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迪從床上伸手按掉了鬧鈴，一把掀掉了蓋在身上的被子，強迫自己直直地坐了起來，以防擋不住瞌睡的強烈誘惑——再睡一分鐘這樣的念頭——而倒頭再睡過去。弗蘭妮聽到了響動，在他背後小聲地嘟囔著什麼。他感覺到她的手在他背上輕輕拂了一下，哈迪避開她迷迷糊糊地在他身後摸索著的手，迅速地把她按回到床上，鬆開自己的手起身從床上站了起來。
房裡的光線還有些暗。他一動不動地站了一會兒，努力下決心讓自己挪動了步子。屋外，清爽的風正在拍打著窗子，暴風雨還沒有結束。
沖完澡、剃完鬍鬚之後，為了盡可能地讓自己看上去給人一種莊重的印象，他在浴室穿上了長褲和襯衫，不過頭腦顯然還沒有清醒過來，這肯定是昨晚沒有睡好。此時，他仍然沒有完全醒過來，弗蘭妮還沒有起身。他想自己應該下樓去給她拿杯咖啡上來，那樣的話，他們倆就可以在每天送孩子上學這種馬拉松式的奔忙開始之前，得到一小會兒的悠閒時光。
他來到廚房，打開電燈，給他養的熱帶魚餵了點食。通往房子前門的那道長長的走廊看起來也顯得格外黑暗，不過他斷定那是天氣的原因，因此也沒有多想什麼。打開門時，他注意到送報人已經將《舊金山紀事報》放在門廊裡了——這絕不是天天都能遇到的事情，這讓他感到十分滿意，或許是個好兆頭，預示著他今天會有好運。
不過天哪，他想到，現在還是昏天黑地的。
他常向別人表明自己的這個觀點——自動咖啡機是最重大的現代發明之一。它可以在你的早晨起床鬧鈴停下時，自動開始為你調製一天當中至關重要的第一杯咖啡，這樣，當你走到它跟前時，它就已經為你準備好了你想要的東西。不過這次當他走到它跟前時，皺著眉頭愣在了那兒，因為盛咖啡的玻璃水瓶是空的。更糟糕的是，那個小小的綠色“程序”燈還在亮著——當它進入“運行”模式時，燈就變成紅色的。這是怎麼回事呢？他清楚地記得昨晚在上樓睡覺之前，自己是準備好了咖啡的。此刻，他彎下腰來，眯縫著眼查看了一下咖啡機上的時鐘。
四點四十五分。
他扭頭望瞭望四周，又抬起頭來看了看掛在廚房牆上的大鐘。沒錯，還是同樣的時間。最後，他想到了去看看自己的手錶，第三次證實了時間沒有錯。現在是星期四早上四時三刻，他早早地醒了，穿戴整齊卻無處可去。找不出什麼特別的原因，只可能是有人重新設置了他的鬧鈴時間。一旦他找出是誰開的這個玩笑，那這個人就會有麻煩了。他甚至有點想現在就把那兩個孩子都叫醒，確認罪魁禍首並準備好懲罰犯人用的拇指夾。
剛剛還覺得自己要走好運，現在就遇到了煩心事。他還得等著自己那該死的咖啡煮磨好。除了消磨時間之外，現在是無事可干了。他氣呼呼地打開報紙，扔到了餐廳的餐桌上，坐了下來，發現房間裡的光線還是很昏暗。
至少他現在知道了天色這麼暗的原因。
接下來他注意到了報紙上的頭條新聞：“健康維護組織首席執行官之死被指謀殺。”連提到鉀的副標題也沒有放過。儘管他通讀了這個報導，他新委託人的重症監護室當值醫師的身份也只在文中出現過一次，但一次就足夠了。哈迪不由得開始為這件事擔憂起來。
對於馬卡姆家庭的相關報導，進一步加劇了他的擔心。文章用別有用心的詞句講述了這個事件，暗示有證據表明那位妻子之死牽扯到謀殺或自殺案——又一個毫無新意的美國悲劇，其中的緣由或許永遠都是個不為人知的謎。但在哈迪看來，目前將馬卡姆的死定為謀殺，從而就對其家人如何和為什麼被屠殺作出任何決定性的結論都是草率的。
讀完第二篇報導之後，他坐在那兒一動不動地沉思了好一陣子，然後起身去倒了一杯咖啡又坐回到餐桌旁，讀起傑夫埃利奧特的專欄文章來。
格里斯基在電梯裡。當電梯門在四樓打開時，他看到了迪斯馬斯哈迪。哈迪說：“我剛到你的辦公室去了。你不在那兒。”
