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曾在農業生產力和生活水平方面長期居於世界領先地位。在《孟子·滕文公上》中生動地記述了3000多年前中國農業開疆拓土的場景，“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蹟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中華民族的祖先用火驅趕猛獸，用疏導的方式治理江河氾濫，“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造就了一個平原地帶供人們居住，可以有糧食吃了，然後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傳授和推廣農業技術，增加了農業產量，人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
中國在公元1～1839年期間，歷經了漢朝（公元1～220年）、三國兩晉南北朝（公元220～589年）、隋朝（公元581～618年）、唐朝（公元618～907年）、五代十國（公元907～960年）、宋朝（公元960～1279年）、元朝（1206～1368年）、明朝（公元1368年～1644年）和清朝（1616～1839年）。漢朝和羅馬帝國是同時代的強大國家。司馬遷在《史記·酈生陸賈列傳》中記錄了西漢初年中國的基本狀況：“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羅馬帝國崩潰後，就再也沒有機會復興了。而東漢在220年滅亡後，經歷了三國兩晉南北朝369年的長期分裂，中國又奇蹟般復興，建立了統一的隋唐帝國。黃仁宇說，“魏晉南北朝的長期分裂，在中國歷史裡只發生過這麼一次”。因此，中國經濟大歷史總體是延續不斷的。
中國農業經濟的繁榮一直持續到清朝。名畫《清明上河圖》描繪了北宋首都開封市場嘆為觀止的繁榮景象。儘管增長步伐並非平穩，但中國在人口增加數倍和沒有發生工業革命的情況下，通過持續的農業技術進步，奇蹟般地保持了人均收入的長期穩定，同時經濟總量長期居世界第一，成為人類歷史上一個偉大的國家，創造了輝煌的文明。托克維爾在19世紀初寫下的《論美國的民主》中評論道：“300年前歐洲人初到中國時，他們看到中國的幾乎一切工藝均已達到一定的完善階段，並為此感到驚異，認為再沒有別的國家比它先進。”
雖然中國封建王朝每200～300年的時間便更替一次，但經濟模式始終沒有改變。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尹懋可在1973年發表的《中國歷史的式樣》一書中提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試圖解釋中國千年的經濟模式，產生了廣泛而持久的影響。尹懋可認為中國早期的科技發展與歐洲相比要快得多，但隨著人口的急劇增長，農業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輪的人口增長所吞噬，而人口的增長又進一步誘導農業技術的改進，如此反复。中國的農業、運輸和製造業技術在前幾個世紀的發展已經達到了極限，不斷增加的龐大人口使得農業用地嚴重不足，人地比例失調，使得勞動力十分廉價，人均收入只能下降，從而達到“高水平均衡陷阱”。這個陷阱又使農業剩餘減少，儲蓄不足，阻止了原始資本積累，導致中國即使在14世紀已經接近近代工業革命的門檻，但仍舊無法誕生現代工業。
尹懋可的這一理論儘管有一定的說服力，但我認為其有4個不足之處：第一是對中國人均收入下降的推論不符合歷史事實。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中國雖可能處於靜止狀態，但似乎還未曾退步。那裡，沒有被居民遺棄的都市，也沒有聽其荒蕪的耕地。每年被雇用的勞動力，仍是不變，或幾乎不變；因此，指定用來維持勞動的資金也沒顯然減少。”第二是工業革命需要很多條件，特別是類似紡織機的發明，資本積累不是充分條件。第三是農業經濟與工業經濟有本質的差別，農業技術改進得越好，越可能對工業技術置若罔聞。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軌既是一個經濟體制轉軌問題，也是一個經濟結構問題。尹懋可在分析中國經濟時，注意點集中在中國沒有能獨立創造出工業革命上，這造成推斷超出應有的邏輯範圍，不免牽強附會。第四是忽視了人口高速增長的內生性。為什麼中國的人口總會出現高速增長呢？尹懋可沒有回答。我把人力資本引入尹懋可的模型，得出對中國近2000年農業經濟的一個新模型。
