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農主義，是指在政治經濟學中將土地生產物看成各國收入和財富的唯一來源的思想學說。我認為有必要對重商主義學說進行詳細說明，但對於政治經濟學中的重農主義，則不需要進行太長的說明。因為根據我的了解，還沒有一個國家實際採用重農主義的思想。目前，只有少數法國學者在理論上研究這種學說。這種學說，從來沒有也許以後也不會對世界造成什麼不利影響。不過，在這裡，我還是會稍微勾畫出這種學說的輪廓。
科爾伯特，是路易十四時期一位有名的大臣。他為人正直勤勉，學識淵博，做人精明，在公共賬目審查方面經驗豐富。總的來說，他對於公共收入的收支方面的事務，都處理得有條不紊。不幸的是，這位大臣懷有嚴重的重商主義偏見。他工作勤勞，習慣設置一些監督制裁措施來很好地管理各部門之間的公務，使各部門都在適當範圍內活動。而重商主義的實質就是設立限制和管理，因此，這種學說很符合他的管理方式。於是，就像他管理各部門公務一樣，他採取了相同的方式來管理一個大國的工商業。結果，他限制了個人在平等自由的條件下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權利；他給予一些產業部門特殊的限制，而給予另一些產業部門特殊的權利。和其他歐洲大臣一樣，他更加鼓勵城市產業的發展，而較少鼓勵農村產業的發展；並且經常為了支持城市產業的發展而抑制農村產業的發展。例如，他對穀物出口進行完全禁止，就是為了使城市居民能夠廉價購買食物，從而促進製造業和國外貿易。但是這樣做，卻限制了農村居民將穀物運輸到國外進行交易。以前對於各省間穀物運輸的限制法令，以及各省耕作者的沉重賦稅負擔，加上這項穀物出口限制令，像三座大山一樣阻礙了農業按照自然氣候、土壤條件獲得其應有的發展。全國各地都已些許感覺到了農業的這種不利狀態，因此，也開始多方面地探討發生的原因。而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科爾伯特更多地鼓勵城市產業，而過少地鼓勵農村產業。
有一個成語叫“矯枉過正”，那些將農業視為各國收入財富的唯一來源的法國學者，採取的行為似乎就應了這句成語。和科爾伯特過分重視城市產業相比，這些重農主義學者的學說，就是過多重視農村產業的發展，而過少發展城市產業。
某些階級在任何方面對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都作出了貢獻。重農主義學說便將這些階級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土地所有者階級；第二種是耕作者、農民和農村僱傭勞動者階級，也叫做“生產階級”；第三種是工匠、製造者和商人階級，他們並不被認為是生產階級。
土地所有者階級，將資本花在土地改良、建築物、排水溝、圍牆及其他耕作改良方面，因此他們對年產物的提高做出了一定的貢獻。正是因為這些改良，耕作者才能用相同的資本生產出更多的生產物，並且支付更多的地租。這種增多的地租，可以被認為是地主花費或投資改良所應得的利息或利潤。在重農主義學說中，地主的這種費用稱為土地費用。
耕作者或農民，因為在耕作土地上花費了勞動和費用，因此也對年產物的提高做出了一定貢獻。在重農主義學說中，這種費用分為初始費用和年度費用。初始費用是指在第一年度耕作的大部分期間，或者在土地收穫以前，需要花費的對土地的維持費。農具、耕畜、種子，以及農民的家屬、僱工和牲畜的花費就屬於初始費用。而每年維持種子、農具的磨損，以及農民的僱工、耕畜和作為農業僱工的家屬的生活，所花費的費用就是年度費用。農民的耕作就是依靠這兩種資本。在他支付了地租之後，剩餘的部分土地生產物必須要有以下用途。首先，它應當補償耕作者一定期間內（至少是耕種期間內）的全部初始費用並提供利潤；其次，它應該能夠補償耕作者全部的年度費用並提供利潤。如果耕作者或農民手中不能經常握有這兩種資本並提供一定利潤的話，他和其他職業者就不能夠處於同等的地位。這時，他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不久就會去其他行業謀生而放棄這種職業。可以說，那部分土地剩餘生產物，就相當於維持農民繼續工作所必需的基金。如果地主侵害了它，就必然會減少自己的土地生產物。不久以後，農民不但支付不起沉重的地租，就連適當的地租也負擔不起。在這種學說中，耕作者或農民之所以被稱為生產階級，就是因為耕作者的勞動，在付清了全部土地生產物所需要的所有必要費用之後，還能向地主提供地租。地主的地租，就是將全部土地生產物所必需的所有費用全部付清之後，剩餘下來的純產物。而耕作者或農民的初始費用和年度費用，除了補償自身價值以外，還能生產出這個純產物，因此，在這種學說中，初始費用和年度費用被稱為生產性費用。
在重農主義學說中，地主用來改良土地的土地費用，也被稱為生產性費用。全部的費用及其利潤，將會變成更多的地租返回地主手中。而在地租交給地主之前，教會不得徵收什一稅，國王也不得進行徵稅。因為那樣的話，就會妨礙土地的改良，最終妨礙教會什一稅的增加和國王稅收的增加。在正常的狀態下，這些土地費用除了生產出自身的全部價值外，還能在一段時間以後再生產出地租這種純產物，因此，它也被稱為生產性費用。
