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第二十一章辯論場合怎樣說話
那麼，要破好題，第一步做的自然就是分析辯題，而分析辯題主旨就是辨清題意，找出分歧。辨清題意就是把握住辯題的含義，要把辯題中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都搞清楚，同時還要了解辯題提出的背景，因為辯題提出的背景正是其所使用的概念的語境，它直接影響這些概念的內涵與外延。比如“貿易保護主義可以抑制”這個辯題，貿易保護主義的產生、發展、變化及抑制的可能性就有種種歷史背景和社會背景，不了解這些背景情況，也就不可能準確全面地把握“貿易保護主義”這一概念的含義，也就無法確定對“可以抑制”是持肯定態度還是否定態度。所以了解背景有助於更好地理解題意，辨清題意才能分析它的共識點和爭論點，然後才能準確地找到分歧，形成自己的論點。
取材範圍應盡可能廣泛一些，寧可想到而不用，勿使有用而忽略。否則在構思辯辭時會感到捉襟見肘。凡是有助於對辯題內容作全面、深入了解的資料，以及能增強命題論證說服力的證據，均應廣為蒐集，以備臨場之用。
蒐集論據可以從必需、真實、典型、新穎四個方面著手。
必需：是指論證己方論點或反駁對方論點必不可少的論據材料。它是與己方論點相關的論據，即由此必然能推導出己方論點的論據，或由此必然能推倒對方論點的論據。
真實：真實是論據的生命，只有真實可靠的論據才能證實己方論點的正確。無論是事實論據還是理論論據，都要鑑別真偽，核實無誤。論據如果失真，則很有可能反為對方所用，這種利害關係不言自明。
典型：論據能否有力地論證論點，關鍵在於是否典型。所謂典型的論據，是具有代表性的反映事物本質的論據。這樣的論據說服力很強。
新穎：新穎的論據令人耳目一新，能吸引人，能收到出奇制勝之效。因此選用新穎的論據，在論證中肯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另一方面，要充分了解對方，不僅了解他們的辯論觀點與策略，甚至對方的個人條件，諸如心理素質、知識素養、興趣愛好、生活經歷、優缺點以及他們整體配合中的強弱環節等，都應瞭如指掌，這是“知彼”。做到知己知彼，方可以己之長，攻人之短。這樣確定謀略，可望百戰不殆。
在辯論中，確立論點的必備條件是針對性、明確性、科學性和創見性。
辯論是針對一定的辯題展開的，辯題總有一定的複雜性，不然，就不必辯論了。複雜的辯題都有各種矛盾，矛盾的各個方面，存在著內部的和外部的千絲萬縷的聯繫，具有各種屬性和規律。辯者提出論點不可能也不必要面面俱到，應該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本質和核心問題去確立論點，這樣有利於集中論題，促使辯論更深入地展開。具備針對性，要求提出的論點，必須切中對立方要害，這樣才能集中力量，駁倒對方，使我方處於有利地位，最終摘取勝利的桂冠。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不時遇到說這類話的人，他們贊成什麼反對什麼，肯定什麼否定什麼，連他們自己也不清楚，作為一般的議論，什麼也沒有議論清楚。如果是辯論，對立方肯定不知其所云，怎麼展開“辯論”呢？因此，論點的鮮明性是展開辯論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
科學性，首先表現為論點正確，即正確地反映客觀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如果論點不正確，在辯論中就失去了取得勝利的基礎。即使用盡技法，僥倖取勝，亦會造成不良影響，出現負效應。其次表現在知識運用和材料選取的準確上。如果是專業型辯題的辯論，這一點更為突出，不然，小則貽笑大方，大則將辯論引向歧途，甚至阻礙辯論的順利進行。如果是專業型以外的其他類辯題的辯論，有關的生活知識、社會知識等也應力求準確，才能使辯論正常進行。再次表現在表述論點的語言上。語言要準確地恰如其分地將論點表述清楚，使論點不生歧義，一目了然。
客觀世界不斷發展變化，真理長河永無盡頭。任何一種主張和見解，不論它曾閃爍過多麼燦爛的光輝，它總是在一定客觀條件下產生的，總不免帶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人類認識的發展，總是需要後人對前人已有的認識加以繼承並不斷創新去推動。在辯論中，作為探尋和宣傳真理的論點，必須體現出人類認識的發展，要隨著客觀世界的發展而有所創新。
其次在自由辯論中揀對方最薄弱的環節先攻，力求先聲奪人；取得優勢後，乘勝進入下一回合，積小胜為大勝；陷入劣勢時，及時轉入對本方有利的陣地，實施反攻；處於膠著狀態時不糾纏，不硬拼，躍出來拉向一個更高的層次。從而給評委和觀眾一個鮮明的感覺——是你牢牢掌握了主動權，新的話頭總由你挑起，你挑到哪裡，對方就跟到哪裡，全場牽著對方的鼻子走。
最後不給對方“空子”鑽。一些有威力、出效果，卻又容易讓對方鑽空子的話，可以放在自由辯論對方時間已經用完的時候講，或是安排在正方四辯的程序發言當中講，因為這時對方已經沒有發言的機會，不可能再來鑽空子了。
1992年南京大學隊在同台灣大學隊的比賽中，當台灣大學隊提到全世界軍費開支連年增加，1945年以來每天有12場戰爭在進行的時候，南京大學隊立即援引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具有權威性的調查報告，強調1988年全世界軍事費用就降低了2％，強調20世紀60年代總共爆發了約30次戰爭，而80年代總共只爆發不到10次，以此說明緩和的趨勢。
其次是對方不同辯手的言論相互發生了矛盾。這時應當馬上挑明對手自相矛盾、邏輯混亂。如南京大學隊在同新加坡工藝學院隊辯論時，對方一方面把“經濟聯盟”嚴格定義為最高形式的經濟一體化，即各成員國相互取消關稅，自由流動各種生產要素，統一貨幣，協調並統一外貿、財政、經濟和社會政策，從而不承認世界上有任何經濟聯盟；另一方面又把歐共體之類的組織當做經濟聯盟來評論。南大隊緊緊抓住對手的這一自相矛盾之處猛攻，終使對手陣腳大亂。