以貝克爾、墨菲和塔莫若的經濟增長模型作為主要的標誌，人口出生率作為內生變量進入模型，家庭同時決定養育後代的數量和積累資本的數量。貝克爾、墨菲和塔莫若得出兩種可能的均衡：一是“貧窮陷阱”，即高出生率伴隨低經濟增長率，這是人們常說的“越窮越生，越生越窮”的現象；二是“高收入均衡”，即低出生率伴隨高經濟增長率。當人力資本投資收益越來越具有誘惑力，父母會越來越偏重於孩子的質量，減少孩子的數量，低出生率伴隨高經濟增長率。怎樣才能走出“貧窮陷阱”達到“高收入均衡”的狀態呢？貝克爾、墨菲和塔莫若對人力資本的“第一推動力”沒有提供好的政策建議，只認為需要歷史的運氣，對人力資本的巨大投資才可能觸發經濟由“貧窮陷阱”向“高收入均衡”的過渡。英國工業革命的伴生特徵是人口轉型，即生育率的持續下降和人均收入的持續增長。歐洲文藝復興和以牛津、劍橋為代表的大學制度的建立帶來的教育普及可能是英國人力資本的“第一推動力”。
從公元1～1839年，中國的經濟模式基本相同，進入了一個“高技術水平、低人力資本、高人口增長和人均收入停滯”的“高水平動態均衡”。由於人力資本水平低，人口出生率一直居高不下，農業技術的改進所帶來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輪的人口增長所消耗，而人口的增長帶來人均土地的減少，又推動農業技術的持續改進，如此往復。中國在較高的農業水平上維持了巨大的人口數量，產生了巨大的經濟總量，但人均收入基本保持不變。用一個醫學例子來說明：人體超重容易導致高血壓，就是因為心臟供血能力跟不上體重增加。
我把中國經濟總量比作人體的體重，把血壓比作人均收入，血壓上升表示人均收入減少。這個人體體重增加很快，但血壓沒有升高，人體仍然健康如初，因為這個人體的心臟越來越強有力。這個心臟就是中國對技術的持續改進能力。如果中國沒有持續改進技術的“心臟”，就會出現“高血壓”，體重不可能增長。正是這顆“心臟”，使中國經濟沒有陷入馬爾薩斯“低水平動態均衡”的陷阱。比如，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新中國在人均收入不到300美元的情況下搞出“兩彈一星”，顯示出技術大國的傳統。下面，我列出4個事實，來對中國近2000年的經濟作一個簡潔並內在邏輯一致的解釋，希望能有助於撥開看似矛盾的歷史迷霧。
除了在戰亂和大規模飢荒期間人口出現減少外，中國人口在總體上長期增長，在沒有發生工業革命的情況下，跳出了低水平的“馬爾薩斯陷阱”，這不能不說是個經濟奇蹟。如圖2-1所示，中國和印度人口從公元1～1839年期間長期增長，特別是中國人口在1700年開始大幅度超過印度。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公元前206年西漢建立，經過“文景之治”，中國人口逼近5000萬人大關。公元1年，漢平帝登基，漢朝的人口繼續暴漲，總人口是5960萬人，這個龐大的人口數字本身就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比當時的歐洲總人口多出近1倍；宋朝時人口突破1億人；1644年，清朝建立，人口約1.4億人。 “康乾盛世”先後持續了150年的穩定和繁榮，持續時間之長是世界歷史上罕見的，《清史》稱“其雍熙景象，使後世想望流連，至於今不能已”。 “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現在人口的增長上，康熙“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和雍正的“攤丁入畝”等賦稅政策，刺激了人口增長，1741年，全國人口突破1.42億人，1820年逼近4億人，而且生活基本上比較穩定，這在沒有工業化的經濟中不能不說是個奇蹟。
在1798年發表的《人口論》中，馬爾薩斯談到中國的人口問題，認為人口規律即“馬爾薩斯陷阱”在中國也發生作用。中國人口增長超過生活資料增長，必然有相應的機制抑制人口。馬爾薩斯寫道：
如果我們能肯定，中國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的國家，幾乎全部土地都已被耕種，而且大部分地區每年收穫兩次，人們生活很節儉。那麼，我們就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斷說，中國的人口肯定非常多，而不用再勞心去考察中國下層階級的風俗習慣和早婚所受到的鼓勵。不過，這種考察會非常有助於我們弄清抑制性因素是如何抑制人口進一步增長的，即究竟是哪些罪惡、貧困患難抑制人口不超越土地的供養能力。