重農主義學說，只將地主的土地費用、農民的初始費用及年度費用這三種認為是生產性費用。其他所有費用，即使在其他所有階級人民看來都是最具有生產性的，也不能被認為是生產性的。
比如，人們一般都認為，工匠和製造者的勞動能夠極大地促進土地原生產物的價值。然而，在重農主義學說中，工匠和製造者卻被認為是最不具有生產性的階級。有人說，這是因為他們的勞動，只能償還僱傭資本並提供利潤。僱傭資本是指雇主維持他們生計，以及為他們的原材料、工具和工資支付的費用。而他們的勞動所提供的利潤，是用來維持雇主的資本的。總的來說，雇主負擔了僱傭資本以及維持自身所需的維持費。這些維持費，一般是和他產品價格上所獲得的利潤成比例。如果產品價格不夠補償這些維持費和僱用資本的話，那麼也就顯然不能使雇主收回其投入的全部費用。因此，製造業資本的利潤與土地地租不一樣，它在補償全部費用以後沒有剩餘產物。雖然農民和製造者一樣，資本可以為資本所有者提供利潤，但農民的資本還可以提供一個額外的地租，而製造者的資本卻不能。因此，用來僱用農民或農村僱傭勞動者的費用是生產性費用，因為它除了生產出它本身的價值外，它還可以生產出一個新的價值——地主的地租；而用來僱用並維持工匠、製造業工人的費用，完全不是生產性的費用，因為它只是生產出了它自身的價值，而沒有生產出新的價值。
商業資本和製造業資本一樣，也只是生產了它自身價值，而沒有生產出新的價值，因此也不具有生產性。商業資本的利潤，只是使投資人收回了其在投資期間或者收得報酬之前所墊付的費用而已，也就是對投資費用的一部分補償。
工匠和製造業工人在勞動時，要消耗一定的土地生產物。因此，雖然他們的勞動能夠增加土地原生產物某些特定部分的價值，但是不會增加土地原生產物全年產量的價值。因為，他們對這部分產物的增加，剛好被他們對那部分產物的消費所抵消了。因此，無論什麼時候，他們的勞動都不會增加土地生產物的總價值。舉個例子，製造花邊的人，有時會將價值一便士的亞麻提高到三十鎊來出售。表面上，製造者將一部分原生產物的價值提高了約七千二百倍，但實際上，他並沒有增加原生產物全年產量的價值。因為製造這種花邊大概需要花費他兩年的勞動，他所賣得的那三十鎊，只是補償了他這兩年所花費的生活資料。也就是說，他的勞動所增加的亞麻價值，只是補償了這段時間他自身消費的價值。因此，無論什麼時候，他都沒有增加土地原生產物年產量的總價值。他繼續生產的價值，總是與他繼續消費的那部分原生產物相等。一般來說，只有非常貧苦的人，才會被雇用到這種花費多又不是很重要的製造業來工作。並且我相信，在一般情況下，他們製造出來的製造品價值，並不會大於他們生活資料的價值。然而，對於農民和農村僱傭勞動者來說，情況是不一樣的。他們的勞動不僅可以補償自己的全部消費，以及維持工人、雇主的全部費用，還可以繼續生產出地租的價值。
重農主義學說認為，工匠、製造業工人和商人，只能靠節儉來增加社會的收入和財富，或者說只能靠節省自己的一部分生活資料來增加社會的收入和財富。而他們每年再生產的，也只是這種生活資料。也就是說，如果他們每年不節省一部分，或者說不克制自己一部分的享受的話，他們的勞動就根本不會增加社會的收入和財富。與此相反，農民和農村僱用勞動者，不僅可以享受自己全部的生活資料，還可以增加社會的收入和財富。也就是說，他們的勞動不僅能給自己提供生活資料，還能提供地租這種純產物；而地租的增加，又必然會增加社會的收入和財富。在法國和英國，地主和耕作者佔了全國人口的大多數，因此，那裡的人們依靠辛勤的勞動和積極的消費就能富裕起來。相反，在荷蘭和漢堡，商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佔了全國人口的大多數，因此，那裡的人們只能依靠節儉和克制享受來使自己富裕。由於這種不同的情況和不同的利害關係，不同國家人民的性格也就很不相同。在前一類國家中，人民的性格大部分是寬容、坦誠和友愛的；而在後一類國家中，人民的性格會比較狹隘、自私和卑鄙，甚至厭惡所有的社會性娛樂。
總的來說，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這兩個階級，維持著商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這些非生產階級。前兩個階級不僅會提供後一個階級工作的材料和生活資料，還會提供他們工作時需要消費的穀物和牲畜。可以說，地主和耕作者支付了非生產階級所有工人的工資和所有雇主的利潤。說得嚴格一點，這些工人和雇主其實就是地主和耕作者的“傭人”。他們和家僕的唯一區別是，一個在室外工作，一個在室內工作，但他們都是依靠同一個“主人”來養活的。這些非生產階級的勞動，都是不具有生產性的，土地原生產物的總價值不但不會因為他們的勞動而增加，反而還會有所減少。
