到過中國，可在《國富論》中對中國經濟卻作出了深入的分析，顯示出他作為經濟學大家的洞察力。可是，亞當·斯密也沒有預言到工業革命的來臨，即使他置身其中。
中國近代落後的原因，當然可以從原創上去追溯，但更應該從適應工業革命衝擊的角度來探討。 “李約瑟難題”避重就輕，不能僅問中國為什麼沒有獨立地開創工業革命，也應問除英國以外的所有其他國家為什麼沒有發生工業革命。如果說中國和印度是因為沒有文藝復興而沒有工業革命的話，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工業革命在英國而不是在同樣沐浴了文藝復興春風的其他歐洲國家發生？英國和法國最相似。近代史大師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在中說：“不論英國領先的原因是什麼，它在科技方面並不佔優勢。在自然科學方面，法國幾乎肯定走在英國之前。法國大革命相當大程度地加強了這種優勢，至少在數學和物理學方面是如此。”但是，工業革命最終並沒有在法國最先發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蒙·庫茲涅茨在《現代經濟增長》中也說：“我們有理由認為，由於不參與雄心勃勃的歐洲政治，對其他歐洲國家經濟文明長期經驗的積累和享受到地里大發現的果實，英國是一個其他歐洲國家無法相比的獨一無二的情況。如果當時的情況真像上述的一樣，工業革命不可能在其他歐洲國家同時發生，更不用說是世界其他地方了。”
工業革命在英國爆發，隨後擴散到其他國家。真正的難題不在於能否產生現代科學，而在於適應工業革命。近代科學的確只是在英國產生了，但並不妨礙它在其他許多科學後進或者後發地區得到擴散。近代科學隨後傳播到英國以外的其他地區和整個歐洲大陸，並於19世紀傳播到北美地區。美國曾經被廣泛指責為從歐洲“偷技術”，實際上代表了工業技術在美國的傳播。法國1778年引進瓦特的萬能蒸汽機，1815年後，開始自行生產蒸汽機，1840年法國鐵路熱興起，煉鐵業也得到迅速發展。如圖2-4所示，英國和法國人均收入從公元1000年到1820年都相持不下，但在1820年後明顯拉開距離。到1900年時，英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已經明顯地高於法國。
為什麼中國沒有能夠適應工業革命？在費正清看來，當近代大量西方人來到中國沿海尋求貿易機會時，古老的中華帝國對外部世界表現出驚人的惰性，它閉關自守，排斥外來勢力。直到20世紀中葉為止，中國對西方的挑戰沒有作出適當的反應，這主要是因為官僚體制下所形成的那種意識、心態與教育制度，導致了一種民族自我中心主義，對中國以外的發展漠不關心。我認為，費正清的解釋沒有抓住關鍵。文化往往是隨著經濟的發展程度而如影隨形的。古今中外，概莫如是。中國在1800多年里處於“高水平動態均衡”，人均收入達到了農業經濟所能創造的高端水平，經濟總量長期第一，自然而然表現出天朝大國心態。中國近代沉淪的最根本原因是錯過了生產力革命，在工業革命爆發前期，沒有能大規模提高人力資本水平，當工業革命爆發後，又沒有能力迅速適應工業革命，走出“高水平動態均衡”陷阱，實現人均收入的增長。
生產力革命一定來自現有經濟的外部，與當前的主導產業可能毫無關係，是“想像力經濟”。可是，當時的中國想像力嚴重衰退了，犯了“魁奈錯誤”，以為只有農業才能創造財富，想像不到工業也能創造財富，更不能及時理解工業經濟的全新商業模式，再加上失去了千年“中國夢想”的創業精神，對外界的變化缺乏敏銳度。由於想像力不足，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戰略性失誤就是禁海。從秦國統一中國到明朝，都以為威脅只可能來自陸地，於是在中國北部修築了萬里長城，使之免受外部衝擊，沒有想到比陸地衝擊更大的威脅也可能來自海上。在鄭和最後一次航海的60年後，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1820年英國爆發工業革命。
“中央之國”沒有想到鄭和發現的世界不是永遠“平”的，會出現工業海嘯。由於這樣的變故和之後長期的閉關鎖國，中國失去了成為當時工業經濟大國的有利時機，被“煮青蛙”了。 1874年，李鴻章在著名的《籌議海防折》中對中國面臨的海上威脅和工業革命的效果作了“千年變局”的判斷：“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砲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
怎樣才能打破“高水平動態均衡”陷阱？經濟改革是第一步，隨之需要有經濟增長，讓“蛋糕”越做越大，社會各方都可能收益，沒有人受損，從而達到帕累托改進。這樣的改革才會被廣泛擁護，促使經濟社會思想轉型。經濟改革和經濟增長是互相加強的兩個過程。印度經濟增長和經濟思想轉變的“正反饋”循環就是典型的例子。暢銷書《不顧諸神：現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中描述了印度的經濟呈現出一幅分裂的畫面，一邊是中世紀的窮困，一邊則擁有21世紀的高科技。作者描寫的“奇怪崛起”有點兒令人困惑不解。
但追求美好生活是人類內在的衝動，一旦機會來了，就會努力抓住。 1991年，印度對經濟改革普遍持懷疑態度，若不是當時印度遭遇經常性賬戶危機，財長曼莫漢·辛格的大膽改革根本推行不下去。 1996年，拉奧政府下台時，印度經濟已經開始快速增長，印度各界對辛格的貢獻開始給予承認，他本人逐漸被譽為“印度經濟改革之父”。 2003年我在孟買短暫停留，發現印度各界對改革有高度認同，感到克服貧困只是時間問題。 2004年5月19日，在曼莫漢·辛格下台8年後，他被任命為政府總理，進一步表明對1991年印度經濟改革的廣泛共識。鄧小平所說的“發展才是硬道理”是跨越時空和國界的真理。
註釋：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