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過自己四十歲這道坎之前很長一段日子裡，迪斯馬斯·哈迪保持著有規律的慢跑運動。他的慢跑路線是從三十四街的家中出來徑直來到海岸邊，然後穿過粗沙地到林肯大道，從這裡再向東沿著人行道繼續往前跑，來到第九街上的那家三葉草小酒吧。他是這個酒吧的合夥人之一。如果週末或清晨經過這裡，他都會停下來猛喝一頓啤酒，直到他那個年齡階段的身體狀況讓他意識到不能再這樣狂喝了，才會放慢喝酒的節奏，讓剩下的酒慢慢散失酒味淡化成一杯水。喝完之後，穿過金門公園返回家中，完成自己四英里的慢跑圈。
上一次他實施健身計劃，大概是三年以前了。第一個星期他按計劃做到了。直到第二星期過了一半，他都還在不斷告訴自己，跑上兩英里對四十七歲的人來講是一件不錯的事情，但之後他放棄了自己的鍛煉計劃。在過去的十年時間裡，他的體重只增加了八磅，比他的許多同事都少得多。他不打算讓體形問題困擾著自己。
就在去年，他最好的朋友阿布·格里斯基得了心髒病，這件事讓他明白了年齡不饒人這個道理，健康問題已經擺在了自己面前。阿布比哈迪年長好幾歲，但直到他心髒病發作之前，哈迪仍然認為他自己或是阿布都還沒有老到心臟會出現毛病。他們倆一起加入警隊時就成了最要好的朋友。當時，哈迪剛從越南迴到國內。
格里斯基是舊金山兇殺案組的負責人。他是黑人與猶太血統的混血，大學時代曾是校橄欖球隊的場內邊鋒。提起他，周圍的同事除了用“死犟”這個詞來形容他之外再找不出別的恰當的詞了。他的長相也印證了這一性格特徵：短柄斧頭似的鼻子下面刻著一道深深的疤痕，從嘴唇上端一直劃到下巴；喜歡盯著人看，讓人很不舒服的兇巴巴的眼神；被電推剪修剪得邊緣參差不齊的灰白頭髮下，是充滿智慧的寬闊的前額。格里斯基不抽煙不喝酒，待人也不粗魯，只會偶爾露出他那讓人看起來有些恐怖的笑容，來嚇唬嚇唬自己的下屬或是逗小孩子開心。六個月前，他與新任檢察官的行政助理特雷婭·根特結婚時，他手下的幾個探員曾經打賭，說新的生活會讓他變得隨和一些，並且還在繼續為此分期下注。
哈迪是一個功成名就的辯護律師。儘管從職業角度來說，他和格里斯基是處於對立的位置，但他們共同分享了生命中許多快樂的時光。幾年前，格里斯基的第一任妻子弗洛去世後，哈迪與妻子弗蘭妮就把他的三個孩子接到自己家中來一起生活，直到阿布從喪妻的悲痛和變故中走出來。去年秋天，哈迪還作為男儐相參加了阿布的第二次婚禮。
他們之間不會談論生活中的這些瑣碎之事，畢竟都是男人，但彼此都在對方的生命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心髒病的出現引起了他們的注意。
大概在阿布婚後一個月，他們倆共同實施了一個類似這樣的定期鍛煉計劃，即一星期中有幾天時間應當激勵或督促對方進行一些健身活動。從最初幾星期的結果看，這樣的壯舉需要他們具備驚人的恆心和耐力才能堅持下去，顯然這樣的要求對他們來說是有些勉為其難。鍛煉帶來的腰酸腿疼幾乎讓他們放棄了健身計劃。於是，他們決定改為每星期幾次輕快的散步，或是在周末搞點球類運動什麼的。
今天早晨他們正以每小時三英里的速度繞著金門公園的斯托湖散步。天氣晴好，空氣中透著一絲怡人的涼爽，掠過遠處的樹梢可以看見冉冉升起的太陽。湖面上泛著一層薄薄的水霧，透過薄霧可以清晰地看見一隻成年的天鵝和她的一群孩子在岸邊嬉戲玩耍。
跟往常一樣，格里斯基又說起了他工作上的事情。他抱怨說，由於他組裡的精英探員們對海灣一帶無端地愈演愈烈的車輛肇事逃逸案件的不力表現，那幫政客正鼓動著要安排兩個毫無經驗的探員到他的組裡。格里斯基稱，在過去十二個月內，市裡及郡里共有九十三人被機動車碰撞，其中，二十七人因此喪生，六十六起撞傷事故中無人死亡，但有十四起肇事逃逸案。
