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二章好口才必備的原則
在說話的過程中，我們還必須遵循一定的原則，比如：發言要活潑，說話要緊扣目的等等。另一方面，為了讓我們的說話語言更豐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就有必要不斷增長自己的各種知識。
概括起來，說話的目的，不外乎以下5種：
堅持話由旨遣的原則，首先要明確當眾講話的目的。目的明確，你的談話、你的社交往往能夠取得良好的效果，只有目的明確了，也才知道應該準備什麼話題和資料，採取何種說話語體風格，運用哪些技巧，從而做到有的放矢，臨場應變。目的不明，無的放矢，不分場合，就難免東拉西扯，叫人不知所云，無所適從。因此每次說話之前，不妨想一想：“我為什麼要說？”或者，“人家為什麼要我說？”預先想一想可能產生的效果，並把預期的效果當目標去為之努力。否則便達不到目的，有時甚至還會鬧出笑話。據說有個人講話常常偏題，說不到點子上。在他結婚的時候，婚禮上司儀讓他講話，他說：“我衷心地感謝大家在百忙之中趕來參加我們的婚禮，這是對我們的極大鼓舞，極大鞭策，極大關懷。由於我們倆是初次結婚，缺乏經驗，還有待各位今後多多給我們以幫助、扶持和指導。今天有招待不周之處，歡迎大家多提寶貴意見，以便下次改進。”這些話貌似彬彬有禮，實則滑稽可笑，很不得體。發言者根本未明確自己講話的目的就亂放炮。
當眾講話目的的實現需要在講話過程中自我控制，不斷調節。人類的言語交際是一個相當複雜的過程，當表達的一方按照預期的目的發出話語信息，或因措辭不當，或對交際對象缺乏了解，引起對方的誤解或反感，這時就得加以控制調節，換一種說法，使對方易於理解，樂於接受；有時交談的開始階段是按原定目的進行的，可是說到中途，或因對方及周圍情況的反應變化，或因興之所致，談走了題，偏離了原定目的，同樣需要自覺控制，調節說話行為，以便回到原定話題上來。這是實現講話目的的最優化控製手段。
除以上調換要法之外，言隨旨遣的方式常見的還有步步引導、針鋒相對、裝聾作啞、答非所問、投其所好、將計就計、委婉含蓄等。我們會在下面專設章節、加以詳盡的描述。
沒有誰會對一成不變、呆板、枯燥的發言保持濃厚的興趣，在當眾講話過程中，要注意遣詞靈活、生動形象，不斷給聽眾以新穎刺激，這樣才能步步為營，達到傳輸信息的目的。體現說話水平的發言活潑的原則特徵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多變的風格。諸葛亮舌戰群儒就恰當地針對不同對象，採用多種講話風格。面對東吳暗懷降曹之心、拘於一孔之見的儒士大臣們的唇舌挑釁，諸葛亮談笑風生，其言辭犀利，妙語如珠，如說張昭、步騭；或冷嘲熱諷，如對薛綜、陸績；或慷慨激昂，如對虞翻、嚴峻；或條分縷析，鞭辟入裡，如對程德樞等；還巧言相激孫權、周瑜，從而為火燒赤壁、大敗曹兵奠定了基礎。
據說，有一次，國畫大師張大千的弟子為其舉行餞行酒宴，社會各界名流均應邀出席。大千先生為人一向孤傲。大家入席坐定，不免有點拘謹，宴會開始後只見大千先生舉杯來到京劇大師梅蘭芳先生面前：“梅先生，您是君子，我是小人，我先敬您一杯！”眾賓客聽罷一驚，梅先生也不解其意：“此話怎講？”只見大千先生笑答：“您唱戲，動口，您是君子；我畫畫，動手，我是小人嘛！”於是滿堂賓客大笑不止，梅先生也樂不可支，舉杯一飲而盡，宴會氣氛十分熱烈。大千先生一掃平日之孤傲，以幽默的話語風格達到了當眾講話的目的——巧調氛圍，顯出大師技高一籌的說話水平。
多變的視角所謂視角，是指人們觀察事物的角度。同一事物，從不同的角度觀察認識，其感官認知的結果便不相同。話語的表達視角，在言語交際中是個很重要的因素。人的思想無非“情”“意”二字；一篇言辭，一番話語，表情達意，其表達的視角也應當隨意而轉，隨情而變，如：
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擅於利用多角度表情達意，甚至應付責難。在一次酒會上答記者問時，他說：“美國國會中有些議員是狗婊子養的。”記者通過新聞媒介把此話捅了出去。華盛頓議員們大為憤怒，紛紛要求馬克·吐溫道歉並予以澄清，否則就將以法律手段控告他。過了幾天，《紐約時報》上果然刊登了馬克·吐溫致聯邦議員們的道歉啟事：“我考慮再三，覺得此話不恰當，而且也不符合事實，故特此登報聲明，把我的話修改如下：'美國國會議員中有些議員不是狗婊子養的'。”馬克·吐溫巧用肯定與否定的不同視點，將同一思維形式以不同句式表達，貌似不同，實則仍舊表達自己的輕蔑和鄙視。
多變的句型人類語言豐富多彩，要生動運用豐富多變的口語句型形象，直接表達講話目的。這一特點，人們在日常言語、社交談話、會議報告、節目主持，以及一些論辯、促銷、導遊等多種口才表現形式中可見一斑。具體說來，句型多變主要表現在不僅有常見的主謂句，還有很多非主謂句，如名句、動句、形句；主謂倒裝，定狀異位等等。如當年日本侵略者將天津“南開”炸得一塌糊塗，不少人哀嘆：“南開成了難開！”當時的南大校長張伯苓聽了，說：“難開？那要加一個標點：'難，開！'”這裡張校長巧用標點，將“難開”這一偏正短語變為轉折關係的複句，便將那知難而進，遇挫愈堅的意與情恰到好處地表現出來了。事後有人為此專門撰文《一個標點顯人格》，可見句型多變的藝術魅力。
周恩來曾有一次在記者招待會上答記者問。一位西方記者不懷好意地問：“請問總理先生，中國可有妓女？”周恩來正色回答說：“有。”這一問一答引起了全場的騷動，總理緊接著說：“在中國的台灣省。”話聲剛落，全場響起了一陣掌聲。那位西方記者接著又說：“請問，中國人民銀行有多少資金？”這句話實質是譏笑我國的貧窮。這時，周恩來以幽默的口吻回答說：“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資金嘛，有18元8角8分。”這一回答，使全場為之愕然，場內鴉雀無聲，都在靜候總理的解釋。總理接著說：“中國人民銀行發行面額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的10種主輔幣人民幣，合計為18元8角8分。中國人民銀行是由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金融機構，有全國人民作後盾，信用卓著，實力雄厚，它所發行的貨幣，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總理的話再次激起了場內聽眾的熱烈掌聲。人們不能不折服於周恩來妙語連珠的話語調控能力。那麼，如何獲得這種調控能力呢？細心地揣摩一下周恩來應答如流的口才，是可以得到諸多啟發的。
