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生產物是勞動的自然報酬，或者是勞動的自然工資。
在原始社會，土地還不是私有財產，也沒有資本累積，所以也沒有地主或雇主，勞動的全部生產物都歸勞動者所有。
如果這種狀態繼續下去，由分工引起的勞動生產力的增強，就會使勞動工資跟著增加。這麼一來，生產物品所需的勞動量就會越變越小，從而使得一切物品的價格都日漸低廉。這時，只要是包括等量勞動的商品，都可以相互交換；各種商品都可以用少量的勞動生產物來購買。
實際上，一切物品都隨著社會的進步而變得低廉。而在表面上，有些物品卻變得比以前昂貴。換句話說，就是拿它去換其他貨物，能夠換得的物品數量比以前更多。現在，假設大多數產業的勞動生產力都增加了十倍（即該產業的勞動生產量是以前的十倍），某一種產業的勞動生產力卻只增加了一倍，這時，如果交換這大多數產業與某一種產業一天的勞動生產物，那麼前者似乎吃虧了。因為，在工作量相同的情況下，前者用十倍的生產物只換得了二倍的生產物。所以，從表面上看，後者的一磅似乎比以前貴了五倍。但是事實上，是後者的一磅比以前低廉了二分之一，也就是現在生產這一磅貨物比以前容易了兩倍。因為，雖然生產這一貨物所需的其他貨物量是以前的五倍，但所需的勞動量也同時減少到了以前的一半。
在原始社會，全部的勞動生產物都由勞動者獨享；等到出現了土地私有和資本累積（即使當時的勞動生產力還沒有得到顯著的改善），勞動者獨享勞動生產物的現象就終結了。至於這種現像對勞動報酬或勞動工資的影響，我們沒有必要進一步探討。
土地私有之後，勞動者在土地上生產或採集到的幾乎所有物品，都得按要求分一部分給地主。因此，地租是從土地上的勞動生產物中扣除的第一個項目。
一般的耕作者，大都沒有生活資料。通常情況下，他們的生活費都由僱用他們的農業家來墊付，直到莊稼收割。而要想讓農業家們墊付耕作者的生活費，就得讓農業家們分享耕作者的生產物。這樣，農業家們才能收回他們的資本，並得到相當的利潤，從而甘願僱用耕作者。因此，從土地上的勞動生產物中扣除的第二個項目，是利潤。
實際上，除了農業生產物之外，其他的一切勞動生產物也都要扣除利潤。比如在工藝或製造業，在作業完成以前，大部分勞動者維持生產所需的原材料、工資與生活費，都是由雇主墊付的。而雇主的代價，就是分享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物（或者說勞動加在原材料上的價值）。我們把雇主分享的這一份額，叫做雇主獲得的利潤。
如果一個人既可以獨立工作，又有自行購買原材料的資本，還能夠在作業期間維持自己的生活，那麼當作業完成時，他就兼有勞動者、雇主這兩重身份，所以能夠獨享全部的勞動生產物（即勞動對原材料所增加的全部價值），他的利得也自然包括了資本利潤、勞動工資這兩種不同的收入。
不過，這種實例並不常見。比如全歐洲，如果按照比例計算，在二十一個工人中，有二十個都會在老闆手下乾活，只有一個工人兼任老闆。而且，一說到勞動工資，人們都普遍理解為雇主付給勞動者的勞動報酬。一般情況下，這裡的雇主和勞動者都不是同一個人。
無論在什麼地方，勞動者的普通工資都由勞資兩方所訂的契約決定。勞資兩方的關係是利害關係，所以他們在訂立契約時，立場絕對不會一致。勞動者是為提高工資才與雇主結合的，他當然盼望多得；而雇主卻想減低工資，當然不願意多給。
至於勞資雙方誰佔有利地位，換言之，就是誰能最終迫使對方接受自己提出的條件，一般是很容易推斷的。因為，雇主的人數相對較少，比較容易團結起來，而且這一團結不受法律限制。但是，人數眾多的勞動者的結合，卻受到了法律的禁止。許多為提高勞動價格而結合的團體，都經常會被議會的法令取締；而那些為減低勞動價格而結合的組織，卻沒有一個被取締。而且，一旦發生爭議，雇主可以打持久戰，勞動者卻大多不能堅持。因為，地主、農業家、製造者或商人，本身都有積蓄，就算不僱用一個勞動者也能維持一兩年的生活；而失業的勞動者卻沒有足夠的資本，他們一般連一個星期都不能堅持，更別說堅持一個月、一年了。雇主和勞動者相互需要的程度，在長時期內是相同的。但是，雇主對勞動者的需要，沒有勞動者對雇主的需要那麼迫切。
人們可能經常會聽到工人的結合，卻很少聽到雇主的結合。而實際上，雇主之間隨時隨地都有可能結合。因此，那些透過表面現象認為雇主很少結合的人，根本不了解世故、不了解問題的真相。雇主們的結合，是一種秘而不宣的團結一致的結合，目的就是使勞動工資不超過其實際應得工資。無論何時何地，如果哪個雇主膽敢破壞這種團結，那他就是做了最不明智的事，一定會被鄰近行業者和同行業者恥笑。
