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說我們看到對方時是不是高興得不得了。我父親正在衝速溶咖啡，但他一看到我醒來，就放下了咖啡罐，輕輕地打了個口哨。
我點點頭。我走下樓，腳腫得老高，左胳膊都抬不到我腦袋那麼高了，胸腔裡冰涼。我眼睛的周圍可能都是黑圈。
但道奇的樣子更使我吃驚。他腦袋上幾乎連一根頭髮也沒有了，瘦了許多，臉上有塊紅斑，它使我想到風口上的一堆火。我一眼就看出他可能得了一種怪病，正在進行化學治療。我猜，他可能早已習慣旁人嫌惡的眼神，因為他說：“啊，我知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哪兒有病？”
他比劃了一下，意思是說既不是這兒也不是那兒。
“謝謝你給我打了個電報。”我說。
“孩子，如果你有別人不會把你怎樣的事，你就別講。”他看上去很虛弱，就是說，他看上去並不精力過人。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不舒服。
“你在進行化學治療嗎？”
“幾天前就停了。噁心真叫人受不了。”他向前邁了幾步，輕輕擁抱了我一下，不太緊，好像怕傳染似的。
“我聽到個笑話，”他說，“這家猶太人在醫院門廳裡等著。醫生朝他們走了過來。這小子很有錢，嗓音洪亮，說起話喳喳的，像佬一樣。”我父親有時就像他以前提醒我母親那樣提醒我：根是紮在地獄的廚房裡的，你他媽的就是該死。他假充內行的樣子總是與眾不同，發音時總是隨意地把“鳥”發成“佬”。
他接著講下去。 “'我給你們帶來了，'醫生說，'好消息跟壞消息。壞消息是你父親得了不治之症。好消息是他的病不是癌症。'那家人異口同聲地說，'謝天謝地。'”
我們一塊笑了起來。等我們重新平靜下來，他遞給我一杯沒喝的咖啡，自己又衝了一杯。 “我們也有壞消息。”他說。
“不治之症？”
“蒂姆，誰他媽說得準呢？有時，我想一得上我就知道了。如果我真知道病因的話，我可能就會找到治病的方法。告訴你，我恨透了醫生開的那些藥片。我吃藥時又恨我自己。”
“那你睡眠情況怎麼樣？”
“我覺一直很輕。”他說。然後，他點點頭。 “孩子，我除了半夜三更而外，什麼都對付得了。”這句話對他來說可真夠文雅的了。他馬上閉住嘴。 “你出了什麼事？”他問道。
我不知不覺地把路旁那一仗對他講了一遍。
“你把那條狗丟在哪兒啦？”他問。
“埋在院子裡。”
“在你睡覺以前？”
“是的。”
“有教養。”
整個早晨我們都待在廚房裡。我煎完幾個雞蛋後，我們試圖到起居室坐坐，但帕蒂的家具並不是替老碼頭工準備的。不一會兒，我們又回到廚房。屋外又是一個灰濛蒙的天。他通過窗戶朝外看，不由得哆嗦起來。
“你怎麼喜歡這個鬼地方？”他說，“就跟愛爾蘭冬季的后海岸一樣。”
“不，我喜歡它。”我告訴他。
“真的？”
“我是在被踢出埃克塞特後才頭一次到這兒來的。想沒想起來，咱倆都喝醉了？”
“那還能忘了嗎？”看到他笑了我感到很高興。
“那天早晨，你回紐約，我決定到這兒來過夏天。那以前我所說過這個鎮子。我一到這兒就不想走了。到這兒一個星期後，有天晚上，我到公路邊上一家舞廳去玩。那兒有個長得很漂亮的姑娘，我一直盯著她。但我並沒湊上去。她和她自己那幫人在一起，正跳舞呢。我只是在看。快結束時，我鼓足勇氣，走下舞池，來到她身旁，直勾勾地瞅著她眼睛，她也看著我。我們倆一起走出門去。操他娘的，跟她在一塊的那幫小子連扁屁都沒放。所以，我們倆穿過公路，來到林子裡，躺在一起，道奇，我和她發生了性關係。我想從我走到她跟前到和她性交僅有六分鍾光景。這件事留給我的印像比我以前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深刻。”
