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財富的增減不僅決定了勞動工資的增減，也決定了資本利潤的增減。但是，財富狀態對二者產生的影響，卻大不相同。
資本增加提高了勞動工資，同時也降低了雇主的利潤。如果許多富商都在同一行業投入了資本，那麼這一行業的利潤勢必會因為激烈的競爭而降低；這種資本增加如果擴大到社會各行業，那麼所有行業的利潤也都會因為競爭而降低。
我已經說過了，我們不容易確定某一特定地方在某一時間裡的平均勞動工資，只能確定普通勞動工資。可現在，我們甚至連普通資本利潤都很難確定。因為，資本利潤的變動非常大，即使是讓某一特定行業的一個經營者說出他每年的平均利潤有多少，他也未必能夠說得出來。影響利潤的因素，不僅有商品價格的變動，還有競爭者的多寡、顧客的購買慾望、商品在運輸或儲存過程中遭遇意外事故的多少。所以，利潤率是時時刻刻都在變動的，我們很難確定一個大國各行各業的平均利潤，更不可能相當準確地確定以前或現今的資本平均利潤。
我們雖然不可能相當準確地確定以前或現今的利潤，卻可以由貨幣利息而略知其梗概。當使用貨幣能夠獲得較多利潤時，通常可以提高貨幣的利息率；當使用貨幣所獲得的利潤較少時，則可以降低貨幣的利息率。由此，我們可以確信一點：一國市場一般利息率的變動，必然會影響該國資本的一般利潤，使得利潤隨著利息率的升降而同步地升降。所以，我們可以通過利息的變動情況略知利潤的變動情況。
亨利八世在他在位的第三十七年，用法令將一切利息都規定在了百分之十以內。由此可見，以前的利息曾經達到過百分之十以上。其後的愛德華六世，由於熱心宗教，所以禁止了一切利息。不過，據說這種禁令就像其他各種相同性質的禁令一樣，不但沒有減少高利貸的弊害，反而增加了高利貸的弊害。於是，在伊麗莎白女王第十三年的第八條法令中，又重新恢復了亨利八世的法令。
此後，法定利息率一般都是百分之十，直到詹姆士一世第二十一年才降到了百分之八，復辟後不久又減成了百分之六，安妮女王第十二年甚至減為百分之五。這些法律規定的市場利息率，都是在信用良好者藉款之後而不是之前規定的，因而看來極其適當。自安妮女王時代以來，法定利息率是百分之五，似乎要高於市場利息率。在最近的戰爭發生之前，政府的借款利息率是百分之三，而首都及其他許多地方一些良好信用者的借款利息率，則達到了百分之三點五、百分之四、百分之四點五。
自亨利八世以來，英國的財富與收入似乎在一天天地逐漸增加，而且增加得越來越快。在這期間，不斷增加的還有勞動工資。不過，大部分工商業的資本利潤卻逐漸減少了。
在大都市經營一種行業所需要的資本，往往比鄉村更多。這麼一來，投入大都市各行業中的資本就會比較龐大，於是都市資本利潤率就會在眾多富裕競爭者的相互競爭中，低於農村資本利潤率。但在勞動工資方面，都市卻高於農村。因為，在繁榮的大都市，勞動者往往供不應求。擁有大量生產資本的人為了僱到他們所需要的勞動者人數，只好抬高勞動工資來相互競爭，於是資本利潤就降低了。而在那些偏僻的地方，由於雇主沒有充足的資本來僱用全體勞動者，所以一般人民寧願壓低勞動工資也要獲得職業，這樣就增加了資本利潤。
在蘇格蘭，法定利息率和英格蘭一樣高，而市場利息率卻比英格蘭高一些。在蘇格蘭，即使是良好信用者藉款，其利息率也不能少於百分之五。比如，在愛丁堡，隨時去私立銀行兌現全部或部分期票，都可以享受百分之四的利息。而在倫敦，存入私立銀行的資金則沒有利息。在蘇格蘭，幾乎所有行業的經營資本都比英格蘭少。因此，蘇格蘭的普通利潤率要高於英格蘭。我們知道，蘇格蘭的勞動工資是低於英格蘭的。不僅如此，蘇格蘭還比英格蘭窮得多；儘管它也在明顯地前進，但它前進的速度卻比英格蘭要慢很多。
本世紀的法國，其法定利息率一般是不受市場利息率支配的。法國的法定利息率，在1720年從二十分之一落到了五十分之一（也就是從百分之五落到了百分之二），而1724年則提高到了三十分之一（即百分之三點三），1725年又恢復到了二十分之一。在拉弗笛執政的1766年，這一法定利息率又減到了二十五分之一（即百分之四）。再後來，掌握政權的神父特雷，又把這一法定利息率恢復到了原來的百分之五。