但是，這些非生產階級對於前兩個階級來說，也是非常有用的。因為只有有了商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的勞動，地主和耕作者才能用花費較少勞動的產物去交換所需要的外國貨物和本國製造品。如果他們想要親自進口或製造這些貨物或製造品的話，由於不熟練或者不靈活，他們將花費大量的勞動。正是由於非生產階級的存在，耕作者才能不為其他事務分心，專心耕作土地。其結果，就是耕作者能夠生產出更多的產品。而更多的產品，不僅能夠完全收回他們自己的成本，還能夠補償地主維持這些非生產階級的全部費用。從商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的角度來說，雖然他們的勞動本身不具有生產性，卻間接有利於土地生產物的增加。正是由於有了他們的勞動，生產性勞動者才得以專心地耕作土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也就是說，依靠非耕作者的勞動，耕作這項業務變得更加容易且更好了。
因此，任何限製或阻礙商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產業的行為，都是不利於地主和耕作者利益的。只有這些非生產階級越自由，各行業間的競爭越激烈，其他兩個階級才能夠以越低的價格購買自己所需的外國商品和本國製造品。另一方面，壓迫那兩個生產階級，也是不利於這些非生產階級的利益的。這是因為，土地生產物的剩餘物在先維持了耕作者和地主之後，才用來維持和僱用這些非生產階級。這個剩餘量越大，非生產階級的生活條件才會越好。綜上可以看出，使這三個階級達到共同的繁榮，最簡單且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完全的自由和平等。
如前所述，在荷蘭和漢堡那種商業國家，這些非生產階級同樣也是由地主和土地耕作者的勞動來維持的。不過，和其他國家的唯一區別是：在荷蘭和漢堡，大部分地主和耕作者距離商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很遠，也就是說，其實是其他國家的人民，在向這些非生產階級提供工作材料和生活資料。
不過，對其他國家的人民來說，這些商業國家也是非常有用的。當其他各國由於本國政策的某些缺陷，不能在本國找到足夠的商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時，這些商業國家正好為他們解決了這一問題。
因此，任何妨礙或抑制這些商業國產業的行為，例如對商業國的貿易或供給的商品徵收高額關稅，都是不利於那些農業國利益的。高額關稅會提高這些商品的價格，從而減低農業國土地剩餘生產物的真實價值。最後，這種關稅所起到的作用恐怕就只有一個，那就是阻礙了農業國剩餘生產物的增加，從而阻礙了土地的改良和耕作。相反，使這些商業國在貿易上享有最完全的自由，不僅是提高剩餘生產物價值，增加剩餘生產物，並促進國內土地改良和耕作的最佳手段，也是在適當時期彌補國內工匠、製造業工人和商人不足的最佳方案。
在農業國，當土地剩餘生產物經過一段時期的增加後，繼續進行土地的改良和耕作時，其所創造的一部分資本就不能獲得平均利潤率。這部分資本，便會轉而用來僱用工匠和製造業工人。那麼，國內的那些工匠和製造業工人，就能夠在國內獲得工作的材料和生活資料。與商業國同類的工匠和製造業工人相比，就算他們的技術和熟練程度還不夠，他們也同樣能夠製造出價格低廉的製造品。因為在那些商業國，工匠和製造業工人必須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所需的材料和生活資料。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再加上他們缺乏技術和熟練程度，雖然不能和商業國的工匠和製造業工人一樣製造出價格低廉的製造品，但是在國內市場上，他們也許能以同樣低廉的價格出售自己的商品。並且，當他們的技術和熟練程度得到提高之後，他們便能以更低廉的價格出售自己的商品了。這樣一來，這些商業國的工匠和製造業工人就會在那些農業國的市場上遇到競爭者，不久他們也只能低價出售自己的商品，並且不斷地被擠出市場。隨著技術與熟練程度的不斷進步，農業國的這些價格低廉的製造品，將會在適當時期被推廣到更多的國外市場，並且以同樣的方式，慢慢地將這些商業國的許多製造品擠出市場。
同理，農業國的生產物和製造品經過一定時期的增加後，國內農業或製造業上的一部分資本也不能獲得平均利潤率。這部分資本，也會轉而用來投資到國外貿易上，將國內市場上不需要的過剩生產物和製造品運往外國。就像前面所述的，相對於商業國的工匠和製造業工人來說，農業國的工匠和製造業工人的地位更有優勢。同理，相對於商業國商人，農業國商人在本國生產物國外貿易中也更有優勢。這是因為，商業國商人必須到很遠的地方去尋求貨物、原料和食品，然而農業國商人在國內就能找到這些東西。因此，即使農業國商人的航海技術拙劣，他們也能和商業國商人一樣，在外國市場上以同樣低廉的價格出售自己的商品。當航海技術相同時，農業國商人便能以更低的價格在國外市場出售商品了。這樣一來，在國外貿易中，農業國商人不久就能和商業國商人競爭；並且在一段時間以後就能將那些商業國商人擠出市場。
綜上所述，對所有其他國家的工匠、製造業工人和商人給予最完全的貿易自由，是農業國培育本國的工匠、製造業工人和商人的最好方法。這樣做會有兩個有利的結果：一是提高本國國內剩餘土地生產物的價值；二是由於剩餘生產物價值的不斷提高，國家不久就可以擁有一大筆資金，從而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逐漸培養出國家需要的各種工匠、製造業工人和商人。
