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局觀歷史

訪談者：AA 時間：2003年6月5日 讀了你的《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想起了黃集偉在《南方周末》上的一段話。他說你興致勃勃地講述歷史故事，背後卻隱藏著清晰的學術建構，同時創造了許多新概念。這種意圖表現得更強烈了。在講述歷史故事的同時，你構建了一種解釋中國歷史的新框架。五階段理論遭到廣泛置疑後，探索新框架的努力就開始了。且不說從西方引進的各派理論，中國人自己創造的，八十年代已有超穩定結構的理論，近兩年又出現了“中層理論”的旗號，黃仁宇還有“大歷史觀”或“宏觀歷史”的說法，你的框架到底是什麼框架？ 我沒有完整嚴密的理論，但我在讀史的時候經常想起前人的一個比喻，多少起到了分析框架的作用。

1874年，李鴻章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來描述中國在西方列強衝擊下的處境：環境範圍變了，對手變了，對局的手段也變了。李鴻章的“變局”說廣為人知，但他並不是這個比喻的發明者。李鴻章之前約一百年，史學家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就有“漢初布衣將相之局”這樣的題目，趙翼說：“秦漢間為天地一大變局，”他說，秦漢以前是“封建諸侯”社會，君和卿大夫都是世襲的。秦滅六國，開創了“一統之局”，隨後，布衣可以當皇帝，無賴匹夫立功也可以當將相，封建之局大變。趙翼還用了定局、新局等說法。 再往前追，描寫劉備三顧茅廬，聽到諸葛亮作的一首歌：“蒼天如圓蓋，陸地如棋局，世人黑白分，往來爭榮辱……”已經以棋局比喻人世。宋代大儒朱熹也說過這樣的話：“天地間道理有局定底，有流行底。”（朱子語類卷六五）朱熹已有用“局”內的互動關係來為事物定性的意思。

套用“對局”的比喻，我們可以很形像地分析對局的主體、對局的規則、對局的結果、各方的利害計算、各方的策略、各方對形勢的理解，等等，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啟發性和包容力的框架。 如果我們藉用“宏觀”、“微觀”，“中觀”之類的命名思路，你的框架是否可以叫“局觀”框架？局觀框架在中國傳統史學研究中有多深的淵源？這種方法與當代西方的博弈論有什麼不同？ “局觀”的說法很貼切，局觀框架或局觀歷史都是不錯的標籤。不過，中國的史家前輩並沒有把“局觀”提升到史學研究方法的高度，他們只是用過這種工具，顯示出一種分析問題的路數，但是自覺性不夠。 說到西方的博弈論，我只是略知一二。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如“納什均衡”，肯定是要引進“局觀”框架的，否則就難以解釋定式的形成，難以解釋局面的穩定和變化。但是，“局觀”又牽連著豐富的中國概念和中國思想，譬如“局定”這個概念。圍棋中的一手黑子，是妙手還是敗著，是瘋狂還是懦弱，其性質只能由各子的相互關聯及其引發的應對來判定，即所謂“局定”。類似的概念和深刻思想，我不知道博弈論中有沒有可以對應的東西。

另外，西方學者已經把博弈論和進化論結合起來分析問題，對策分析再加上優勝劣汰，整個框架便更加完整，更適於分析歷史演進了。 其實，一種方法究竟來源於哪裡並不要緊，重要的是可以幫助我們認清真相。西方學者創造了許多犀利的分析工具，我們的前人也創造了許多揭示真相的詞彙。譬如法家的“法”，近似博弈論中的規則；“術”，近似博弈論中的策略；“勢”很傳神，很有解釋力，但我不知道如何翻譯為博弈論中的概念。這些古老的詞彙都能幫助我們認識和描述中國的悠久歷史和復雜社會，畢竟這些詞彙本身就是在這塊土地上生長出來的，同時它們還介入了歷史創造者的認知過程，影響了他們的選擇和決策。 在歷史哲學領域，有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概念，例如生產力、生產關係、意識形態、階級、產權制度等等。在“局觀”框架中，這些概念處於什麼位置？你特別強調的暴力和暴力集團又處於什麼位置？你怎樣把前人的這些思想成果整合到“局觀”框架中？

