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歷史與公正計算

訪談者：《南方周末》 戴志勇 時間：2010年10月17日 “五四”時期打出的口號，是民主與科學。 1978年後摸著石頭過河，三十多年後，是不是可以說，改革的目的，一個是自由，一個是公平？ 公平是一個組合，意思是既公且平，大家都服氣、認帳。公平是公正的近義詞，既然正了、公了，各方面的利益都照顧到了，自然平了。 平是公的結果？ 是的。但有人問，市場經濟不公平嗎？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貧富差距？所以我盡量不用公平這個詞，有歧義。公正是公正，平等是平等。平等又分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機會平等屬於公正，結果平等則未必。如果把公平看作公正和平等的合稱，兩者並不是一個東西。 每個人得其所應得，付其所應付，就是公正、正義。有個詞特貼切：自作自受。一說自作自受，大家都服氣。印度的種姓制度，明明有人受歧視，只要說上輩子造孽了，這輩子當牛做馬也認帳。

這跟佛教的因果報應的說法相似，造孽就該遭報應。 “自作自受”這個詞有貶義，不妨說“自付自得”：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這就是公正。某件事是否公正，某種公正標準是否公正，都可以用“自作自受”衡量，這是衡量公正的元公正，這是根。 憑什麼這是根？我們可以追溯到生命的根源。單細胞生物要活下去，總要付出一定的能量，以獲得能量和營養物質，同時躲避危險，這才能活下來。自作自受，怨不得別人。還要得付相稱，得不償失也活不下來。不遵從這套道理的生物，或者死光了，或者不能進化。這個道理就成為進化而來的公正觀，成為存活下來的動物都接受的道理，反對者被進化淘汰了。 回到開頭的問題。你說改革的目的，一個是自由，一個是公平。其實自由和公正的主體部分是重合的。公正是自作自受，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得付相稱。如果在把自作自受的範圍縮小，剔除暴力欺詐，禁止作惡害人，那就是自由。自由就是剔除了惡性付出的自付自得。在這個有限範圍內，自己選擇，自己承擔選擇的後果。前三十年的改革為什麼有成就？就是自由度提高了。但還不夠，應該繼續提高。

如果從“自作自受”的公正觀出發，一個新秩序初立時搞土地革命，重分田地，或如商鞅廢井田開阡陌，這其中的公正怎麼看？ 自耕農是標準的“自作自受”。人跟土地直接發生關係，沒有其他人的截留。一定生產力水平下，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大體有一個比例關係。自耕農的得付比既普遍又單純，所有人都認賬。這是基礎得付比，可以作為各行業對比的基準。 井田制，耕九分替公家付出一分，相當於1/9的稅率。憑什麼1/9勞動白給你？如果土地是領主給的，可以看作庶人用勞動換取土地使用權。領主付出的不是自己的勞動，而是土地這種生產要素。這也是正當的，也是自付自得，多付多得。但土地付出的正當性，不像勞動或生命的付出那麼直接，換算起來有可能打折扣。馬克思就認為地主資本家是剝削階級，不承認生產資料所有者對價值創造的貢獻。現在則有“要素分配”的說法，承認勞動之外的生產要素的貢獻。