與之相反，如果農業國用高額關稅或禁令的方式限制外國貿易的話，那麼它自身的利益也一定會在以下兩個方面受到阻礙：一、這種限制會提高所有外國商品和製造品的價格，則與外國商品相交換的本國剩餘土地生產物的真實價值必然會下降；二、這種限制使本國商人、工匠與製造業工人在國內市場佔有壟斷地位，從而使工商業利潤率高於農業利潤率，原來投入農業的部分資本被吸引到工商業去了，或者說是本來要投入農業的那部分資本轉而不投入農業了。因此，這種限制政策對農業的阻礙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降低了土地生產物的真實價值，從而降低了農業利潤率；另一方面是提高了所有其他資本用途的利潤率，從而與有利可圖的商業和製造業相比，農業成為利益較少的行業，於是每個人出於自己利益的考慮，都盡量會把資本和勞動從後一種行業中轉到前一種行業。
有人說，與自由貿易的時候相比，農業國的這種限制政策能夠以較快的速度培養出本國需要的工匠、製造業工人和商人。不過，這種說法還有待證實。即使較快地培養出了這些工匠、製造業工人和商人，也是在時機未到的情況下過早地將其培養出來了。而社會發展的規律告訴我們，過快地培養一種產業，必然會抑制另一種更有價值的產業的發展；如果過快地培養那些只能償還資本和提供利潤的產業，就會抑制那些不僅能補償資本並提供其利潤，還能提供純產物這種作為地主地租的產業的發展；過快地鼓勵完全不生產的勞動，就會抑制生產性勞動的發展。
奎那是重農主義學說最聰明、最淵博的創始者。他用一些數學公式，明確地表示了全部的土地年產物是怎樣在上述三個階級之間進行分配的，以及不生產階級的勞動為什麼只補償它所消費的價值，而不增加社會全部生產物的價值。在他所描述的這些公式中，非常重要的是第一個公式，他將其命名為《經濟表》。他用第一個公式描述了土地生產物在他構想的情況下的分配方式，這些情況包括：最自由且最繁榮的狀態，年生產物能提供最大量的剩餘物的情況，以及在所有年產物中各階級都能獲得其應得部分的情況。另外，他又用了幾個公式，將土地生產物在其構想的情況下的分配方式進行了描述：國家存在各種限制和規章制度的情況，地主階級和不生產階級享有的優惠多於耕作者階級的情況，非生產階級侵占生產階級應得生產物的情況。根據他的學說，如果在最完全自由狀態下所確立的自然分配受到侵害，那麼年生產物的價值總和多少會有所降低，社會收入和財富也會有所減少。隨著自然分配所受侵害的程度，社會財富減少的程度會以較快或較慢的速度不斷加深。這些公式就是將社會財富相應的減少程度描述了出來。重農學說也正是這麼認為的。
有一些有想法的醫生認為，人體要想保持健康狀態，就只能依靠食物和運動這種正確的養生方法，否則人體就會根據違反這種正確方式的程度，遭受相同程度的疾病。奎那就是一個很有想法的醫生，並且他對國家似乎也抱有同樣的觀念，認為只有在完全自由和公平的正確制度下，國家才能繁榮起來。但實際上，人體在不同的養生方法下都能保持良好的狀態，即使是在很不衛生的情況下，人體也能保持健康（從表面上看好像是這樣）。這是因為，人體本身有一種隱藏的免疫力。在很多情況下，這種免疫力可以預防和抵抗不衛生的方法所造成的不良後果。同樣，奎那也許沒有看到國家潛在的力量，那就是每個人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斷努力。在很多情況下，這種力量都能夠預防和抵制不公平的政治經濟政策所帶來的不良後果。雖然這種政治經濟政策會對國家的繁榮富裕有一定的阻礙，但不會完全阻礙國家向前發展的趨勢，更不可能使國家的發展倒退。試想，如果一國沒有完全的自由和正義，就沒有繁榮的可能，那麼世界上的任何國家都不能夠發展了。幸運的是，國家中潛在的自然力量，就如同人體中的免疫力那樣，對於人類的愚蠢和許多不公正的壞影響都有充分的準備，並且能夠抵制人類的懶惰和無節制所造成的不良後果。
總的來說，將工匠、製造業工人和商人當成是完全沒有生產性的階級，這種觀點是重農主義學說的最大錯誤。我可以用以下觀點來證明這種觀點的錯誤。
首先，工匠、製造業工人和商人，每年除生產出他們自己消費的價值外，還是有其他作用的，至少他們的勞動保證了那些僱用和維持他們的資本的持續。這一點是重農主義學說也不可否認的。所以說，把他們當成是完全沒有生產性的階級就是不恰當的。就如我們把那些只生一個兒子來延續香火但沒有增加人口數量的婚姻叫做不生育的婚姻一樣，是不恰當的。當然，除了補償維持和僱用他們的資本以外，農民和農村僱用勞動者每年還生產出了地租這種純產物。的確，相對於商人、製造業工人和工匠的勞動，農民和農村僱傭勞動者的勞動更有生產力。就像生育三個兒女的婚姻，與僅生育兩個兒女的婚姻相比更有生產力一樣。然而，我們不能因為一個階級的生產力很強，就否定其他階級的生產性。