“你在開玩笑吧。”格里斯基跨出電梯進到門廳裡，“什麼時候去的？”
“就在剛才。”
“我不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嗎？”
“沒看到你的影子。”
“我一直以來都佩服你的事情之一，就是你對細節敏銳的觀察力。”
兩個人並排著向兇殺案組走去。 “另外一點是什麼？”哈迪問。
“另外的什麼呀？”
“你一直都佩服我的事情之一。有了其一，就預示著還有別的呀。”
格里斯基匆匆掃了他一眼，埋頭向前走了幾步，搖了搖頭。 “我回頭想了想，那就是唯一的一點。對細節敏銳的觀察力。”
來到兇殺案組，進了格里斯基的辦公室，哈迪拉過一把折疊椅坐到辦公桌前。他挑剔地向周圍看了看。 “你應該弄點兒裝飾品，這裡看上去讓人覺得有點壓抑。”
“我喜歡它的這種壓抑，”格里斯基說，“這可以讓會面時間變得更短。說到——”他指著他那隻滿得快要溢出來的文件盒，“那就是我今天要幹完的事，我已經乾不完了。我能幫你什麼嗎？”
“我對細節敏銳的觀察力告訴我，今天早上你沒有跟人閒扯的心情，那麼我就直截了當地說了：我以為布拉科是你手下的一名巡警。”
“那樣說或許更準確。”他伸手去拿文件盒，“好吧，隨時都可以順便過來看看我。這一直都是讓人感到高興的事。”
“我又接了一起案子。對蒂姆馬卡姆的情況你知道些什麼？”
格里斯基撥弄文件的手停了下來，抬起頭轉向一邊，皺起了眉頭。 “你代表的是誰？”
“埃里克肯森。”
“真了不起。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最近。”
格里斯基的身子在椅子裡朝前挪了挪，伸手摸了摸臉上的疤。 “據我回憶，上一次在這個階段我跟你講過一起案子的情況，因此，有好幾星期我都沒有工作可做。”
“沒錯。但那是該去做的正確的事情。”一年前，格里斯基把一盤錄像帶在地區檢察長辦公室還未宣布這是出於取證的目的就讓哈迪看了，而這盤帶上是哈迪的委託人所做出的可疑的供詞，為此，他受到短期停職的處分。 “你知道大衛克羅克特常說的一句話是什麼嗎？'確信你是對的，然後就勇往直前。'”
“我一直認為那是我聽過的最愚蠢的東西。監獄裡到處都是像老大衛那樣想事情的人。我相信，成吉思汗也有同樣的座右銘。”
“但他是個不錯的領導人。我只有幾個小小的問題，他們不會開除你的，我保證。”
“那你就先問一個看看，我再作決定。快點說，如果可能的話，最好不是那種需要長時間討論的問題。”
“肯森遇到麻煩了嗎？”
格里斯基滿意地點了點頭。 “這對你來說真是太好了。”他調侃式地聳了聳肩，“嗯，無論我們從哪個角度指控馬卡姆的謀殺案，我敢肯定你的委託人僅僅就醫療責任事故這一點來講，就需要找一位律師。除此之外……”格里斯基的眼睛向門的方向掃了一眼——門是關著的。他回過頭來對哈迪繼續說：“我猜他告訴過你，他有作案的動機。”他停頓了一下，然後又把答案說了出來，“他也是最後一個與那家人待在一起的人。”
“你指的是馬卡姆一家？報上透露出來的信息是那是個精神失常的妻子。”
“是的，我看過。”格里斯基坐在椅子裡的身子又向後挪了挪，“我想你已經明白了你的問題。”
“你認為不是他妻子乾的？但如果不是的話，那就是乾掉那個丈夫的同一個人所為？”
“我什麼都沒想。我的腦袋還是一片空白。”
“但如果我的委託人是馬卡姆案子的嫌疑人，那麼他是——”
格里斯基止住了他的話。 “我們不是在討論這個問題。你這樣做超出了你提問的界限。就是這樣。”
“好吧。這不是一個問題。今天早晨，我出門之前就和肯森談過了。他想和你談談。”
“他當然想這樣做。我是巴伐利亞的王后。你打算讓他這麼做嗎？”