土地等生產要素又是怎麼來的？貴族領主可以說，江山是我打的。地主可以說，土地是我攢錢買的。兩者還可以說，這是祖先傳下來的。繼承遺產也是正當的，因為是前輩辛辛苦苦掙來的，打來的或買來的，前輩有權處置自己的東西，包括傳給兒子。遺產繼承的正當性，就是自付自得的跨代展開。但兒子是白得的，難免打個折扣。按中國的標準，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每傳一代的平均折扣為20%。 遺產稅徵多少合理？按照五世而斬的原則，應該是20%。至於政府拿走20%幹什麼，用途是否公正，取之於民是否用之於民，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總之，對比自耕農制度，井田制的正當性要打折。第一個折扣，就是土地和勞動的交換，要討論交換的比例。從一比九，到五比五，再到九比一，多少才算合適？第二個折扣，地主的土地是怎麼來的？如果是繼承的，一傳再傳，世襲罔替，一代又一代永遠吃下去，是否正當？第三個折扣，從效率角度說，人們給自己幹活，通常比給別人幹活的效率高。自耕農無須對自己偷懶。

前兩個折扣是正義方面的損失，第三個折扣是收成方面的損失。我這裡把井田制和租佃制混為一談，實際上，井田制下的貴族領主要保衛安全、維護等級秩序，同時索取勞役和兵役，比地主索取勞役地租或實物地租更加複雜，是一整套利益交換，而且帶有強制性。 從井田製到租佃制，從有限的歷史記載看，直接動力是追求效率，不是追求公正。當然，拐個彎說追求公正也行，公正往往帶來效率。公正不是自付自得、得付相稱嗎？井田制裡是集體勞動，有機會偷懶，嫁禍於人，“自得他付”，於是效率低。 《呂氏春秋•審分》說：“今以眾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其遲也。”分了地，大包乾了，自作自受了，效率就提高了。 井田制之後是租佃制。佃戶租地主的土地，交50%的收成作為地租，不用監督勞動，農民也不會偷懶。這種制度在效率方面問題不大。但地主憑什麼拿走那麼多？辯護者說，這是自願的，自作自受，市場行情如此，你不願意當佃戶，後邊還有好幾個人爭佃呢。反對者說，勞動創造價值，地主吃租是不勞而獲。地主對生產沒有貢獻。資本家還要投資，還要承擔市場風險，地主承擔了什麼？土地是天生的，又不是地主製造的，他們是寄生蟲。這是土改的正當性依據。辯護者說，土地不是天生的，需要投入，需要維護，提高肥力，防止退化，不能沒有主人。公共地必定濫用，必定退化。總之，依靠勞動之外的生產要素過日子，容易引起正當性方面的爭論。但無論如何爭論，大家都默認一個原則：自付自得，得付相稱。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這個比是怎麼出來的？ 我不知道設計者當時怎麼想的。五代之後，按照遺傳學家的說法，五代前祖先基因的濃度已經降低到跟隨便大街上拉來的人差不多了。不是要照顧有血緣關係的後代嗎，五代以後就沒有特殊的血緣關係了。 中國的歷史往往是，一幫人打了天下，然後製訂法規，確定稅率。這個公正性怎麼看？法酬要算多少合適？ 這是兩個問題。第一，暴力集團確實付出了。打天下的人常說，天下是我們用鮮血生命換來的，我們當然有權如何如何。有理嗎？從“自作自受”的角度說，有理，問題是這理在多大範圍內管用？第二，稅率多少算合適？咱們先說稅率問題。 暴力最強者說了算，這是元規則，決定規則的規則。但暴力最強者並不能為所欲為。他制訂規則時追求利益最大化，怎樣達到最大化呢？討論最佳稅率的理論，有個拉弗曲線，拋物線形狀，最高點就是稅率最優點。假設稅率25%是最高點，如果收10%，稅收總額還有增加的潛力。如果收高了，35%，稅收總額反而下降。因為很多公司破產了。如果稅率百分之百，沒人幹活了，一分錢稅也收不來。所以，暴力最強者在製訂稅率時，一定要考慮納稅人會不會破產，會不會逃跑，會不會反抗。他們被迫考慮生產者的利益，調整稅率，尋找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一點。