最後是對方的論述與他們應持的立場發生了矛盾。這時可以“真誠”地感謝對方幫助論證了本方的觀點。
在1990年第三屆亞洲大專辯論會上，有一場題為“儒家思想是四小龍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推動因素”的辯論。南京大學隊持反方對陣澳門東亞大學隊。南大隊首先對辯題進行了剖析，重點研究了“儒家思想”、“亞洲四小龍經濟快速增長”、“主要”和“推動因素”四項詞組，目的是要找到一個立論的切入角度。經過認真分析後發現，辯論雙方的焦點肯定會集中在“主要”與“推動因素”這兩個詞組的聯繫點上，即如何理解“主要推動因素”這一概念。
南大隊猜測正方澳門東亞大學隊的思想極有可能是這樣的：將“主要推動因素”這一概念淡化，提出主要推動因素有多個，儒家思想是其中之一的立論。針對對手的這一思路，南大隊決定由“主要推動因素”這一關鍵概念入手，與對手針鋒相對，明確界定其概念，即它必須是具有總攬全局、綱舉目張的作用。它必須能把四小龍經濟快速增長的所有有利條件和推動因素組織起來，有效地協調起來。同時，南大隊嚴格區分“主要推動因素”與一般的“推動因素”，指出一般的推動因素是指一些具體的戰略和政策，比如貿易立國，外貿政策，產業結構政策等等。
“不和對方在思想層次上糾纏，不用西方的個人功利思想來對抗儒家思想，承認儒家思想在當代社會積極的作用，但它卻沒有經濟功能；至於主要推動因素，只能是正確的戰略和政策。”這就是南大隊的總思路。
這樣的思路很奇。因為思想確實能夠影響到人的行為，但是很難說清楚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什麼範圍內發揮這種作用。相反，“事實勝於雄辯”，在實際辯論中，南大隊列舉了大量實例向評委和聽眾說明，在四小龍經濟發展過程中確立的一系列戰略和政策中，並沒有體現什麼儒家思想，用這些“實”來攻擊對方“虛”的一套推理，結果威力很大。由於南大隊這一思路完全出乎對手的意料，因此場上主動權始終被南大隊牢牢掌握著。
我國古代也不乏這樣精典的辯例。據載：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任用魏徵作諫差大夫。魏徵由於為人正直，得罪了一些人，遭到非議。李世民派溫彥博去責備魏徵。魏徵因此去見唐太宗說：“我希望陛下讓我做一個良臣，不要讓我做忠臣。”李世民聽了很吃驚，趕緊問：“良臣和忠臣不是一樣嗎？”魏徵答道：“不一樣，像古之稷、咎陶，就是良臣；像龍逢、比干，就是忠臣。良臣'以國事為重，公而忘私'，本身享有美名，君主獲得好的聲譽，子子孫孫傳下去，國運無窮。忠臣則不然，唯唯藉口之流，只為個人打算，君主會為他而落得個昏庸的惡名，甚至國亡家滅。這就是忠臣和良臣的區別。”魏徵在這裡使用了定義正名的方法，間接委婉地批評了皇帝只喜歡唯唯諾諾之派，並暗示了這樣做的惡劣結果。由於魏徵牢牢地掌握著主動權，一步步地將李世民引入他所設置的圈套，論辯深刻有力，令李世民大為感動，達到了求諫的效果。
相信1993年的國際大專辯論賽，至今還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復旦大學代表隊四位辯手精彩紛呈的辯問，落落大方的風度，成為那屆辯賽中最為耀眼的風景線。而他們多角度的思維更是讓對手防不勝防，這裡僅選出一例，供大家欣賞揣摩。
在復旦大學對悉尼大學隊的辯題“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中，就很是難辯。在審題中，作為反方的複旦大學考慮：艾滋病的傳播，可以通過同性戀、性濫交以及血液傳染等途徑，這些都有利於正方。但這裡也有很大的漏洞，它把兩個問題對立起來了。其實艾滋病既是醫學問題，又是社會問題，而現在你要說是醫學問題，就不能說是社會問題，反之亦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全盤否認艾滋病是醫學問題，會於理相悖。因此復旦隊大膽提出了“社會系統工程”的概念；判斷一個問題屬於什麼性質，有三個標準，即這個問題是怎樣產生的，又是通過什麼途徑傳播的，最後這個問題的根本解決要通過什麼途徑。根據這三條，可以認為艾滋病是社會問題，而不是醫學問題。在整個社會系統工程解決艾滋病的過程中，包含了醫學這一途徑，但這並不能說明它是一個醫學問題。這樣就是等於在肯定艾滋病是社會問題的前提下談醫學途徑，復旦隊居高臨下的包容了對方的立場，擴大了可供迴旋的餘地，而對方不得不花大力氣糾纏在復旦隊提出的新概念上，其攻擊力就大大弱化了。
請看復旦隊的精彩辯詞：
反方二辯：……第一，艾滋病源於社會機體的綜合症。隨著物質生活的豐富，許多人的世界觀日漸消沉、墮落。人們在享受到物質生活和財富的同時，卻被同性戀、吸毒、性濫交這些惡習所侵擾，這就為艾滋病的氾濫提供了溫床。在對美國紐約2.5萬艾滋病毒攜帶者的調查中就發現，其中94％的人是因為同性戀和吸毒而染上的。如果吸毒不是社會問題而是醫學問題的話，那麼新加坡中央肅毒局就要改成中央消毒局了……
……8月26日《聯合早報》載泰國北部13％的年輕人已經染上艾滋病毒，而在澳大利亞，不僅人患病，就連1／4的貓也成了艾滋病毒的攜帶者。而對這麼大的一個社會惡瘤，是靠醫生手術刀就能剜除嗎？ ……
第三，解決艾滋病的問題，只有依靠社會的系統工程。在烏干達由於艾滋病的緣故，3700萬的人口到2020年就要降到2000萬了。 “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如果等待醫生髮明出靈丹妙藥的話，到那時烏干達恐怕早就變成了子虛烏有了……
反方三辯：……而蓋洛普民意測驗清楚表明，美國人在20世紀90年代最擔心的社會問題當中，艾滋病僅次於狀元——暴力問題，高列榜眼之位。在非洲艾滋病像侏羅紀公園裡的恐龍恣肆橫行。社會已遇到瞭如此巨大的威脅，對方辯友還認為艾滋病不構成社會問題嗎？