我講的這些可把他給樂壞了。他習慣地伸出手去拿波旁酒酒杯，但發現酒杯不在那兒。 “所以，來這個地方是你的運氣。”他說。
“在某種程度上是這樣。”
“你現在怎麼樣？”他問道，“用鐵箍把流氓打了一頓，你看上去並不很高興。你是怕他回來？”一想到斯都迪可能會決定回來，他的眼睛裡現出了喜悅的神色。
“有許多事可說，”我說，“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該全都倒出來。”
“和你的妻子有關？”
“有一些。”
“我說，如果我再活上十年的話，我什麼也不說，可是，因為我不能，我得告訴你。我相信，你娶了個不該娶的娘們儿。該娶的是瑪蒂琳。她可能是只復仇的珍珠鳥，但我喜歡她。她漂亮，她纖巧。”
“這是你的祝福嗎？”
“多少年來，我心裡裝了許多事一直沒說。這可能會引起內部腐爛。那位喳喳叫的佬說，癌症的一個病因就是惡劣的環境。”
“你想告訴我些什麼？”
“娶有錢女人的那個小子會自食其果的。”
“從前我還認為你喜歡帕蒂呢。”以前他們喜歡在一塊喝酒。
“我喜歡她的聰明勁兒。如果其他的鄉下佬都像她那樣有膽量，那他們可以主宰世界了。但我並不喜歡她對你做的那些事。有些女人應該穿件T字領衫，前胸印上：'過來轉轉。我會讓你變成搞同性戀的人。'”
“謝謝。”
“我說，蒂姆——這不過是一種修辭。不涉及個人。”
“你過去總為我操心，是吧？”
“你媽太文弱。她把你給慣壞了。是的，”他說，冰藍色的眼睛看著我，“我為你擔心。”
“也許，你用不著。我在監獄蹲了三年，從沒栽過跟頭。他們管我叫'鐵下巴'。我從來不玩男人那玩意兒。”
“幹得不賴。我以前總琢磨這種事。”
“我說，道奇，”我說，“那好處在哪兒呢？你感到我自以為是個男子漢？我並沒那樣。我在保護什麼？你是個保守的狂熱宗教教徒。你會把所有的男性同性戀者都關在集中營裡，其中包括你兒子，如果他也搞同性戀的話。就是因為你們幸運，出生時手裡拿著老虎卵子。”
“咱倆喝點什麼吧。你胃口不大好。”
“你喝酒還行嗎？”
他用手比劃一下。 “只是偶爾喝點兒。”
我拿出兩個玻璃杯，倒上波旁威士忌。他又往酒裡倒了很多水。如果沒有別的根據，這足可以證明他有病了。
“你誤解了我，”他說，“你認為二十五年來我一直獨自待在擺好家具的屋裡，什麼都不想嗎？我也想跟上形勢，我年輕時，如果你是男性同性戀，那你就該死了。甚至問都不用問。你是地獄的差使。現在人們發起了同性戀者革命。我看著他們。他們到處都是。”
“嗯，這我知道。”我說。
“哈，哈。”他說，用手指了指我。很明顯，酒剛一下肚就像天使那樣讓他興奮起來，“我兒子贏了。”
“善於跳舞。”我說。
“我記得，”他說，“科斯特洛，對嗎？”
“不錯。”
“我肯定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他說，“六個月前，他們叫我別再喝酒，再喝就沒命了。所以，我戒酒了。現在，我一睡覺，精靈們就從房子的木建部分鑽出來，圍著我的床轉圈玩。然後，他們教我跳舞，整整跳了一宿。”他咳嗽起來，咳嗽聲裡夾雜著肺裡發出的空洞聲。他本想笑的，可笑一下子變成了咳嗽。 “硬漢不跳舞，我告訴他們。'餵，虔誠的信徒，'精靈們回答說，'不停地跳呀。'”他盯著酒杯裡的波旁威士忌，好像酒裡藏有精靈的家族。他嘆了口氣。 “我的病讓我不那麼一心一意地信教了，”他說，“我想了想同性戀的事，你知道我相信什麼啦？他們有一半人是有勇氣的。對於軟弱無能的人來說，做男性同性戀者需要拿出更大的勇氣。再不，他們就娶個小耗子，膽小得都不敢搞女性同性戀。然後他們雙雙成了精神分析家，養了一幫會玩電子遊戲的聰明伶俐的小傢伙。搞搞同性戀，我說，如果你是個膽小鬼的話。舉辦一次同性戀宴會。我譴責的是那些不搞同性戀的人。他們是男的，但沒膽量。你是個男子漢，蒂姆。你是我身子的一部分。你有優越的條件。”