其次，將工匠、製造業工人和商人當做“家僕”，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這種觀點都是不恰當的。這是因為：一是家僕的勞動並不能保證僱用和維持他們的資本的持續；二是維持和僱用家僕的資本是由主人來支付的；三是家僕們工作的性質也不可能補償上述資本。一般來說，他們的工作都是臨時性的，沒有固定在任何可出售的商品上，也不可能從商品的售價中獲得利潤來補償主人支付的工資和維持費。與之相反，工匠、製造業工人和商人的勞動，固定在可出售的商品上，並且可以從商品的售價中獲得利潤。所以，我在討論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那一章時，就把工匠、製造業工人和商人歸入了生產性勞動者的行列，而把家僕歸入了非生產性勞動者的行列。
再次，如果說工匠、製造業工人和商人的勞動，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增加社會的真實收入，那麼這種說法也是不恰當的。就算他們每天、每月、每年所生產的勞動與他們每天、每月、每年所消費的價值相等，我們也不能因此就認為他們的勞動不會增加社會的真實收入或土地和勞動年產物的真實價值。舉一個例子，一個工匠在六個月的時間，完成了價值十鎊的工作，那麼即使他同時消費了價值十鎊的穀物和其他必需品，實際上他還是增加了價值十鎊的土地生產物。這是因為，當他消費十鎊的穀物和其他必需品時，他生產了一個等價的商品，從而使他自己或別人又能夠獲得十鎊。可以說，他在這六個月內消費和生產的價值是二十鎊，而不是十鎊。但是，在表面上看，只存在十鎊的價值。其實，如果十鎊的穀物和其他必需品是由某一士兵或家僕來消費時，那麼六個月後，與上述工匠的情況相比，剩下的年產物價值要少十鎊。因此，表面上看，這個工匠所生產的價值，無論什麼時候都與他所消費的價值相等，但與沒有他生產的情況相比，市場上實際存在的貨物價值更大。
擁護重農主義學說的人經常說，工匠、製造業工人和商人消費的價值，與他們所生產的價值相等。這裡，他們的意思也許是“他們的收入和供他們消費的資本，與他們所生產的價值相等”。其實，說得更簡單一點，這句話的意思是這一階級生產的價值就是他們的收入。於是，我們可以立即想到，如果這一階級從收入中節省一部分的話，那麼社會的真實財富也會因此增加一部分。但重農主義者總是按照上述表達方式，表達出一種批評的意思。就算事實和他們的假設一樣，他們的上述議論也是非常不恰當的。
最後，如果農民和農村僱傭勞動者不知道節儉的話，他們和工匠、製造業工人和商人是一樣的，也不能增加社會的真實收入。在任何社會，人們都只能採取以下兩種方法來促進土地生產物的增長：一是提高社會所實際僱用的有用勞動的生產力；二是增加社會僱用的有用勞動量。
提高有用勞動的生產力，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做：一是提高勞動者的能力；二是改進他勞動時使用的機械。因為，與農民和農村僱傭勞動者的勞動相比，工匠和製造業工人的勞動分工更精密，每個工人所進行的操作更加單一。因此，上述兩種改進方法可以極大地提高工匠和製造業工人的生產力。在這種情況下，相對於耕作者，工匠和製造者階級處於一個更優越的地位。
有用勞動的僱用資本的增加，決定了社會實際僱用的有用勞動量的增加；而收入（資本管理人或資本出借人的收入）的節省又正好能夠促進僱用資本的增加。如果真如上述學說所設想的，商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與地主和耕作者相比，更有節儉的習慣，那麼他們就能夠增加更多的社會有用勞動量，從而增加社會更多的土地和勞動年產物。
最後，如果真如上述學說所設想的，人們勞動所得的生活資料構成了人們的全部收入，那麼在其他所有條件都相同的場合，工商業國的收入比沒有工商業的國家要大得多。從土地現有耕作狀態上比較，有工商業的國家每年從外國進口的生活資料的數量更多。雖然城市居民沒有田地，但他們能夠依靠自己的勞動獲得他人的土地原生產物。通過這種方式，他們不僅獲得了工作原料，還獲得了生活資料。在商業國，城市和鄰近農村的關係就像兩個獨立國家之間的關係一樣。荷蘭就是這樣一個國家，它從其他國家獲得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生活資料。例如，他們從霍爾斯汀和日蘭德運回活牲畜；從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運回穀物。由於少量的製造品總是能交換到大量的原生產物，因此工商業國一般都用少量的本國製造品去交換大量的外國原生產物。這樣一來，工商業國就可以用這些生產物去維持大多數人的生活。與之相反，工商業不發達的國家，就只好花費大量的本國生產物，去交換少量的外國製造品。而這些少量的製造品所能維持的就只有少數人的生活。因此，工商業國家的人民所擁有的生活資料，總是多於其土地現有耕作狀態下所能提供的數量；而沒有工商業的國家的人民，所擁有的生活資料就要少得多。