第二，艾滋病給社會各階層造成了嚴重的心理恐慌。人要是不幸被艾滋病“愛”上了，可就“此恨綿綿無絕期”了。因此談“愛”色變、聞“愛”喪膽的情況屢見不鮮。在紐約曼哈頓第五次防止艾滋病的遊行過後，在醫院竟突然多出一大批認定自己是艾滋病的精神病患者……
旁徵博引，風趣幽默，正是這種多角度的思維將他們推上了冠軍的領獎台。
提問直接構成了辯論的過程，無論有疑而問，還是無疑而問，或者明知故問，都是為了通過“問”達到論辯的目的。這個目的或“問”本身就是對對方的反駁，或是為進一步去駁倒對方掃除障礙。因此，“問”本身就是論辯的一種重要方式。
目的是使對方落入自己設計的圈套，從而迫使對方承認或否定某種觀點。除了利用概念不明確來使對方陷入圈套的提問法外，還有兩種方法。
一是“複雜問語”法。就是不能肯定或否定回答的問語。 “複雜問語”中預設著回答者不能接受的前提，無論對它作肯定的回答或作否定的回答，都意味著回答者承認了問語中所預設的前提。
二是由遠及近、步步逼問法。即在提問時，不立刻說出自己真正要問的內容，而是從遠離實質的內容問起，從那些看起來與所問內容沒有關係的小事問起，由遠及近，層層推進，步步逼問，從而牽著對方的鼻子進入自己的伏擊圈。
對方對所提問題不管作肯定回答，還是作否定回答，都感到為難，都與其願望、要求相背離。使對方左右為難提問的高妙之處，在於利用對方觀點或行為的矛盾之處，通過設問使其陷入進退兩難、不能自拔的困境，逼迫對方自己否定自己的觀點或行為。
有時在開始反駁之前先發問，讓對方說出自己希望他說的話，然後以此為話題，尋找漏洞去反駁對方，這樣做更有力。在運用引出反駁話題提問法時應注意：既要使自己提出的設問與下面的反駁直接相連，又要使對方能按自己要求的去回答。這樣，下面的反駁才能得以進行。
直問：所謂“直問”，是指開門見山、單刀直入、直接抓住要害的反駁設問。
曲問：即轉彎抹角、迂迴設問，來誘使對方說出前後矛盾的話，從而迫使其承認自己觀點的荒謬。
反問：反問可以說是明知故問。其特點有二：一是用問句表達自己確定的思想；二是反問不要求回答。
在論辯中，如能靈活運用以上問話技巧來反駁對方，會比陳述性的反駁更有力，更有助於攻壘破敵。
在辯論中，詭辯是最難應付的，但只要仔細審視推敲，就會發現其前提、推理、結論，都是有著虛假的成分。而此時，你若能及時擺出事實，詭辯自然不攻自破。
《紐倫堡：1945年審判納粹主要戰犯實錄》一書的作者艾雷·尼夫，曾參加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工作，他生動翔實地記錄了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對希特勒第三帝國20名活著的納粹黨頭目作為戰犯審判的事實，其中對德軍元帥、德國空軍總司令戈林的審訊有下面一段記載：
當盟國檢察當局開始審訊戈林時，他已經在證人席上呆了一個星期。第一個起訴人是美國方面的羅伯特·傑克遜，審訊開始不到10分鐘，傑克遜就陷入了困境，他很快就被文件搞得暈頭轉向，而戈林則看出了每個問題後面的企圖，他甚至用洪亮的聲音表示願意幫助傑克遜。在整個審訊中，戈林越來越主動，而傑克遜則越來越被動，他多次在法庭上出現失態的舉動，怒氣沖沖地摔耳機，有一次幾乎要哭了，而戈林則彷彿仍然是第三帝國的元帥。在這個鬥爭回合裡，戈林獲勝了。他先在證人席上呆了一個星期，對審訊程序特點有所了解，也有所準備，同時，他熟悉盟國所繳獲的全部文件，知道自己的弱點在什麼地方。相比之下，傑克遜對文件沒有準確的把握，同時主動權掌握得也不好，不僅沒有能發揮自己的能力，誘使證人陷入預先設好的圈套，反而允許他長時間地誇誇其談。結果，原當以雄辯獲勝的傑克遜反而敗在了戈林的詭辯之下。
在下一個星期天，戈林故伎重演。在作證時，戈林堅持說，當50名英國皇家空軍的戰俘軍官於1944年春被槍殺時，他正在休假。此事是對這位前帝國元帥最明確的戰爭罪行的指控之一，可是他聲稱，在他們被處死之前，他對此事一無所知。
但是，英國的起訴人戴維·馬克思韋爾·法伊夫爵士對材料爛熟於心，他像審訊小偷似的套出了戈林的一個“口供”。戈林聲稱他是3月29日到達大本營的，這時越獄發生已有5天。法伊夫當即指出，槍殺飛行員是分批進行的，一直持續到4月13日。兩人針鋒相對，結果法伊夫以事實戳穿謊言，接著他向戈林出示了文件。文件證明，德國空軍作戰部曾就此事告知他們的總司令戈林，以物證、事實進一步戳穿謊言，至此，戈林陣腳已亂，而法伊夫則不緊不忙，穩紮穩打，一步一步將其逼進了死胡同。
作為詭辯的老手，戈林對盟國掌握的材料又非常熟悉，不難想像，僅憑一般性審問是難以製服他的，但法伊夫則憑著對材料的高度熟悉，以戈林難以否認的文件和他自己口供的矛盾，用事實最後擊敗了戈林的詭辯。
重視辯論中的細節，並通曉細節之妙，往往可以迅速把握局面，克敵制勝。在辯論中以下細節值得注意。
小心應對面無表情的對手，這類辯手以強手居多。
辯論前繞著彎子來對你的私生活問個不停。你要注意，對方有掌握你弱點的企圖，這可能是對方在尋找某個突破口。
對方如果動不動就說“知道了”，你要小心對方可能無意聽你說話。對策是，你把對方看做“所知不多”的人，把你的論點說得更詳細、更動聽，這叫“以柔克剛”。
如果一見面時，對方態度不恭謹，舉止粗野，表示對方可能心有不安，或有理虧之處，也可能是故意做出這種舉動來擾亂你的心緒。所以，你務必要冷靜以對，切莫心有怒氣，上了對方的當。
對方說出狂妄的話，甚至傷害你自尊的話，其用意是激怒你，使你失去理智的論辯能力。你不妨“超脫”一些，如心中暗暗數一下，對方一共用了多少句刺激性的話，輪到你說時，你可以把它揭示出來，千萬別為那些話而衝動。
如果對方突然把論點岔開，你要立即分析其情況：一是一時不慎；二是突然聯想起另一件事；三是有意把論點扭到另一個方向。
不管哪一種情況，只要對方當時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岔開的話題上，就可以讓他說下去。過了一段時間，你可根據下面的方法判明他的用意。如果是第一種情況，對方說不了多久，就會自己發覺而顯出尷尬之情；如果是第二種情況，對方只是一時離開原來論點，很快就會自動回到原先的論點上；如果是第三種情況，對方會朝著岔開方向說下去，毫無“回心轉意”的跡象。你可以據此推斷，岔開的論點對他較為有利，而原來的論點對他不利，從而你可以作出相應的對策。