“我以前從沒聽你說過這麼多。我這輩子從沒聽過。”
“那是因為咱倆都是陌生人。”
“你今天看上去可真像陌生人。”我說。這是真的。他大腦袋頂上濃密的白髮不見了，以前他的頭髮很白，就像象牙和奶油一樣。可現在，只剩下一個大大的禿頂了。他看上去更像一個俄國將軍，而不是愛爾蘭侍者的形象。
“我想現在和你談談，”他說，“我可能是顯得過於近乎了，但在弗蘭基·弗里洛德的葬禮上我就是這樣表露的：蒂姆是我的一切。”
我很感動。有時一連幾個月，有時要隔上半年，我們才通一次話。但我們關係看上去仍然很好。我希望這樣。現在，他證實了這一點。
“是的，”他說，“我今早起來很早，借來寡婦的車。一路上我在想，這次我一定要面對面地把心裡話告訴你。我不想在你不知道我對你的關心之前死掉。”
我感到很窘迫，所以我順著他的話頭說下去。剛才他提到“寡婦的車”。 “你和弗里洛德的妻子私通過嗎？”我問道。
父親看上去很靦腆，這可不常見。 “最近沒有。”他說。
“你怎麼能幹出這種事？和你朋友的妻子！”
“過去十年裡，弗蘭基整天喝得迷迷糊糊的。他那個玩意兒不聽使喚，他對他老婆也不感興趣。”
“朋友的妻子？”我以我們家特有的方式笑了笑，男高音。
“只有一兩次。她需要它。我只是因為可憐她才幹的。”
我笑得眼淚都流下來了。 “我不知道現在誰在吻她。”我唱道。讓你父親守自己的靈簡直好極了。突然，我感到想要哭。
“孩子，你是對的，”他說，“我希望，並且祈禱，弗蘭基從來就不知道這件事。”他看了看牆壁，“等你年紀大了些，你就會感到好像有什麼事辦錯了。你待在盒子裡，而且盒子的四壁不斷地往裡收。所以你就要做你以前沒有做的事。”
“多久以前你就知道你有病了？”
“四十五年前，我在聖·文森特醫院住院時。”
“要是當時真得了癌症，而且又沒有症狀，這時間可太長了。”
“沒一個醫生能確診。”他說，“讓我看，這是有兩個開關的疾病的迴路。”
“你這是什麼意思？”
“在這種怪病發作之前，發生了兩件可怕的事。第一件是扳上扳機；第二件是開火。我帶著扳上的扳機遊蕩了四十五年了。”
“是不是因為你自從中了槍彈後，就沒能恢復過來？”
“不對。因為我的卵子早就給打掉了。”
“你？你在說些什麼呀？”
“蒂姆，當時我停下來，感到鞋裡面全是血，聖·文森特醫院就在我眼前。我本應該去追朝我開槍的那個壞種。但當我看見醫院時膽子就小了。”
“我的天，你已經追了他六個街區遠了。”
“這不算多。我當時身體很棒。在我停住腳時，考驗我的時刻到了。我沒勇氣再追他了，我沒勇氣。在事物發展過程中，會有什麼東西叫他摔倒的。我沒堅持到底。相反，倒停了下來。這時，我清楚地聽見我腦袋裡有人在對我說話。我承認，這是上帝或超人在第一次對我說話。這個聲音說，'你膽怯了，孩子。這是真正的考驗。追到底。'可是，我走進了聖·文森特醫院，抓住了那個勤雜工的衣領。我正想對那個穿白衣服的小子不客氣，忽然感到通往癌症電路的第一個開關打開了。”
“你瘋了。”