“我告訴你那是個笨主意。我當時對他說的話比這還要難聽。但或許你聽說過，醫生知道得最清楚不過了。他認為你會聽他的故事並且放過他。他是個證人，不是嫌疑犯。”
“他是說想在這個階段供出真相而免受刑罰嗎？”
“不，完全不像是這樣。他沒有做任何不對的事情。他是個證人。”
“最好的防衛就是最好的攻擊。”哈迪不以為然地聳了聳肩。這不是他的想法。他知道格里斯基或許會這樣看，不過他認為在這一點上他的工作是減輕肯森的不安，按他的日程表來安排這次談話。 “在我的辦公室談怎麼樣，下班之後？”
格里斯基想了一下，然後點頭表示同意。 “好吧。這樣可行。”
“記住他是個證人，不是嫌疑犯。”
“我想這事你都說過好幾次了。”
“可是你還沒有說你同意這一點。”
“你那對細節敏銳的觀察力又來了。”格里斯基說，隨後，他又坐了下去，“他是什麼就是什麼，迪茲。恐怕我們得去看看這件事怎麼收場了。”
離開兇殺案組後，哈迪徑直下樓來到了傑克曼的辦公室，想看看自己能否順便得到些對他的新委託人可能有用的零碎消息。這看似不太可能，不過相對來說，地區檢察長在犯罪問題的處理上缺乏經驗，如果他和哈迪只是朋友的話，或許在隨意的閒談中會不經意地洩漏出點什麼來。
哈迪在傑克曼辦公室外間的門口停下了腳步。特雷婭一邊在電話上對某人連連說著“好的，先生”，一邊向哈迪打招呼式地笑了笑，伸出一個手指頭，示意他“稍等片刻”。哈迪進門走了過去，在她的面頰上吻了一下，隨後坐在傑克曼房門邊的椅子上等候。特雷婭用她那抑揚頓挫、職業化的腔調繼續得體地回答著，但在做出這些回答的間隙還不時俏皮地骨碌骨碌轉著眼睛，做出誇張的表情。
看著她，哈迪被逗得咧嘴笑了起來。
格里斯基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後，哈迪絕不相信還有人能像特雷婭那樣，成為他這個最好的朋友的寬容體貼的伴侶。不過還不到一年時間，特雷婭就贏得了他的心，弗蘭妮給他照看孩子的任務也就結束了。特雷婭不僅僅能乾和自信，她還用自己的幽默，花了很長時間終於使阿布走出了生活中極其艱難的境地。
終於，她掛斷了電話。 “是市長打來的，”她解釋道，“在一些關鍵問題上總是想听聽我的看法。”然後，用詢問的眼神看著，“你有預約吧？克拉倫斯在等著你的來訪嗎？我沒有記下來過呀。”
“不，我只是順道來拜訪的，看看他有沒有時間跟我聊上幾句。”
“我想他今天的日程上沒有安排聊天的時間。他剛剛叫我告訴市長大人他不在。”她甜甜地笑了笑，“或許你願意按正常的方式來做這樣的事，並確定某件事的時間。”
“我會的，但不能確定我什麼時間會回到大廳。”
“我有個主意，迪茲，你可以計劃好，別的就不用再說了。”
“除非我和克拉倫斯事前早就走了。我們是好朋友。”
“他也是這麼認為的。”
“我只是不願看到我們的關係失去了那種自然的感覺，而去添加一些刻意做作的東西。”
特雷婭同情地點了點頭。 “克拉倫斯也是一樣，他一直都為這事感到煩惱。我會記下你明天下午三點的來訪預約。那時你可以跟他談論這事。”辦公桌上的電話響了，她向哈迪揮手做了個再見的動作，拿起了話筒。
※※※
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哈迪給水族館打了個電話，得知那條叫弗朗西斯的鯊魚仍然活著，而且還是靠自身的力量在游泳。不過比科還不承認這就是勝利。 “他一點東西也沒吃。游泳是一回事，但他也得吃東西才行啊。”
“你怎麼就知道它是個公的呢？”
“你怎麼看我當上這兒的館長這件事？因為是海洋生物學的哲學博士嗎？有分辨雌雄魚的能力嗎？這些中的哪一條呢？”
“我總認為是積極的行動。你在餵牠什麼？”
“魚食。”顯然，哈迪問的那些不動腦子的問題讓比科感到頭痛了，“我們能不能談點別的？埃里克的事怎麼樣？”