雇主之間的這種結合，是一種自然的結合，它普遍得不被人知道，所以我們才不經常聽到。有時候，雇主們為了把勞動工資減低到實際工資以下，會秘密地進行特殊結合，而且會在達到目的之前，始終保持極度的沉默。
對於這種秘密結合，勞動者雖然能夠痛徹地感受到，但往往無力抵抗，只有默默地屈服。因此，其他人都不知道這種秘密結合的存在。
但有時候，工人們為了對抗這種結合，往往也會防禦性地組織起來。而且，即使是在雇主沒有結合的情況下，工人們也會為了提高勞動價格而自動結合。他們之所以會結合，有時是因為糧食價格忽然上漲，有時是因為他們的勞動被雇主過多地剝奪了。他們一旦結合，消息很快就會傳遍，無論這一結合是防禦性的還是攻擊性的。因為，他們一旦結合起來，就是已經處於絕望的境地了，他們為了迅速解決自己的溫飽問題，只好鋌而走險，採取狂呼吶喊甚至是可怕的暴力手段，脅迫雇主立即滿足他們的需要。
這時候，雇主當然也會大肆宣揚，並求助於官廳，要求官廳禁止工人的結合。因此，這種激憤的暴動結合，一般是不能給工人帶來利益的，其結果往往是為首者受到懲罰或全體一敗塗地。由於官廳的干涉，再加上一部分雇主能夠堅持，大多數勞動者只好為了生計而屈服。
雖然雇主在爭議中經常處於有利地位，但他所給付的勞動者（哪怕是最低級的勞動者）的普通工資，也不能低於一定的標準。而且，還要在長時期內保持這一標準。
支付給僅靠勞動過活者的工資，至少要足夠其維持生活。一般情況下，這一工資還得能夠讓勞動者贍養家室。似乎就因為這個原因，坎梯隆才作出瞭如下推測：供養著一對子女的最下級勞動者的工資，至少也得是其自身所需生活費的倍數；而其妻子的勞動所得，除去照料兒女的部分，只夠維持自己的生活。
據一般統計，有一半兒童都在未成年之前死去。因此，最貧窮的勞動者，為了能夠有兩個活到成人年齡的孩子，一般至少會養育四個孩子。坎梯隆認為：“撫養四個孩子的必要費用，幾乎等於一個成年人的生活費，這對於一個最低級的勞動者來說應該不成問題。因為，就連一個強壯奴隸的勞動價值，都是他自身生活費的倍數，何況是一個最低級的勞動者。因此，我似乎可以肯定這一點：即使是最低級、普通的勞動者夫婦，他們的勞動所得也必須要稍微超過他倆的生活費，才能贍養家屬。至於這種超過額是按什麼比例來計算的，我不想確定。”
不過，在某些情況下，勞動者所處的地位比雇主更有利。他們得到的工資，會大大超過上述符合一般人道標準的最低工資。
無論在任何國家，如果其市場不斷增加對工人、散工、傭人這類靠工資生活人的需求，也就是說，勞動者的就業機會每年都多於前一年，那麼勞動者就沒必要為了提高工資而結合。因為，雇主這時自然會競相出高價僱用勞動者。這麼一來，他們為了防止工資提高而組成的自然組合，就會自動被沖破。
明顯地，雇主對靠工資生活的勞動者的需求，必定會隨著他墊付的勞動工資的增加而增加，而且會成比例地增加。這種增加的資本，一部分來自雇主超過生活所需的生活費，一部分來自雇主超過自己使用所需的資財。
不管是哪一個地主、年金領受者、有錢人，只要他認為自己的收入既能維持一家人生活又有剩餘，就一定會用全部或部分剩餘額來僱用家僕。而且，他們所僱用的家僕人數，會自然地隨著這一剩餘額的增加而增加。
把剩餘額花費在僱用方面的人，除了有錢人，還有織工、鞋匠這類獨立工作的勞動者。當他所持的資本除了足夠他購買原材料、維持他在貨品出售之前的生活之外，還有剩餘時，他自然也會為了獲得更多的利潤，而拿這一剩餘部分去僱用幫工。他所僱用的幫工人數，也自然會隨著這一剩餘額的增加而增加。
因此，一國對靠工資生活的勞動者的需求，取決於該國的收入和資本是否增加。當收入和資本增加時，這一需求自然也隨之增加；而當收入和資本沒有增加時，這一需求也絕對不會增加。
收入和資本是國民財富。所以，換句話說，就是當國民財富增加時，對靠工資生活的勞動者的需求自然也會增加；而當國民財富沒有增加時，對靠工資生活的勞動者的需求也絕對不會增加。
決定勞動工資增高的因素，不是現有的國民財富有多龐大，而是國民財富的不斷增加。所以，出現最高勞動工資的國家，往往不是最富有的國家，而是那些最快變得富裕、繁榮的國家。
現在的英格蘭和北美各地相比，前者雖然較富裕，但其勞動工資卻沒有後者高。在紐約，普通勞動者一天的工資，是三先令六便士的美幣（合二先令英幣）；而造船木匠一天所賺的，除了十先令六便士的美幣，還有一品脫價值六便士英幣的糖酒（總共合六先令六便士英幣）；而泥水匠和建築木匠，每天可以賺得八先令美幣（合四先令六便士英幣）；就連裁縫幫工，每天也可以賺得五先令美幣（合二先令十便士英幣）……這些勞動工資，都比倫敦同行業者的勞動工資高。