他喝了一大口加水波旁威士忌。 “我倒希望我真瘋了。那樣，我就不會得癌了。對這個我可有研究，我告訴你。如果想找，你可以找到一些從沒公開的統計數字。精神病院裡的精神病人得癌症的可能性常常是普通人的一半。我這樣分析：不是你肉體變瘋，就是你精神變瘋。癌症是醫治精神病的良藥。精神病是治療癌症的妙方。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對付它們有多艱難。我一生的經歷告訴我。我沒有任何藉口。”
我沒吱聲，不和他爭辯了。我很難對他這番話做出判斷。他對我的熱情為什麼似乎總是先來自冰雪覆蓋的田野那兒？我可能曾是道格拉斯·馬登體內的一粒種子，但那是當他再也瞧不起自己肉體時他體內的種子。從某種程度上說，我是一粒有瑕疵的種子。我昔日的創傷，已被埋在了心裡，早已不碰的創傷隱隱作痛。怪不得父親總是對我冷冰冰的。這在向我暗示：在以後的日子裡——如果我能活下去的話——一想到這次交談我會氣得直哆嗦。
但儘管如此，我還是愛我父親，一種該死的愛。他在我了解他的過程中蒙上了長長的陰影。
我再次感覺到一種巨大的恐懼，因為現在我又一次認為是我殺了那兩個女人。過去幾年裡，有無數次了，我真想用空拳狠狠地揍帕蒂·拉倫一頓。但每次我都忍住了，每忍一次我都感到我就要得病。不是這樣嗎？是的，就像我父親那樣，我一直生活在惡劣的環境中。我又想到了那個促使我爬上高塔的念頭。那天晚上，我是否希望阻止把第一個開關關上？
這時，我感到，我得對大麥克說實話。得把殺死兩個人和藏在房子底下那個陰暗潮濕的地下室裡的塑料袋的事統統講給他聽。我再也忍不住了。但我沒骨氣直截了當地把這些告訴他，相反，我要給他下點毛毛雨。
“你信不信宿命論？”我問他。
“噢，”他回答說，“什麼宿命論？”換個話題讓他感到很高興。我父親在酒吧里工作多年，培養得對任何問題都不吃驚，即使你提到的問題大得沒邊兒。
“就說足球賽吧，”我說，“上帝能不能找出個能贏的球隊？”
顯而易見，道奇與這個問題打了一輩子交道。這從他的眼神里便可以看出，他正在想是不是該把這有用的知識洩露出去。然後，他點點頭，“我想，如果上帝賭球賽的話，他贏的比率是百分之八十。”
“你是怎麼知道這個數的？”
“我們可以這樣想，在比賽那天晚上，他到運動員睡覺的地方轉轉，仔細瞧瞧。'匹茲堡隊能贏。'他自然自語。'傑茲隊可不行。'他斷定，匹茲堡隊值三點還多。所以，他賭匹茲堡隊。我敢肯定，他賭五次，有四次能贏。”
“但為什麼在五次中能贏四次呢？”
“因為足球，”我父親說，“人們都說足球是圓的。如果說五次中能贏四次以上，那就不現實了。如果他想從百分之八十升到百分之九十九，那他得算上成百萬次。這不太划算。他還有許多別的事要做呢。”
“但你為什麼就說五次中有四次呢？”
我父親認為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有些時候，”他告訴我，“搞足球預測的人也許能走運一個多月，他的預測會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把握。我想，他可能找到了走向更高境界的通道。”
我想到了哈坡，“有的人運氣能不能更長一點？”
我父親聳聳肩，“不一定。這些通道可不好維修。”他把比喻弄混了，可他並沒在意這些。 “這可是危險的舉動。”
“那麼賭輸了的一方呢？”
“那些人也在通道上，只是裡面的東西朝相反的方向流。他們的預感同上帝比是一百八十度。”
“這可能就是平均律吧。”
“平均律，”他討厭地說，“讓人大腦混亂，那是我知道的最操蛋的主意。馬糞一堆。通道不是叫你發財就是叫你上當。貪心的人被通道治壞了。”
“如果賭注結果是五十對五十呢？”
“那麼，你就和通道不沾邊了。你是台計算機。看看報紙就知道。計算機預測的結果是五百對五百。”
“行啦，”我說，“這就叫預測。我真想說它是巧合。”