這種調整的空間非常大，逃跑、反抗都需要各種條件。不讓納稅人逃走，既可以用優惠的稅率，也可以用各種弱化對方或強制的辦法等。 對。可以控制調整各種條件，也可以調整掠奪制度。像尋找最佳搶劫率一樣，尋找低成本高收益的掠奪制度。 比如滿清入關，在入關前他們可以維持奴隸制，因為關東平原一片曠野，要逃亡很困難。而且人煙稀少，逃亡了也不容易生活。進了關，遍地青紗帳，到處都是人，你知道他藏在哪兒？當時也想維持奴隸制，結果遍地逃奴，縣政府的頭號工作就是抓逃奴。怎麼抓？抓住怎麼辦？如果不殺他，還跑。殺他，等於把自己的牛羊抓回來了殺了。那就殺收留逃奴的人？他們都是納稅人，把他們殺了，皇帝的納稅人少了，皇帝受損，奴隸主受益。利害計算的結果是，奴隸製成本太高，對皇帝來說，維持奴隸制得不償失。奴隸制被迫解體。

從成本收益計算的角度看，奴隸制不行，井田制也不行；人民公社不行，自留地也不行，租佃制是地主調動勞動者積極性的最佳制度。尋找最佳制度是一個歷史過程，可能需要幾代甚至十幾代人。第一代人可能對新政策很滿意，覺得比過去好。但第二第三代就不滿了。第二代農民工對允許進城打工的政策不會再有感恩之情，他們更容易對歧視性待遇不滿。 照利害計算來分析，搶劫者付出了鮮血和生命，冒了風險，他的所得，是不是也符合公正原則呢？ 符合。但要討論符合的範圍。咱們討論的是人類社會的公正觀，不是單說某一個人，某一個搶劫團伙。從搶劫者的個人角度說，冒險搶劫也是自付自得，問題在於被搶的那個人。我辛辛苦苦種了一年地，打了幾百斤糧食，讓你搶走了，你說你自付自得，那我的“自付自得”怎麼辦？對我公正嗎？從全社會的角度看，搶劫是對公正的破壞。從搶劫團伙的角度看，用轉述盜跖的話說，盜亦有道。沖在前邊是勇，退在後邊是義，公平分配是仁。他們也講論功行賞。這是搶劫者內部的價值觀。把搶劫行為放到全社會的背景上評價，基礎就是不公正，甚至，搶劫集團內部越公正，搶劫的效率越高，整個社會所承受的不公正就越大。在這個背景上看，搶劫者的自作自受，得付相稱，在絕對值的意義上雖然是公正的，但在絕對值前邊要添正負號。更何況搶劫本身還有消耗，比如消耗30%，雙方只有付出、沒有收益，於是，搶劫的正當性，還要再降低30%。

搶劫還要冒險，無論是正是負，總還有點正當性，有沒有什麼都不付出，就把東西搶來的？ 在邏輯推理上有。在實際生活中，好像貪官污吏的“高衙內”比較接近你說的這種人。他們的父輩還要辛苦巴結，還要有歪才，衙內橫行霸道，卻什麼都不付。社會對他們的態度，在仇恨之外又多了一層輕蔑。 剛才還說到，怎麼看打天下坐江山的公正性？ 歷史上的皇帝，冒險打天下、坐江山，大家都認這個賬。從全社會的角度看，皇帝領導的暴力團伙，消滅了流寇和其他暴力團伙，天下太平了，搶劫率下降了，天下受益。皇帝團伙難免為非作歹，但功大於過，他們坐江山大體是公正的。可是深入分析一下，皇帝打天下時如何動員民眾？在打天下的過程中，付出最多的又是誰？皇帝說解救大眾蒼生，為此流血流汗、奮戰犧牲的也是大眾蒼生，現在天下打下來了，從自作自受的角度說，憑什麼皇帝自己坐江山，還傳給自己的兒子，不讓民眾當家作主，不傳位給民眾推選出來的人？這不是貪天之功為己有，掠眾人之美嗎？即使第一代真有天大的功勞，終身執政有理，君子之澤，也該五世而斬吧？

皇帝和流寇的不同之處，就是他在有限搶劫的同時也維護了秩序。他的正當性來自後者。反過來說，一旦他和他建立的體制破壞了秩序，或者，他提供的秩序違背了公正，搶劫率比土匪還高，他就失去了正當性。 假如城郊菜農每個月的賣菜收入2000塊錢，也沒有農業稅，不少人覺得還不錯。去城裡，有中學教師覺得，憑什麼我一個月2000塊錢，公務員收個紅包上萬？他們又覺得很不公正。在多大程度上，公正是一種主觀感受？ 得付相稱，有一個得與付的比例關係。每個時代不一樣，不同的社會集團也不一樣。採集狩獵時代、農牧業時代、大工業時代，各有各的得付比。其他條件不變，技術水平越高，得付比越高。一定時期，人與自然的交往有個一般的生產力標準，這是很客觀的標準。