在北美的殖民地，勞動工資似乎和紐約一樣高，而食品價格比英格蘭要低很多，所以當地從未出現過飢荒現象。即使是遇到歉收年，也只是減少一部分輸出，剩餘的部分還足夠滿足自己所需。所以，對北美勞動者來說，如果其貨幣價格高於母國，那麼按照比例，其真實價格也一定高於母國。換言之，在為勞動者提供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方面，北美勞動的實際能力要高於母國。
跟英格蘭相比，北美雖然不夠富裕，卻更繁榮，其財富的增長速度也快得多。居民人數的增加，就是一國繁榮的明顯標識。同樣是增加一倍的居民，北美英屬各殖民地只需要二十或二十五年就做到了，而英格蘭及其他大多數歐洲國家卻用了大約五百年。居民人數迅速增加的原因，主要是當地人口迅速繁殖，而不是有新居民移入。據說，當地有些高齡居民甚至有上百個直系子孫。這時，雖然子女眾多，但由於勞動報酬優厚，家庭反而會富盛起來。
照推算，一個未離開雙親家庭的子女，其勞動價值足有一百鎊。在歐洲中下等人中，如果一個青年寡婦有四五個孩子，那麼她就很難再找一個丈夫。而在北美，結婚的最大鼓勵就是兒童。如果北美同樣也有一個有四五個孩子的青年寡婦，則往往會有男子因為孩子的誘惑而向她求婚。所以，早婚在北美根本不足為奇。因為早婚，北美的人口大量增加。不過，儘管北美增加了很多人口，勞動者的人數還是不夠。勞動者增加的速度，跟勞動需求增加的速度、維持勞動者的資金增加的速度相比，似乎要慢得多。
無論一個國家有多富有，只要它在長時期內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它的工資都不會很高。因為，這筆用來支付工資的資金，也許是它能夠支付居民的收入和資本的極大數額。如果在幾個世紀之內，這筆資金都幾乎維持不變，那麼每年所需的勞動者人數也會得到滿足，甚至還有剩餘。這麼一來，雇主就不會因為勞動者不足而相互競爭了。
而當勞動者人數增加到超過有效需求時，就業機會就會不足。於是，勞動者就不得不通過相互競爭來獲得工作。比如說，當勞動者的工資除了足夠養活其一家人之外，還有剩餘時，如果又出現了勞動者之間的競爭，那麼雇主們就會出於利害關係而壓低工資，不久之後，工資就會被減到合乎一般人道標準的最低水平。
一直以來，中國都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它擁有最肥沃的土地、最精細的耕作、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居民。然而，不知從何時起，它似乎就開始停滯不前了。如果翻看現在的旅行家寫的關於中國的報告，就會發現其中記述的中國的耕作、勤勞及人口的稠密狀況，幾乎跟五百年前馬可波羅記述的同類報告沒什麼兩樣。中國財富的發展程度，也許早在馬可波羅時代以前，就已經達到了該國法律制度所允許的頂峰了。
比較各旅行家的報告，發現它們有很多地方都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它們都一致地記述了一點，那就是中國的勞動工資低廉得難以贍養家屬。在中國，耕作者雖然終日勞動，所得的報酬最多也只夠購買少量稻米；至於技工，狀況就更惡劣了。他們攜帶著器具在街市上不斷地東奔西走，靠搜尋甚至是乞求工作來過活，完全不同於那些漫不經心地在自己的工場內等候顧客的歐洲技工。中國下層人民跟歐洲最貧乏的國民相比，前者的貧困程度要遠遠超過後者。
據說，由於廣州附近的陸地上沒有居住處，有數千戶人家都棲息在小漁船中。這些人不但沒有住處，還缺少食物，往往會為了奪得船舶丟棄的污穢廢物而相互毆打。他們如果得到貓或狗的屍體，即使那些屍體已經有一半爛掉並發臭了，他們也會像別國人得到衛生食品那樣高興。人們之所以會結婚，也不是出於生兒育女的考慮，而是因為婚後就可以自由地殺害兒童。每天夜裡，各大都市都會多出若干的棄嬰。這些棄嬰，要么被丟棄在街頭巷尾，要么像小狗似的被扔進水里。殺嬰這種可怕的工作，據說還被一部分人公然地認為是一種謀生的手段。
中國雖然可能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但它似乎也沒有退步。在那裡，你看不到被遺棄的都市，也沒有荒蕪的耕地，每年被雇用的勞動也幾乎不變，維持勞動的資金也幾乎沒有減少。因此，最下級勞動者即使生活資料非常貧乏，也能勉強維持生活。於是，其階級人數自然也就保持不變了。
而在維持勞動的資金顯著減少的國家裡，就完全是另外一番情形了。在這類國家裡，如果各等職業所需的僱工和勞動者人數逐年減少，就會有許多人找不到工作。比如，上等階級的人民如果不能找到上等工作，就會想到去找一份下等工作，如此下去，做最下等工作的勞動者就不止是超過需要的最下級勞動者了，還包括許多來自其他各個階級的人。這麼一來，勞動者人數就會供過於求，以致產生劇烈的職業競爭，把勞動工資降低到了極致。而且，即使人們願意忍受這種極度悲慘、貧困的生活水準，還是有許多人找不到工作。這些沒有工作的人，如果不想餓死，就得淪為乞丐，或者是做出什麼罪大惡極的勾當。遭受窮乏、飢餓和死亡等災禍襲擊的，接下來就是最下級的勞動者了，然後是全部的上等階級。當除去苛政或災禍後的剩餘收入和資本足夠維持現有居民的生計時，居民人數就不會再減少了。這種情況，常見於今日東印度的孟加拉及其他若干英屬殖民地。