“我真佩服你能這麼快報出一連串的數字，”哈迪說，“任何人都會發誓說你對你剛才所說的事情瞭如指掌。”
“那些是準確的統計數據。”
“是的，這我相信。這也正是我為我們走在這條路上而不是大街上面感到慶幸的原因。在大街上隨時都可能被不明不白地撞倒。但這些數字會影響到你們部門嗎？我認為肇事逃逸不是兇殺案。”
格里斯基側臉瞥了他一眼。 “從技術上講，只有死了人的事故才是。”
“好吧，你的管轄範圍延伸到那兒了。但為什麼那些案子會到你的部門去？你那兒可是兇殺案組。”
“我們沒有調查它們，我們從來就沒有調查過。你想知道為什麼嗎？一是因為有一個專門的調查組，叫'車輛肇事逃逸案件'調查組。”
“如果他們像我認為的那樣做了他們自己的工作，那這就是不錯的名字。”哈迪說。
“是的，這的確是個好名字。”格里斯基附和道。他知道，儘管警察局通常會否認探員們在查辦車輛肇事逃逸案——即使它是謀殺案件——時無比草率，但這的確是常有的事。通常在事故發生的第二天，一群車輛肇事逃逸案件調查組的探員會聚在法院裡埋頭進行文書處理工作。或許他們會前往事故現場，看看能否找到能提供肇事車輛車牌號碼的目擊證人。如果不能的話，那麼事故報告中就沒有有力的目擊證人，但這對最終的調查結果來說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他們得到了車牌號碼，就會將它輸入計算機信息系統進行查詢，看能否找到一個與肇事車輛相關聯的街道地址。有時，如果事故被大量報導並且他們掌握了對肇事車輛的特徵描述，他們會打電話到一兩個汽車裝潢店去查詢，看看這些店裡是否碰到過與肇事車輛外表一致的車，但得到的回答通常都是“沒有”。即使是這樣，它也是個不錯的部門。 “但他們跟我們做的事不同，我們是調查殺人案的。”
“不管怎麼說，你們組的名字就表明你們幹的事就是調查所有的殺人案件。”
“這就是讓人困惑的地方，”格里斯基說，“我們的市政官員對此也存在模糊的概念。”
他們一時陷入沉默，默不做聲地又向前走了一段。 “那第二點是什麼呢？”哈迪又問道。
“什麼第二點？”
“你說你們不調查車輛肇事逃逸殺人案，第一是因為有一個獨立的車輛肇事逃逸案調查組專門負責這類案件。當你稱這是第一個原因的時候，就意味著還有第二個原因。”
格里斯基放慢了步子，繼而兩個人都停了下來。 “第二就是車輛肇事殺人逃逸案的當事人一般都不是謀殺者。事實上，他們絕不是什麼殺人犯。”
“不要把話說得這麼絕對吧。”
“這次你可以這麼說。你想知道原因嗎？”
“是難以找到殺人凶器嗎？”
“這是原因之一，另外一個原因是，你不可能說服你計劃謀害的人站到你的車前，並且在周圍沒有目擊者的情況下，讓你開車從身上軋過去。大多數人都明白這是不可行的。”
“那麼問題又是什麼呢？”
“問題是……”格里斯基停頓了一下，“在十二個月裡死了二十七個人，市民顯然都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
“我想我自己也是，”哈迪感慨道，“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的。”
“是吧，正如你所看到的，我們光榮的郡議會已經設立了特別基金來獎勵那些提供線索的證人，並加強對車輛肇事逃逸案件的偵破力度。”
“這真是一個好主意。”
“你要這麼認為就錯了，這並不是什麼好主意。”格里斯基反駁道，“根本就沒有對車輛肇事逃逸殺人案件開始進行什麼特別調查，即便對車輛肇事逃逸案也沒有。百分之九十的事故都是司機酒後駕車造成的，剩下百分之十是由於某些司機注意力不集中，一邊開車一邊滿腦子想的都是自己的事，還有一些人從自己前面的兩輛車之間超車——砰！他們撞到了一起，再分開。甚至可以說在他們離開事發現場之前，並沒有做錯什麼。這是重罪殺人案，是吧，因為肇事司機應該留在事發地點，但他們並不是殺人犯。”
