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建構血酬史觀

訪談者：莫離 發表時間：《嘉人》雜誌社2010年11月號 “潛規則”提出已經十年，2009年再版至今銷量超過30萬，從無人知曉到人人心知肚明，吳思用他的精準與冷靜抓住了這個世界最隱秘又最關鍵的一線。十年後，他又有哪些發現？用了一個下午講述，原來這些都與內心的安然有關。 月壇西街的《炎黃春秋》雜誌社可能是這時代碩果僅存的老式編輯部：處處都是書，雜誌，來自四面八方的手寫信，空氣裡有股子歷史陳腐味兒，涼且潮濕。吳思就在最龐大的那紙垛裡，起身向我們招手，又用老式的軍綠色鐵網暖水瓶，倒水泡茶。這暖水瓶市面上早已絕跡，放在這裡，竟十分合襯。 53歲的吳思在這間辦公室裡已經坐了13年，在這個可能是“地球上年齡最大的編輯部”（四個顧問均超過90歲，編委平均年齡80歲上下，編輯部人員的平均年齡一度超過70歲）裡，他還是“小吳”。 “小吳”被譽為“中國當代最理智最冷靜的學者”，寫歷史，筆下不是宏大場面的交疊，而是一個個冷冰冰的算式，計算出人命的代價。在他看來，沒有什麼是不能被精確度量的，包括人性中最為幽微難測的同情心和正義感。

他的“潛規則”系統提出已經十年，2009年再版，至今銷量三十多萬，台灣地區也賣出了三萬多，還被翻譯成韓文。這個新造詞在百度上的相關頁面，從零變成了五千四百三十萬。相對生僻的“血酬”，相關頁面也有三十八萬五千個。但他說，所謂名氣，“是已經解決的事”。整個下午他都極為耐心，語氣不變，語速不變，像一個虔誠的傳道者，為了更多人聽到他的聲音，力氣不竭——他正在辛勤建設一個“血酬史觀大院”：院裡有棟六層的樓房，剛剛搭到四層半。這是個龐大的工程，他並不知道有生之年是否能建完，但還是“野心勃勃”：那一天，血酬史觀會成為主流歷史觀；他正在做的，是“一流的事業”。 他等著那場巨變的到來。 週五的黃昏，北京下著小雨。採訪結束，他堅持把我們送到門口，站得直直的，右手舉到耳朵的高度，說再見。

很難清晰地描述吳思：一個老式的、溫和的人；一個野心勃勃、毫不掩飾的人；一個希冀著再來一場翻天覆地大變革的人……還是看看他說了些什麼吧。 消除潛規則很容易，有獨立的司法、開放的傳媒和專職的人大代表就可以。 ：您思考的領域一直挺跳躍的，最近在寫哪方面的文章？ 最近在說市場，說《賣炭翁》，“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綃一丈綾，係向牛頭充炭直”。標題下四個字：“苦宮市也”。市場本來是自願自由的買賣，但“手把文書”，念一個紅頭文件，給點錢，就可以把炭拉走了。根據當時的物價折合成人民幣，“半匹紅紗一丈綾”相當於760元；一車千餘斤的炭，相當於1700元多塊。念了個紅頭文件，1700多元的東西賣了760元，相當於打了四五折。從唐朝到今天，權力能抵的價格份額經常在50%左右。借用白居易的說法，我把這種權力介入的市場叫做宮市——皇權介入的市場；明萬曆年間一個版本把這“宮市”寫成了官市，官權介入。中國市場自古就是官權侵入的市場，只有一些局部消費環節是真正的市場，一旦涉及原材料，涉及工匠的身份，涉及瓷器的樣式，涉及買家的不同身份，它就變得複雜，至今如此，譬如金融行業限制民間資本進入；國家不斷把礦收回，實現官家壟斷，越來越官進民退。每年華爾街日報和美國傳統基金會評一次世界各國經濟體的自由度，香港多年第一，歐美國家多是80分左右，中國52分，低於世界平均值的62分。