要有強烈的自信意識林肯說過：“不論人們如何仇視我，只要他們肯給我一個略說幾句的機會，我就可以把他們說服。”這是何等自信！大凡歷史上的領袖人物都具有這種強烈的自信意識，很多革命領袖尤其如此。 “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絕不被敵人所屈服。”這種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來自於對自己的軍隊堅定的信任。有了這種堅定的信任才會對自己的觀點，對自己的表述目的堅信不疑，表述時才會神態自若、思維敏捷、記憶精確，興奮與抑製過程才會處於最佳狀態，表述才會得心應手，左右逢源，才會毫無做作，真切動人，從而產生極強的感染力和說服力，使表述目的得到最佳實現。一個沒有目標，膽小猶豫的人是沒法發揮當眾講話的力量的，其講話的目的更是無從實現。
要有豐富的學識、閱歷，對錶述材料要充分熟知，“問佢哪得清如許，惟有源頭活水來”。像毛澤東、周恩來等許多偉人和名人那樣談吐睿智、幽默，都是以學識淵博和閱歷豐富為基礎的。所以要有好的口才，必須多讀書、多參加實踐，並且做卡片之類的方法把知識儲備起來，這樣說話時才有材料可供調遣。在具體說話時，則應當對錶述的材料充分熟知。這裡所說的熟知，不僅指對材料的明確理解和清晰記憶，還包括根據表述類型所作的不同選擇和準備。例如在“以事告人”為目的的表述中，主要依靠運用記憶，精確地說明和解釋有關人或事的狀況、特徵等，使對方確切理解你所傳達的信息；在“以理服人”的表述中，就要求說出自己的精湛理解，以便有說服力地影響對方，使人們建立起新的觀點，或強化已有的觀念；在“以情動人”的表述中，就需要真摯地表達出預有體驗的豐富情感，以便極大地感染聽眾；使其得到進一步的昇華。
總之，廣博的知識、豐富的閱歷可使人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礎上當眾講話，聽眾能從中獲取有益的信息，表述者也可從容不迫，揮灑自如，充分佔有材料，熟知材料是培養自信的基礎條件，正所謂“充實，是自信的前提”。
要思路靈活，思維敏捷在社會生活中，常常可以見到有的人書讀得不少，閱歷也不淺。但卻未必思路靈活，思維敏捷，他們思考問題只會求同，不會求異，因此他們說話往往引不起聽眾的共鳴，達不到交流的目的，我們一定要引以為誡，注意講話的形式的靈活性。
當眾講話面對的聽眾身份複雜，這就要求講話者有強烈的對象意識，以便區別對待。說話如果“無的放矢，不看對象”，效果是肯定好不了的。春秋時的鄧析說：“夫言之術，與智者言，依於博；與辯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豪；與貧者言，依於利；與勇者言，依於敢；與愚者言，依於說。”鄧析的話，歸結到一點，就是要針對不同的對象和對象的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的對策，要話因人異，區別對待。日本社會心理學家古煙和孝說得十分中肯：“即或是最有效的發送者傳播最有效的信息內容，如果不考慮接受者方面的態度及其條件，也不能指望獲得最大效果。”
孔子的兩個學生子路和冉有向孔子提出同樣的問題，卻得到孔子截然不同的回答。據載：一次，子路問孔子：“學了禮樂，就可以行動起來嗎？”孔子說：“有父兄在，怎麼就行動起來呢？應當先聽聽父兄的意見才好。”接著冉有問同樣的問題時，孔子卻說：“好啊，學了禮樂，就應該馬上行動起來嘛！”孔子的另一位學生公西華對此疑惑不解，就此向孔子請教。孔子說：“冉有這個人平常前怕狼後怕虎的，要鼓勵他勇往直前。而子路好勇過人，有點魯莽，應當讓他冷靜點。”孔子能做到因材施教，話因人異，不愧為傑出的教育家、口才家。說話“無的放矢”，不看對象，效果肯定好不了。可見說話者應該針對不同對象和對象的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的策略，以及不同的言語表達。
話因人異、區別對待，首先要區別聽話人的文化知識水平。例如：一個人口普查員問一位鄉村老太太：“有配偶嗎？”老人笑了半天，然後反問：“什麼配偶？”普查員只得換一種說法：“是老伴唄。”老太太笑了，說：“你說老伴不就得了，俺們哪懂你們文化人說的什麼配偶呢？”
那麼在我們當眾講話時，由於通常面對的是廣大聽眾，人員構成複雜，知識水平參差不齊，這就要求我們更要考慮這一點，顧及聽眾中大多數人的最低文化水平，盡量用簡樸的語言說明一個複雜的道理，例如一位科學家為了排除群眾中比較普遍存在的恐懼心理作瞭如下說明：“核電站在建立的過程中，已採取了一系列嚴密的防範措施，因此對周圍環境的放射性影響微乎其微，核電站附近居民每年所受的放射劑量只有0.3毫雷姆，而每天吸10支煙就有50到100毫雷姆；看一次彩色電視有1毫雷姆，即使核電站發展史上最嚴重的美國三里島核電站事故，電站周圍的居民受到的放射劑量也只有1.5毫雷姆，還不如戴一年夜光錶所受到的劑量大。煤電站除排放有毒氣體和煙灰外，也有放射污染。據對包括核能、煤炭、石油、水力、風力、太陽能等在內的11種能源的危險性做的系統比較，核能是除天然氣以外最安全的一種能源……”
在這個說明中，核科學家將晦澀的核專業知識與大眾耳熟能詳的日常知識相比較，根據聽眾的知識水平調整髮言技巧，使缺乏基本科學知識的人，也會對核電站的安全深信不疑。話因人異，區別對待，其次是要區別聽話人的思想狀況和情感需要。
韓非子在《說難》中指出：“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心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韓非子在這裡明確指出，諫說的難處，關鍵在於要使自己的話語切中對方的心理。對方求名，你若用利去打動他，他認為你節操不高而看不起你，自然不聽你的；對方逐利，你若用名去打動他，他就認為你不務實際，也不會接受你的意見。有些人陰一套陽一套，表面上裝的與內心想的不一致，你按他表面上裝的去勸他，他表面敷衍你，實際不用你的；你按他內心想的去勸他，他就暗地裡採納你的意見，但表面上卻疏遠你。韓非子談的，關鍵是要求人們講話時要探求聽眾基本的心理狀態和內心渴求，以便切中要害，區別對待。