雖然上述學說有很多缺點，但在政治經濟學這個主題下的眾多學說中，這一學說還可以算得上是最為正確的了。所以，一般來說，所有致力於研究政治經濟學這個重要主題的人，都會非常關注這一學說。雖然這一學說的有些觀點有一些狹隘，例如它將投在土地上的勞動看做是唯一的生產性勞動，但這一學說的很多觀點還是很正確的，例如，該學說認為：國民財富是由社會勞動每年再生產的可消費的產品構成，而不是由不可消費的貨幣構成的；另外，最大限度地促進每年再生產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保證貿易的完全自由。人們似乎都比較喜歡怪異的理論，從而顯示自己能夠理解平常人不能理解的東西，所以這一學說有很多的追隨者。它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它認為製造業勞動不是生產性勞動。這也許是很多人欣賞它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過去的幾年裡，這些追隨者們形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學派。在法國學術界中，他們被稱為經濟學家。他們將很多以前不怎麼被人重視的主題重新拿出來討論，並且促使國家對農業提高一定程度的讚助。可以說，他們對於他們的國家，的確做出了一些貢獻。也是由於他們的學說，法國政府採取了以下幾項措施，減輕或解除了該國農業一直遭受的多種壓迫。例如，將任何人——無論是土地購買者還是所有者——都不得予以侵犯的土地租期，從九年延長到了二十七年；廢除以前國內各省間穀物運輸所受的限制；通過習慣法確認在一般情況下允許穀物的自由出口。這些經濟學家，寫了很多政治經濟學方面的著作，他們不僅論述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而且對國家行政機關的其他各部門也進行了研究。但是，這些著作基本上都抄襲了奎那的理論，所以大部分著作的內容也基本上和奎那的差不多。曾任馬提尼科州長的利維埃，寫有《政治社會的自然與基本製度》一書，他對這一學說的描述，可以說是最明白清楚的了。就像古代的哲學學派對其創立者的崇拜那樣，這個學派對他們的大師們也非常稱頌。該學派的大師們，好像也挺謙虛樸素的呢。例如，有一位勤勉可敬的作者叫彌拉波，他說：“從古到今，世界上有三大發明給政治社會帶來了極大的安定。他們分別是文字的發明、貨幣的發明和《經濟表》的發明。文字的發明，能夠使人類把法律、契約、歷史和發明繼續流傳給下一代；貨幣的發明，使各文明社會之間相互聯結起來了；《經濟表》的發明，則是上述兩項發明的結果，它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大發現，它完善了前兩者的目標，使我們的後代可以從中受益。這些發明和其他裝飾政治社會的很多發明都沒有關係。”
在近代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學政策，似乎都是對製造業和國外貿易的城市產業比較有利，而對農村產業比較不利。在其他國家，其政治經濟學政策則剛好相反，是對農業比較有利，而對製造業和國外貿易比較不利。例如中國，它的政治經濟學政策就非常重視農業。不同於歐洲大部分工匠的處境優於農業勞動者的情況，中國的農業勞動者的處境要優於工匠。中國人似乎都想擁有一定的土地，要么擁有土地的所有權，要么擁有土地的租地權。據說，中國的租借條件很不錯，租地人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然而，中國人對國外貿易不是很重視。當年，俄國大使蘭傑去北京請求與中國通商，北京的官員用一貫的口吻對他說：“你們所進行的貿易就像是乞丐在乞求施捨！”中國人基本沒有用自己的船隻來與其他國家進行國外貿易，日本也只有一兩個允許外國船隻出入的海港。因此，在中國，國外貿易被限制在很窄的範圍內。其實，如果本國船隻或外國船隻可以比較自由地經營國外貿易的話，國外貿易的範圍也會變得很大。
與大部分原生產物相比，製造品一般都佔地小、價值大，因此其從一國運往他國的費用就相對較低。於是，在所有國家，國外貿易主要針對的都是製造品。中國幅員遼闊，並且國內貿易非常有利。然而歐洲的很多國家，情況不同於中國，它們的製造業就非常需要國外貿易的支持。試想，如果沒有廣闊的國外市場，製造業在那些幅員不大且國內市場狹小的國家，以及那些國內交通不方便、生產物不能順暢地運往各地的國家，就不可能得到很好的發展。我們曾經說過，製造業的進一步發展，完全依靠分工的完善，而市場範圍的大小又決定著製造業分工程度的高低。中國由於幅員遼闊、氣候多樣，因此各地都有不同種類的產物，同時各省間大部分的水運交通又極其便利，並且人口數量大、居民的市場需求多。中國的國內市場的面積，幾乎相當於全歐洲各國的市場面積。它廣大的國內市場，就足夠支持國家很大的製造業發展，並且其分工程度很高。如果廣闊的國內市場再加上廣闊的國外市場的話，這種大範圍的國外貿易一定能夠極大地促進中國製造品的增加，從而促進製造業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當中國經營大部分的這種國外貿易時，其結果更為可觀。中國人經過多次的航行之後，就一定會掌握使用和製造外國機械的技術，並且能夠很快地掌握世界各國的技術和產業改良方式。不過，按照目前中國的狀況來看，他們除了模仿鄰國日本以外，幾乎沒有機會模仿其他外國來進一步發展自己。