一個土地肥沃的國家，如果在人口大大減少之後，每年還有三四十萬人因為飢餓而處於死亡邊緣，那麼該國用以維持勞動的資金一定正在迅速減少。英國對待北美政治機構的態度，是保護與統治；而對待東印度的商業公司，採取的則是壓迫與壓製手段。英國的這兩種措施，性質完全不同。要說明這一點，這兩地的情況就是最合適的例證。
所以，優厚的勞動報酬是國民財富增進的徵兆。如果一國的國民財富增進，那麼其國民的勞動報酬一定優厚；如果一國停滯不前，那麼貧窮勞動者就無法維持生計；而當社會急速退步時，勞動者則處於飢餓狀態。
現今，大不列顛的勞動工資不僅可以維持勞動者一家的生活，還明顯有剩餘。關於這一點，我們無須靠煩瑣地計算勞動者最少需要多少工資才能養活一家來證明。因為，有很多徵像都明顯地表明了它確實高出符合人道標準的最低工資。
第一，在大不列顛，不管是高級勞動還是最低級的勞動，都有夏季工資和冬季工資之分。
冬季工資要低於夏季工資，而且冬季還要臨時支付薪炭開支，所以冬季的家庭生活費在一年中是最高的；夏季生活費最低，這時的工資反而最高。由此可見，支配勞動工資的因素，並不是勞動者的最低生活所需，而是工作數量及工作價值。也許有人會說，勞動者全年的工資並沒有超過其維持全家一年生活所需的數額，他只是把夏季工資的一部分留在冬季時使用了。可是，奴隸或完全仰賴他人生活的人卻無法受到這樣的待遇，他們只會得到和他們的日常需要相稱的生活資料。
第二，在大不列顛，食品價格的變動不會影響到勞動工資。
在大不列顛，食品價格每年甚至每月都會變動；但是，有許多地方的勞動價格，甚至經過了半個世紀還仍舊不變。所以說，當地的貧窮勞動者，如果他能在食品最昂貴的年歲維持一家人的生活，那麼他也能在食品價格一般且供給充足時過得很舒適，而在食品價格相當低廉時過著優裕的生活。在過去十年，雖然許多地方的食品價格都相當昂貴，但這並沒有對勞動的貨幣價格產生明顯影響。雖然有些地方的勞動價格有所提高，但其原因卻是勞動需求的增加。
第三，食品價格的變動，每年都比勞動工資的變動要大；而不同地方勞動工資的變動，卻大於這些地方食品價格的變動。
在大不列顛的幾乎所有地方，麵包和家畜肉的價格一般都相同。其他大多數貧窮勞動者能夠購買的零售商品，在大都市和一些偏遠地方的售價也同樣低廉，甚至在大都市的售價還更低。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我以後再說明。
但是，大都市及其附近地區的勞動工資跟數里之外的勞動工資相比，往往會更高。高出的幅度，在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不等，也就是高出了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在倫敦及其附近地區，普通勞動者每天的工資是十八便士；而在數里之外，這一普通工資卻減到了十四或十五便士。在愛丁堡及其附近，普通勞動者一天的工資是十便士；而在距其數里之外的地方，相同勞動的報酬也降到了八便士。在蘇格蘭低地一帶，大部分地區的普通勞動價格都是八便士，而且其變動幅度也比英格蘭小得多。
一個人未必會因為勞動價格的差異而從這一教區搬遷到那一教區，但貨物卻不同。許多容積巨大的貨物，都會因為價格差異而被人從這一教區移到那一教區，或者在國內各個地方移動，甚至是被運輸到世界各地。在這麼頻繁的交通下，各地貨物供應量很快就會在一定範圍內趨於均衡。人性雖被確定是見異思遷的，但以往的經驗則表明人類其實是安土重遷的。在大不列顛，如果一個貧苦勞動者能靠最低勞動工資養活一家人，那麼他一定能在工資最高的地方優裕地過活。
第四，無論從時間還是地點上比較，勞動價格的變動都往往與食品價格的變動相反。
在蘇格蘭，一般人常吃的穀物的價格要高於英格蘭。因此，蘇格蘭幾乎年年都會從英格蘭輸入大量穀物。這些從英格蘭輸入的穀物，在蘇格蘭的售價必須高於英格蘭。但是，無論這一高價有多高，也不能高於蘇格蘭本地同等質量穀物的售價。
穀物可磨得的粉量的多少，決定了它的品質是否優良。英格蘭穀物所磨得的粉量，比蘇格蘭穀物要多得多。因此，從表面上看，英格蘭穀物要比蘇格蘭穀物價格高；但從品質或重量上說，英格蘭穀物的價格一般要遠遠低於蘇格蘭穀物的價格。可是，英格蘭的勞動價格，卻高於蘇格蘭的勞動價格。因此，同樣是在聯合王國，如果一個貧苦勞動者能夠在蘇格蘭養活一家人，那麼他在英格蘭就一定能過上優裕的生活。