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後，張學良、楊虎城手下的軍官情緒衝動，紛紛要求把蔣介石殺掉。周恩來到達西安後，面對這一群憤怒異常、言詞激烈的軍官，根據他們的思想感情狀況，他劈頭反問一句：“殺他還不容易，一句話就行了！”這話尖銳潑辣，立即引起了對方的深入思考，使憤激的人們在思考中趨於平靜。但是他們思想上一時還理不清頭緒，需要點撥。接著周恩來又循循善誘地引導：“殺了他以後又怎麼辦呢？局勢會怎樣呢？日本人會怎樣呢？國家和民族的前途會怎樣呢？各位想過嗎？”接連的5個問題，都是這些軍官們應該思考而又沒有思考的問題，因而造成了步步緊逼的勢態，把他們的思考引向了深處。然後，周恩來又透骨敏銳、入情入理地剖析道：
“這次抓了蔣介石不同於十月革命逮住了克倫斯基，不同於滑鐵盧擒獲了拿破崙。前者是革命勝利的結果，後者是拿破崙軍事失敗的悲劇。現在呢，雖然捉了蔣介石，可並沒有消滅他的實力，在全國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動下，加上英美也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所以迫蔣抗日是可能的。我們要愛國，就要從國家民族的利益考慮，不計較個人的私仇。”
這話終於擊中了軍官們思想這個“的”，解開了他們心中的“結”。
可見，雖然人們的心情像一隻野兔，活蹦亂跳，很難逮住，但只要善於透過言語表象與非語言舉動，由表及里地進行探求，洞察聽眾的需要、目的、心情，就能把握目的，一擊中的。
例如19世紀，維也納上層社會的婦女中，時興一種筒高、簷寬的帽子，而且在帽簷上裝飾著五顏六色的羽翎。女士們一進入劇場，觀眾就只能看到她們戴的帽子，而看不見戲台，劇場經理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只好一再請求女士們脫下帽子，可誰也不予理睬。這時，經理靈機一動，根據女士們愛美、愛年輕的心理狀況和志趣特點說：“年紀老一點的女士可以照顧不脫帽。”話一出口，女士們竟紛紛脫下了帽子。因為她們面臨著“美女”與“老婦”的選擇，維也納的上層婦女，當然誰也不願意做老婦，她們戴那種筒高、簷寬的帽子，不也是為了追求美嗎？
洞察、預測對方的心理，只是為最佳說話形式的選擇作準備，而絕不是為了將他人的情感秘密一一暴露，因此言語交際的策略應當是察而不擾。可見掌握了人們內心變化規律，並對症下藥，就能切中要害，一擊中的，產生良好的講話效果。
任何人在當眾講話時，都是以自己物主身份表達思想，傳遞信息。要想使彼此交流達到理想的效果，除了要有對象意識外，還要有自我身份意識，就是說話要得體，言語形式的選擇要符合自己的身份，“說自己該說的話”。如以下級的身份向上級匯報思想工作，當持敬重的態度，注意措辭的嚴肅性和應有的禮節性。與同輩親友交談，則以親切、自然為宜，不宜過於“一本正經”，否則便有疏遠之感。說話不得體，不注意身份，聽的人總感到不是滋味，甚至引起反感，這肯定達不到交流的目的，甚至事與願違。
當眾發言要符合自我角色身份，首先就要作到稱謂、口氣適合。例如：一位因改革而在全國頗有影響的企業家，在一次代表本廠與另一廠家廠長洽談業務時，姍姍來遲。且一見面就一本正經地說：“我忙得不得了，只能用很少的一點時間接見你。”此話一出，舉座皆驚。對方廠長更不是滋味，一筆幾十萬元的生意，便一語告吹。廠家洽談生意，雙方的地位是均等的。姍姍來遲便是不禮貌，而“我實在忙得不得了”、“接見”等語氣的潛信息則是：傲慢和盛氣凌人。
其次，當眾發言時要注意自己的多重身份，針對不同環境，選擇相應的表達方式，使表達與自身思想情感表達相符合。
常言說，“言為心聲”，魯迅先生也說：“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裡出來的都是血。”一個人用什麼身份說話，很容易反映他的思想境界，處世的方式和待人接物的態度。如何把握好交談雙方特定的關係而作語言的修飾調整，以更好地傳情達意，這正是提高說話水平要研究的課題。
再次，話雖是說給聽眾聽的，但話說得好不好，能否為聽眾所接受，還要看發言人是否恰到好處地表達了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一個人的思想性格是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形成的，而一個人的心情則是和他的思想、處境分不開的。這種不同處境下的不同心境，同樣會在人們的表達中自然流露，顯示出說話者的本色身份。
所以，當眾發言時要選擇與處境、心情相協調的說話形式，例如某高校一位姓嚴的古漢語教師，學識淵博，治學嚴謹，教學時嚴格訓練，嚴格要求。一日，當他走進課堂，見黑板上赫然寫著“嚴可畏”三字。該老師不慍不怒，只見他停下來，對學生朗聲說道：“真正可畏的是你們！”學生們一時不知所措。嚴老師接著說：“不是嗎？後生可畏嘛！為了讓你們這些後生真的可畏，超過我們這些老朽，我這嚴老師怎可名不副實呀！”（掌聲笑聲）由“嚴可畏”三字嚴老師準確地捕捉到學生們因嚴格訓練、嚴格要求而生髮的“積怨”與“不滿”，先是冷靜地予以寬容，進而曲解“可畏”二字，並且一語雙關，含蓄幽默地表達出必須“嚴”的道理，以及要繼續“嚴”下去的決心，既寬容有度，又嚴格適中，其說話形式的選擇與處境、心情表達之得體，令人擊節讚歎，真個是“言為心聲，語如其人”。
當眾講話是一種社會現象，它存在於社會之中，服務於社會活動。人們在一定的社會文化中使用語言；社會文化歷史等因素又滲透在語言之中，制約著語言的運用。社會文化背景情境，指社會場合，包括時間、地點、場合、氣氛、事件背景、人事關係等。文化環境，指一個民族在自己的歷史發展中形成的獨特的風格與傳統。講話時要善於運用這種社會大環境，如：
1993年底，香港寶蓮禪寺天壇大佛舉行開光大典。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港督彭定康均應邀作主禮嘉賓。儀式結束後，彭答記者問指責我港澳辦關於香港問題的聲明，“並不是一份有特別吸引力的聖誕禮物”。記者以此請周南發表意見，周南以“佛教的日子”為由不予評論，因為在宗教聖地，參加宗教儀式，雙方展開外交爭論是不合時宜的。無奈記者追問再三，周南順口答道：“誰搞'三違背'定會苦海無邊，罪過罪過！誰搞'三符合'，自是功德無量，善哉！善哉！”末了一句“阿彌陀佛”，引得在場者陣陣掌聲和笑聲。周南此時就恰當地運用了宗教這一社會背景，發言得體，無懈可擊。
又如，解放前夕，陳毅同志在一次報告中說：“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可以預見，解放全中國已經不需要太長的時間了！解放上海，更是指日可待！（台下爆發雷鳴般的掌聲）過不了幾天（用生硬的上海話）阿拉這些土八路可以到上海白相相了！”（台下充滿笑聲）這樣的話在那個社會環境和具體場合顯得十分得體，而且出語幽默，又鼓舞人心。