如果對方在論辯中出現“若有所思”的樣子，你不妨直問他“所思何事”，以探知他當時的心理。
對方若說些含義曖昧的話，你要敏銳地捕捉住，反复追究，以探出其真意。
對方出語如連炮，不曾稍歇，用意可能是不讓你多說，想一鼓作氣佔盡優勢。特別有些“惡人先告狀”的人，最善於以這一手先聲奪人。你不妨冷靜聽他說，等他說完之後，你再開口問：“你說完了嗎？完了就該我說了，希望你不要中途打斷我。”
在論辯途中，你有時不明對方的用意，可以採取“投影法”，即突然停止你的話，然後讓對方接下去說。如“如此說來，這個論點是……”“照你的說法，它的意思是……”用這種語句不全的話去誘發對方，讓對方把話說完，你就可以進一步了解對方的想法，掌握對方的“底牌”。
長期以來，人們對辯論總愛持這樣的觀點：不管爭論如何激烈，真理只有一個。所以，當辯論發生時，人們總是習慣於去追究到底是甲對乙錯，還是乙對甲錯，而很少去注意辯論過程中雙方的思維方式和辯證地看待辯論中的問題。
比如對柏楊先生的所進行的一場辯論：“醜陋的”和“俊美的”，一般人都不難從字面看出，這是一對內涵針鋒相對的反義詞，問題在於，當這對“反義詞”被引入以“中國人”為題的一場大辯論時，是否仍保持了這種針鋒相對的“交鋒”關係呢？正確答案是：沒有，它們並未發生真正的思想交鋒！
柏楊先生的，文中言辭固然不無偏激之處，但他所揭示的畢竟是現實中有所存在的“假、醜、惡”，而重要的是，他並沒有“以美為醜”，沒有把中華民族的美好品德也作為“醜陋”加以鞭撻。當這一著作在國內引起反響之後，曾有不少人以“中國人醜陋嗎？”“俊美的中國人”等為題發表不同的看法。可讀一讀這些文章，我們又可以發現，這些作者大談特談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及其揚名於世界的成就，而且，重要的是，他們也同樣沒有“以醜為美”，沒有把中華民族的某些陳規陋習、落後保守心理作為“俊美”加以褒獎，結果，這場辯論其實是各自單方面地“論”，並未“辯”起來表現為：柏楊先生用強光照亮了中華民族“壞”的心理習俗一面，熱望盡快割除；反駁者用強光照亮了中華民族“好”的品德特性一面，急盼發揚光大。雙方所論的看起來是同一命題中國人，但其實是同一命題下的兩個分命題中國人優點和缺點兩個方面。柏楊先生否定了“壞”的一面，並未貶斥“好”的一面，反駁者褒揚了“好”的一面，也未誇讚“壞”的一面，二者之間其實存在著一條清晰的“分界線”。
分析這場“論爭”，應當說，“醜陋的中國人”——觀點並不錯；“俊美的中國人”——認識也正確。而所以會發生“辯論”，是因為柏楊先生將“醜陋的”加在“中國人”身上，引來了一些人的民族感情方面的不愉快。當然，感情上的不愉快原本不應當導致“理智”上的判斷失誤，但辯論思維方面的低水平引發了這場爭論。結果，這場看起來頗為熱鬧的論爭，猶如兩列對開的火車，在鐵路橋上相會時，但其實並未發生“撞擊”，它們“相遇”後，擦肩而過，又各自按照“批判缺點”和“褒揚美德”兩條平行軌道前進了。
論辯的特點，決定了論辯的訓練內容。只要辯手多在表達流暢、語言純正、思路敏捷、即席發揮等幾個方面下工夫，論辯能力自然會有很大的提高。
誦讀訓練法主要是訓練辯手的語言、語調、語氣等基本功。所選的誦讀材料一般以議論文為主，也可用散文、詩歌等較易發揮感情的材料。
讓兩個辯手互相問答，提問只能用一句話，回答也只能用一句話，互相問答不能超過一定的時間。這其實也是一種自由論辯的模擬訓練，只是省卻了雙方的陳述。一旦辯手在規定的時間沒有表達完整，可以讓他立即悟到自己語言的缺陷，同時也給予了積極的鍛煉。
論辯要求辯手有不同一般的悟性，即在極短的時間內對對方的語言作出歸納、判斷，同時也組織反攻。這一系列的過程當然牽涉到邏輯、反應能力，但不可否認如何將對方主題歸謬抓漏，再正確表達己方觀點也是表達的任務。提煉主題法即是為這一目標設計的。
即興演講在各種論辯訓練中無疑是最有挑戰性的，它能鍛煉辯手在短時間內語言的組織、表達以及儀態等各方面的能力。論辯隊的主攻手——四辯尤其要進行此項訓練。
下面請欣賞中國首屆名校大學生辯論邀請賽，決賽反方復旦隊的一段辯詞：
主席、各位，大家好。對方一辯告訴我們，外來文化是有優劣之分的。那我請問，你如何判斷呢？南歐人認為裸體運動是好的，你就認為好嗎？當然不能接受。所以外國人好的東西，對你來說也不一定好。對方二辯告訴我們，文化的推廣有文明和野蠻之分，野蠻當然就是大砲長槍，這一點我們待一會兒再談。就看他文明的那一部分吧，說說西歐的傳教士，他們把西歐的宗教傳到了中國，而《四庫全書》天文略上說，對那些傳教士他益於界推測之有業，已經天堂之布屋，其用意極為詭惡啊！ （掌聲）所以這也不好啊！對方辯友，再看對方三辯，他告訴我們一個文化的發展，它不能獨立地發展，要靠外界的需求，這點我們也同意，我們吸收外來的文明而不是外來的文化。好的，先讓我回顧歷史：
面對先進民族的文化殖民，非洲文化哪裡去了？幾內亞人只會講法語，而貝寧桑海古國消失了，“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利在何處？
面對古老民族的文化破壞，古希臘、古羅馬文化哪裡去了？日耳曼鐵騎一夜之間將悠悠百年文化一掃而光，只留得“白雲千載空悠悠”，利在何處？