“那麼你關注這個問題又是為什麼呢？”
“因為在過去兩個月以來，我的組裡已經增加了那兩個與政治有關的新來的小丑——請原諒我這麼說，我指的是探員。這件事我以前就跟你說起過。他們似乎很難幹出點什麼有價值的活兒來，很抱歉這樣說，但這一點也沒有逃過我那些得力下屬的眼睛。雖然他們並沒有誇張地表露出他們的看法，只是在背地裡提起這兩人時偶爾稱他們為'汽車警察'。”
“或許他們還把這當做是一句恭維話呢。”哈迪說。
格里斯基露出厭惡的表情，搖了搖頭，低頭看看手錶，說：“我們繼續走吧。”
哈迪可以想像得出那兩個新探員的困難處境，並且知道老資格的兇殺案探員們也不會好到哪裡去。儘管在過去幾年裡，發生過的醜聞和爭議已經破壞了警察局裡其他組唯我獨尊的形象，但在兇殺案組工作的十二個男女探員仍然把自己當做精英。他們通過自身的努力而聲名顯赫，當然，這跟他們做出的成績有關。他們對自己所做出的工作成績引以為傲。新手們卻不會奉迎他們的這種自大態度。 “那麼他們受委屈了嗎？”哈迪問道。
“有人在他們收到的雜誌上噴上了'五十四號車'的字樣。我們組多年來一直有的那種大幅的遮陽簾，你知道的吧？不知道怎麼的被塞到那兩個傢伙的辦公桌之間，當他們倆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時他們就看不到對方了。對了，還有那些小孩子玩耍的金屬小汽車，每天都有七八個放在他們的辦公桌上、抽屜裡，到處都是。”
“我想我們在談論'虐待'這個範疇的問題。”
格里斯基點頭表示贊同：“公正地講，就是這樣。”
上午九點多一點，格里斯基已經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了。他們的辦公室在司法大樓的第四層，屋子不大，門是關著的，他們那兩個新來的下屬——哈倫·菲斯克和達雷爾·布拉科——也在裡面。到這里工作的兩個月中，他們已經因十餘起車輛肇事逃逸傷亡事件被派出勤。按理說，他們本該在外面為今天早晨發生的蒂姆·馬卡姆事故奔忙，但現在，行動之前他們正在上司的辦公室裡等待指示。
關於他們在兇殺案組裡遇到情況時不知所措的表現，格里斯基既沒有責備過菲斯克，也沒有責備過布拉科。但到了今天早晨，他不得不承認，很多時候他都在考慮這個問題，輾轉難眠。他們都是出於政治目的被委派過來的，而且在向上爬升的梯子上理所應當地逐步獲得了臨時駐足的階梯，升職的速度遠遠超過了那些頭腦聰明，工作更稱職、更勤奮的探員。
哈倫·菲斯克是市政督監卡西·威斯特的外甥，是個身高六英尺三英寸、體重一百公斤的大塊頭，為人十分謙卑，簡直可以用“逆來順受”這個詞來形容。達雷爾·布拉科乾淨利索，為人爽快，在軍隊服過役，當過菲斯克的教父伯納德的保鏢。他的仕途和搭檔菲斯克比起來遜色多了，但也是很有潛力的。他的父親安吉洛·布拉科曾在警務系統服役三十年，現在是市長華盛頓的私人司機。因此，只要布拉科願意，隨時都能讓父親在市長的耳邊吹吹風。
因此，這兩人本可以不費甚麼周折就向他們的後台訴苦，接下來格里斯基就會得到局長里格比的一通嚴厲訓斥。局長會說，他已經從市長和督監那裡聽到，格里斯基正在用非專業的方式領導著他的兇殺案組。但這兩個新手並沒有給他製造這樣的麻煩。相反，他們都在這兒，到他的辦公室向他請教問題來了。這種情況讓他不得不暫時停下手中的工作並表示出有興趣想听聽他們要說些什麼，就算是不帶絲毫的同情惻隱之心，至少也是出於對他們地位的一種尊重。
布拉科直直地站在一邊，格里斯基滔滔不絕地已經說了有一會兒了，翻來覆去地重複著他和迪斯馬斯·哈迪以前討論過的一些主要觀點。 “那就是我們兇殺案組辦公室在四樓的原因，”他最後總結性地說，“從這裡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法醫的辦公室，而車輛肇事逃逸案組卻有一扇後門通到監獄廚房丟放垃圾的小巷子。謀殺犯都是些壞人，車輛肇事逃逸案的司機只是一念之差作出了一生中糟糕的選擇。這就是兩者的區別所在。”