政府這麼強行抑制法定利息率，一般目的在於減低公債利息率，而且有時也的確達到了這一目的。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法國或許不像英國那麼富裕。一般情況下，法國的法定利息率低於英國，市場利息率卻高於英國。究其原因，是法國和其他一些國家一樣，有辦法安全而又容易地迴避法律。就像在英、法兩國做買賣的英國商人說的那樣，法國的商業利潤要高於英國。正因為如此，許多英國人都不想在本國投資，而甘願去輕商的法國投資。
同時，法國的勞動工資卻低於英國。你如果到過蘇格蘭和英格蘭，就可以從這兩地普通人民的服裝和麵色的差異中，充分了解到這兩地社會狀況的差異；而假如你是從法國回到英國的，則會覺得這種對比更鮮明。明顯地，法國的富裕是蘇格蘭所不及的，但法國進步的速度也似乎沒有蘇格蘭快。跟蘇格蘭相比，法國一般甚或普遍被認為正在退步。但是，這種見解明顯是沒有根據的。如果一個人在時隔二三十年後的今天，又到蘇格蘭視察，那他絕對不會抱有這種見解。
反之，從領土面積及人口比例方面比較，荷蘭的富裕程度要高於英格蘭。在荷蘭，政府的借款利息率是百分之二，良好信用者的借款利息率則是百分之三。據說，荷蘭的勞動工資也高於英格蘭。我們知道，荷蘭人的商業利潤在歐洲國家中是最低的。現在的荷蘭商業，在有些人眼中是正在衰退的。這種情況，也許確實在某些商業部門中出現過。
但是，從上面所說的徵候中，我們能看出該國的所謂“商業衰退”似乎又不同於一般的商業衰退。商人們之所以會埋怨商業衰退，是因為利潤減少了。可是，利潤減少恰恰是商業繁盛，也就是所投資本比以前更多的自然結果。荷蘭人趁著近期的英法戰爭，獲得了法國全部的運輸業務，直到今日也沒有完全退出。此外，荷蘭人還擁有英法國債這一大宗財產。據說，單是英國的國債，就大約有四千萬鎊。不過，我認為這一數額可能沒有這麼大。而且，荷蘭人還以高於本國的利息率，把巨額資金貸給外國的私人。
從這些事實來看，荷蘭無疑是資本過剩。換言之，他們投在本國適當生產上的資本，已經超過了這些資本能夠得到相當利潤的限度。這種衰退，並不是商業衰退。當經營特定行業所能獲得的私人資本，增加到再投入到這一行業也不會獲得更多利潤時，也仍然可能有更多資本繼續投入。這種情況，在大國比較常見。
跟英格蘭相比，英國北美及西印度的殖民地的勞動工資、貨幣利息及資本利潤都更高。在各個殖民地，法定利息率和市場利息率大致都是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在新殖民地，還同時存在著高勞動工資和高資本利潤。不過，這種現像是在特殊情況下才會出現的，其他地方很少見。
在一定期間內，新殖民地資本對領土面積的比例、人口對資本的比例，必定會低於大多數國家。農業家所擁有的資本，必然不夠用來耕作所有的土地。所以，他們只好把資本投在土壤肥沃、位置適宜的海濱，以及可航行河流的沿岸各地上。此外，這類土地，往往能夠用低於其自然生產物價值的價格購買得到。所以，如果購買並改良這類土地，就可以獲得極大的利潤。這時，即使利息非常高，農業家們也能夠支付得起。於是，農業家們就能靠投在這種有利用途上的資本，迅速地積累起更多的資本，並使新殖民地的僱工供不應求。這樣，農業家們付給新殖民地勞動者的工資也就會很高。同時，資本利潤則會隨著殖民地的擴展而逐漸減少。
由於土壤肥沃、位置適宜的土地被全部佔用，一部分農業家只好耕作較差的土地，所以其所能獲得的利潤也就少了。而用在土地上的資本利息，也自然較低。正因為如此，本世紀英國大部分殖民地的法定利息率和市場利息率都大大降低了。利息率在財富增加、工作改良及人口增長等的影響下，明顯降低了。與此同時，勞動工資卻沒有跌落。勞動需求是隨著資本增加而增加的，它絲毫不受資本利潤的影響。儘管利潤降低了，可是資本卻比以前增加了，而且增加得更快。在這一點上，無論是勤勞的國家還是勤勞的個人，都是一樣的。跟高利潤的小資本相比，大資本的利潤雖然更低，但利潤的增加速度也更快。
俗話說，錢生錢。哪怕是用極少的錢，也能賺得更多的錢。最困難的是如何得到最初那點兒極少的錢。資本增加和業務增加（即對有效勞動需求的增加）的關係，我在前面已經進行了部分說明，後面我還將在論述資本積累時對此進行詳細說明。
哪怕是財富正迅速增加的國家，也會因為獲得新領土或開發新的經營行業而提高資本利潤、增加貨幣利息。由於該國的國家資本滿足不了這些新領域的需要，所以它就只能選擇那些利潤最大的行業去投資。而能夠滿足這些新行業的資本，必須是以前投在其他行業、現在又被撤回來的一部分資本。這麼一來，舊行業的競爭就不會像以前那樣激烈，各種貨物的市場供應量也會跟著減少。