對得付比是否滿意，要看參照系。農民過去種糧，現在種菜，投入跟過去差不多，但掙錢比過去多了，參照係是自己的過去，主觀感覺滿意。遠郊種糧的掙一萬，近郊種菜的掙三萬，得付比不同，但別人是近郊，他在遠郊，遠郊人都掙一萬，他也認賬。 教師的得付比參照系一般怎樣選擇？一個是，以前教書掙多少錢？再一個是，選擇近似行業能掙多少錢？公務員可以算近似行業，這是教師有可能做的，不像把遠郊的地移到近郊來那麼不可能。到近郊承包大棚，相當於考公務員，如果允許教師考公務員，沒考上，也不會覺得不公平。如果別人走後門進去的，教師就會覺得不公平。 沒紅包時，公務員一個科員的月薪大概是2000多塊錢，科長平均月薪也就是三千左右，對教師來說，得付比差距不大，沒什麼可羨慕的。 收紅包另是一筆賬，屬於受賄，以權謀私，有可能進監獄。而且還有一個良心問題。羨慕紅包者應該自問：第一，紅包是不是正當收入？第二，如果不正當的話，就不能光看見賊吃肉，看不見賊挨打。將來你可能因為這筆錢進監獄，你願意冒這個險嗎？第三，如果這個人良心敏感的話，還要加上良心的代價，自尊心受傷的感覺，等等。 是不是統治者可以靠某種力量重新設定參照系，改變社會各個階層的公平感？ 問得好。得付比主要是由生產力水平決定的。對公正的感覺就建立在這個客觀基礎上。但是，我自己每個月掙兩千塊錢是否公正，主要取決於我選擇的參照系。這就有很強的主觀色彩，比較容易改變。調整參照系，就可以調整公平感。憶苦思甜就屬於這種調整。關於中國稅負排在世界第幾位的討論，就是建立橫向參照系。控制者可以淡化對自身不利的參照系，強調有利於自己的參照系。 人們對某件事情是否公平的看法，除了選擇參照系之外，還取決於新信息的出現。比如說，2003年那一年，挖煤工人死亡率千分之四，願意下井冒險的，可以多掙2500多塊錢。願意乾就幹，不願意幹可以走。這是關於生命的得付比，選擇者並不覺得不公平。但是，忽然有人說，千分之四的死亡率算錯了，光算礦難不行，還要算塵肺病。死於塵肺病的人比死於礦難的人更多。新信息一出現，當事人馬上就覺得不公平，要求補償，開胸驗肺也得補。這時候，要控制公平感，就需要控制信息傳播，甚至需要控制工人討價還價的能力。 跟全方位的博弈能力有關係？如果其他因素進來，比如，在新聞自由條件下會形成社會輿論壓力，公正的標準又會變？ 在信息自由流動的條件下，不同的參照係都冒出來競爭，最後會博弈出一套比較客觀的標準。 如果換算一下，工人討價還價的組織能力值多少錢？ 有個1928年到1933年期間棗莊煤礦工人有工會和無工會狀態的調查，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工會可使工人工資提高32%。 如果工人明確意識到組織工會是漲工資的必要條件，而政府剝奪了組織起來談判的權利，一個月可掙工資1500，實際才掙1000，就會引發政治上的不滿。要是不知道這點，就不會有不滿，本來就沒有工會，誰知道工會這麼值錢？從這個意義上說，確實需要啟蒙，提供新的參照系，讓當事人知道自己吃虧了。 說到啟蒙，是認同有一套權利價值觀在後面？ 啟蒙就是讓人別犯糊塗，算明白賬。明白自己有什麼權利，權利和義務是否相稱。誰能說一切都明明白白？沒有大糊塗也有小糊塗。在工會方面，幾乎是大糊塗，工人還沒形成普遍自覺的權利要求。有的明白道理，但勢單力薄，惹不起就認帳了，忍著。 只是因為沒有能力去改變？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這也是自作自受。其實，很多道理大家也知道，政府應該提供公共服務，維護工人的各種權利。公民納稅，政府提供等值的服務，這才是公正的。但現實往往是打天下坐江山。 什麼情況下才會改變這種規則？ 規則有好幾種。憲法是一種規則；地方和部門法規是一種規則，潛規則又是一種規則。各種規則都有改變的可能。改的時候，管制者和被管制者，官和民，都在做利害計算。不同社會集團的內部，具體的操作者，還有自己的小賬本。綜合計算起來有利可圖才能改。 俄羅斯式的權貴要保住自己掠奪來的成果，從而與改革派的合流，這種“改革動力”怎麼看？ 既得利益集團和改革派可能有某些共同利益。利益比良心更可靠。公正，良心，對一般人的行為有影響，但影響更大的是利害計算。