切情切境，是成功講話的重要條件。前一例是在佛教聖地參加宗教儀式上的對話，周南選用佛家語，應情應景耐人尋味。後一例乃是陳毅元帥對當時報告的場景氛圍的辯證運用，打破風格的表面統一，從而很好地適應了“行將進入上海”這一題旨情境，效果很好。
抗美援朝期間，一位美國記者來華採訪週總理。總理剛好批閱完文件，一支美國派克鋼筆尚放在桌子上。這位記者便藉題發揮：“請問總理閣下，你們堂堂中國人，為什麼要用我們美國生產的鋼筆呢？”總理聽出了他的言外之意，便長笑一聲，回答說：“提起這支筆呀，是一個朝鮮朋友抗美的戰利品作禮物送我的。我無功不受祿，原想謝絕，哪知朋友說，留下做個紀念吧！我於是收下了這支貴國的鋼筆。”記者聽完後，頓顯窘態，說不上話來。在這次談話中，週總理恰當地運用了朝鮮戰爭這一歷史背景，利用弦外之音令問者啞口無言，真讓人佩服得五體投地。
還有一些雖然不屬於大的社會環境，諸如地點、實物，但它們一旦附屬於某種社會力量所能施加影響的範圍時，它就成了社會環境。例如在國家級的外交談判中，地點的選擇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通常的處理方法是在談判雙方的領土上輪換舉行，或者選擇第三國作為談判地點。為什麼這個問題會成為一個重要而敏感的問題？人們都有這樣的體會，在朋友家裡說話，總有一種客人心態，說話也總是顯得拘謹一些，可在自己家裡接待朋友，就無拘無束了。這種主人心態，就自然形成了一種優勢，人們把它叫做“居家優勢”。
以上是小地點形成社會大環境，有時地點的改變也可形成不同的小環境，從而有利於解決不同的問題，發表有針對性的講話，例如：
有些領導者發現問題，往往請下屬到自己辦公室談話。辦公室是上級辦公的地方，下屬來到這裡，很容易聯想到上下級關係，於是便產生了一種“必須服從”的心態。這樣，本來是對等的談話，因為地點這一特殊社會環境的參與，就有利於一方，使對等的雙方，變成主動與被動的兩方。主動一方便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勢頭（當然這只是一種心理差異，絕不是“以勢壓人”）。以此類推，如果顧客與營業員發生糾紛，經理應巧妙地把顧客誘導進自己勢力所能影響的範圍——經理辦公室。這樣既可以避免事態的擴大，也可以使這位顧客與圍觀者隔絕，避免接受人群中一些不良反應而進一步增強不滿情緒。所以，經理室實際上成了一個有利於處理問題的小社會環境。反之，如果為了加強聯絡，增進信任和友誼，領導人員則應走出“領導效應區”，到職工宿舍、食堂、俱樂部等地區去，便於放開話題，無拘無束。這類非語言因素，有時正像看不見的磁場，有著極其強大的特殊效應。
可見利用合適的社會背景發表講話，可明顯提高說話效果，這就要求我們要有敏銳的思維和具有穿透力的眼光，去洞悉社會大背景，並擅於利用眼前的實物、身處的地點營造有利於自己當眾講話的環境。
當眾講話時也要注意對何時何地等自然情景的運用。自然情景語境則專指交際的時間、地點、場合。何時，小言之是指年月，大言之是指時代；何地，小言之是指大庭廣眾、居家密室，大言之是指城鎮、鄉村、野外；具體場景則指由一定的時空因素，以及交際情景有機組合而成的言語交際場合。例如，人家辦喜事，你便不能談令人喪氣的話題；人家悲痛時，應忌談逗樂的話題。大庭廣眾中演講、報告，應談與主題有關的話，不可玩世不恭了草應付；散步聊天，則具有隨意性，離題或許更有離題的樂趣。
善於利用自然環境來增強說話效果，有時可以藉用季候景物，誘發說聽雙方的共鳴。如郭沫若在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上的發言，就是運用這一方法結尾的：“春分已經過去，清明即將到來。'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這是革命的春天，這是人民的春天，這是科學的春天，讓我們展開雙臂，熱烈地擁抱這個春天吧！”當時郭老臥病難起，作此書面發言。這個發言一經宣讀完，會場上就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通過實況轉播，又在整個科學界引起了熱烈的反響。
郭老在這裡運用“春天”這一季節環境畫龍點睛，效果顯著。
當眾講話總是在一定的時間、空間進行的，如時令、地理環境、自然景物往往因人的主觀感受之不同而附上不同的情緒色彩。若能結合自然情景來組織話語，往往會收到出奇不意的效果。如李瑞環同志在天津工作期間，適逢國家足球甲級聯賽在天津舉行，天津隊參賽前正趕上下雨。李瑞環鼓勵隊員們說：“下雨了，你們要混水摸'魚'，要快傳多射，千萬別拖泥帶水。”這裡巧借場上下雨這一自然情境因素，或仿擬，或雙關，話語風趣幽默，很好地發揮了鼓舞士氣的作用。
當眾講話必須注意言語行為的特定場合。不同的交際場合，有不同的言語表達，不可將言語表達的基本原則變成僵死的程式。說話要注意場合。不看場合，隨心所欲，信口開河，想到什麼說什麼，這是“不會說話”人的一種拙劣表現。人，總是在一定時間、一定地點、一定條件下生活講話，在不同場合，面對著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從不同的目的出發，就應該說不同的話，用不同的方式說話，這樣才能收到理想的講話效果。
有這樣一個反例：一位早年畢業於某高等院校中文系、勤勤懇懇工作了幾十年的老教師退休了，為此，學校為他和另一位曾多次榮獲過“先進”的退休老同志一併舉行了一個歡送會。與會同志和領導對他們的工作和為人進行了熱情洋溢而又非常得體的肯定和讚揚，相比之下，對那位曾多次榮獲過“先進”的老同志的美譽則尤多。當輪到兩位受歡迎的退休老同志致答謝辭的時候，他們對大家的讚譽作了深情的感謝。一時間，會場裡充滿了一種令人動情的溫馨氣氛。作為答謝，話本該說到這里為止；然而，那位老教師卻並未就此打住，卻由人們對另一位“先進”的讚揚中引發了感觸，並作了頗為欠妥的聯想和發揮：“說到先進，很遺憾，我從來也沒有得過一次……”話猶未竟，坐在他對面的、平日與他相處得不很融洽的一位青年教師突然搶了話頭：“不，那是我們不好，不是你不配當先進，是怪我們沒有提你的名。”話語中帶著一種不肯饒人而又讓人難堪的“刺”，冷不防，老教師的眼角眉梢被“刺”出了一股感傷的表情，一時間會場中出現了一種怏怏不悅的尷尬氣氛。一位領導見勢不對，馬上接過話茬，想把氣氛緩和一下。照理說，這時，他應避開“先進”這個敏感的話題，轉而談論其他。然而，他卻反反复复勸慰那位退休老教師，叫他對“先進”的問題不要在意，說沒有評過先進，並不等於不夠先進，先進不僅在名義，更要看事實。如此等等，一席話，等於是把本應避而不談的話題作了重複和引申，使本已尷尬的局面顯得更為尷尬。