現在，蘇格蘭普通人民最常吃的好食物就是燕麥片。而在英格蘭，同一階層人民最常吃的食物比燕麥片要好得多。正是工資的差異，才導致了這種生活方式的差異。可是，許多人卻認為是生活方式的差異導致了工資的差異，真是令人不可思議。打個比方，甲騎馬乙步行的原因，是甲富能備馬、乙則貧得只好步行，而不是甲有馬乙卻沒有。
從各年度的計算結果來看，英格蘭和蘇格蘭兩地上世紀的穀物價格要高於本世紀，這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一定要證明這一事實，那麼用蘇格蘭作實證可能會更準確一些。因為，蘇格蘭的穀價每年都是公定的，完全可以作為證明材料。每一年，蘇格蘭都會依據市場的實際狀況，按程序評定各地各種穀物的價格。在法國甚至歐洲的大多數地方，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而法國的情況是有明確證據證明的。所以，英格蘭、蘇格蘭兩地穀物上世紀價格高於本世紀的情況，是不需要間接證據作為旁證的。同樣地，兩地上世紀的勞動價格遠遠低於本世紀，也是無可置疑的。
因此，如果上世紀的貧窮勞動者能夠維持一家人的生活，那麼本世紀的貧窮勞動者必定會過得更舒適。在上世紀的蘇格蘭，普通勞動者的夏季日工資是六便士，冬季日工資是五便士；而在蘇格蘭高地及西部各島，大多數勞動者的工資是每星期三先令左右。而在本世紀的英格蘭，低地地區的普通勞動工資是八便士一天；在愛丁堡等鄰近英格蘭的各個州，以及勞動需求大大增加的格拉斯科、卡隆和艾爾郡等地，普通勞動者的日工資甚至達到十便士或一先令。英格蘭農工商業的改進比蘇格蘭要早得多，因而其勞動需求及勞動價格也隨之增加。所以，英格蘭上世紀和本世紀的勞動工資都要高於蘇格蘭。英格蘭的勞動工資，就是從那時起開始大大增加的。然而，由於英格蘭的工資種類比蘇格蘭多，因而其工資增加率也較難確定。
在1614年，步兵的餉銀是八便士一天，與現在的標準相同。當初，由於大多數步兵都來自普通階級，所以他們的餉銀額數，也必然是以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標準來規定的。查理二世時代，一位名叫黑爾斯的高等法院院長，作出瞭如下推算：由父母、兩個略有工作能力的子女、兩個毫無勞動能力的子女組成的六口之家，一星期的生活費是十先令，一年的生活費總共是二十六鎊。如果他們想賺來這麼多錢活口，只有去勞動，不然就得去乞討或盜竊。關於這個問題，黑爾斯似乎曾經作過一番研究。
因為政治算術才能而備受戴維南博士賞識的格里戈里·金先生，也曾在1688年就一般勞動者及不住宿傭工的普通收入進行了推算。格里戈里·金認為，按一個家庭平均由三個半人組成來計算，其一年要花費十五鎊生活費。格里戈里·金與黑爾斯二人的計算，表面上好像有出入，實則大體一致。因為，按照他們的計算，在這種家庭裡，每個人一星期的生活費大約都得二十便士。
從那時起，大不列顛這種家庭的貨幣收入與費用，都或多或少有所增加。不過，這一增加部分的額數，並沒有高得像現在的一些報告說的那樣。不過，勞動價格並不能十分正確地確定，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因為，就算勞動區域和勞動種類相同，勞動者的巧拙以及雇主的寬吝也會影響勞動工資。如果某地沒有就工資作出法律規定，那麼我們也可以確定該地的普通工資。而且憑經驗，法律雖然屢次想對工資作出明確規定，可這些規定卻總是不適當。
在本世紀，勞動真實報酬（即勞動者創造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真實數量）增加的比例，與勞動貨幣價格增加的比例相比，前者可能更大。跟從前相比，不僅穀物的價格稍微降低了，其他許多適於貧窮勞動者的東西也大大跌價了。就以馬鈴薯為例，在今日的大不列顛，大多數地方的馬鈴薯售價都比三四十年前降低了一半。除了馬鈴薯之外，大頭菜、胡蘿蔔、捲心菜等的價格也很低廉。這些蔬菜，從前是用鐵鍬種植的，現在都普遍用犁耕種了。總之，所有蔬果的價格都降低了。
上世紀，英國消費的蘋果和洋蔥，大部分都是從弗蘭德輸入的。麻布和呢絨製造技術的大改良，讓勞動者穿上了質優價廉的衣服；而隨著賤金屬製造技術的改進，勞動者不但有了更精良的職業工具，還用上了便利的家具。當然，由於課稅，肥皂、食鹽、蠟燭、皮革、發酵酒等的價格抬高了。不過，貧窮勞動者極少會消費這些價格昂貴的東西。因此，對貧窮勞動者來說，多數物品的價格都降低了。現在，經常能聽到一種說法，就是貧窮勞動者也開始奢侈了，他們對以前的衣、食、住都感到不滿。由此，我們確信勞動的貨幣價格與真實價格都增加了。