沒有生命威脅了，衣食足了，禮義廉恥就容易發揮作用。一旦面臨生死威脅，飢寒交迫，這些東西囂張起來，可以壓倒一切。仁義就處於這種二三流的地位。 不是從公正出發，而是從利害計算出發，可不可能到最後算出一個比較公正的結構或局面？ 公正也要利害計算。計算得付是否相稱。如果得付不相稱，比如說官家集團付出少，得的多，誰都想往這個集團裡鑽，它就越來越膨脹，十羊九牧，最後自己垮掉，歷代王朝都有這種趨勢。 與小波動比較，這種大循環使整個社會損失慘重。因此，要通過憲政、民主、權力製衡來抑制統治集團，別吃過頭，這對整個社會有好處，對統治集團也是有益的。 但這是非常理性的抉擇。怎麼讓統治集團利益和整個社會的利益一致？怎麼讓個人利益和集團利益一致？怎麼才能形成這樣的架構？第一，需要知識，以前不知道有民主選舉，權力製衡，不知道這是長期雙贏的利益格局，現在知道了。第二，需要有被統治者與統治者兩方面追求長遠利益的動力。第三，還需要相應的人格支持，這個人既要有擔當，還要有節制，別不知道節制再試一把“人間天堂”，幹砸了，還要折騰一回。 暴力集團是不是還存在委託代理的關係？歷史上，官家集團裡面有皇帝、文武百官有太監。 封建制是分權制，主體不是委託代理關係。週天子分封諸侯，每個公侯甚至大夫都有自己的政府和軍隊。一堆小王架著一個大王。人人都是主人，不是代理人。 但這個制度不好，暴力集團的首領太多，暴力均衡一旦破壞，就爆發戰爭。為了避免戰爭，發明了郡縣制。郡縣制就是一個皇上帶領一幫哥們儿打了天下坐了江山，然後委託代理人管理國家。 只有一個老闆。 皇帝當董事長，立功受賞的貴族便是股東。貴族打天下時賣命了，坐江山時杯酒釋兵權，讓他們回家享受紅利，好好過日子，但不要干政，尤其不要帶兵。 從政的是誰呢？通過推舉考試，找出一批讀書人，根據一定的標準，成為各個部門的管理者。他們是代理人，隨時可以撤換。這就是秦漢以來一直持續的製度，我稱之為官家主義制度。 官家有三個主體，三個含義：第一個含義是皇帝，皇帝“主義”——當家作主，立法定規，立的法是王法；第二是條條塊塊的衙門，立的法是地方法規或部門法規。第三個含義是官員個人，官員個人憑藉他代理的權力立法，就是潛規則。 這三種規則有時互相矛盾，但都管用。各有各的地盤。但立法定規的主體就是官家集團。官家內部的不同主體相互博弈，爭地盤、撈好處，分配各種資源。 老闆和代理人之間有很強的博弈關係。把權力往上收，弱化下面的權力，或通過隔幾年來一次群眾運動，壓制官僚體系。為什麼會有這些不同的博弈方式？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一個人面對龐大的官僚代理集團，皇帝很快就知道不是對手。但大體也能維持住。道光皇帝派張集馨去四川當副省長，跟他說，你不用什麼環節都管，管不過來，能管住結果就行了。皇帝說，比如驛站，按規定都得有幾匹馬，下邊的人用馬干私活兒。馬租借出去了，你去查，他從別的驛站借幾匹馬頂上。沒法管。你只要盯住驛站的任務完成沒有就行了，其它事睜隻眼閉隻眼。皇帝說的辦法，相當於承包製。 現在也用這種辦法。比如控制上訪，一個人到北京上訪一次算一分，每個縣每年給一定額度，假設100分，超額就別想升遷。至於各地用什麼辦法減少上訪，管不了那麼多。計劃生育管理是一票否決，都有點承包的意思。 總的來說，博弈的最終結果是走向簡明易查的核心指標，錢糧刑名任務的承包。同時皇帝逐步退讓。官員不斷膨脹，不斷夾帶私活兒，潛規則邊界擴張，久而久之法不責眾，正式法規也跟著調整。過去貪污十萬就槍斃，現在貪污千萬都不見得槍斃。這就是代理人跟大老闆的博弈。 朱元璋曾經發動老百姓監督官員，老百姓可以把下鄉擾民的縣官綁送京師。但是他一死，這套辦法就廢了。官員集體反對群眾監督，新皇帝權威不足，鎮不住那麼多官員。 中國的歷史經驗，總的趨勢，是皇帝逐步在博弈中敗給官僚集團。 有沒有跳出失敗命運的辦法？ 毛澤東早就跟黃炎培說，我們找到辦法了，這就是民主，讓人民監督政府。