採取類似於中國的政策的，還有古埃及和印度政府。它們的政策也是對農業比較有利，而對其他行業比較不利。在古埃及和印度，全體人民被分成各個階級或部族，家庭世襲某一特定或某一種類的職業。例如，僧侶的兒子將來必定是僧侶；士兵的兒子將來必定是士兵；農業勞動者的兒子將來必定是農業勞動者；織工的兒子將來必定是織工；縫工的兒子將來必定是縫工等。並且，在這兩個國家中，僧侶階級都是處於最高的地位，士兵的地位其次。而商人和製造者階級的地位要低於農民和農業勞動者階級。
在古埃及和印度，它們的政府對農業的發展都特別重視。例如，古埃及國王為了灌溉各地，在尼羅河上興建了著名的水利工程，其遺跡現在成了很多旅行者所青睞的旅遊觀光地點。同樣，古代印度各王公為灌溉各地，也在恒河和許多河流上興建了水利工程。雖然這些工程沒有前者那麼有名，但也都是非常宏偉的。因此，這兩國都以糧食富饒而聞名於世。雖然那里人口稠密，但在一般的豐收年，他們都有大量剩餘穀物出口到鄰國去。當然，有時它們也有糧食不足的情況。
在古埃及，人們因為迷信而畏懼大海。在印度，教會禁止教徒在水上點火，因而教徒們不得在水上烹調食物。這其實就是變相地禁止教徒進行遠海航行。於是，對於埃及人和印度人來說，要出口剩餘生產物就只能依靠外國航業。自然地，這種依賴就會限制市場的擴大，從而不利於剩餘生產物的增長。並且，由於製造品所需要的市場比土地生產物需要的市場要大得多，因此這種依賴對製造品的不利程度，要比對原生產物的不利程度大得多。例如，一個鞋匠一年可以製造出三百多雙鞋，但其家屬一年可能連六雙都穿不壞。因此，他差不多需要五十家人來購買他的商品，否則他就無法將他的全部勞動產物銷售出去。無論哪個大國，就算其工匠的人數很多，但是再多也不會超過全國人口的五十分之一或一百分之一。一些作家計算，在英國和法國，以農業為職業的人數占到了全國居民的二分之一（另一些作家計算的則為三分之一）；但根據我所了解的，沒有一個計算的比例是在五分之一以下。英、法兩國大部分的農產物都在國內消費。按照上述標準計算，只需要一兩家工匠那樣的家庭，至多四家來購買農民的生產物，他就可以將他的全部勞動生產物完全出售出去。因此，與製造業相比，農業在市場狹小的不利情況下更容易維持自己。當然，在古埃及和印度，內地航運的便利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外國市場的狹窄，便利的內地航運給本國各地不同種類的生產物提供了全國性的市場。並且，印度幅員遼闊，國內市場大得足以支持多種製造業的發展。就是因為這樣，印度出口穀物最多的省——孟加拉，非常引人注目。不過它之所以引人注意，不是因為它出口了很多穀物，而是因為它出口了很多製造品。與此相反，古埃及的國家面積小得甚至不如英國，因此狹窄的國內市場根本不足以維持各種製造業的發展。雖然古埃及也出口了一些製造品，例如精麻布和其他幾種貨物，但它還是以穀物的大量出口而聞名。在很長一段時期，它甚至被稱為羅馬帝國的穀倉。
在中國、古埃及和印度，君主的收入幾乎全部來自地稅或地租。這種地稅或地租與歐洲的什一稅一樣，包含了一定比例的土地生產物（據說是五分之一），由實物或貨幣繳納；並且租稅的數額隨著各年穀物豐收程度的不同而不同。由於農業的興衰直接決定了這些國家君主的年收入，因此這些國家的君主都非常關注農業的發展。
在古希臘各共和國和古羅馬，國家的政策也是重視農業發展，而輕視製造業和國外貿易的發展。然而，與上述三國不一樣的是，他們不是直接有意識地鼓勵前者的發展，而是積極地阻礙後者的發展。在古代希臘，有的國家對國外貿易進行完全禁止；有的國家則認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是一種對人的身體和精神都有害的職業，這種職業既不利於人們養成軍事訓練和體育訓練中所要求的習慣，又不利於人們養成忍受戰爭困難和危險的精神。於是，國家不允許自由市民從事經營這種職業，而認為這種職業只適合奴隸來從事。在羅馬和雅典，雖然沒有那樣的禁令，但人們實際上還是被禁止從事類似的職業，也就是目前底層城市居民所從事的各種職業。在雅典和羅馬，這一類職業都由富人的奴隸來經營，而奴隸們又都是站在主人的利益角度來從事這些職業的。由於這些富人既有錢有權，又受到國家的特殊保護，因此貧窮市民的產品幾乎不可能在市場上與這些富人奴隸的產品競爭。但是，自由人卻比奴隸更有創造性，無論是機械還是工作安排和分配方面，它們總是能發明各種節省和減輕勞動的改良方法。然而，當一個奴隸提出類似的改良方法時，他的主人常常會認為這是奴隸企圖犧牲主人的利益、節省自己勞動的懶惰行為。結果就是，奴隸不僅得不到報酬，而且可能因此受到責罵或懲罰。因此，奴隸經營的製造業和自由人經營的製造業相比，在同等的工作任務下常常需要更多的勞動量。也是因為這樣，與自由人經營的產品價格相比，奴隸經營的產品的價格更加昂貴。孟德斯鳩舉過一個例子，說匈牙利的礦山雖然沒有土耳其的礦山那麼富饒，但總是因為開採費用小而獲得了較大的利潤。其實，這是因為土耳其的礦山是由奴隸來負責開采的，對於土耳其人來說，奴隸們的胳膊就是他們使用的機械；而匈牙利礦山是由自由人開采的，他們使用了很多節省和便易勞動的機械。