面對同等民族間的文化移植，傳統文化哪裡去了？佛教傳入後竟自喻為月亮。而將儒道兩家比做眾星陪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我再問，利在何處呢？ （掌聲）讓我環顧歷史，阿以為何戰爭？說明民族性超越了種族淵源。英美為何摩擦？說明民族性超越了地域國界。現在許多學者強調，當今世界的衝突不再是政治經濟，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任何一個具有清醒意識的民族，都認識到文化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我請問一個失去了文化依託的民族，它還是民族嗎？最後，讓我審視中國，我請問，改革開放的目的是什麼？當然是為中華民族強大起來，而外國希望看見中國強大起來嗎？不會。美國一位學者明目張膽地說：一個日本已夠讓人心煩，絕不能讓中國再發展起來。我再請問，改革開放的最終目的是什麼？是依託於民族文化的底蘊，那麼外國文化以強勁的跨國資本為後盾，對民族文化進行強勢入侵，妄圖以一種文化、一種觀念、一種制度來統一世界。如果中國的商店一定要命名為燕莎、賽特，如果中國的影院一定要把太平門改成非常口的話，這還是我們的國家嗎？這還是生我養我的故鄉嗎？ “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只要我們立足於本民族的文化精神，一定能走出中華民族的富強之路。謝謝！ （掌聲）
在生活和工作中有七種常用的巧辯方法是我們應該掌握的：
日本明治時期的軍事家大村益次郎是一位很善辯的人，甚至因此而養成了一種習慣。
有一次，鄰人跟他寒暄：“您好，今天天氣很熱，是不是？”他不說“是”，而是答道：“夏天本來就是熱的。”假若他順著問題答道“是的，的確很熱”，他就失去了自我防衛的態勢，這已成為他慣常的思維模式。
在辯論中誘使對方說“是”，即指在論辯的開頭切勿涉及有爭議的觀點，而應順應對方的思路，強調彼此有共同語言的一面，從對方的角度提出問題，誘使對方承認你的立場，讓對方連連說“是”，與此同時，一定要避免讓對方說“不”，慢慢就能將對方引入“陷阱”。
商人威爾斯向皮箱行訂購3000只皮箱，取貨時卻說，皮箱內層有木材，不能算是皮箱，並向法院起訴，要求賠償15％的損失。在威爾斯強詞奪理、法官偏袒威爾斯的情況下，律師羅文錦出庭為被告辯護。
羅文錦取出一隻金懷錶問法官：“法官先生，這是什麼表？”
法官說：“這是倫敦名牌金表。可是，這與本案沒有關係。”
羅文錦堅持說與本案有關，並繼續問：
“這是金表，事實上沒有人懷疑。但是，請問內部機件都是黃金制的嗎？”
法官知道中了“埋伏”，只好啞口無言。
預設埋伏，既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又簡潔明了，使對方無話可說，無辭可辯。
借題發揮指的是在論辯中受到攻擊時，可以不直接從正面答辯，而藉助論敵提供的話題進行還擊，從而改變論辯的局勢。
1959年尼克松訪蘇，此前，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關於被奴役國家的決議，對前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攻擊。在尼克鬆與赫魯曉夫會晤時，赫魯曉夫對尼克松說：“這個決議臭極了，臭得像剛拉下的馬糞，沒有比馬糞更臭的東西了！”赫魯曉夫出言粗俗，欲使尼克松難堪。誰知尼克松回敬道：“我想主席先生大概搞錯了，比馬糞還要臭的東西是有的，那就是豬糞。”
古人說：“揚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鍋裡的水沸騰，是靠火的力量，而柴草則是產生火的原料。釜即鍋，薪即柴草。止沸的辦法有兩種：一是揚湯止沸，二是釜底抽薪。論辯時，論辯雙方所持的論題，都是由一定的論據支持的，如果將論題的根據——論據抽掉，那麼，論題這座大廈就會像釜底抽薪，其論點必然不攻自破。
在論辯中，有時不急於以眼還眼，針鋒相對地直言對抗，而是先承認對方的分析和指責是對的，讓對方認為自己似乎同意了他論據的合理性，然後出其不意，或指出對方的矛盾，或說出事實的真相，或作出另外的分析，最終達到證明自己論點正確性的目的。
順水推舟即順著對方的思維邏輯推下去，最後得出一個荒謬的結論，以證明對方的觀點站不住腳。
在論辯中，你可想辦法逼對方把你想了解的東西盡快說出來，以便早點對付之。其辦法之一是把話說到一半就故意停下來，然後讓對方接下去說，如：“這麼說，你的意思是……”“照您的說法，它的意思是……”。當你用這些半截子話去誘發對方時，對方十有八九會不假思索地把這句話按意思說完，這時，你就輕而易舉地又多了一張“底牌”。
論辯法包括了很多辯論的方式。它原來是為強化弱的邏輯而出現的說服術。黑格爾以前的論辯法盛行“使虛偽變成真理”的詭辯術。那一段時間詭辯可真是盛行不衰。譬如，古希臘哲學家、教學家、宗教家畢達哥拉斯發明“畢氏定理”，對柏拉圖影響頗大，曾經如是說：“時間是每一個瞬間的連續和延長而已，基於這個道理，飛馳的箭，應該是靜止的。”這種明知其非的詭辯學說，以那個時代的物理學，雖然知道這是欺詐奇詭的辯理，偏就是找不出推翻此說的論據。因為，即使有人對這個詭論加以駁斥，勢必遭到詭辯家的另一套理論摧毀之。那個理論就是：“假設飛箭是飛馳的，世界上就沒有一樣物體是靜止的。這個大地不也跟著地球不斷地旋轉嗎？所以說，為要研究事物的本質，從瞬間來說，大地也好，岩石也好，山嶺也好，跟飛箭一樣，必須是恆保靜止的。”這種“是非而是”的理論，在現代生活中也仍然存在。一言以蔽之，它不僅是詭辯，還是物理學上的一種常識呢。連物理學最權威的理論相對論都證實了這個詭論的存在性。
對付上述詭論，一般人想到的駁詞可能是這樣的：“地球上的萬物，每天跟地球一起在旋轉，飛箭豈能惟我獨靜？”這句話必然中畢氏之懷，他會喊一聲“好極！”毫不遲疑地回答說：“如果飛箭朝著跟地球相反的旋轉方向，以同樣的旋轉速度而飛，飛箭不就等於靜止了嗎？”這麼一駁，你不就啞口無言，只有乾瞪眼的份了？使用這一招的人，總是胸有成竹地準備了一套說詞，把對方搬出的正面說法，駁個體無完膚。算計得如此周全，雖然不至於摧垮對方，到底還得費一番功夫。對付這個異論，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反其道而行——以反對論對付反對論，也就是傳統的正面攻擊法。你絕對不要仿效對方的戰術，那麼做，你只有棄甲而逃，必敗無疑。詭辯術的陷阱就是要仿效它的戰術，所以，只要自始至終，以正統的正面攻擊，直攻不歇，就奏凱有期。首先，你必須思考對方理論（邏輯）上的弱點究竟在哪裡。當然，它可不是一想即通的。不過，尋出對方理論上的要害，不至於太難，對方理論上的要害（要點），便是對方理論上的弱點。所以，尋其要害就成了首要之務。以“飛箭是靜止的”這個理論來說，它的要害到底是在哪裡？ “飛箭是靜止的”，支撐這個理論（惟一的支撐物）的是“瞬間”這兩個字。此詞一出，對方的理論就無由產生。這個世界並沒有瞬間這個玩意。任你把時間細加割碎，只能變成無限度的小，絕不可能有所謂“絕對的瞬間”。絕對的瞬間既無存在的可能，飛箭只能在那小到無限的時間內，移動於小到無限的距離之中。所以，飛箭絕不是靜止的。對於這個理論，想必沒有任何反駁之詞存在的可能。