布拉科嘆息了一聲。 “那麼這裡就沒有什麼實事可做了，是嗎？”
格里斯基將椅子裡的身子向前傾了傾，雙手攏在一起放在身前的辦公桌上說：“抱歉，事實就是這樣的。”
這個年輕人的臉色陰沉了下來。 “那麼為什麼把我們推進來？”
這個問題需要謹慎地作出回答。 “我明白你們兩個都認識一些有來頭的人物，或許有些技術上的事他們並沒有真正弄明白。”
聽到這裡，菲斯克皺起了眉頭，說：“今天早上被撞的那個人，馬卡姆，怎麼樣了？”
“怎麼了？”格里斯基問。
“他沒有死在現場，就算是他死了，又能怎麼樣呢？”
“那麼，據我看，你從車輛肇事逃逸案調查組接到了這個案子。”
“該如何處理呢？”布拉科問道。
“盡力去找到肇事司機嗎？我也不知道。”格里斯基攤開雙手，聳聳肩說。他知道，對此事他也無能為力。 “聽著，伙計們，”他說，“或許我可以去跟局長談談，看看他能否安排一些行動。你們兩個都想著能調到黑幫、綁架或者別的什麼犯罪科去，在一些真正的案子上千出個樣兒來，憑自己的努力在這兒站住腳，才會接到一些真正的謀殺案。馬卡姆這個案子並不是一樁謀殺案。”
布拉科依舊隨意地站在一旁，想知道他的任務是什麼。 “那麼現在我們都在這兒，你想讓我們去做什麼，長官？我的意思是說對今天早上的這起事故。”
這樣的情形讓人覺得有些滑稽可笑，但憑格里斯基的經驗來看，裝糊塗大概就是政治解決方案最通常的結果。或許這兩個小青年應當得到一些教訓。 “想听聽我的建議嗎？那你自己到事故現場去吧，比車輛肇事逃逸科的人更努力地去調查，也許你們會發現一些他們忽略了的東西。”
儘管不樂意，但布拉科和菲斯克還是對事發現場的相鄰社區進行了細緻徹底的調查。雖然並未找到事發當時在場的證人，但也並不是一無所獲。
幾乎就在事故快要發生的前一刻，一個叫約翰·班多利羅的證券經紀人從家裡出來到自家院子門口取報紙。他家正好也在海岸住宅區，位於第二十六大街的拐角以西。取完報紙回屋時，他突然聽到一陣汽車排氣管消音器發出刺耳的瞬時加速轟鳴聲，緊接著是從拐角處傳來長長的尖厲叫聲。這個社區通常都是安安靜靜的，這一不尋常的現象引起了約翰·班多利羅的注意。他轉身跑回街道邊，想看看自己能否認出到底是哪個搗蛋鬼在大清早就弄出這麼大的噪聲來。但當時那輛車已經離得太遠了，他沒看清車牌號。事後，他能提供的情況也就是：車是綠色的，有可能是輛美國產的車，不是新車，這一點確定無疑。
關於肇事車輛的線索情況，能進一步給予證實的就是證人喬治和魯什·卡利漢·布朗兩人。他們倆都是退休老人，事發當時正駕車趕往定期與朋友舉行的星期二早餐會。車是喬治駕駛的。他們剛剛從海岸社區出來上到第二十六大街，就在那一刻，魯什看到了車頭前四仰八叉地躺在垃圾堆裡的馬卡姆。從最初的震驚中清醒過來後，他們兩人都意識到了在他們往這兒來的路上有一輛中型綠色汽車在另一行車道上與他們相向而過。當時他們倆都轉頭看到了它駛離拐角處，聽到了排氣管消音器所發出的噪聲和汽車加速的轟鳴聲。但他們當時根本沒想到要去追踪那輛車，因為馬卡姆昏迷不醒地躺在那兒，還在不停地流血。於是他們用隨身攜帶的手機撥打了急救電話，說他需要一輛救護車。
事發後警方根據推斷重建了犯罪現場，但有關專家在確定馬卡姆在第二十六大街上被撞的確切位置這一問題上遇到了麻煩。巨大的撞擊力顯然將他拋向空中並移動了一段距離，地面上也沒有任何輪胎摩擦與滑行的痕跡可以顯示出駕車司機在慌亂中採取過緊急制動措施，或者是真的用過剎車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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