而在這一點上，大將軍王震同志顯然就做得很好。
有篇報告文學記載了王震同志幫助詩人艾青的感人故事，其間王震與艾青的幾次談話，很可說明特定的交際場合需要有特定的話語形式來表達。 1957年後期，王震找到被錯劃為右派的艾青，一見面就說：“老艾，我又愛你又恨你！你是不反對社會主義的，你是擁護真理的嘛！離開文藝界，你到我們那裡去吧！”艾青到了王震兵團所在的密山安定下來後，王震誠懇而嚴肅地對艾青說：“老艾呀，你要是搞不好，我是要罵你的。等我死了你再寫文章罵我！”這些都是在背地裡談的話。在大庭廣眾之中說法又不一樣了。艾青剛到密山，參加向荒原進軍的動員大會，王震站在卡車上對大家說：“有個大詩人，艾青，你們知道不知道？他也來了，他是我的朋友。他要歌頌你們，歡迎不歡迎呀？”還有一次，艾青不在身邊時，王震對農場領導說：“政治上要幫助老艾，趕快讓他摘掉帽子，回到黨內來。要讓他接近群眾，了解戰士。”前兩次講話，均為個別交談的場合，王震的話語既有信任，亦有批評，既有鼓勵，也有嚴格要求，也不乏朋友間的坦誠直率。後兩例，交際場合為當事人不在場或大庭廣眾中。話語更多熱情、愛護與幫助，這對當時的艾青來說，真可謂久旱逢甘霖，使他一直半吊著的心安穩了，他覺得自己“開始了生命的新旅程”。沒有老將軍這些恰如其分的講話，或許就不會有艾青的新生，可見根據場合講話是多麼的重要。
在特定場合講話可利用以下幾種技巧和原則，以達到理想的當眾講話的效果。
多角度某些場合的變化是出人意料的。如果應對不好，會使自己陷於某種困境。這就要求說話者必須善於變換切入角度，靈活地應對和駕馭各種局面和場合。
裡根就任美國總統後，第一次出訪加拿大，時值加拿大正舉行反美示威遊行。一次，裡根總統的演說為反美示威遊行的人群打斷。只見裡根總統面帶笑容對陪同的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說：“這種事情在美國時有發生，我想這些人一定是特意從美國來到貴國的，他們是想使我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雙眉緊鎖的特魯多眉開眼笑了。裡根自己高超的說話水平，故作曲解、否解，解脫了主人的窘迫，又體現了一位大國總統的胸襟與氣度。
利用歧義。利用特定場合，造成情境歧義。例如，魯迅在廈門大學任教期間，校方曾召開一次專門會議，無理削減一半經費，遭到了與會人員的反對。校長林文慶不但不予理睬，反而陰陽怪氣地說：“關於這件事，不能聽你們的。學校的經費是有錢人付出來的，只有有錢人，才有發言權！”他剛說完，魯迅立即從口袋裡摸出兩個銀幣，“叭”的一聲“拍”到桌子上，鏗鏘有力地說：“我有錢，我有發言權！”致使林文慶措手不及，狼狽不堪。魯迅講的“有錢”和林文慶說的“有錢”是兩個概念，二者所包含的語意相差甚遠，魯迅正是巧妙地利用交際環境造成的歧義，給林文慶當頭棒喝，壓下了他的氣焰，打亂了他的陣腳，實現了當眾講話的特定目的。
正話反說。利用情境的參與，正話反說，擺脫不利的話語交際環境。例如，蕭何以謀反罪誅殺韓信後，又召集群臣，設下油鍋，要韓信的謀士蒯通當眾供認和韓信謀反的罪行。在這種特殊環境的製約下，蒯通無法直陳其詞，便用正意反說的方式先數了韓信的“十罪”，接著又列舉了韓信的“三愚”：“韓信收燕、趙，破三秦，有精兵四十萬，恁時不反，如今乃反，是一愚也。漢王駕出成皋，韓信在修武，統大將二百餘員，雄兵八十萬，恁時不反，如今乃反，是二愚也。韓信九里山前大會戰，兵權百萬，皆歸掌握，恁時不反，如今乃反，是三愚也。韓信負著十罪，又有此三愚，豈不自取其禍！”蒯通明為數說韓信的罪狀和愚蠢，實為韓信鳴冤叫屈，致使滿朝文武為之動容，贏得了群臣的同情，迫使蕭何難以下手烹殺。
言此意彼。利用情境的微妙關係，言此意彼，使雙方心領神會，從而實現交際目的。二戰期間，英國首相丘吉爾到華盛頓會見美國總統羅斯福，要求美國共同抗擊德國法西斯，並給予物質援助。丘吉爾受到熱情接待，被安排住進白宮。一天早晨，丘吉爾正躺在浴盆裡抽著他最愛抽的特大號雪茄。突然，美國總統羅斯福推門進來，丘吉爾大腹便便，肚子露出水面，這兩個世界大國的領導人在此刻會面，確實非常尷尬。而丘吉爾扔掉煙頭，利用這種特殊的情境以幽默的口吻說：“總統先生，我這個英國首相在您面前可真沒有一點隱瞞。”說完，兩人哈哈大笑。丘吉爾正是用言此意彼的手法，既解除了當時的窘態，又藉此向羅斯福袒露聯合抗擊德國法西斯的誠意，增進了會談時雙方的相互了解與信任，促進了這次談判的成功。
大量事實證明，說話的魅力並不在於語言的華麗、講話的流暢，而在於你是否傾注了感情，表達了真誠！最能推銷產品的人並不一定是口惹懸河的人，而是善於表達真誠的人。當你用得體的話語表達出真誠時，你就贏得了對方的信任，建立起人際之間的信賴關係，對方也就可能由信賴你這個人而喜歡你說的話，進而喜歡你的產品了。
當眾講話也是同樣道理。背得很熟，講得最順暢的演講也不是最好的演講。滔滔不絕、一瀉千里的演講雖然流暢優美，但是如果缺少誠意，那就失去了吸引力，如同一束沒有生命力的絹花，很美麗但不鮮活動人，缺少魅力。因此，發言者首先應想到的是如何把你的真誠注入講話之中，如何把自己的心意傳遞給對方。只有當聽者感受到你的誠意時，他才會打開心門，接收你講的內容，彼此之間才能實現溝通和共鳴。
正如白居易所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說話時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人是感情動物，語言所負載的信息，除了理性信息外，還有感情信息。這種感情信息，內涵十分豐富。其功能不僅要訴諸人的理智，而且更要打動人的情感。
大詩人白居易說得好：“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這裡的推心置腹就是指話語真誠。所謂真，是指不矯揉造作，不言辭虛浮，能夠保持說話人的自我本色。所謂誠，就是真心真意、不掩蓋、真情流露。
