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歷史對局的終極法則

訪談者：簡志忠 時間：2004年7月23日 你前次提出來的潛規則，說破了中國官場裡不為人知的真實遊戲規則，這次的血酬定律則是打破“生命無價”的迷思，直指中國歷史深處的終極法則。大家都很好奇，血酬定律到底是什麼？它與潛規則之間又有何種依存關係？ 人類在拿命換錢的時候，或者在以錢買命的關頭，如何評估盈虧得失？這是一個古老而基本的問題。血酬定律揭開了潛藏在人們心底的一種計算方式，回答了這個問題。 “血酬”是我杜撰的詞。誰都知道，勞動換取的收益叫工資，土地換取的收益叫地租，資本換取的收益叫利息，那麼，流血拼命換取的收益叫什麼？我稱之為“血酬”。血酬的價值，取決於拼命爭奪的對象的價值。如果拼搶的對像是人本身，譬如綁票，“票”價取決於當事人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願。這就是血酬定律。在此過程中，人們的核心計算是：為了一定數量的生存資源，可以冒多大的傷亡風險？可以把自身這個資源需求者損害到什麼程度？這個道理說來簡單，卻能推出許多驚人的結論，解釋許多令人費解的歷史現象，其中包括潛規則現象。

血酬定律可以幫助我們計算改變規則的成本。制訂規則，說到底，總要由暴力最強者者說了算，這是元規則，決定規則的規則。這個層面的變動，規則的變動，往往要付出鮮血和生命的代價。即使私下修改規則，形成潛規則，也要仰仗傷害能力，而最大的傷害就是對生命本身的傷害。這些涉及性命與食貨的利害權衡，在歷史事實和現實生活中，都是可以計算的。例如饑民暴動，打出“王法雖重飢難忍”的旗號，分明就是一道飢餓與刑罰的不等式。在重大變革和重大事件之中，這種計算特別重要，不可不察。 中國歷史的另類讀法：“槍桿子出政權”是歷史鐵律？相互算計的結果形塑了人類社會的真實面貌？人類的道德與良知應該放在什麼樣的地位？ 暴力最強者說了算，既然是一切規則中的規則，然而不管是“潛規則”還是“血酬定律”的核心，似乎都是您曾提過的“利害計算”思考模式。官僚集團蒙上欺下，博取最大利益；黑幫惡霸視收益多寡難易，游移於良民、土匪雙重身份之間；毫無反抗力的小民陽奉陰違，能偷懶的絕不多做，寧可花錢消災了事。在您的觀點中，人的行為動機、人際關係的互動、社會制度的建構，似乎都是依循著這個邏輯。不同階層的人本著各自的利益考慮，結果形成了互動緊密的社會格局，這樣的理論體係有點像某種變形的博弈論（又稱賽局理論），它可以算是研究中國歷史的另一種切入角度嗎？

“另類”的說法似乎有點單薄。我覺得，我在繼承一種源遠流長的思想傳統。借用“大局觀”、“全局觀”或黃仁宇的“大歷史觀”之類的表達方式，這種傳統可以稱為“局觀歷史”的傳統。一百年前，李鴻章說“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嚴復說“一治一亂之局”；二百年前，著名史學家趙翼用“局”來描述秦漢社會之變；世事如棋局的觀點，一直可以追溯到魏晉甚至更早。圍繞著這種觀點，更積累了數十個甚至上百個精彩概念，如全局、局勢、定局、局內、局外等等，隱然成體系之象。至於相關的利害計算，法、術、勢等概念的運用，在先秦諸子那裡就不新鮮了。我覺得，吸收博弈論、進化論和經濟學的思想之後，這種根基深厚的觀點極富潛力，可以更貼切地解釋中國歷史。在行家的評論中，這種研究角度，憑藉出色的解釋力，很有希望在百家爭鳴中脫穎而出。

這個角度並不忽視道德良知的作用。對局者都有自己的價值觀，有自己的認知方式，並且根據這些決定行為取捨。無論這些精神層面的東西是誤會還是真知，必定影響互動的過程和結局，忽視了就要出錯。 貪官當道下的生存之道：貪官的危害是否古今皆然？從歷史現象歸結出來的規則、定律，對於現代社會中的官場、商場運作，或是市井小民的平凡人生，究竟有什麼樣的幫助？ 你在書中提到了明代兵科給事中周鑰，因繳不起孝敬宦官劉瑾的賄銀而自刎身亡，實在令人訝異官場索賄竟然能弄到這般地步。劉瑾的“抽水機式”超級吸金大法使他在數年中能夠斂聚巨額財富，從而躋身全球歷史巨富排行榜，而近年來大陸接連傳出金額駭人的重大貪瀆案件，不知古今斂財秘招有多大的差異？進大陸的台商，其實相當關注潛藏在現像下的當地官商利害格局。能更快從中國歷史裡看透、適應官場商場運作的潛規則，或許會是台商比外商更具優勢之處。