下層階級的生活狀況得到了改善，對社會有利還是不利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很明顯。無論一個國家有多大，其居民大多數也都是僕役、勞力和各類工人。如果大部分成員的境遇都得到了改善，就絕對不會對國家造成損害。假如一國的大部分居民都處於貧困、悲慘的狀態，那麼這個國家一定不繁榮。此外，對一個為全體社會提供衣、食、住的人來說，他只有分享到一部分勞動生產物，才能讓自己的生活也過得去，這樣才算公正。
因為貧困，人們無疑不想結婚，卻未必不結婚。貧困似乎對生育有利。在蘇格蘭高地，生活在半飢餓狀態的婦女，常常能生二十多個孩子；而上等社會的婦女，一般只能生兩三個，有的還不能生育。在上等社會，婦女經常會患不孕症；而在下等社會，卻極少有婦女會患不孕症。生活奢侈的女性，雖然能夠享樂，但其生育能力卻往往會因此而被削弱甚至徹底喪失。
貧困雖然對生育有利，卻對撫養子女極其不利。就像在寒冽和嚴酷的環境中，剛長出來的植物不久就會被凍死一樣，在蘇格蘭高地，經常出現一個婦女生二十個孩子卻只活了一個的情況。我從幾位有經驗的軍官那裡得知，就算是讓部隊士兵的所有孩子都去當吹鼓手，人數也不夠，更別說是去補充部隊的缺額了。而在軍營附近的其他地方，卻有很多可愛的孩子。不過，這些可愛的孩子，一般長不到十三四歲就會死去。在一些地方，半數的兒童不足四歲就死了；還有許多地方，有一半的兒童會在七歲前死去。普遍現像是，有一半兒童會在九、十歲前死去。在各地的下等人中間，普遍能看到這麼大的死亡率。一般來說，下等人雖然比上等人更能生育，卻不能像上等人那樣細心地養育子女，因而其子女很少能成年。由育嬰堂及教區慈善會收養的兒童，其死亡率比下等兒童的死亡率還要大。
各種動物，都需要一定的生活資料才能繁殖。在文明社會裡，只有生活資料不足的下等人才能限制人類的繁殖，方法就是殺死大部分子女。如果勞動者有豐厚的勞動報酬，那麼他就有能力改善兒童的給養，從而養大較多的孩子，而不是無奈地擴大殺死兒童的限度。
兒童被殺死的程度，必然盡可能地與勞動的需求程度相稱。當勞動需求增加時，勞動報酬也會隨之增加，這必然會鼓勵勞動者結婚並繁育後代，因而人口也自然會不斷增加，從而滿足增加的勞動需求。當勞動報酬不能足夠用來繁育後代，勞動報酬不久就會因為勞動力的缺乏而抬高；而當勞動報酬高到能夠繁育過多的後代，勞動報酬不久就會因為勞動力過多而減到自然水平。在市場上，不管是勞動供給不足，還是勞動供給過剩，都會迫使勞動價格在短時間回復到社會所需的適當水平。
商品生產受制於商品需求，類似地，人口生產也必然受制於人口需求。如果人口生產過度遲緩，就需要促進其生產進度；如果人口生產過度迅速，則需要抑制其增長速度。正是這一需求，支配和決定了世界各地人口的繁殖程度，它促使了北美人口的迅速增加，也使得歐洲人口逐漸而緩慢地增長，還讓中國的人口不增不減。
有一種說法是，奴隸的損耗會給雇主帶來損失，而自由傭工的損耗則是其自身的損失。其實，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其損耗都需要雇主來支付。雇主為了讓各種職工和自由傭工都能夠按照社會需求而增加、減少或保持人數不變，必須給付他們足夠的工資。雖然自由傭工的損耗也會給雇主帶來損失，但這一損失要比奴隸的損耗所帶來的損失小得多。一般情況下，管理用於修補奴隸損耗資金的人，都是大意的雇主或疏忽的監工；而管理用於修補自由傭工損耗資金的人，則是自由傭工自己。如果讓沒有秩序的富人來管理錢財，那麼錢財也會被管理得沒有秩序；要是讓錙銖必較的窮人自己來管理錢財，錢財自然能處處節省。
雖然富人和窮人都懷著相同的目的來管理錢財，但由於管理方法不同，其管理費用也大不相同。因此，根據所有時代的一切國民經驗，我相信自由人的管理費用歸根到底要低於奴隸的管理費用。即使是在普通勞動工資很高的波士頓、紐約和費城，也同樣是這種情況。
所以，當國民財富增加時，勞動者就能夠得到充足的勞動報酬，從而使得人口增加。要是有人對此發出怨言，那就表示他對國民繁榮的必然結果與原因不滿。
值得指出的一點是，當社會處於進步並日益富裕，但還沒有達到絕頂富裕的狀態時，也許大多數貧窮勞動者都會覺得幸福、安樂。當社會處於靜止的呆滯狀態時，人民生活是艱難的；當社會處於退步的悲慘狀態時，人民生活是困苦的；而當社會處於進步狀態時，社會各階級都很旺盛，人民會生活得越來越快樂。