現在最熱的、存在官市的領域，應該是房地產市場吧？政府一直在出台各種政策試圖平緩房價，但事實是房價不降反漲。 我沒做過專門的調查，試著分析一下。首先內地的房地產有一部分直接被權力切走，公務員可以不到市場買房，直到現在還有變相的福利分房，憑藉行政權力切下一塊地不進入市場流通，再用行政權力找一個公司蓋起樓房，然後製定一個“說得過去”的價格，按內部權力大小進行分配。 撇開這部分，即使在屬於市場的那部分中，看得見的手很大，伸得很長，也很有力量。 理論上來說北京房價如此之高，利潤如此豐厚，供給應該大量增加，使得價格降下來。但實際不是這樣。政府用權力控制了土地供應。土地資源並沒有市場化，或者說，土地仍在官市中交易。要改變房地產市場的現狀，最根本的還是提高市場的純度。即使政府依舊憑藉權力分走一大塊，如果拿這一大筆錢建廉租房，也可以改變現有的供求關係。另外好多人買房是為了迴避通脹的危險，如果市場上投資途徑增加，包括放開民間的金融，分流出部分資金，供求關係也會發生變化，高房價或許不至於如此過分。

要消除潛規則需要什麼條件？還是說在國內它是沒辦法消除的？ 能消除，只要降低潛規則的受害一方的反抗成本——有獨立的司法、開放的傳媒和專職的人大代表就可以。譬如台灣地區的讀者跟我說過，曾經台灣警察也是極盡敲詐勒索之能事，但台灣開放黨禁報禁後，如果警察欺負百姓，這個百姓就給當地議員打電話，議員就發動媒體，興高采烈地打上門去。折騰幾回，警察就高度專業化了。議員為了拉選票，媒體為了博眼球，都會積極投身這件事，這種利害關係的設計讓民眾的反抗成本降低到只需要打一個電話，那潛規則當然無處藏身了。但內地還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包括最近的人大代表法，迫使人大代表只能是份兼職，那如果接到百姓投訴，他怎麼有時間、有利益驅使打上門去？民眾要反抗潛規則，只能上訪——這個成本高得簡直難以逾越。這個格局維持下去，貪污腐敗、行賄受賄的潛規則只會越來越嚴重。

說到成本，很多人都很奇怪，您是怎麼從一個認為人人都該是無私的理想主義者，變成一個看起來冷冰冰的“計算歷史學家”的。在你筆下連正義感都變成可以用數字考量的東西。 良心，同情心和正義感，都是有分量的，它們經常進入人類行為的計算。同情心和正義感是我們天生就有的，它們無可置疑地長在大腦中固定位置，同情心長在大腦中央運動前皮層一個叫F5的區域，那個區域有鏡像神經元，它讓我們有“同情心”：看到你快樂，我也覺得快樂；看到你被針扎到，我也感同身受地皺皺眉。當然你疼十分，我可能才疼兩分。正義感則長在中腦系統的殼核和尾核上，叫鴉片報償區，鴉片報償區負責所有上癮的行為，看武俠小說為什麼覺得過癮，因為正義得到伸張。這個區域讓我們對不公正感到憤怒，對公正感到欣慰，哪怕我們個體不見得會從這公正中受益。

假設同情心和正義感在我們心中發揮不高不低的作用，算30分。用口渴打比方，我渴到80分，你渴到90分，這杯水是我喝還是給你？這取決於我感受到的你渴的程度。你我是老朋友，我能感到你40分的渴；你我是陌生人，我可能只能感受到你的10分。雖然能從外在表現看出你渴到90分，但我會選擇自己喝。但當喝下這杯水，我渴的感覺只剩下30分，對你的同情卻達到40分，神經元激活程度的計算結果，同情心就開始喧囂著催我把水給你。管仲早就說過：“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同情心、正義感這種精神作用的強度與人的物質需求的滿足程度正相關。如果我們有飯吃有水喝，心中不喧囂而是相當平靜，同情引起的那30分就很突出，顯得你知書達理，充滿同情心；如果你飢寒交迫，就只能搶吃搶喝，完全看不出你的禮義和同情。這其實是一直存在的計算，我只是如實描述它的運行。

你怎麼想到要用醫學上的知識去描述它的？ 我偶然看到一本書叫《神經元經濟學》，汪丁丁主編的，用神經元討論經濟問題，立刻覺得找到了我要的東西。我一直想蓋一座血酬史觀的樓，它不是空中樓閣，而是嚴格的歷史和邏輯的一致。歷史的起點就是生命的起點，追踪起來就到了神經元，用神經元和其他生物學知識來做血酬定律的基礎，把整個史觀紮紮實實落在了科學基礎上。 這個起點是很堅固，但你怎麼解釋那些舍生取義的人？ 這間辦公室曾經有個老先生叫徐孔，我們的副社長，不久前去世了。徐孔替人打抱不平，結果得罪了領導，被打成右派，前10年勞教，拿四分之一工資；後十年返鄉務農，一分沒有。受了這麼大損失，兩個月前徐老先生出了本書，叫《直言無悔——我的右派生涯》，還說無悔。你想想同情心和正義感在他心裡占到什麼分量！聖人確實是有的，我們這裡就有。但又必須承認這種人在全部人口中比例很低，實驗經濟學證明，這種人的比例相當固定，不管什麼時代什麼環境，我記不清具體數字了，似乎不足3%。