他看上去很為難。我站起來，又往杯子裡倒了點酒。 “往我杯裡多倒點水。”他說。
“巧合，”我說，“你認為這是怎麼回事？”
“全是我說了，”他說，“你給我講講。”
“嗯，”我說，“我認為它和通道一樣。不同的是，它是個通訊網。我相信，我們能收到別人的想法。我們常常是沒意識到這一點，但我們的確是收到了。”
“等等。你是說人們能發送、接收無線信息嗎？心靈感應？沒意識到？”
“你管它叫什麼都行。”
“嗯，”他說，“我想問問，為什麼不能意識到？”
“有一次，”我說，“我在阿拉斯加的費爾班克斯。你感覺到了。是因為有個通訊網。”
“是的，”他說，“快到北極了。你當時在費爾班克斯做什麼？”
“誆騙。沒什麼大事。”實際上，我和瑪蒂琳分手後，跑到那兒去販賣可卡因。同一個月，我從阿拉斯加趕回來後又到佛羅里達去做同樣的生意，結果給警察捉住了。我賣了兩公斤可卡因。因為我付給律師很多錢，所以他充分利用了雄辯術，使我只蹲了三年監獄（並經過舉手宣誓）。
“有天晚上，我在費爾班克斯和一個小子吵了起來，”我告訴他，“他是個喪門星。第二天早上我一醒來就在腦子裡看見了他的臉。他面部表情很難看。這時，電話響了。還是那個傢伙。他的聲音和他長相一樣。他想那天下午和我見面。一整天，我碰到了前一天我遇到的那些人，他們有的生氣，有的高興，和我想的一樣。這就和夢一樣精確。在那天快要結束時，我見到了那個老於世故的傢伙。但當時我對這件事並不感到緊張。因為從正午開始，我腦中十分清晰地看到了他。他看上去疲憊不堪。一點不假，當我見到他時，他就是那副德行，比我膽還要小的傢伙。”
我父親咯咯地笑了起來。
“跟你說吧，道奇，”我說，“我認為，阿拉斯加人喝酒的目的是不想使別人生活在自己的腦袋裡。”
他點了點頭。 “北部地區。愛爾蘭，斯堪的納維亞，蘇聯。醉得像泥一樣。”他聳聳肩，“我還是不明白這和你爭論的事有什麼關係。”
“我是說，人們不想生活在彼此的腦袋裡。那太可怕了，太殘忍了，像動物一樣。巧合就是信號，證明他們正在向這種狀態轉化。”
“是什麼促成了這種狀態呢？”道奇問。
“我說不好。”我說。我深深地吸了口氣。 “如果全面考慮一下，還有比我父親的藐視更糟糕的東西。”我想，當重要的、沒有預料到的事快要發生時，人們就會從平時的爭吵中掙脫出來。他們的思維開始向一起靠攏。這好像是，即將到來的事件產生了一個空間，我們開始朝那個空間移動。令人吃驚的巧合以瘋狂的速度接踵而來。它就像某個自然現像一樣。
我感到他在思考自己的過去。在槍擊那天早晨，他是不是經歷了與這相似的事情？ “你指的是什麼樣的就要到來的事件？”他問道。
“邪惡的事件。”
他這次變得很謹慎。 “什麼樣的邪惡事件？”
“比如，謀殺。”
他在琢磨我說的這句話。然後，他搖搖頭，好像是說，“我不喜歡你說的那套。”他看著我。 “蒂姆，”他說，“你還記得侍者手冊嗎？”
這回該我回答了，我點了點頭。我第一次做侍者工作時，他遞給我一張時間表。 “兒子，”他說，“把這些記住。在紐約，在大街上，半夜十二點到一點是下流的偷看者的好時候，一點到兩點放火，兩點到三點搶劫，三點到四點酒吧拳架，四點到五點自殺，五點到六點車禍。”它就像個打好字的時間表似的保存在我的腦子裡了。它很有用場。
“謀殺並沒什麼好奇怪的。”他說。
“我說的不是紐約，”我說，“是這兒。”
“你是說這兒發生謀殺是件非常特殊的事？”我看到他的思路徘徊在科德角的濕冷空氣與殺人的血腥味之間。 “嗯，”他說，“好啦。我承認這一點。”他看上去並不十分高興。 “那我們說這些是什麼目的呢？”
“被捲進了許多巧合中，沒法脫身了。”我說。