當勞動報酬充足時，普通人民就會受此鼓勵而繁殖後代，並更加勤勉，就像人類的其他品質會因為受獎勵而加強一樣。豐富的生活資料，能增進勞動者的體力；而生活改善和晚景優裕的美好希望，則會讓他們工作得更加賣力。所以，如果一個地方的勞動工資高，那麼其勞動者也比低工資地區的勞動者更加活潑、勤勉、敏捷。比方說，英格蘭的勞動者和蘇格蘭的相比，前者更強；而大都市附近的勞動者跟偏遠農村的相比，也是前者更強。
這時，如果有些勞動者能花四天就掙足一星期的生活資料，那麼他在其餘的三天，就可以無所事事。但是，這種情況很少見。大多數勞動者在做著按件計算工資的工作時，往往都會在幾年之內把身體累垮。據說，無論是倫敦還是其他一些地區的木匠，都不能將其精壯氣力保持到八年以上。在其他許多按件計算工資的行業，也經常會發生這種現象。除了製造業按件計算工資之外，農村一些勞動也是按件計酬的。無論哪種行業都有一些特殊崗位，而工作在這些特殊崗位上的技工，往往會因為操勞過度而生病，而且生的是特殊疾病。關於這類特殊疾病，意大利著名醫生拉馬齊尼曾專門著書論述過。
在我們看來，士兵與勤勞人民不同。但是，他們在從事一些特殊工作時，也是按件領工資的，而且其報酬率不會超過一定的數額。士兵的這一報酬，經常是軍官與領工者商定之後決定的，以避免士兵因操勞過度而損害健康。在這一工資數額確定之前，士兵們常常因為希望得到較大報酬而相互競爭，以致操勞過度，只用四天就完成了一星期的工作量。這麼一來，他們就有了三天的閒散時間。
可是，世人卻因為這三天的閒散而大發牢騷，甚至大聲叫囂。他們不知道，在連續數天都進行著緊張的腦力或體力勞動之後，大多數人都會有強烈的休息慾望。這種慾望，只有暴力或某種強烈的需要才能抑制住。在緊張勞動之後縱情放鬆是人的天性，不管是悠閒自在一會兒，還是去閒遊浪蕩或消遣娛樂，都可以避免產生危險甚至致命的後果。如果這一天性要求得不到滿足，勞動者遲早都會產生特殊的職業病。
如果雇主有理性和人道，就不應該鼓勵勞動者勤勉，而應該讓他們適度地休息。我相信，無論在哪個行業，如果勞動者既能適度休息又能不斷工作，那麼他不僅能夠長期保持健康，還能做出比其他人多的年工作量。
有人說，勞動者在物價低廉時比平常懶惰，而在物價高昂時又比平常勤勉。因此，他們得出了這一結論：勞動者會在生活資料豐富時遲緩地工作，而在生活資料不足時緊張地工作。誠然，當生活資料略微較平常豐富時，有一部分勞動者確實會偷閒。可是，這並不代表大多數勞動者都會因此而怠工。這麼說，就好比是說人在吃得不好、意志消沉以及疾病時，會比吃得好、興致勃勃以及健康時，更賣力地工作，這種說法似乎不太可靠。對普通民眾來說，饑饉往往意味著疾病和死亡，他們的勞動產物勢必會因此而減少。
當物資豐厚時，傭工往往不需要給人幫工就能夠靠勞動過活。由於食品價格低廉，雇主也會增加維持傭工的資金，並僱用更多的佣工。農業家尤其如此。因為，這一時期的穀物價格相對低廉，農業家與其將穀物低價賣出，還不如用它來維持較多傭工的生活，從而得到較大的利潤。於是，對傭工的需求就增加了，而能夠滿足這一需求的佣工卻同時減少了。所以，當物價低廉時，勞動價格往往會上升。
當物資缺乏時，傭工的生活會困難而不安定，這就促使傭工迫切希望恢復以前的佣工工作。但是，由於食品的價格高昂，雇主往往不會增加僱工人數，而是減少維持勞動的資金。此外，貧窮的獨立勞動者為了支付高昂的物價，往往會全部消費掉原本打算購置材料的小額資本，這樣也就只能變成僱工了。當就業機會少於求職人數時，許多人為了得到一個職位，就只好接受低於平常的條件。所以，當物價昂貴時，傭工和幫工的工資往往很低廉。
因此，物價高昂的年頭更有利於雇主。在物價高昂的年頭，雇主在和勞動者訂結契約時，往往會覺得勞動者比物價低廉時更恭順、更願意依靠他們。所以，雇主們自然認為物價高昂有利於他們的事業。地主和農業家們喜歡物價高昂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地租和利潤大部分都取決於糧食價格。
一個人在為別人工作時，不可能會比為自己工作更賣力。所以，獨享自身勞動生產物的貧窮勞動者，一般都比按件計酬且與雇主分享勞動成果的幫工勤勉。一些大製造廠裡的僱工，往往會因為惡友的誘惑而失去道德；而獨立勞動者卻不會受到此類影響。如果僱工的工資是以年或月計算的，那麼無論其工作量有多少，得到的工資和津貼都是一樣的；而獨立勞動者卻由於獨享勞動生產物，因而工作效率也比僱工大得多。當物價高昂時，獨立勞動者對各種幫工和傭工的比例會有增加的傾向；而當物價低廉時，這一比例則會減少。
法國一位博學多才的作家麥桑斯，曾在聖·埃蒂安選舉中擔任稅收官。他曾經把埃爾伯夫的粗毛織品、盧昂的麻織品和絲織品這三種製造品，在物價低廉以及高昂時期的產量及價值作了比較，證明了貧民在物價低廉時所做的工作更多。從他由官署登記簿上抄下的報告來看，在物價低廉時，這三種製造品的產量及價值一般都大於物價高昂時；當物價最低時，產量與價值往往是最大的；而當物價最高時，產量及價值往往最小。總的說來，這三種製造品似乎都處於停滯狀態。如果逐年計算的話，其產量也略有出入，但總體上卻是不增不減。