貨物的供應量減少，勢必會或多或少地抬升貨物的價格。於是，經營者的利潤就會更大，其借入資金的利息率也會比以前更高。在戰後不久的近期，良好信用者，甚至是倫敦一些大商號，借款的利息率一般都是百分之五。而他們在戰前所付的利息，一般都沒有超過百分之四或百分之四點五。這種現象，並不是我們英國資財減少的結果，而是因為英國在佔領北美和西印度之後，英國的領土與商業都增加了。由於增加了很多新業務，而資本還是原來的那些舊資本，所以很多行業的資本量必然會因為增加的新業務而減少。結果，那些舊行業的競爭就會趨於緩和，所以其利潤也必然會增加。所以，我相信大不列顛的資財並沒有因為近期戰爭的巨大費用而減少。我為什麼會這麼確信的原因，我以後再說明。
用來維護產業的社會資財的減少，會降低勞動工資，增加資本利潤以及貨幣利息。由於勞動工資降低了，剩餘的資本所有者以貨品形式向市場提供的資金就比以前少了，而且他們出售貨物的價格也更高了。花費的工資較少，貨物的售價反而更高，這兩個方面就使得農業家的利潤大幅增加了。於是，利息也就跟著升高了。
在孟加拉以及東印度的其他英屬殖民地，就可以非常容易而快速地獲得巨大資產。這一事實證明，貧苦地方有非常高的勞動工資、非常大的資本利潤、非常高的貨幣利息。在孟加拉，農民借入資金的利息率往往達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六十，此外，還要用下一期的收穫物當抵押品。地主要想獲得這種高利息的利潤，必然要預先墊付幾乎全部地租和大部分的利潤。羅馬共和國衰亡以前的各地方，由於總督竭澤而漁的暴政，利息似乎都一樣高。我們從西塞羅的書簡得知，即使是有道德的布魯塔斯，也曾經在塞浦路斯島借過款，而且利息率高達百分之四十八。
如果一國已經把它的土壤、氣候和相對位置都充分利用了，那麼它所獲得的財富也就基本上不可能再增加了。如果它還處於尚未退步的狀態，那麼可能它的勞動工資及資本利潤都會很低。如果一國的人口已經完全達到其領土或資本所能維持的限度，那麼該國這時的職業競爭也必然相當激烈。這樣，勞動工資就會降低到只夠維持現有勞動者生計的水平，人口也會稠密得不可能再增加。如果一國的資本超過了國內各種必須經營的行業所需要的資本，那麼各行業所使用的資本就達到了其行業性質和範圍所允許的限度。這樣的話，各地方的競爭就會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而其普通利潤則會降到最低水平。
不過，國民財富達到這種程度的國家，似乎一個也沒有。似乎長期處於靜止狀態的中國，也許在許久以前就已經達到了該國法律制度所允許的富有程度。如果中國改變法制，或許它的國民財富還會超過現在的土壤、氣候和位置所允許的限度。如果它不忽視或鄙視國外貿易，允許外國船舶駛入其港口，那麼它就可以經營那些只有在不同於其現有法制的製度下才能經營的多種交易。
另外，如果一個國家的富者或大資本家享有很大程度的安全，而貧者或小資本家卻不但不安全，還隨時可能被下級官吏以執行法律的藉口而強行掠奪，那麼其國內投在各行業的資本，也都將難以滿足其行業性質和範圍所能容納的限度。無論是在哪種行業，如果貧者被壓迫，那麼富者必然會壟斷該行業，並由此獲有極大的利潤。所以，在中國，資本的普通利潤必須足夠擔負據說是高達百分之十二的普通利息率。
如果一國的法律有缺陷，那麼它的利息率，有時可能會因此而大大增高到超過其貧富狀況所需的程度。如果契約沒有法律約束力，那麼所有借款人幾乎都可以不講信用，就像法制修明國度裡的那些破產者或信用不好的人一樣。當破產者向出借人借款，而出借人又不確定能不能收回借款時，出借人就會向破產者索取借款時通常需要支付的高利息。侵略羅馬帝國西部各地的民族，一般都是一些未開化的民族。長期以來，這些民族的契約都是靠當事人的信譽來履行的，而很少有王朝的裁判過問。這種情況，可能是當時利息率會達到那麼高的原因之一。
但是，如果法律完全禁止收受利息，那麼同樣也收不到理想的效果。這麼一來，許多人就會藉入資金；而出借人呢，則都會向借款人索取相當的報酬，還會為了迴避違反法律的風險而向借款人要求相當的補償。孟德斯鳩說，所有回教國家都收取高利息率的原因，一是法律禁止利息；二是藉出的款項很難收回，與他們的貧窮沒有關係。