林肯和美國上議院議員道格拉斯是競選中的對手。他們曾在伊里諾斯州進行過一場轟動美國的著名辯論。在這場辯論中，林肯不僅取得了勝利，而且獲得了譽滿全美的“誠懇的亞伯”的稱號，道格拉斯卻被聽眾戲稱為“小偉人”。道格拉斯是個闊佬，他為了推銷自己，特地租用漂亮的專列，車後安放一尊大砲，每到一站就鳴30響，配以樂隊的喧鬧，聲勢之大，為歷史之最。並口出狂言：“要讓林肯這個鄉下佬聞聞貴族的氣味。”林肯則買票乘車，每到一站就登上朋友們為他預先準備好的馬拉車。面對道格拉斯的強大挑戰，他以退為進，沉著應戰。在一次演講中，他說道：“有人問我有多少財產？我有一個妻子，三個兒子，都是無價之寶。此外，還租有一個辦公室，室內有辦公桌子一張、椅子三把，牆角還有一個大書架，架上的書值得每個人一讀。我本人既窮又瘦，臉蛋很長，不會發福。我實在沒有什麼可依靠的，惟一可依靠的就是你們。”林肯之真誠首先在不講排場，與選民心距拉近；內容上，貼近常人之心；誰個沒有妻室兒女？他卻稱他們是無價之寶。這是情感認同；租用的辦公室，家具少，書架大，投合選民們理想中的總統形象：廉潔，勤奮，富有學識。這樣的自我介紹，不無幽默，這是形象的心理認同。最後，不把自己當作選民的救星，而把選民當作自己惟一的依靠，予以得體恭維，從而獲得心理的親近認同，通過這些推心置腹的講話，獲得選民的普遍認同，從而一舉獲勝。
此外，還要注意的是要在話語交際過程中，使對方感受到情感的真實，說話人的話語一定要受到發自內心的充沛的情感支配。作家王潛先生論所謂“零度風格”時告誡我們：“說話人裝著對自己所說的話毫無情感，把自己隱藏在幕後，也不理睬聽眾是誰，不偏不倚，不痛不癢地背誦一些冷冰冰的條條兒，玩弄一些抽象概念，或是羅列一些乾巴巴的事實，沒有一絲絲的人情味，這只能是掠過空中的一種不明來歷去向的聲響，所謂'耳邊風'，怎能叫人發生興趣，感動人，說服人呢？”有人說得好：“只有被感情支配的人最能使人相信他的情感是真實的，因為人們都具有同樣的天然傾向，惟有最真實的生氣或憂愁的人，才能激起人們的憤怒和憂鬱。”
正當希臘面臨馬其頓王國的入侵，而有遭受亡國和失去自由的危機的時候，希臘著名演說家德摩斯梯尼曾經作過一次著名的演說，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詞語都充滿著發自內心的極為豐富的愛國主義情感。他熱情洋溢地說：“即使所有民族同意忍受奴役，就在那個時候，我們也應當為自由而戰鬥。”從這洋溢著愛國熱情的詞句中，人們看到了一顆真摯的拳拳之心，因而他的演講激勵了無數的希臘人從聆聽演說的廣場直接奔赴戰場，連向家人作一聲道別也認為耗費了時光。他的敵人，馬其頓的國王腓力見到這篇演說詞，也不由感慨地說：“如果我自己聽過德摩斯梯尼的演說，連我也要投票贊成他當我的反對者領袖。”“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能讓對手擊節讚歎，這其中蘊含了多麼真摯、奔湧的情感，這炙熱的愛國主義情感從心底的火山噴發，從而產生了驚天動地的力量！
當眾講話主要是通過聲音傳情達意。當眾講話時，人們在表意的同時，也把語調的高低、語速的快慢、語音的輕重、音量的大小、語氣的徐疾等直接展現在聽者面前。因而，以聲音傳遞情感，往往直接而逼真，可感性很強。因為人的喜怒哀樂，一切騷擾不寧、起伏不定的情緒，連最微妙的波動、最隱蔽的心情，都能由聲音直接表達出來，而表達的有力、細緻、正確，都無與倫比。據說意大利一著名演員在台上用悲切的語調“朗誦”阿拉伯數字，台下聽眾居然會潸然淚下。這裡聽眾在欣賞時受感染的乃是聲音的抑揚頓挫、豐富多彩。著名的具有高超說話水平的口才大師丘吉爾在他的一篇口才學論文中，曾把“節奏”列為口才之道的四大要素之首。丘吉爾自己是深諳個中三昧的。有聲語言的情感性，既有內在的思想感情色彩分量，又有外在的高低、強弱、快慢、虛實的聲浪形式。綜合這兩方面，就是平常人們所說的語調、語氣、口吻。交談中，交談者往往通過聲音的強弱、呼吸的急緩、音調的高低、節奏的快慢，甚至調動喉音的仿聲等造成各種氛圍，或慷慨激昂，或激情振奮，或悲痛深沉，或壓抑窒息……從而將以聲傳情作為提高說話水平的重要手段。
勢態語是一種借助手勢、表情、體態、動作來達意傳情的特殊語言。它要藉助非有聲語言傳遞信息、表達情感，是參與交際活動的一種不出聲的輔助語言。人們運用它可以彌補有聲語言之不足。早在孔子時代，對勢態語便有了論述。如孔子說：“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勢態語不僅輔助有聲語言表情達意，還能體現人的氣質風度，顯示一個人風姿美的魅力。如某人演講的結束語說：“讓我們張開雙臂，擁抱明天，擁抱未來！”說話時張開雙臂，目視前方，顯得生動、形象。既是一種情緒的自然流露，又具某種象徵意味，極富感染力。靜態體語，如眼神，與有聲語言具有一種同步效應。人的喜怒哀樂，都能從眼神中顯露出來，正可謂：“眼睛是心靈的窗戶”，“一身精神，具乎兩眼”。當眾講話時，恰當地運用靜態語和勢態語，二者有機結合，定能形像地傳情達意。
感情的表達必須看清對象，顧及場合，把握特定場合交際雙方的特定關係，否則，其後果將是十分嚴重的。這也說明，貫徹話貴情真的原則，必須同時貫徹話由旨遣、話因人異和話隨境遷三項原則，說明口才施展的這4項原則是互相聯繫、互相制約的完整體系。
有的說話帶有明顯的目的性，如說服、勸解、撫慰、交心、解釋等等。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以情理服人，做到入情入理，這樣的交談才會有效。古人講，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在人際交往中，人們彼此的情感是相互作用與相互影響的，只有情相通，心相近，所說話才能在對方的心靈上產生共鳴，發揮作用。因此要向對方說理，必須先了解對方的心理與情感需求，站在對方的角度考慮，思想感情上接近、溝通，產生“自己人”效應，說理才能奏效。
當然，以情說理，重要的是找准對方情感上的“突破口”。先前縱橫家的鼻祖鬼穀子曾經說過：“仁人輕貨（財物），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拒危；智者達（知曉）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之以道理，可使立功。”就是說要抓住對方心理與情感上最易打動之處，將“情理”和對方的個性、處境、心思等因素緊密相連，申明利害，滿足其最高情感價值需求，使之心動。而且在說理過程中，還要善於適應對方情緒思路的變化，因勢利導。如順著對象具有的種種疑慮，層層排除；順著其合理的見解，適時讚許；根據其兩難的處境謀劃協助之；根據他憎惡的地方獻策對付之。這種揣摩情意的說理方法通常能夠取得很好的效果。