亞當·斯密認為中國人口處於停滯狀態，但馬爾薩斯推測中國“早婚”的廣泛盛行導致出生率很高。馬爾薩斯認為中國農業生產力已經停滯了，怎麼還會有高的出生率呢？他感到很困惑。所以，他推斷，中國飢荒和棄嬰很可能大量出現，人口受到積極性抑制的影響。他寫道：
但是，大多數有關中國的書籍所記載的情況，與這個論點不太一致。據記載，中國各個階級都盛行早婚。亞當·斯密博士卻認為中國的人口處於停滯狀態。這兩種情況似乎是相矛盾的。中國的每一塊土地都已被耕種了很長時間，土地每年的平均產量不太可能有較大增長，所以，中國的人口確實不可能再迅速增長。盛行早婚的情況也許並不確切，但如果早婚盛行是事實，那麼我們就現在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而言，似乎只能這樣解釋：盛行早婚必然造成人口過剩，但不時發生的饑饉和棄嬰現象卻又抑制了因早婚所帶來的人口過剩增長。而荒年的棄嬰現象可能比歐洲人想像的更嚴重。
在中國古代，馬爾薩斯所猜測的“饑饉和棄嬰現象”是時常出現的，但靠大量、普遍的“饑饉和棄嬰現象”來抑制中國人口的增長是偏離歷史史實的。羅茲·墨菲在《亞洲史》中指出，“總的說來，大概到19世紀中葉前，大多數中國人在衣食住方面的物質生活看來一直優於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多數人”。阿默斯特使團一個成員在1816年的日記中寫道：“到處顯得平靜安寧，我們看到的是滿意的神情和幽默的興致……人口龐大的國家乞丐如此之少真令人驚異。”馬爾薩斯預期的消極性抑制在中國沒有系統地出現，說明馬爾薩斯大大低估了中國在農業技術上的進步。舉例來說，馬爾薩斯對“大部分地區每年收穫兩次”的描述也不十分準確，事實上，中國南方農民已經掌握了三季輪種稻穀的技術。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的人力資本相對較低。出生率與中國的人力資本水平直接相關。中國傳統上很重視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學”是一個很重要的珍寶。孔子說“有教無類”，強調教育公平，但“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孔子弟子和其中的“賢者”佔當時的人口總數的比例太少了。四書的第一部是《大學》，有一句“人不學，不知義”，可惜中國古代的教育沒有普及到大眾，能夠供得起孩子“十年寒窗”讀書的家庭只是少數，沒有真正做到“有教無類”，所以在18世紀中國的人力資本要比英國低。在漢末，官辦的學院學生總數達3萬人，只佔總人口的1‰以下。墨菲在《亞洲史》中認為，“中國有學識的上等人集團，以及其他亞洲社會的類似精英們，大概從未超過人口的2%”。
英國在1820年前的50年裡，男性識字率已達到60%。而且，中國人力資本的質量因科舉制度大打折扣，使具有久遠的“學而優則仕”傳統的中國社會，缺少科學知識，因為中國的科舉制度不是大眾教育，內容單一，它忽視了自然科學。林毅夫在《李約瑟之謎：工業革命為什麼沒有發源於中國》一文中認為，中國沒有成功地爆發科學革命的原因，大概在於科舉制度，它使知識分子無心於投資現代科學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資本，尤其是做可控實驗或對有關的自然的假說進行數學化研究這類事情。在中日甲午戰爭前，中國近代教育發展相當緩慢，基礎極端薄弱。由於人力資本低和人均收入低，中國父母養育孩子的成本低，投資孩子人力資本的收益也很低。再加上“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觀念，就選擇“多子多福”。所以，中國出生率一直很高。
英國在工業革命之前就積累了大量人力資本。 2009年是劍橋大學建校800週年，而牛津大學更先於劍橋大學數百年創立。以牛津和劍橋為代表的大學制度的建立對英國積累人力資本是很有幫助的。歐洲的文藝復興和科學的興起也加速了教育的普及。早在17世紀，弗朗西斯·培根就有力地指出，正是對更多知識的掌握，而不是性情或內在能力的變化才能解釋人們與過去所思所想的不同。培根第一個把學習本身作為嚴肅科學問題來研究。在文藝復興時期，科學的力量逐漸得到顯示。 1605年，培根用英語完成了兩卷本的《論學習的進展》，這是以學習為其研究對象的一部著作，是培根聲稱要以學習為其領域，全面改革人類學習的宏大理想和計劃的一部分。