在貪瀆方面，古今官場沒有什麼重大差異。官吏斂財，總要仰仗規則的製訂權和實施權，其實就是劃分和分配利害的權力——說給你就給你，說剝奪就剝奪。認清這種格局，可以幫助人們少走彎路。追求改革的人們可以對症下藥，努力適應環境的小民可以儘早發現竅門，減少摩擦和時間損失。 說到適應環境，我也感覺很矛盾。就個人來說，順應潛規則，更容易帶來成功。純正的正義感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對做人來說是優點，對辦企業來說卻未必。企業發展自有邏輯。 《孫子兵法•九變篇》把廉潔和愛民說成將領的致命弱點，因為這兩種做人的優良品質與戰爭的邏輯有衝突，很容易被對手利用，導致覆軍殺將之災。辦企業也是如此。堅持正義，未必不能戰勝一兩個小人，但是，用海瑞的話說：“窩蜂難犯。”一個小人倒下了，一大群小人補上來，趨利避害如同水之就下，無須任何勉強。

但是，就社會來說，這條路——順應潛規則，讓貪官污吏得逞之路——終究是一條死路。這是局部或個體受益、整體衰亡之路。整體衰亡，意味著個體的生存環境遭到毀壞。我覺得還是要憑良心去做。在生意之外的領域，平民可以盡力發揮自己的那一份影響，推動好制度的發育，這關係到更深遠、更長久的大利大害。 狐假虎威的現實必要性：公司、企業花錢買“平安符”的理由何在？效用如何？要付出的代價為何？另一種挾洋威以自保的新世紀模式？ 在這本書中，您前後兩次提到了一種中國人獨有的現象，一個是船商掛洋旗，另一個則是商家巨資收購高官名帖，行為雖然不同，但動機都是花錢買張老虎皮，好嚇退黑白兩道的勒索。這些現象指出了某種中國企業的一個基調：它們總是處於一個破壞性因素過大的環境，必須用其他的方式來增強抵禦侵犯的能力。書中提到的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但是，企業與外資合夥以便在市場規則中博得較大的生存空間，究竟是當年掛洋旗的另一種變形，還是保護本地企業的一種手段？今天在許多店家裡，仍能見到店主與顯貴的合影或是高官的字畫，到底是純粹攀龍附鳳的虛榮心表現，還是華人社會中普遍存有如此的需要？

我不熟悉台灣的情況，從大陸的情況看來，破壞性因素過多的環境依然存在。所謂破壞性因素，主要是官吏們不受民間制約的權力——劃分和分配利害的權力，說給你就給你，說剝奪就剝奪，不順心就給你撕張罰單。黑道也是破壞性因素，但是黑道的生長也要以政府的弱點為基礎。在這種環境中，企業掏錢購買專門保護，送乾股，買虎皮，拉權勢者入夥，都是正常的理性行為。 不過，請注意：什麼是企業？按照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的說法，企業就是一組合約，關於資本、勞動、土地等生產要素的合約，這組內部合約替代了市場交易。譬如我租兩層臨街樓開餐館，僱十幾位廚師，幾十位小工，再請一位總經理，送他一些管理股，這家企業就是投資者與經理、廚師、小工和房東之間的一組合約。可是，我們在中國企業裡發現了什麼？我們發現了執法官員或黑幫老大的干股乾薪，或者，發現了一張誰也不敢欺負，否則就要引起外交糾紛的洋面孔。這些人本來與生產無關，然而，這些歐美國家視為公器或公共安全的東西，卻像私人物品一樣進入了中式企業合約。試問：這樣的企業應該叫什麼企業？這樣的社會又應該叫什麼社會？再追問一句：那些乾薪乾股，很可能是被迫奉送的，是在送錢或送命的形勢下“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結果，這也能算“合約”嗎？企業真是一組合約嗎？如此提問，可以逼迫我們正視中國社會的特點，正視中國企業的特點，或許還可以擴大我們對一般企業性質的理解。

有了這種理解，就不難判斷權勢人物題字的性質了。在我看來，許多大陸企業張掛的顯貴題字，寫的都是同樣一句話：“我的後台很硬。” 劣幣逐良幣，劣民汰良民：良民的唯一下場就是慘遭淘汰？厚黑學是救命良方？ 裡曾提過“淘汰清官”定律，如今你又提出“淘汰良民”定律，是否表示所有奉公守法、行事端正的人注定趨於社會劣勢？以往我們認定老實的人只是吃虧，現在聽起來似乎變得像是要絕種了。難道唯有加入侵害集體利益的行列，才不會成為被淘汰的族群？當良民汰盡、殘存的所有人都奉行“厚黑學”的思考，整個社會最後的結果會是如何？中國歷史上有這類的事例可供參考嗎？ 其實，無論是淘汰清官，還是淘汰良民，都是一種歷史趨勢，中間還有相當長的穩定甚至反复，並不是十年八年或者一兩代人就可以完成的。因此，中國各大王朝才能有二百餘年的壽命。從個人的角度說，老實人也未必個個吃虧。人際關係互動是多領域多層面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並不是罕見的現象。

我所描述的，主要是專制的官僚制度下，由於代理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由於受害者無權或無力反制，造成了公共領域的報應機制的錯亂。於是，良民和清官往往不得好報，貪官和刁民往往不得惡報。但是，在家庭中，在小團體中，在熟人圈子中，報應機制並不那麼容易錯亂，大家都是識好歹的。即使不談道德，即使以個人物質利益最大化為唯一標準，我也不認為厚黑學是高明的生存策略。 不過，公共領域報應機制的錯亂，已經足以導致毀滅性後果了。一個又一個惡人逃避了惡報，一個又一個好人不得好報，這種糟糕的社會機制，一次又一次給整個社會帶來了災難。在中國歷史上，這種事例比比皆是，幾乎每個朝代都在重複同樣的故事。 台灣版第一版的前言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