將以情服人與以理服人結合起來，做到春風化雨，潤物無聲。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才能在與人交流的時候達到目的。
富蘭克林曾經提醒我們：“當發怒和魯莽開步前進的時候，悔恨也正踩著兩者的足跡接踵而來。”
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勃然大怒，只不過是宣洩自己的不滿情緒而已，絕不會幫助自己解決問題，或是走出困境。
某企業的一個市場調查科長，因為提供了錯誤的市場信息而造成了企業的重大損失。犯了這樣嚴重的錯誤，毫無疑問，企業總經理可以不問理由地對他進行斥責，甚至撤職。
但是，這位怒上心頭的總經理還是忍了忍，他想得先了解一下：到底是這位科長本身不稱職而聽信了錯誤信息呢，還是由於不可預料的原因導致的？
於是，這位經理壓下了心中的怒火，只是心平氣和地把科長叫來，叫他把判斷失誤的原因寫一個報告交上來。
事情就這樣拖了一段時間，幾個月之後，這家公司因為這位市場調查科長提供的信息極為準確而飽賺了一筆。
於是，總經理又叫人把那個科長請來，說：“你上次的報告我看了，你們的工作做得不太細緻，有一定責任，但主要是不可預測的意外原因造成的，因此公司決定免除對你的處罰，你也就不要把它再放在心上，只要以後記取教訓就行了。這一次，你做得不錯，為公司提供了重要信息，我們仍然一樣地表揚你。”
說完之後，總經理隨即從辦公桌裡拿出一個紅包遞給他，這個科長接過來時，不禁眼眶泛紅。
因此，千萬要切記，在開口批評人之前，一定要了解事實，在心裡問一下自己：“我不會搞錯嗎？”
否則，亂指責人，不僅落了個亂罵人的壞名聲，事後還得向下屬賠禮道歉。
然而，就算是你能放下架子，坦率地向下屬說：“對不起，是我弄錯了。”下屬所受的傷害和內心對你的憎惡，卻很難一下子就冰釋。
如果你了解這個錯誤確實是下屬犯的，也還要進一步調查和思考：這個下屬該承擔多大的責任？錯誤的原因是不可避免的，是一時的疏忽，還是責任心不強，甚至是明知故犯？
因此，你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口，要牢記一句話：“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見到問題時，先別忙著發怒和批評人，而是去了解情況。
這樣一來，主動權就操縱在你的手裡，你想在什麼時候、採取什麼方式對他進行批評，完全由你決定。
在我們的周圍，有些人喜歡抬槓，只要和別人一搭上話就針鋒相對，無論別人說什麼，他總要加以反駁，其實他自己一點主見也沒有。不過當你說“是”時，他一定要說“否”，到你說“否”的時候，他又說“是”了。這是一種極壞的習慣，事事要佔上風，處處自以為是。生活中，如果你不幸成了那樣的人，那請認真地聽從別人的告誡。
即使你真的比別人見識多，也不應該以這種態度去和別人說話。這種不良習慣使你自絕於朋友和同事，沒有人願意給你提意見或建議，更不敢向你提一點忠告。你或許本來是一個很好的人，但不幸染上了這種習慣，朋友、同事們都遠你而去了。惟一改善的方法是養成尊重別人的習慣。首先你要明白，在日常談論當中，你的意見未必是正確的，而別人的意見也未必就是錯的。把雙方的意見綜合起來，你至多有一半是對的。那麼，你為什麼每次都要反駁別人呢？
大概有這種壞習慣的人當中，聰明者居多，或者是些自作聰明的人，也許他太熱心，想從自己的思想中提出更高超的見解，他以為這樣可以使人敬佩自己，但事實上完全錯了。一些平凡的事情，是沒有必要費心進行高深的研究的。至少我們平常談話的目的，是消遣多於研究吧，既然不是在研究討論問題，又何必在一些瑣碎的事情上固執己見呢。另外有一點應該注意，那就是在輕鬆的談話中不可太認真了。
別人和你談話，他根本沒有準備請你說教，大家說說笑笑罷了。你若要硬作聰明，拿出更高超的見解即使確是高超的見解，對方也決不會樂意接受的。因此，你不可以隨時顯出像要教訓別人的神氣。
當你的同事向你提出建議時，你若不能立刻表示贊同，但起碼表示可以考慮，不可馬上反駁。假如你的朋友和你聊天，那你更應注意，太多的執拗能把有趣的生活變得枯燥乏味。
如果別人真的犯了錯誤，而又不肯接受批評或勸告，你也不要急於求成，不妨往後退一步，把時間延長一些，隔幾天再談，否則，大家固執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傷害了感情。因此，在社交中，隨時考慮別人的意見，不要做一個固執的人，惟有這樣才能獲得人們的讚賞和喜愛。
大量事實說明，人們談話時都有一個目的：想知道別人對某件事的看法是否和自己相同，並進一步希望別人對某件事情和自己能有相同的看法。如果別人的看法與自己的看法略有不同或大不相同，便會感到極不舒服，甚至立即不高興起來，這是人很正常的一種情緒反應，當然這也是一種很不利於人際交往的現象。因此人們在日常交往中更應該注意的是學會控制自己的情緒，切莫自以為是，即使在別人不同意你對某事的看法時，也應該顯得對此很有興趣。
所以，當你聽到別人的意見和你一樣時，你要立刻表示贊同。不要以為這樣做會被人認為你是隨聲附和，因而就不吭聲了。不吭聲，雖然不會被人誤解為隨聲附和，卻也容易使人認為你並不同意。
同樣，當你聽到別人的意見和你不一致時，你也要立刻表示你什麼地方不同意、為什麼不同意。不要以為這樣做會傷害彼此的感情而不吭聲。
我們在和別人交談的時候還應當注意到每個人身上也都有幾片“逆鱗”存在，惟有小心觀察，不觸及對方的“逆鱗”，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痛處”，才能保持圓融的人際關係。
英國作家托馬斯·富勒曾經寫道：“失足引起的傷痛很快就可以恢復，然而，失言所導致的嚴重後果，卻可能使你終身遺憾。”
一個人若想和上司、同事間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一定要記住：保持適當距離，做事公私分明，尤其要注意，言談之間不要說到別人的痛處。
被擊中痛處，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件不愉快的事。不管在什麼情況下，不去碰觸別人的痛處，不但是待人處事應有的禮儀，更是在都市叢林中左右逢源的關鍵。
有修養的人即使在盛怒之下，也不會擴散憤怒的波紋；但是涵養不夠的人，被激怒了，往往就會面露兇貌，口出惡言，甚至隨手拿起手邊的東西往地上摔。
某些人暴跳如雷的時候，還會口不擇言，用侮辱性的語言攻擊別人最敏感的隱私，這是相當不明智的行為。