培根認為：“人類獲得力量的途徑和獲得知識的途徑是密切關聯著的，二者之間幾乎沒有差別；不過由於人們養成一種有害的積習，慣於作抽象思維，比較萬全的辦法還是從頭開始，闡明各門科學是怎樣從種種和實踐有關的基礎上發展起來，起積極作用又怎樣像印戳一樣，在相應的思辨上留下印記並決定這種思辨。”培根還認為，學習是良藥，他的一句名言是“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秀，數學使人周密，科學使人深刻，倫理學使人莊重，邏輯修辭之學使人善辯；凡有所學，皆成性格”。培根對學習風氣和方法的倡導鼓勵了英國對科學的重視，為工業革命在英國而不是在法國或世界其他國家首先爆發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美國在崛起過程中，培根的思想也在北美大陸上廣泛傳播。美國的教育進展步伐之大令人驚訝。 1870～1950年之間，美國人的平均教育水平每10年上升0.8年。 1960年，美國15歲以上人口的平均教育年限是8.49年，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教育強國。
如表2-1所示，中國在18世紀、19世紀時人口急劇膨脹，人均耕地面積大幅度下降。人口對土地的壓力是推動中國技術變遷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深遠地影響到人們的生活方式。我在美國發現，以牛肉漢堡為主的麥當勞店的比例是以炸雞為主的肯德基店的2倍，而在中國恰恰相反，肯德基店是麥當勞店的2倍。開始，我認為是肯德基進入中國早或者比麥當勞店的營銷更本土化，後來發現這兩方面差別不大。在研究中國人口和土地關係時，我猛然間醒悟，找到了真正原因。中國人口長期增長，土地變得稀缺，必須採用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技術。養牛和羊需要大量土地，不經濟，而豬和雞可以集約化餵養，靠廢棄食物作飼料。所以，長期以來，中國人的蛋白質攝取主要靠豬肉和雞肉。
中國的農業技術長期、持續、穩定地改進，例如我們今天仍引以為自豪的四大發明：指南針、火藥、造紙和印刷術。可以說，中國天生就是一個技術大國。亞當·斯密承認，“在東印度的孟加拉，在中國的一些東部省份，農業和製造業的改良看來也是源遠流長的”。在這方面，李約瑟1954年出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使世界系統地認識了中國曾經有過的輝煌技術。
李約瑟可謂今天的複合型人才。他在劍橋大學獲得理科博士之後，才轉行研究中國科技的發展，並由此獲得了巨大的榮譽。 1959年，他被劍橋大學岡維爾與凱斯學院（Gonviueand Caius Couege）選為院長；1971年，他被選為英國人文科學院院士；1992年，英國女王更授予他最高榮譽勳銜。我在劍橋時，曾訪問過他創建的李約瑟研究所，並聽到關於李約瑟的這樣一件軼事：劍橋大學規定學生是不能穿越草坪的，唯有學院的院士可以。儘管如此，學院的院士也很少利用他們的特權。但李約瑟不同，他從來都是從草坪上抄近路的，而且總是低著頭。或許，他對中國的科技太痴迷了，無暇顧及院士的風度了。
李約瑟在考察中國的科學技術演化時，不光提到中國的“四大發明”，還考察了鋼鐵冶煉和水上航行等多種技術。他認為，在以前的千餘年，中國的科技“事實上一點沒有退步”，而是“一直在穩緩地前進”，“就技術的影響而言，在文藝復興之時和之前，中國占據著一個強大的支配地位。……世界受中國古代和中世紀的頑強的手工業者之賜遠遠大於受亞歷山大時代的技工、能言善辯的神學家之賜”。 1973年，尹懋可也認為，由於人口壓力，中國全力發展農業技術，以至於到歐洲工業革命時，中國的農耕技術遠遠領先歐洲，這包括復種、灌溉、密植、耕種工具的改良，等等。
表2-2顯示，中國糧食單產穩步提高，表明農業生產力從1400年到1820年得到了持續提高，特別是從1750年到1820年，中國糧食單產從1544千克/公頃增加到1840千克/公頃。根據哈佛大學珀金斯教授的研究，中國在明朝開始直至20世紀60年代末的600年當中，人口與糧食總產量的增長速度的平均水平幾乎是完全一致的。因此，馬爾薩斯在《人口論》中得出的“中國的每一塊土地都已被耕種了很長時間，土地每年的平均產量不太可能有較大增長”的結論是錯誤的。