我們應該正視多數人的行為方式。 “多數人”有同情心和正義感，但不至於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主要是利己的，不是利他的。承認這個事實，不管是經濟政策還是政治制度的種種設計都要有所變化。 我覺得您有兩個突出於環境之處，一是您的文風，之前在《農民日報》，如今在《炎黃春秋》，整個的文字環境挺嚴肅的，但您的書卻是很輕鬆的筆調。 1996年我失業在家想寫小說，寫了三四十個開頭都不對，就想找個簡單的事來做，那就寫歷史。因為之前看過大量的史書，下筆就很輕鬆，帶點嘲諷——對自己的嘲諷，對這個時代的嘲諷。我滿心同情崇禎皇帝，可我受的教育全是階級鬥爭，怎麼能夠同情皇帝呢？這麼矛盾，只能自嘲。現在回想來，我當時已經跳出主流歷史觀了，嘲笑自己，其實是在嘲笑某種意識形態。這是一個很安全的策略。

我們每一個行為都跟歷史的進程連在一起，讓人天生的仁義道德良知獲得滿足，當下心安。 現在您的血酬史觀有什麼樣新的發展？ 首先“血酬定律”有更精確的定義，而後用潛規則和血酬定律這兩個工具去分析中國社會，認為吃血酬的人構成一個暴力集團，或者叫破壞力集團，可以束縛生產力的發展，只有在它被遏制的時候生產力才能順暢發展，這構成了一種新史觀，我叫它“血酬史觀”，用它去看中國歷代王朝的演變，就會看到秦漢以來的社會不是封建社會，而是“官家主義”社會，是暴力集團打下江山後，選拔一批官員做自己的代理人，他們握有重權，形成一個“官家集團”；不僅政治上是這樣，經濟上也是，比如說一直有官市，還有民間的雜霸經濟。官家把最好的東西拿走了，剩下的粗瓷大碗民間也要當成寶貝似的用暴力去爭，形成一道道壁壘，整個市場被割得四分五裂。這樣中國歷史上就形成了一種既有官方暴力、又有民間暴力的雜霸經濟。