辯論場如同戰場，辯論雙方均按事先的謀劃，拼心力、鬥智、比勇氣；充分調動起每根神經，較量知識、運用技巧，設伏兵、出奇兵、遣勇兵；而用兵之道，又以攻心為上。蘇軾曾言：“臣問用兵者，先服其心，次用其力。則兵易解而攻易成。”這就是說，優秀的軍事家首先不是用武力征服對方，而是先動搖對方的軍心，瓦解對方的士氣，這樣就容易獲取戰爭的勝利。
辯論之道亦然，正所謂“攻心為上”，即抓住對方的心理情感進行攻擊，或使對方心有好感，受到感動；或使對方的思想發生動搖，轉變，或使對方的心中羞愧，自行退卻。
攻心之術實際講的就是一個“情”字，使情感在論辯中同樣發生作用。理性的光輝或許可以令對手屈服，但要讓對方心服口服，還須動之以情。
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在演講、辯論中就很善於以情動人。他對此的認識也是十分精闢的。他認為，說服人重在以情激情，把自己的情感傳給別人，情通自能理達。請看二戰中，他為了說服美國參加對德作戰，對美國人發表的講話，其間情感技巧的運用嫻熟老道，也值得我們深以為鑑的。
“我遠離祖國，遠離我的家庭，在這裡歡度這一年一度的佳節。但確切地說，我並不覺得寂寞和孤獨。或者是因為我母親的血緣關係，或許是因為在過去許多年的充滿活力的生活中，我在這裡得到的友誼，或許是因為我們偉大的人民在共同事業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壓倒一切的友誼的情感，在美國的中心和最高權力的所在地，我根本不覺得自己是個外來者。我們的人民講著同樣的語言，有著同樣的宗教信仰，還在很大程度上，追求著同樣的理想。我所能感到的是一種和諧的和兄弟間親密無間的氣氛。
“……
“此時此刻，在一片戰爭的混亂中，今晚，在所有的郊外別墅裡，在每一顆寬容無私的心靈中，我們得到了靈魂的平安。因此，我們至少可以在今天晚上，把那些困擾我們的各種擔心和危險擱置一邊，並在這個充滿風景的世界裡，為我們的孩子準備一個幸福的夜晚。那麼，此時此刻，在今天這個夜晚，講英語的世界中的每個家庭都應該是一個亮光普照，幸福與和平的小島……”
丘吉爾找到了一條說服對方的捷徑：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理想及兩國長期的友好關係，這些都成為美英之間相互信任和理解的橋樑與紐帶，有了這樣牢固的基礎，那麼一切敵對情緒都是可以減弱的、消除的。當他深情地祈願每個講英語的家庭都應過一個和平安詳的聖誕節時，冰山開始融化，美國人民心中善良、正義的本性開始甦醒。最終他們被打動了，被丘吉爾的言語，更為他的情感感動了。
丘吉爾的成功之道，在於他以辯論雙方共通的情感為先導，叩開對方的心扉，再曉之以理，以情達理。
以感情動人，這種情感不是盲目的，也不是一時的衝動而起，這種情感是發自辯論者內心的。正所謂：“言為心之聲。”這個“情”，也不是矯情，如果是連自己都不相信不感動的主張，感動別人則是難上加難。因此對辯論者就有了相應的要求：自己要有對真理執著追求的精神，對論辯問題有切膚之感，也就是說自己的主張首先要感動自己。
辯論講究一個“巧”字。巧用策略，善用技巧，以智取勝。俗話說：“欲速則不達。”急於說服對方，往往招致對方拉開陣勢，任憑你嘴皮磨破也不為所動，使本方預先的戰略不能很快奏效。那就不妨退一步，“以退為進”，“避實就虛”，繞開雙方爭執上的是非對立之處，從更易攻破對方之處入手，這種策略在辯論場上常常用到。比如，南京大學隊在為迎戰第三屆亞洲大專辯論賽所進行的訓練中，曾與河海大學作了一場熱身賽，辯題是“實施環境保護會降低經濟增長速度”。持正方立場者在辯論中很容易被對方逼到不要搞環境保護的困境中去，從而失去評委和觀眾的支持與同情。為了防止陷入這種窘境，正方的隊員一上場就聲明：“我們是環境保護的堅定擁護者，我們希望既保護了環境，又增長了經濟。但是魚和熊掌兩者不可兼得，為了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為了子孫後代的幸福，我們主張寧可適當降低經濟增長速度，也要保護好環境！”環境要不要保護？正方若從這一點上入手，顯然違背常理，其觀點就根本站不住腳。既然已成定論的問題，就加以肯定。
這個辯題對反方並不容易。他們要闡明實施環境保護不會降低經濟增長速度，這也同人們的感情直觀相違背，搞不好，會有強詞奪理之嫌。反方巧妙地採用了“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策略，指出“從現像上看，太陽繞地球轉，從本質上看，地球繞太陽轉；從局部上看大地是平面，從總體上看大地是球面。同樣，從現象、局部、暫時上看，實施環境保護似乎會降低經濟增長速度；但是從本質、總體、長遠上看，實施環境保護不僅不會降低，反而會提高經濟增長速度。”這裡的退一步，照顧了人們的感覺直觀，但實際上是為了更好地進一步算大賬，算總賬。因此，“這一退”合情合理，效果顯著。
又如，在第三屆亞洲大專辯論賽南京大學隊對澳門東亞大學隊的正式比賽中，南大隊持“儒家思想是亞洲四小龍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推動因素”這一辯題的反方立場，這一立場與新加坡崇尚儒家思想的心理氣氛格格不入，曾有人預測南大隊將會在新加坡上演批儒批孔的拿手好戲。結果南大隊巧妙地運用先發製人的戰術，在辯論中不厭其煩地申明自己尊重儒家思想，並且倒打一耙，指責對方將孔夫子與“孔方兄”聯繫在一起才是對儒家思想的大不恭，從而贏得了人心。