中國取得了巨大的技術成就。 1990年，美國經濟學家喬爾·莫基爾在《富裕的槓桿——技術革新與經濟進步》一書中寫道，“在技術上，中國未能維持其技術上的至尊地位是最不可思議的。在1400年以前的數百年裡，中國人在技術上的發展勢頭令人驚嘆，而且在這些事件可以衡量的範圍內，其發展速度堪比甚至高於歐洲”。他總結了中國取得的10項技術成就：（1）水稻種植上的重大改進徹底改革了中國農業；（2）在公元前10世紀，鐵犁取代了中國古老的青銅犁；（3）宋朝和元朝時期引進了條播機、除草耙和長齒耙；（4）在鼓風爐的使用方面，中國人領先歐洲人1500多年；（5）在紡織業，中國和歐洲的手紡車大致出現於同時期（13世紀）；（6）在水力的採用上，中國與歐洲大致並駕齊驅；（7）早在10、11世紀，中國就製造了精巧的水鐘；（8）在船隻設計和建造上，中國人領先歐洲人好幾百年；（9）中國人發明了紙，這比歐洲人早了1000年；（10）在公元700～1400年間，中國出現了瓷器、油漆、醫學（針灸）等能展示技術成就的例子。莫基爾不無感慨地指出：“可以說，中國人離統治世界只有咫尺之遙，接下來卻漸行漸遠。”
中國經濟在農業革命時代取得了世界第一的輝煌業績，但也同時達到了農業經濟能創造人均財富的“玻璃屋頂”。 2007年，麥迪森發表的《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一書，按照實際購買力（PPP）方法計算了中國長期國內生產總值GDP和人均GDP指標，中國GDP佔世界GDP總量的比重，中國人均GDP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圖2-2清楚地表明，從公元1年至1000年，中國人均生活水平很早就達到了農業經濟可創造財富的高水平位置，並保持基本穩定，從公元1000年到公元1500年，中國人均收入有一定的增長，但從公元1500年到公元1839年，人均收入在“漲停板”上停留了近400年，這段時間恰恰是歐洲文藝復興和英國工業革命的前期。麥迪森指出了一個事實，即中國自11世紀已經陷於停滯。麥迪森同時指出，從13世紀至18世紀，現有關於農業和城市人口方面的證據表明中國的人均收入沒有顯著的提高。
對中國在高度發達的農業經濟中人均收入的長期停滯的現象，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就是說，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細，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國家。然而，許久以來，它似乎就停滯於靜止狀態了。今日旅行家關於中國耕作、勤勞及人口稠密狀況的報告，與500年前視察該國的馬可·波羅的記述比較，幾乎沒有什麼區別。也許在馬可·波羅時代以前好久，中國的財富就已完全達到了該國法律制度所允許的發展程度……中國似乎長期處於靜止狀態，其財富也許在許久以前已完全達到該國法律制度所允許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麼該國土壤、氣候和位置所可允許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在《人口論》中，馬爾薩斯也表達了類似的共識，“中國的財富長期以來一直處於停滯狀態”。應當說，亞當·斯密的洞察力是比較準確的。
圖2-3顯示！中國和印度的經濟規模在公元1～1820年之間基本上是難分伯仲。公元1400年後中國的經濟總量明顯超過印度，保持世界第一將近400年之久。中國經濟總量領先的根本原因是中國是個農業技術大國，通過農業技術進步使得全社會能夠維持在農業經濟時代難以想像的人口規模。
以上4個事實表明，中國經濟沒有出現“馬太效應”，即越窮越生，越生越窮，也沒有陷入“馬爾薩斯陷阱”，而是出現了一種罕見的“高水平動態均衡”，即一方面，人力資本水平越低，就越生，越生就越窮；另一方面，越窮就越拼命改進農業技術，越改進就越富有。結果，高生育率帶來的貧窮效果和持續改進技術帶來的財富效果相互抵消，中國人均收入長期停滯，但人口增長帶來了經濟總量的擴張，中國經濟總量因此長期居於世界前列。用於農業經濟能創造的經濟附加值的限制，中國經濟在長達2000年過程中出現了“沒有人均收入增長的增長”。同時，生產力革命一定來自農業技術之外，而農業經濟中的“高水平動態均衡”就成為一個不易察覺的經濟陷阱，並阻礙了中國經濟向工業經濟轉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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