這就是我在社會形態上多走的幾步，從政治狀態到經濟狀況，還想再往下走，就是進入意識形態領域。現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已經不是毛澤東思想，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三綱五常也拋棄已久，好像是儒家復興，但新儒學並沒有真正深入人心；西方舶來的一些思潮譬如自由主義影響越來越大，但它沒有紮根，跟中國的歷史不接軌，我就想第四步，尋找到一種核心價值觀，它是儒家仁義禮智信的自然發展，又順暢地走到了現在的自由主義，把舶來品變成一個在中國有根的東西。 是不是再往上，就到了信仰的層面？ 對，當下中國人的信仰是缺失的，能不能找到一個綜合性的東西，把中國人說的“天理”、馬列主義說的歷史規律和西方的上帝，包容起來，讓人們一提到它就有敬畏感。我想了很多詞，說它是“上帝”，多數中國人不信；稱之為天理，這個詞已經被糟蹋了；最後我找到儒釋道共認的一個詞：造化。它是可以做獎懲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其次又是中國人所共知的、有靈性的。 提到因果，好像跟佛學很接近。 儒家也講因果報應。譬如五經之首認為“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孔夫子也直接談過報應關係，“以德報德，以直報怨”，“直”就是自作自受的恰當分寸，我覺得這是特別妥當的得、付關係。這樣，“造化”就是最高的仲裁者和獎懲者，能包容天理、地理、物理和人的心理，它值得敬畏，它承載了現代中國人的終極價值，又跟中國歷史上仁義名分最基本的概念相連。 那現代人應該怎麼去理解“造化”這個詞？ 首先是相信善惡必有報應，即使你逃過了，你所在的群體也要承擔這報應的結果。往深了說，外在的權威並不重要，最重要是你心中的感覺。如果你畏懼造化懲罰，即使去做善事也無非是奴隸行為；如果你渴望造化獎勵，即使做善事也近乎諂媚。造化灌注給人的行為準則應該是：你因造化賦予的天生的同情心和正義感而行善，它滿足了你對同情和正義的要求，行善本身即是報償。那時每個人不必再為意義焦慮，當下心安。此外，每天我們都在參贊造化，每一個行為都跟歷史的進程連在一起，外在的意義也是很豐滿的。 不做二流，每次都應該做一流的事。 現在寫歷史的人很多，您怎麼看待這些用講故事的方式寫歷史的人？譬如黃仁宇、易中天，十年砍柴，唐德剛等等。 黃仁宇的對我影響挺大的，他的寫法有點像《史記》，用幾個人物拼出那個時代的特有場景，在當時讀來讓我耳目一新。但他的寫法形像大於思想，讓讀者讀完覺得好像認識那個時代的人，卻又說不出什麼來。易中天的書我看過一些，就那些部分而言我覺得他講得很精彩，而且他不是純講故事，他是有理想有思想的；十年砍柴有一種史觀上的追求，看過他的《閒談水滸》，覺得他對歷史的分析框架更敏感一些；唐德剛的《晚清七十年》，我看了前1/3，見解自然不錯，但覺得他調侃的味道很濃，僅僅從風格上說，稍微有點不舒服。 那寫史對您來說意味著什麼？其實真正通過《史記》或者去了解歷史的人並不多，多數人還是通過當下的講歷史的書來了解的，您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歷史普及性的寫作？ 寫史對我意味著一種新發現。只有發現新的、同時跟現代相關的東西，我才會寫。我特別享受有新發現的寫作，寫了開頭還不知道結尾，一路不斷地有新景像在眼前出現，筆下龍騰虎躍——“文思泉湧”這詞兒比較弱，不足以形容文章邏輯的自主性和意外性。到結尾處，經常跟設想的大不一樣，一路充滿創造性的驚喜。 你說普及性的寫作，假如一百人裡面有十個能把歷史故事寫得好看，但能從歷史裡找到新發現的可能只有兩個。我既然能做一些別人做不好的事，那就別把時間放在很多人能做好的事上。時間這麼緊，不能做二流的事，每次都應該做一流的事。 那你希望自己的發現達到什麼樣的效果？設想你站在一百年後，會怎麼評判自己現在的工作？ 野心勃勃地說，就是建構起一種新的更加精確的歷史觀，用它來代替現在的主流歷史觀。形像地說，我想蓋一個叫“血酬史觀”的大院子，院子裡有一棟六層的房屋，現在蓋到了四層半。蓋完之後還得裝修呢，也不知道我這輩子能不能做完。 要是站在一百年後，大概會看得更清楚點：我就是那群人中的一員——他們曾是極“左”分子，經歷了嚴重挫敗後開始尋找新的方向，找的過程也是東一榔頭西一棒子，但看到了某些正確的方向，最核心的就是如實面對真相，不被任何教條所影響，他們找到了一些規律，而後又走偏，想構建一種新的教條，但在新的教條豎立起來之前，他們做的一些事對後人來說是有價值的。 有篇訪談文章提到，在香港地鐵裡你問別人找到歸宿了嗎，歸宿是什麼呢？你說歸宿就是可以認真生活下去的安定感，香港是有的，但你還沒有找到。我覺得中國文人一直很重這種歸宿感，尤其您這代知識分子，生命經歷密度特別高，您對人生的終極意義怎麼看？ 我們這代人經歷了很多，最後發現最重要的還是“我”是否喜歡，是否能真正解決自己的問題。甚至於我不斷地受挫、不時還要寫檢查，戴著鐐銬跳舞，別人看起來覺得我活得特慘，可我覺得這生活特別適合我，因為我戴著鐐銬跳舞跳順了，跳得爐火純青，可以成為一流舞者，如果大家都摘下鐐銬來跳，我就成了個三流舞者，我用全部的知識對付這個環境，也知道這個環境會提供給我內在、外在的雙重意義。 曾經很多人都追求外在的意義，這固然不錯，但外在的東西往往不可靠，不歸你掌握。儒家有一些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當年魯迅說，他看到一代一代人，年輕時都很有闖勁，最後卻都跑到儒家那裡去了。我也曾經不理解，後來發現儒家最核心的觀念在於內心滿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張載的《西銘》，被認為是儒家表達世界觀最精彩的一段，“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天地是父母，我就在中間。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百姓是我的同胞，萬物是我的同類，最後說：“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活著的時候我就順勢而為，做天命或造化讓我做的事；死了我踏踏實實地死。人活到這個份上，那是真的找到歸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