辯論並不是要把沒理說成有理，它是一種集知識、思辨、技巧於一體的帶有對抗色彩的智能性活動。辯論比的是雙方的腦力、智力，是在辯論方法和技巧上分出高下。因此對於那些約定俗成、人所共知的常識、認識、立場、觀點，要勇敢地加以肯定。對真理的肯定，絕不會令你在對手面前稍遜一籌，相反，這會使你的立論更加有理有據，無可挑剔。
辯論中，雙方你來我往，互不相讓，僵持局面時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雙方還是寸利必爭，逞口舌之利，其結果往往是兩敗俱傷。此時就看哪一方能審時度勢，避實就虛，把對方凌厲的攻勢一一化解，創造辯論的更高境界。
許多領袖人物都稱得上是打破僵局的大師。他們幾句輕鬆的調侃，就可以解除緊張氣氛，並令對手折服。
1984年裡根為了競選總統，與對手蒙代爾進行電視辯論。蒙代爾自恃年輕力壯，抓裡根年齡大的弱點不放，竭力攻擊，想以此激怒裡根。如果裡根一時激憤，破口大罵，以牙還牙，那麼他沉穩持重、老謀深算的長者形象就會徹底敗壞。他必將在全國觀眾面前顏面全無。裡根不愧是久經沙場的政壇老手，面對蒙代爾的挑釁他沒有勃然大怒，也沒有逆來順受。而是以他獨有的幽默語言，用不屑一顧的口氣回擊道：“蒙代爾說我年齡大而精力不充沛，我想我是不會把對手年輕、不成熟這類問題在競選中加以利用的。”正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裡根將計就計，以守為攻，在不動聲色之中，把自己年齡大卻寬宏大度、深謀遠慮的優點和對方年紀輕卻淺薄而狹隘的缺點顯示給觀眾。因勢利導，巧妙地扭轉了雙方的局面，有力地還擊了對方，又盡顯自己的成熟姿態，可稱得上“一箭雙雕”。
針對對手提出的不便正面辯駁的問題，風趣幽默的回答往往可以使自己擺脫尷尬局面，並給對手猛力一擊。
著名女作家諶容訪美期間，應邀到某大學演講，美國朋友向她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她都給予坦率的答复。當有人問道：“聽說您至今還不是共產黨員，你同中共的感情不怎麼樣吧？”這樣極為敏感的問題顯示出來者不善。
諶容從容不迫地說：“你的情報很準確，我確實不是中國共產黨員。但是，我的丈夫是個老共產黨黨員，而我們共同生活了幾十年，尚無離婚的跡象，可見，我同中國共產黨的感情有多深。”
這風趣的回答大大出乎提問者的意料，卻又無懈可擊。諶容作答分寸得當，並沒有反唇相譏讓對方下不了台，卻又在談笑間令對手無言以對，實際上已穩居上風。
《自相矛盾》的故事我們都非常熟悉，“如果以你的矛刺你的盾呢？”在這個問題面前，賣矛盾的人啞口無言不知所措。這其中的要害就在於針對這個問題進行邏輯推理，會得出兩種可能的選擇，而無論肯定或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種可能，都將置自己於進退兩難的困境之中。這種逼迫對方就範的方法在論辯實踐中並不鮮見，我們姑且稱它為“兩難設問”，意在使對方左右為難，最終鑽進己方設下的圈套。
我們先來看一個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對這種方法加以理解：
甲：莊子說得對，辯論分不出勝負的。
乙：辯論可以分出勝負。
甲：誰來評判勝負呢？你評判我不同意，我評判你不同意，那麼讓第三者來評判嗎？怎麼知道他的評判是對是錯呢？可見他的評判還需要別人評判。這樣一來，實質上是找不到最終的評判標準的。所以，辯論是分不出勝負的。
乙：我看辯論可以分出勝負。
甲：你只講空話，說不出道理，可見已經理屈辭窮了，還是服輸吧！
乙：你不是說辯論分不出勝負嗎？怎麼又說我們倆的辯論是你勝我負了呢？
這個例子中乙用矛盾聯結，將甲推到自相矛盾的境地。
這種方法看似簡單，實際上要求提問一方須有敏銳的洞察力，找准矛盾所在，否則就不能收到預想的效果。
普羅塔哥拉是古希臘一位著名的詭辯家，他有位弟子叫愛特瓦爾。收徒之初，師徒二人談好條件：愛特瓦爾先支付一半學費，另一半待學成再付。是否學成的標準以愛特瓦爾結業後贏得第一場官司為準。
可愛特瓦爾結業後想賴那一半學費，於是便遲遲不打官司，普羅塔哥拉催促不過，就向法庭起訴，請求公斷，可這一來就難壞了法官，因為這樁訴訟中暗含了兩個二難推理。普羅塔哥拉的想法是：如果我勝訴，則依裁決，你應付另一半學費；如果我敗訴，說明你已學成，則也應付另一半學費。總之，你應支付另一半學費。
可愛特瓦爾的想法則與此相反，他認為：如果我勝訴，則依裁決，可以不支付另一半學費；如果我敗訴，則說明沒有學成，自然也不應支付另一半學費。總之，我不必支付另一半學費。
面對這樣的推理，即便絞盡腦汁，恐怕也很難求得一個兩全其美的解決辦法，聰明的讀者，如果你是法官，會如何斷案呢？
這樣一來，兩難問題似乎難以作答了。其實未必，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機智應答巧解難題的例子古已有之，並非什麼鳳毛麟角。
據《左傳》記載：吳玉派他的弟弟蹶由去犒問楚軍，楚軍卻把他抓起來，還準備殺了他來祭鼓。楚王想讓蹶由在臨死前遭到嘲笑，就問他：“你來的時候占卜，吉利不吉利？”
蹶由說：“吉利。”楚王一陣奸笑，問道：“吉利？今天你要死無葬身之地了！”蹶由從容地說：“預兆預示吉利。如果你特別高興，又友好地接待我，毫無敵意，就會滋長我們吳國的自滿情緒，因而忽視了安全，我國的滅亡就沒有多久了。如今你動怒了，大發雷霆，殺我祭鼓，那麼我們吳國就會加強守備。吳國雖然弱小，但只要提高警惕，事先治好兵甲，就可以抵禦你們的軍隊。這不是'吉利'嗎？況且我們吳國祇占卜國家的吉凶，不是占卜我個人。假如小臣我被殺死祭鼓，因而使我們國家知道戒備，這種吉祥，還有比它大的嗎？”
蹶由這一番話把殘暴的楚王說得啞口無言，並終於不得不放了蹶由。