我們對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的製造品價格知道得不多，但就我們的知識來看，精製製造品基本上是非常昂貴的。比如，絲和金基本上是等量交換的。那時候的絲是從東印度運來的，並不是歐洲製造品。在一定程度上，遠途運輸導致了其價格的高昂。那時，有些貴婦人也經常願意用同樣高的價格購買精緻的麻布。大部分麻布都是歐洲製造品，最遠的是埃及的製造品。因此，產品在這種情況下高價的原因，就是生產麻布所用的機械很笨拙，導致需要花費很多的勞動量。另外，那時的精製呢絨的價格比現在的價格高得多，雖然沒有絲那麼貴。普林尼曾經說，那時按某種方法染的呢絨，一磅值一百迪納里，也就是現在的三鎊六先令八便士；而按另一種方法染的呢絨，一磅值一千迪納里，也就是三十三鎊六先令八便士。這裡要弄清楚的是，羅馬時期的一磅僅僅相當於現在的十二盎司。表面上看，呢絨這樣的高價好像主要是因為染料貴，但事實上，如果呢絨本身的價格沒有現在高的話，也就不會在呢絨上使用這麼昂貴的染料了；否則，附屬物與主物之間的價值就太不均衡了。普林尼還說，一種放在長椅上的毛織枕墊的價格，有的值三萬鎊以上，有的值三十萬鎊以上，真是高得令人難以置信。當時也沒說是因為染料導致這麼高的價格。亞邦斯諾博士說：“古時候一些時髦的男女服裝，沒有現在的樣式多。因此，古代人的服裝一定會比現在便宜。”對於他的觀點的前半部分，我們可以從古代雕像中的服裝樣式極少這一點來證實；至於他的結論，似乎不太恰當。這是因為，服裝樣式少是由於製作服裝花費的勞動很大。其實，只要製造技術和製造業的生產力提高之後，所有服裝花費的勞動都不會很大，衣服的樣式自然也就多起來了。當富人們不能用一件價格昂貴的衣服來顯擺財富時，就只好用各種樣式的服裝來炫耀自己了。
我在前面說過，城鄉之間的貿易，在任何國家的貿易中都是最大且最重要的部分。城市向農村提供一定數量的製成品（可供目前使用），農村又反過來向城市提供土地生產物以滿足他們需要的工作材料和生活資料。二者的貿易，總是表現為一定數量的製造品和一定數量的土地生產物相交換。在任何國家，土地生產物越貴，製造品就相應地越便宜；反過來，製造品的價格越高，土地生產物的價格就會越低，最後就會妨害農業的發展。這是因為，如果一定數量的土地生產物能夠交換的製造品數量越少，就說明它的交換價值越小，那麼地主改良土地、農民耕作土地以促進產量增長的積極性就越小。另外，任何國家採取的減少工匠和製造業工人的措施，都會導致國內市場的縮小，從而也就縮小了土地生產物最重要的市場，最後阻礙了農業的進一步發展。
重農主義學說就是想通過抑制製造業和國外貿易的方式，達到促進農業發展的目的。然而，它所採取的方式是無法實現其目的的，甚至還會阻礙其目的的實現，也就是反而會阻礙農業的發展。因此，與重商主義相比，該學說存在的內在矛盾似乎更大。重商主義重視製造業和國外貿易的發展，但不重視農業的發展。在重商主義學說下，雖然社會上一部分資本會從利益較大的產業流向利益較小的產業，但無論怎麼樣，其結果還是促進了它想要促進的產業的發展，也就是實現了自己的目的。然而，重農主義的學說，最後卻阻礙了它想要促進的產業的發展。
綜上所述，無論哪種學說，只要它採取的措施是特別重視某產業，違反規律地將社會上大部分資本投入這種產業，或者特別限制某產業而違反規律地強迫本來要投入該產業的那部分資本流出，那麼它的結果都是違背其目的的，也就是說無法促進其想要促進的目的。這種情況，與其說會促進社會的發展，還不如說會阻礙社會的發展；與其說會增加土地和勞動的生產物價值，還不如說只會減少其價值。
如果上述特別的獎勵或限制制度全都被廢除了，就可以建立起最簡單明了的自由主義制度。人們只要不違反正義的法律，就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用自己的勞動和資本與任何其他人自由競爭。以前，君主負有監督、指導私人產業使之最有利於社會的義務。這時，君主們的義務也完全解除了。可以說，要很好地履行上述義務，恐怕不是人類的智慧所能做到的，因此，君主們在履行這種義務時經常容易犯錯誤。然而，在完全自由的製度下，君主則只要履行三個應盡的、非常重要的、人們能夠理解的義務。它們分別是：保護國家免遭其他獨立國家的侵犯；設立公正嚴明的司法機構，盡可能地保護社會上每個人，使其免遭任何其他人的侵害；建設並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和公共設施。當然，這些公共設施的建設和維持絕對不是為了任何個人或少數人。這是因為，當由社會全體來經營這種公共事業和設施時，所得的利潤一般能夠補償費用還有剩餘；但是，如果是由個人或少數人來經營這種事業時，獲得的利潤甚至無法補償費用。
君主要適當履行上述三項義務，必然需要花費一定的收入來支付其中的必要費用。因此，我在下一篇將會竭力說明以下幾點：什麼是君主或國家的必要費用，其中哪部分應由全社會的一般納稅來負擔，哪部分應由社會內特殊部分或特殊成員的納稅來負擔；應當由全社會負擔的費用應當用怎樣的方式向全社會徵收，各種方式有什麼樣的利弊；近代各國政府都用一部分收入來抵押借債的理由和原因是什麼，這種債務會對土地和勞動的年生產物造成什麼影響。因為以上三點，下一篇自然也就分為三章來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