蘇格蘭的麻織品、約克郡西區的粗毛織品，它們的產量與價值雖然時有變動，但是大體上卻正在增加。不過，從這些製造品的年產額公佈記錄來看，年產額的變動與物價的高低之間，似乎沒有明顯的關係。這兩種製造品的產量，在物資非常不足的1740年的確是大幅度下降了。但在1756年，雖然物資仍然相當不足，但是蘇格蘭麻織品的產量卻比正常年份還多，而約克郡西區粗毛織品的產量卻下降了。直到1766年，也就是在美洲印花稅法廢止以後，約克郡西區粗毛織品的產量才恢復到1755年的數額，而且在隨後的兩年內增加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從此就不斷增加。
對於一切目的在於外銷的大製造業來說，決定其產品銷量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消費國影響商品需求的情況、時局是和平還是戰爭、競爭者的盛衰、主要顧客的購買慾望等。跟這些因素相比，產地的旺季價格高低就算是次要因素了。此外，也不排除另外一種可能，那就是物價低廉時的大部分額外製造品，都沒有登記在製造業公開記錄上。當物價低廉時，男傭工可能會成為獨立勞動者，婦女則在家中給全家人織布製衣。這時，獨立勞動者的製造品可能就不會向大眾出售自己的家庭製造品，而只是被鄰居請去製造家庭用品。因此，這一製造品也就沒有算在售給大眾的商品之內，所以也就沒有登記在製造業的公開記錄上。而我們的商人和製造業者，往往就根據這些不免誇張的記錄來妄斷最大帝國的盛衰。
勞動價格的變動與食物價格的變動，往往不一定一致，甚至還經常完全相反。但是，我們不能就此斷定食品價格不影響勞動價格。支配勞動價格的因素有兩種，一是勞動需求，二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價格。當人口增加、減少或不變時，勞動需求隨之而變，並由此決定必須供應給勞動者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數量；而勞動價格則由購買這些數量所需的金額決定。所以，當食物價格低廉時，勞動價格有可能會非常高。當食物價格昂貴時，如果勞動需求保持不變，那麼勞動價格就會更高。
如果突然遇上大豐年，勞動價格可能會上升；要是突然遇上大荒年，勞動價格則可能會下落。因為，勞動需求在大豐年時可能會增加，在大荒年時則可能減少。
在突然的大豐年裡，很多雇主都有足夠的資金來維持和僱用更多勞動者。這麼一來，勞動者可能就會供不應求，於是，雇主們只好靠相互競爭來僱用更多的勞動者，從而抬高了一部分勞動的貨幣價格及真實價格。
在突然的大荒年裡，情形則剛好相反。這時，雇主用來僱用勞動者的資金會比前一年還少，從而使得許多人都失業了。失業者為了獲得職業，只好相互競爭。這樣，有時難免會壓低勞動的貨幣價格與真實價格。譬如在大饑荒的1740年，許多人都願意做僅能糊口的工作；而在此後的幾個豐年裡，雇主要想僱用勞動者和僱工，就比較困難了。
當食品漲價時，勞動價格會隨之提高，勞動需求也會因為物價昂貴而減少，從而使得勞動價格重新降低。相反的，當食品跌價時，勞動價格則會減小，勞動需求也會因為物價低廉而增加，於是勞動價格又會重新升高。而當食品價格的變動幅度不大時，這兩種對立因素的作用似乎會相互抵消。所以，勞動工資一般都比食物價格要穩定、持久得多。
一旦勞動工資增加了，許多商品的價格必然也會按照工資中增加部分的比例而抬高，國內外這些商品的消費也會隨之減少。但是，當資本增加時，勞動生產力也會增加。這樣的話，即使勞動量減少了，也可能會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如果一個資本家僱用了很多勞動者，那麼他就會出於自身利益而妥當地給他們分配業務，並力圖把他和工人們所能想到的最好機械供給他們，使他們能夠盡可能地生產出更多產品。
發生於勞動者之間的事情，既可能發生在某一特殊工廠內，也會因為同一理由而發生在大社會的勞動者之間。隨著勞動者人數的增加，勞動者之間的分工也會更加精密。當越來越多的人都去從事最適用機械的發明時，這種機械就容易被發明出來。這些改良機械出現之後，只需要用比以前少得多的勞動，就可以生產出更多物品。這麼一來，減少的勞動量除了能抵償勞動價格的增長之外，還會有一部分剩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