一旦你攻擊他人的痛處，修養好的人雖不至於當場發作，與你破口對罵，但心中的疙瘩和怨恨往往難以抹平，如果不幸他是你的上司或客戶的話，你就會變成被“封殺”的對象。
在公司裡，“封殺”意味著調職、冷凍、開除。如果你是公司負責人，“封殺”就代表對方拒絕繼續與你往來，或是“凍結彼此的關係”。
中國古代有所謂“逆鱗”的說法，強調即使面對溫馴的蛟龍，也不可掉以輕心。
傳說中，龍的咽喉下方約一尺的部位，長著幾片“逆鱗”，全身只有這個部位是逆向生長的，萬一不小心觸摸到這些逆鱗，必定會被暴怒的龍吞噬。
至於其他部位，不論你如何撫摸或敲打都沒關係，只有這幾片逆鱗，無論如何也觸摸不得，即使輕輕摸一下也犯了大忌。
其實，每個人身上也都有幾片“逆鱗”存在，即使是人格高尚偉大的人也不例外。惟有小心觀察，不觸及對方的“逆鱗”，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痛處”，才能保持圓融的人際關係。
世事知識指的是社會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常識、經驗、教訓、風土、人情、習俗、掌故等等。這種知識是一種客觀存在，一般勿需潛心去學；只要不脫離社會生活，在實踐中都會逐步體會、感悟得到。人們要想豐富自己的語言修養，實現當眾講話的溝通目的，必須具備這類知識。曹雪芹就認為：“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一個不諳世事的人，所發言辭要么造成笑話，要么釀成苦酒。
1974年美國康寧公司將一件製作精巧的蝸牛工藝品贈送給中國政府。當時中國正在搞“批林批孔”，江青臆斷這是對中國的侮辱，旨在譏諷中國像蝸牛一樣龜縮、爬行。周恩來指示外交部，急電中國駐美聯絡處調查。時任聯絡處對內參贊，又從小在美國長大的冀朝鑄說：“不用調查，蝸牛象徵有耐心，這是表示祝福的意思。”聯絡處將冀朝鑄這權威性的世事知識報回國內，江青這才悻悻地收斂起發難的嘴臉。這事既說明冀朝鑄熟諳世事，也成為江清不懂世事的笑柄。
世事知識是在社會實踐中獲得的，但有時對某些世事知識，人們卻沒有實踐的機會或可能。比如你從甲地到乙地，對甲地的世事知識，你可能具備，而對乙地的，你可能就不具備了。但你卻不能沒有言辭的表達。怎麼辦呢？這就得學、得問。孔子有言：“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我國歷來也有“入鄉隨俗”之說，到哪個地方，就要了解哪個地方的世事。這樣才能產生良好的交際效果。照搬甲地的世事或不顧乙地的世事，都會自討苦吃。
清洋務大臣李鴻章一次出訪美國，在一家飯店宴請美方人士。開席前，他按中國世事講了一番客套話：“這裡條件差，沒有什麼可口的東西招待各位，粗茶淡飯，謹表寸心。”不想飯店老闆卻火冒三丈，認為李鴻章詆毀了飯店的聲譽，非要其公開賠禮道歉不可。這些話在中國本無可厚非，但不同地域有不同世事知識，所謂入鄉隨俗，一定要尊重當地人的風俗習慣，不可想當然，信口開河。
文化是指大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製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諸如天文、地理、歷史、文學、藝術、哲學、經濟、法律等等。這些知識往往以成語、典故、佳作、名言、警句為載體。最能陶冶情操、提高修養、開拓視野，從而使表達者的言辭更具感染力、說服力、吸引力。這種知識不能從實踐中獲得，需要孜孜不倦地學習。在人生路上，不斷積累學習，當眾講話時便會充滿活力，如滔滔江水連綿不斷。 “問佢哪得清如許，惟有源頭活水來。”
1997年2月28日，江澤民主席與全國政協港澳小組座談時說：“大家知道我最近的工作很緊張，我就把莫扎特的音樂片子拿出來，放一下音樂，聽他的舞曲；還有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我看了一本書，說他的第23鋼琴協奏曲跟我們中國唐朝詩人杜牧的'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意境相近。因為我不懂音樂，我就把他的第23鋼琴協奏曲拿出來聽，看它和'青山隱隱水迢迢'有沒有點關係。果然，音樂跟詩詞、文藝還是相通的。我的一個切身體會就是：活到老，學到老。”
江澤民的談話，既是他豐厚文化知識的體現，又啟迪每一個人：要不斷地學習，隨時引入自己言辭的“活水”。
長期擔任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英語翻譯的冀朝鑄，從小到美國，缺少對中國文化的詳細了解。周恩來對他說：“你是當翻譯的，中國歷史一定要熟悉。要多讀歷史書籍，才能當好翻譯……你有時常做毛主席的翻譯，毛主席最喜歡引用歷史典故、古代詩詞，如果你不懂歷史，不讀詩詞，就沒法做好自己的工作。”為此，周恩來給冀朝鑄開了一張長長的書單要他去讀。經過幾年鍥而不捨的學習，冀朝鑄終以博聞強記在外交部聞名，以致有“老夫子”的雅稱。人們每有不解的知識，常說：“去問問冀老夫子。”
在人際交往中，某方面的文化知識不足，就不要輕易涉及這方面的話題，倘若不懂裝懂，口無遮攔往往會留人笑柄。明萬曆五年，內閣首輔張居正為兒子張嗣修能狀元及第，派其弟張居直約見極有可能獲第一的臨川考生湯顯祖，要湯讓出第一名。張居直說：“像才子仙鄉乃產筆名地，故王勃在《滕王閣序》裡寫有'光照臨川之筆'的佳句。湯才子如帶了幾支來京，可否讓老夫一飽眼福？”湯顯祖笑道：“據我所知，王勃所指，乃謝靈運之詩文，因他曾為臨川內史。”一下把張居直鬧了個大紅臉。
所謂“求業有專攻”，人一生精力有限，不能做一個博學家，就要精於本職工作，熟練掌握專業知識。
專業知識的獲得，一是靠學習，二是靠實踐。當今社會是信息社會，知識更新迅疾，一個好的專業人員不關注本領域最新進展，就無法發現自身的知識盲點，既不利於工作進行，更不利於說話水平的提高。
1998年元宵節聯歡晚會，江澤民問坐在身邊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音員方明：“十五大我作的報告，你認為聲音用得怎麼樣？”方明說：“很好，很好。”江澤民隨即轉向在座的人說：“有一次我作報告，一開始用力太大，音調太高，沒有多久，嗓子不行了。方明同志告訴我，演講開始時聲音要平緩、控制住。幹什麼都有學問，有技巧。”江澤民本身就是一位知識豐厚的人，但在演講這一行當上，他仍虛心學習，不斷更新於自己有益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