投資時是很容易遇到意外損失的，這時的最低普通利潤率，就需要在除去這個意外損失的基礎上還有剩餘。因為，只有這一剩餘，才是投資者的純利潤或淨利潤。這一剩餘，以及用以補償意外損失的部分，就構成了普通的總利潤。只有純利潤，才與借款人所能支付的利息成比例。
即使是非常謹慎地出借資金，也有可能會受到意外損失。因此，最低普通利息率和最低普通利潤率一樣，也需要在除去借貸容易遇到的意外損失的基礎上還有剩餘。當然了，如果借款者是出於慈善心或友情而出借資金的，那麼他也可以不收取這筆利息。
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財富已經達到了極值，而且投入各行業的資本都達到了最大限度，那麼該國的普通純利潤率，以及這種利潤能夠負擔的普通市場利息率，就會很低。這麼一來，能夠靠貨幣利息而生活的人，就只有大富豪了；而小有產者和中等有產者，則都不得不親自監督自己所擁有的資本的使用狀況；幾乎所有人，都有成為從事某種產業的實業家的必要。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今日的荷蘭。在當今荷蘭，只有實業家才算得上時髦人物。幾乎所有人，都因為生活需要而習慣了經營某種行業。這一習俗，支配了當地的時尚。如果一個人穿的服裝或是所從事的實業跟別人不一樣，就會被人笑話。如果一個無所事事的遊惰者置身於一群實業家當中，那麼他一定會像一個置身於軍隊的文官一樣尷尬，甚至還會被人輕視。
最高的普通利潤率，也許是除去大部分商品價格中的地租部分之後，僅剩的足夠支付商品生產及上市所需的最低勞動工資。地主要想讓勞動者從事工作，總得設法養活他們。但是，勞動者維持生存所需的費用，未必都是地主給付的。在孟加拉，東印度公司職員經營商業所獲得的利潤率，恐怕達到了最高利潤率。通常情況下，利潤升落必定會影響到市場利息率對普通純利潤率的比例。在英國商人眼中，適中而合理的利潤是兩倍於利息的。這適中而合理的利潤，我想就是普通利潤吧。如果一國的普通純利潤率為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那麼借款經營者將其利潤的一半作為利息返還給借款人，也許是合理的。擔負資本風險的，是給出借人保險的借款人，而不是出借人。在大部分行業，補償不辭辛苦運用資本且擔負這種保險所冒風險的足夠報酬，是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的普通純利潤率。但是，如果一國的普通利潤率很低或很高，那麼其利息和純利潤的比例就不可能像上述情況那樣。如果利潤率很低，利息可能就不足利潤的一半；而如果利潤率很高，其利息就可能會超過一半的利潤。
如果一國財富迅速增加，那麼其高勞動工資可以用許多商品的低利潤來彌補。這樣的話，它們的商品售價，就能夠與繁榮程度和勞動工資都較低的鄰國的商品一樣低廉。
實際上，高利潤比高工資更能抬高生產物的價格。比如，如果麻布製造廠的梳麻工、紡工、織工等的日工資都能提高二便士，那麼一匹麻佈在價格上必須增高的數額，就等於二便士與生產這匹麻布的工人數、工作日數的乘積。商品價格中的工資部分，會隨著製造階段的推進以算術級數增加。但是，如果所有雇主的利潤都抬高了百分之五，那麼商品價格中的利潤部分，就會隨著製造階段的推進以幾何級數增加。也就是說，梳麻工的雇主賣麻的價格，是雇主所墊付材料和工人工資的全部價值再增加百分之五之後的價格。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紡工和織工的雇主。
所以，工資增高對商品價格抬高所起的作用，就像單利對債務積累所起的作用一樣；而利潤增高所起的作用，就像複利所起的作用一樣。由於高工資提高了物價，從而減少了國內外商品的銷路，所以英國商人和製造者都對高工資的“惡果”大發牢騷；但是，他們卻隻字不提高利潤的“惡果”，因為他們自己得利了。這些商人和製造者，只要看到他人得利，就會對由此產生的“惡果”大喊大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