民眾當家作主和皇帝作主發動群眾不一樣。皇帝是為民作主，為他人作嫁衣，積極性不高。老百姓自作自受，永遠有積極性。縣長敲詐我們，不好好乾活，就換個新的，這樣，縣長自然就成了老百姓的公僕。很簡單。 自上而下的博弈會失敗，跟他信息不對稱，處理能力不夠相關。選的話，是因為信息更對稱，還是因為博弈機制變了？ 如果皇帝像神仙，誰是貪官誰是清官都清楚，肯定用不著派巡撫、派太監，更用不著發動群眾。每年清算一次就完了，撤的撤，升的升。問題是不可能。話又說回來，即使蒐集處理信息的能力提高了，還有一個利益問題。現在有電腦、互聯網，蒐集傳播信息的成本下降了。據說中紀委收到的舉報信成堆。問題是查不查？查一個要付出多少成本？誰來付？誰得好處？得付相稱嗎？ 即使皇帝及時知道，也還存在皇上跟民眾的利益不一致？ 對。皇帝的利益肯定跟民眾的利益有差別。皇帝終生是皇帝，干好幹壞一個樣。他也想偷懶，也不想找麻煩，對某些貪官或許還有私情。老百姓就沒這個問題，你壓迫我，我就反抗，壓迫越重，反抗越重，一報還一報。 有什麼動力可走到這一步？ 農業社會的民，主要是農民，小民，一盤散沙，反抗能力不強。工商社會出了新民，是大民，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不像農民，只要餓不死就能忍下去。企業稅費增加幾個百分點，就可能破產。對政府，他們比農民更挑剔。 小民收買官員是不合算的，買不起，也惹不起。資本家可能有實力跟科長、處長甚至局長叫板，收拾或收買他。在局部，官員有可能成為資本家的代理人，照顧他的利益。在這個局部，官家主義轉變為資本主義，資本家完成了一個人的革命。一個人的革命不合法，但成本很低，收益很高，全國到處都是。 雖然還是官家主義，但千瘡百孔，到處都能看到局部非法的資本主義。不過，對資本家來說，這並不是理想狀態。第一個問題就是官員的任期短，沒法做長遠安排，什麼百年企業？十年企業都別想。第二個問題是缺乏安全。生意做大了，少掙點錢不要緊，安全最要緊。合乎這個階級利益的理想狀態，就是穩定的憲政秩序。 大民出現，帶來的兩個方向：一是官商勾結，嚴重腐敗，官家主義被腐蝕得千瘡百孔，社會變得很糟糕。另一個方向，資本力量興起，追求穩定的憲政秩序，尤其是資本主導的憲政秩序。大民可以成為這種運動的資助者、組織者，甚至主導者。 這可能需要跟知識精英、做NGO的結合起來？在社會轉型的過程裡，工商力量起主導作用？ 工人也有作用。傳媒人、知識分子、農民工都在發揮作用。有良知的共產黨人，甚至某些既得利益集團，都是變革的力量。但資產階級是新的歷史力量，他們既有這個眼界，也有變革的動力，還有強大的實力。 很多資本家沒有安全感，但他們可以走，用腳投票。只有土地走不了。 年齡大不想幹的，可以走，到外國當寓公去。但生意很難帶走，擴張階段的資產者，要損失很多東西，不甘心。那麼，或者冒險官商勾結，或者使勁弄出個好制度來，往哪個方向使勁，取決於當事人的價值觀和利害計算。 公正的製度，還是通過利害計算算出來的？ 建立公正的秩序，利害計算排第一，公正排第二。但公正可以強化利害計算。狗到別人家門口，看門狗衝它叫，它夾著尾巴不叫。到自己家門口了，它就叫得很兇。它覺得是自己的地盤。有了這個正當感，鬥志可以加倍。大街上擺攤，你理不直氣不壯，官員沒收你的東西，打你兩巴掌，你也灰溜溜的走了。如果你理直氣壯，哪怕別人罵你一句，你也敢跟他拼命。加入公正之後，利害計算就要乘以一點幾，例如一點三，一點五，偏離公正越遠，乘數越大。這就是公正的作用。 對。內心有判斷標准或天理在。通過利害計算，把這種天理外化。 而且強化了。公正能增強你的鬥志，能幫助你贏得支持，還能讓對方覺得理虧。 你有理，警察要是找你麻煩，他也覺得理虧，說“吃這碗飯沒辦法”，跟你客氣。他要覺得你真是壞蛋，就可能找機會揍你一頓。心虧和理直氣壯的時候不一樣，會導致一系列利害計算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