“局觀”歷史尚未形成完整嚴密的體系，也許經過從朱熹到趙翼、到李鴻章、到後來學者的努力和積累，理解消化了蘊涵在漢語相關詞彙中的智慧，加上對西方知識的吸收，這個體系能夠漸漸完善。現在我很難講清那些概念的確切位置，但我有一些類比而來的直覺。 打個比方說，小農是怎樣形成的？清光緒年間的一則彝族史料說，統治者用鞭子抽打奴隸種地，抽打得太厲害，他們會逃亡或反叛。抽打少了，生產的糧食還不夠奴隸自己的口糧。於是，統治者改變方式，把一半土地分給他們，讓他們自己養活自己，用一半的時間給主子乾活，得到了兩全其美的結果。 我們可以把這個故事看作暴力擁有者與農業生產者的對局。產權可以理解為調動生產積極性的手段，理解為奴隸主激勵奴隸勞動的一種策略。不過，一旦採用了這種策略，奴隸主就不再是奴隸主，而成了農奴主；奴隸也不再是奴隸，而成了有一定人身和財產權利的農奴。私田的產品，主子不能再無償拿走，這又可以理解為雙方遵循的基本規則。規則，策略，產權制度，生產關係，激勵機制，在這裡都是一個東西，而且是內生自發的東西，是生產者和統治者互動的結果。策略或規則的改變，同時又意味著主體性質的改變，或者叫階級性的改變：奴隸和奴隸主雙雙消失了，在新的互動關係裡獲得了新的身份。這就是所謂“局定”。

還可以接著把這個故事講下去。在井田制中，庶人在公田裡偷懶，統治者管不過來，結果公田裡荒草叢生，遠不如“自留地”裡的莊稼長得好。兩敗俱傷的後果，逼出了效率更高的製度，“初稅畝”了，分田單乾了，勞役地租改為實物地租或皇糧國稅了，農奴也成了自耕農，他們直接向官府納稅，這就開創了新局，分封制的舊局解體了。 生產力說的是人類這個物種與自然環境和其他物種的博弈關係。這是另外一個大局。勞動者不好好伺候莊稼，農作物就要歉收甚至絕收，依賴莊稼的群體就會衰亡。 在我們的對話裡，你提到了許多歷史活動的主體，用棋局的比喻，就是眾多的棋手。你提到了農業生產者，包括奴隸、農奴、個體農民，提到了統治者，所謂主子、奴隸主、農奴主，還有國家、皇帝、諸侯大夫、西方列強，這些主體如何組合博弈，如何形成種種新局，變局，最後又如何定局？中國歷史上有幾種定局？

定局的劃分，取決於我們討論什麼東西。如果討論人與其他物種的博弈，有所謂漁獵和採集時代、畜牧時代、農業時代，農業時代中又可以分為刀耕火種時代和施肥灌溉等不同階段，這些劃分方式都不錯。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黑鐵時代等等，可以看作博弈工具或武器材料的劃分，這也沒有什麼錯。問題在於，當我們討論中國歷史的時候，在這塊土地上，決定人類這個物種的存亡興衰的基本關係是什麼？什麼導致了千里無人，十室九空？問題確定了，劃分方式就不能隨意了。 中國歷史表明，決定天下興亡的基本關係，是暴力集團與生產力集團的關係。暴力失控，橫徵暴斂，土匪遍地，流寇橫行，結果就是蓬蒿千里，十室九空。 中華帝國在內外關係上很有特點。在暴力集團與生產集團的關係方面，帝國體制確立了基本均衡關係，這就是皇家貴族及其官僚代理集團與個體農戶的關係，即官家與編氓的關係。在暴力集團之間的關係方面，秦帝國在暴力競爭中取勝，吞併六國，廢除封建，建立了防範游牧民族入侵的防禦體系，造成了暴力壟斷體制。秦漢開創的帝國體制，就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定局。

李鴻章所謂變局，其實是指暴力競爭對手的改變。西方列強輕易打敗了中華帝國，打破了數千年的均衡，而西方的暴力又是在資產階級這個生產集團的控制之下的，完全代表了另外一種內部關係格局，帝國無法像同化游牧民族一樣同化比自己高級的對手。這就是變局的深刻之處。孫中山學習西方，高舉民國的旗號，以民眾控制暴力為建國理想，但他實際建立的是黨國體制，那是帝國的變體，是憑藉專制的行政力量赶超西方列強的過渡性體制，恐怕並非定局。 帝國之前有西周的封建制度，農業生產者依附王侯、貴族、大夫等擁有暴力的主子，大大小小的暴力擁有者又有血緣關係，服從周天子的號令，這另是一種格局。另有一套暴力集團之間的關係及其與生產集團的關係。

總之，用局觀框架考察中國歷史，就要審視歷史活動者的各種能力。生產力當然非常重要，暴力或破壞力也不可忽視。暴力最強者說了算，這是一條元規則，制訂規則的規則。不計算暴力擁有者的利害得失，變法、改製或生產關係的變遷就說不清楚。單獨擺出一方棋手的著數，怎能理解全局？ 按照你對基本關係的看法，血酬定律恰好揭示了暴力集團和生產集團的關係的秘密。人們心中都模模糊糊地知道這種關係，但是血酬定律把這種模糊的感覺清晰地表達出來了，變得可以討論甚至可以計算了。 血酬定律正要計算人們熟悉的統治關係：憑什麼統治者說了算，憑什麼由他們立法定規，為什么生產者俯首帖耳很合算，為什麼統治者又會變法改制。血酬定律可以解釋暴力手段在博弈關係中的作用，也可以算出這種手段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