蹶由一番話，勝在大智大勇，因而出奇制勝，化險為夷。勇者，是他隻身獨膽，直面殘暴的楚王，非但面無懼色，而且應付自如，矢志為國，視死如歸。智者，則在於他巧妙地擊破了楚王的“二難推理”的嘲弄。楚王一心要在處死他之前嘲笑他，所以故意問及來前的占卜吉利與否。如果蹶由答“吉利”，楚王會以馬上處死他來羞辱嘲弄他；如果蹶由答“不吉利”，楚王同樣可以“秉承天意”來嘲弄並處死他。他面臨的困境，堪稱進退維谷。然而蹶由機智地借用了“吉利”的歧義，避開個人吉凶的概念，而從國家安危的概念，鞭辟入里地闡述了“楚王動怒，殺我祭鼓——吳國警惕，加強守備——治好兵甲，抵禦楚軍——國家吉利”的辯證關係。這就不但以自己為了國家的“吉利”義無反顧、凜然赴死的大無畏氣概壓倒了楚王，而且以一人之死換全局之利的利害關係嚇住了對方。所以，楚王最後不得不放了蹶由。
論辯中出現的問題千奇百怪，無所不包，時常碰到一些不能直接回答但又不能不回答，一時無法回答但又必須回答的問題，這似乎是另一種類型的“兩難”困境。面對辯敵的步步緊逼，你若總是避而不答，就會助長對方氣焰又會顯得己方畏首畏尾，無招架之力。這時候，論辯者不妨巧妙地使用模糊應對的方法進行答對。
模糊應對的關鍵之處就在於“模糊”似是而非，令人捉摸不透辯者的真實涵義。同時，由於模糊，因而就具有一定的伸縮性，變通性，給己留有周旋的餘地，當遇到在一定條件下很難解決的問題時，變不可能為可能，使不相容的問題，變得相容和一致。
模糊應對在各種場合的妙用，屢見不鮮，有許多精典實例人們提起來還津津樂道。它以伸縮性大，變通性大，語義不甚明確的話來回答那些不能直接回答而又必須回答的問題。妙在藉題發揮，避重就輕，巧妙應付對方刁難，使己方擺脫不利的窘境。
據說，有人問美國天文學家瓊斯：“地球有多大年齡，你能說清楚嗎？”瓊斯回答：“這也不難。請你想像一下，有一座巍峨的高山，比如說高加索的厄爾布魯士山吧，再設想有幾隻小麻雀，它們無憂無慮地跳來跳去，啄著這座山。那麼這幾隻麻雀把山啄完大約需要多少時間，地球就存在了多少時間。”瓊斯這種模糊的回答，不僅把一個容易引起爭議的難題化解了，而且使人意識到地球存在的歲月異常悠久。
模糊應對，往往體現了辯者的機智，情急生智，應變自如，令人回味。
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時，在一次印度總統招待會上，有一位女記者問周總理：“你已是62歲的人，看上去氣色異常好，你如何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是否經常運動，或者有特別好的飲食？”週總理回答說：“謝謝你，我是東方人，我是按東方人生活方式而生活的。”
顯然，週總理必須回答這個記者的刁難提問，但又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將自己的飲食起居情況告訴對方。於是總理用含蓄而模糊的語言進行了婉轉的回答，不給對方以可乘之機，收到了令人叫絕的效果。
模糊應對是應付刁難的極有效的方法。
1982年秋，我國作家蔣子龍到美國洛杉磯參加一個中美作家會議。在宴會上，美國詩人艾倫·金斯伯格請蔣子龍解個怪題：把一隻2.5公斤重的雞裝進一個只能裝0.5公斤水的瓶子裡，用什麼方法能把它拿出來。
蔣子龍略加思索，答道：“你用什麼方法放進去，我就用什麼辦法拿出來。”
他絕妙的回答令金斯伯格不無感慨地說：“你是第一個猜中這個謎的人。”
還有一種與模糊應對有異曲同工之處的方法，人們叫它迴避回答法。顧名思義，就是避開問題的實質，但又不偏離問題本身展開回答。這樣，對手並未達到目的，但又抓不住任何把柄。
美國前總統裡根訪華期間，曾去上海復旦大學與學生見面，有一學生問裡根：“您在大學讀書時，是否期望有一天成為美國總統？”
裡根顯然沒有料到學生會提這樣的難題，但這位政治家頗能隨機應變，只見他神態自若地答道：“我學的是經濟學，我也是個球迷，可是我畢業時，美國的大學生約有1／4要失業，所以我只想先有個工作，於是當了體育新聞廣播員，後來又在好萊塢當了演員，這是50年前的事了。但是，我今天能當上美國總統，我認為原先所學的專業幫了我的忙，體育鍛煉幫了我的忙，當然，一個演員的素質也幫了我的忙。”
裡根回答了這道難題，但他又巧妙地迴避了問題的實質，這似乎是在“環顧左右而言它”，可這種方式有效地避免了雙方都陷於尷尬境地，算得上“兩全之策”了。
辯論如同作戰，那麼上戰場就不能不帶武器。上述介紹的這些情理交融的辯論方法、辯論技巧可說得上是和論敵周旋的有力武器。為了最終戰胜對手，就必須勤學苦練，靈活多變，熟練掌握這些技巧和方法。只有這樣，方可在激烈的“唇槍舌劍”中所向披靡，戰無不勝。
辯論場上，局面時刻變化，難以捉摸，在雙方的辯論過程中，難免存有漏洞，如能及時抓住缺口，巧妙反擊，將輕鬆獲勝。
肯定式反話就是不直接，而以反問的形式，肯定或強調自己的觀點。通常，比直截了當地說出己方觀點更有力量。
亞洲大學生辯論大會決賽時，正方同學發言中有這樣一段話：“如果發展旅遊業是弊多於利的話，那麼，為什麼許多國家和地區，包括參加這次辯論比賽的中國、新加坡、香港和澳門都在發展旅遊業呢？難道這些國家和地區那麼多領導人都是愚不可及的嗎？”
這段話就是以反問的方式，肯定了正方“發展旅遊業利大於弊”的觀點。
否定式反話就是用反問的形式，否定對方的觀點。這樣既增強了自己的語勢，更使辯論語言不顯得過分呆板。
在“文革”中，一些人企圖抵毀抗日戰爭中的百團大戰，藉以批判彭德懷。在一次批判會上，彭德懷義正詞嚴地反問道：“請問，'九一八'日本侵占我國東北是誰招致來的？'七七'盧溝橋事變又是誰惹惱了侵略者？我再請問，日本鬼子對我國同胞慘無人道的燒殺，難道只是在百團大戰以後才開始的嗎？”
這一連串的反問，將對方說的“是百團大戰引來了日本鬼子對我們的進攻”的觀點，給予了有力否定，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頓時啞口無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