哈迪的臉沉了下來，口氣變得嚴肅了。 “我有個問題要問你。你對他有多了解？”
“非常深。他是我的家人多年的醫生。我們過去走得很近。我的意思是——從交際的角度上講——在他和安關係破裂之前。為什麼問這個？”
“你認為他會殺人嗎？”
比科氣呼呼地說：“絕不可能。”停了一下又接著說，“你想听個關於他是個什麼人的故事嗎？”
“能讓他看起來不錯的任何事。”
“好的，你記得丹尼第一次發病的時候嗎？”
“當然。”比科的大兒子現在已經十七歲了，但十年前他被診斷出患有白血病。哈迪記得圍繞著診斷和治療的一些極富戲劇性的片段，結果是要進行骨髓移植，但最終又免除了這種手術。 “那就是肯森嗎？”
“是的。不過也許你不知道，在醫院的一些董事會議批准他制定的治療方案之前，他做了長時間的反複診斷。他們說這是個昂貴的方法，他們想等等看，讓他做更多的測試，就是這樣。那埃里克又做了什麼呢？”
“告訴我。”
“他認為我們不能再等下去了，如果我們繼續等，丹尼可能就會死掉。因此他撒了謊。”
“對誰？”
“健康維護組織。你最後一次聽說一個醫生冒著丟掉自己工作的風險去挽救一個病人是什麼時候？那好，埃里克就這麼做了。他使丹尼的病歷報告看上去比當時的實際情況還要嚴重。如果他搞錯了，就會白白花掉了健康維護組織的一大筆錢，抱歉，但如果他是對的，丹尼就活下來了。”比科把他激動的嗓音壓低了一些，“總之，埃里克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迪茲，這是確實無誤的。他自始至終都在做著這樣的事情。天哪！他給病人家裡打電話訪問病人的情況。他跟我的鯊魚轉圈。你問我的看法，那人最起碼也是個聖人，如果算不上是個英雄的話。”
當哈迪掛斷電話，一種想法又讓他感到困惑了。比科講的故事有不好的方面。肯森或許是一個聖人，一個英雄，但也是一個喜歡反复盤問琢磨的人。這也證明了他自己一貫具有精妙的欺騙能力。他篡改了醫療檔案，很可能騙取了自己的雇主成千上萬美元。而且如果對丹尼莫拉萊斯這樣做過一次，很有可能他對別的病人也這樣做過，而且起碼其中有幾次，他弄錯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大衛·弗里曼巨大的辦公室是用拋光的老烏木鑲嵌的。兩個窗戶上掛的是勃艮第產的窗簾，中央擺放著獅爪足式的、皮包面的辦公桌，四十八英尺那麼大的地方，大部分雜亂無章地散落著報紙、文件、煙灰缸、打開的和合著的袋子、鎮紙、名人照片和好幾部電話機。存貨滿噹噹的酒吧也配一個可控溫的酒櫃，錨船牌啤酒隨時可以飲用，兩隻雪茄盒子，還有一台蒸汽加壓的咖啡機。與律師的座位相對的是為委託人們預備的幾個就座區域，選擇的是介於正式和非正式之間的一種中間風格的陳設。地板上舖的是波斯地毯。在不同樣式的支架和台子上，擺著近半個世紀以來富有而充滿感激之情的委託人贈送的各種小飾品。在屋子的一角，一尊由藝術家布法羅創作的意大利動物及環境守護神弗朗西斯的雕像護佑著整所房子。在一個拜占廷式的玻璃櫃中，陳設著一些所謂的謀殺犯使用過的武器——之所以說是“所謂的”，是因為它們各自的主人最後都被宣判無罪，它們無言而又無可爭辯地證明了弗里曼在法庭上的能力。事實上，作為自己所贏得的官司和自己聲望的證據，大衛在案件勝訴後可以從檢察人和警方那兒得到它們。
哈迪蹺著二郎腿，啜了一小口咖啡杯中的濃咖啡後，又把它放在了沙發的扶手上。他的房東也給自己煮了一杯，拿過去放到他的辦公桌上，坐在那兒吹一口滾燙的咖啡，就又全神貫注地埋頭於一些文書工作之中。喝掉杯子裡的咖啡後，伸手小心翼翼地將杯子不偏不倚地放到小瓷碟的正中央位置上。接下來足有一分多鐘的時間，弗里曼除了翻動擺在自己面前的紙頁外，連頭都沒有抬一下。他時不時地做著記錄，嘴裡不時地對自己嘀咕著一兩句什麼，對他正在翻閱的東西表示出不同的看法或是讚同。
看著他自顧自地埋頭工作，哈迪有些按捺不住了，但同時又被這個人孩子一般的旺盛精力和工作激情所打動。畢竟，弗里曼已經七十六歲了。他已經從事了五十年之久的法律工作，儘管見多識廣、經驗豐富，但他對自己工作上的事情仍然沒有絲毫的懈怠。他每天七點鐘準時來到辦公室，而且不出庭時，他也盡可能一如既往地待在自己的辦公桌前直到很晚才去用晚餐，之後通常又回到辦公室，在一兩杯睡前飲料的伴隨下快速地寫下二十多頁的備忘錄或是信件。
在哈迪看來，在他們交往的八年時間內，這位老人的身高萎縮了三到四英寸，體重卻增加了十五磅。他疏而長的白髮都可以編成辮子了。如果他讓自己的眉毛繼續生長而不修剪的話，也可以編成辮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不注重穿衣打扮的人——“陪審團不信任衣著光鮮的人”——他偏愛棕色的套裝，很多都是從廉價商店裡買來的，不管它們是否合身。他也從不把它們送去熨燙。他經常抽或者說是叼著雪茄，而且每天在辦公室至少喝上一瓶葡萄酒，午飯時可能又會喝上一瓶，晚飯時也這樣。他從不鍛煉身體，手上和臉上佈滿了紫色的老年斑。今天，他衣服領口處的脖子現出了一圈斑斑的血跡，這肯定是他剃須時弄的。看著他，哈迪想到，他才是最快樂的人，而且可能是這個星球上最健康的人。
他還不失時機地開起了不痛不癢的玩笑。 “你沒事吧，迪茲？覺睡夠了嗎？”
哈迪心想，自己一直在盯著他看，但他根本就沒有抬起頭來看過自己，怎麼會問出這話來呢？不過沒有必要說是自己的鬧鐘時間出了錯，孩子是一個人一生中全部麻煩的根源等這些話。如果哈迪開口訴苦的話，弗里曼只會對他說：“是你自己主動起床的，忘了這事吧。”因此哈迪做了這樣的回答：“午飯後再睡一覺就是了。補充一點，我今天起早了。”
“但願那個可以招待你，”弗里曼指著他酒吧的方向說道，“你想再來一杯的話，自己倒吧。同時，說到招待，我樂意為你效勞，不過要快一點。四十分鐘後我該出現在聯邦法院了。是對萊塞姆提起上訴的事，上帝保佑他那飽經折磨的心臟吧。是什麼風把你給吹來的？”
哈迪簡要地把他與肯森醫生見面的情況說了說，結果遭到了這位老人的大聲訓斥。 “你跟自己的新委託人談了一個多小時，甚至接手了他的案子，一個可能的謀殺嫌疑犯，卻從未跟他提出過你的酬金問題？”
對於罪案訴訟，律師業界里約定俗成的規則是要預先收取當事人的酬金。在這件事上，他反其道而行之，試過一兩次，可以說是得到了嚴厲的教訓，他才發現，事實證明老話說的道理不假。如果你成功地贏得了代理的訴訟，沒拿到酬金就放那些委託人走了，他們就不再需要律師了，那他們為什麼還要給你付錢呢？另一方面，如果你失敗了，他們進了監獄，他們為什麼又應該為你的辯護掏錢呢？因此，與委託人打完見面時的招呼後，在接下來的六分鍾敏感時段內，你通常會不定時地向你的“聘請人”提起關於酬金的話題來。
現在，弗里曼這位和藹的導師只是提醒他。 “我的孩子，這就是你為什麼恐怕會窮困而死，但真的沒有理由讓一個好律師死於貧窮。”
“是的，先生，我相信以前你就已經提醒過我類似的事情。不管怎樣，我向格里斯基強調過，他是個證人而不是嫌疑犯。”
“啊。”弗里曼快活地點著頭，“那個好上尉想更好地了解他，是這樣的嗎？”老人從辦公桌後站起來，像在法庭出庭時那樣吼叫著，“你是瘋了嗎？”隨後又控制住了他那激動的情緒，恢復了常態，“一個證人，而不是一個嫌疑犯？他就是個主要的嫌疑犯！而且我還會告訴你一點別的東西。肯森無疑也想到了自己是個主要的嫌疑人。你認為他為什麼想要找一個資深的律師呢？事實上，我越琢磨這事，越喜歡他這個人。”
“你還從未和他見過面。”
“那又怎麼樣？你也就見過他一面。你打算跟我說你知道他沒有犯謀殺罪嗎？”
“他給馬卡姆注射了鉀嗎？”
“或者用車軋過他。或許兩兼而有之。”
“大衛——”
“為什麼不呢？那個死掉的傢伙乾了他的老婆，這是世上最古老的殺人動機。”
“因此在等待了兩年之後，他才殺了他嗎？”
他的世界觀絲毫沒有改變，弗里曼坐回到椅子裡，看上去就像一尊佛像一樣。 “這樣的事每天都在發生。說真的，迪茲，這個案子不適合你幹，你認為怎麼樣？看起來非常適合我。無論如何，我對應付控訴和逮捕有足夠的把握。你明白我是如何辦到的。”
按照弗里曼的觀點來看，哈迪不得不承認他的委託人的確具備殺死馬卡姆的作案動機、手段和時機。在他的職業生涯中，哈迪曾代理過許多有大陪審團參與審理的控訴，但幾乎沒有贏過任何案子，只是偶爾有那麼一個而已。
而且就在幾小時之前，他還作為中間人為他的委託人牽線搭橋，安排他和兇殺案組的頭兒簡短談論這檔子蠢事。肯森或許已經在他的辦公室裡了，如果有更多的證據已經被人掌握的話，格里斯基或許會開給肯森一張有大陪審出庭的傳票，甚至當場拘捕他。截至目前，哈迪為肯森所做的一切，就是讓他自己跑出來，聽取一些用處不大的建議和有點傷自尊的幽默。他現在才意識到，那個水族館和三葉草酒吧相似的陳設，以及兩個男人和比科莫拉萊斯的多邊友誼已經鬼使神差般地讓他錯誤地來到這兒。他一時被蒙蔽了眼睛，沒能看清肯森所面臨的現實。他之前都在想些什麼呢？
他突然站起身來。 “請原諒，大衛，我得走了。”
“我對此有種難以置信的似曾相識的感覺，”格里斯基說，“難道我們已經做過這件事了嗎？”
“那是在今天早晨，”哈迪答道，“新的機遇到處都是，只要我們有勇氣面對它們。”
上尉的目光越過辦公桌直直地盯著他的朋友，接著拉開了他那件整天不離身的夾克衫側面口袋的拉鍊，掏出一些圓片狀的白色東西，掰了一塊塞進嘴裡，嘁嘁喳喳地嚼了起來。 “你也來一些米餅嗎？太難吃了。”他盯著手裡剩下的米餅看了好一陣子，然後伸手把它扔進了廢紙簍裡。
“花生怎麼樣？”哈迪問。多年來，格里斯基辦公桌的一個抽屜一直都是兇殺案組裡的花生儲存器，而且上尉經常都會隨身帶著幾把花生。 “我可以吃點花生。”
“膽固醇含量太高，或者是脂肪，或者是那類東西，我忘了究竟叫什麼了。”
“那麼除了這些對心臟有害的東西外，你也得到CRS了嗎？”
格里斯基身子向後挪了挪，抱起胳膊注視著哈迪。 “我也不打算去問。”
“好吧，沒關係。如果你不知道，你就不知道吧。但如果你猜錯了，不管怎樣，你就只會說一些消極的東西。但什麼時候做出改變都為時不晚，你知道的，要注重積極的東西。”
“把握那些積極的東西。”格里斯基語氣冷淡地說，“我也有一件事要跟你說。讓我們取消那件事吧。”
哈迪的臉沉了下來。 “歌又唱得不同了。不過請注意，又是一個消極的調子。但是這一次，結果證明那也正是我所想的。”
“你想的是什麼？”
“嗯，我抱歉地通知你，最終我的委託人今晚不能前來與我們面談了。這個案子對我來講太燙手了，因而不能讓他跟別人談話。不過，如果你願意把你想問的東西寫下來交給我，我願意設法獲取你需要的任何信息。”
格里斯基哈哈大聲笑起來。 “如果你願意吻我的腳指頭的話，或許我會變成一個芭蕾舞女聽你的指揮。這是我一直以來都在夢想的事情。”
這兩個男人親切地看著對方，一時陷入了沉默。格里斯基最終打破了僵局。 “好吧，”他說，“CRS是什麼？”
哈迪誇張地一字一頓地說：“想……不起來……媽的。”他自己也忍不住咧開嘴笑了起來，“鬱悶的一天，你別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