“嗯，照你分析，現在你可能離使人不愉快的事很近了。”他說。
“比你想的還要近些。”
他半天沒吱聲。
“上星期有人自殺了，”我說，“儘管那個男的可能是他殺。我相信，出事那天晚上，我偷了他的女人。”我下一個想法更古怪：因為我父親得了癌症，不管我告訴他什麼，他都不會把它傳到別人的耳朵裡。這可能就是得癌症的一大好處。他可能像座墳似的，接收信息，但永遠也不把它們發送出去。我父親現在是不是站在精靈那一面，而不站在我們這邊呢？
“要說的比這多多了，”我說，“現在還沒公開，上星期在這個鎮上，兩個女人讓人殺了。”
“我的上帝。”他說。這個消息可夠驚人的了，甚至對他來說也是這樣。 “誰幹的？”
“我不清楚。我隱隱約約地知道一點，但不敢肯定。”
“你看到被害者了嗎？你能對你的事實打包票嗎？”
我不願意回答。只要我管住嘴巴，我們仍然待在廚房裡喝酒：我可以使他這次來訪安安穩穩地滿足他往日喝酒的樂趣，也可以使他得到在酒的伴隨下，在毫無意義的理性空間中漫遊時的快感。但我下一句話好像把我們倆都從水里撈了出來。我們渾身滴水，頭腦清醒，來到另一片酒灘上。
我想我可能有好半天才回答父親問了多次的問題：“你看到受害者了嗎？”
“看見了，”我說，“他們在地下室裡。”
“哎呀！”他的杯子已經空了。我看見他伸出手，要去拿波旁酒酒瓶子，但又縮了回來。他把酒杯倒扣過來。 “蒂姆，是你幹的？”他問。
“不是。”我端起酒杯，把杯中酒一飲而盡。 “我認為不是我幹的，”我說，“可又說不准。”
我們開始詳談起來，一件一件地談。我把我從到望夫台酒家喝酒那天晚上到現在所發生的事一件一件全告訴了他，我能想起來的都說了。但我承認（我的確感到應該用這個字）當我說到帕蒂·拉倫是兩個被害女人之一時，我父親大叫了一聲，這一聲就像一個人從窗戶上掉下來，然後被牆上的長釘劃透了的時候，失聲喊出來的一樣。
我無法描述他當時的表情。他臉上那兩塊粉紅色的斑跡，現在逐漸蔓延到了他的頭部和下巴上。以前，這兩塊紅斑隻長在兩頰突起的地方，使他曾經是粉紅色的臉顯得十分蒼白。這個現像是他的病情已有所好轉的幻覺。我也是這樣想的。不管他怎樣討厭警察，但他看上去活像警察——任何一個導演都會讓他扮演管區警察隊長或是偵探長，簡直太像了，不管他願意不願意，他不由自主地扮演起他在生活中應該扮演的正面角色。在他的質問下，我不得不把什麼都講出來。他真是個合格的審查員。
最後，我說完了（我們從早晨一直講到下午。只吃了幾塊三明治，喝了點啤酒）。他終於說話了，“有兩個問題讓我弄不清楚這件事。一個，你是沒罪還是有罪。我很難相信你沒罪，但你是我兒子。”他停了一下，皺皺眉說，“我的意思是，我也很難相信第二個——就是你有罪。”
“你是說，”我告訴他，“這事可能是我幹的。你剛才說的！原因是：你也會殺人。實際上，在工會鬥爭那些日子裡，你可能也殺過一兩個人。”
對此，道奇沒作回答。他說，“好人為正義，或是為榮譽去殺人，並不是圖錢。小人才圖財害命呢。貪心的吸毒鬼才為了錢去殺人。但你不是這種人。你能在她遺囑中得到一筆錢嗎？”
“我不知道。”
“要是她真的給你留了一大筆錢的話，你可就要倒霉了。”
“她可能把錢全都花光了。她一直不肯告訴我她到底有多少錢。我懷疑她沒錢，前幾年帕蒂·拉倫搞了幾次投資，但結果都很糟。我們可能破產了。”
“我真希望是這樣。”他說。他用那雙冷冰冰的藍眼睛瞅了瞅我。 “問題出在謀殺方式上。這是我的第二個問題。為什麼？為什麼有人要殺這兩個女人呢？要是你幹的，那麼，你和我，蒂姆，就不得不承認失敗了，我是這麼想的。我們的種子太可怕了，不能讓它傳續下去。”
“你談論這樣的事情倒很冷靜呢。”
“那是因為我不相信你會做出這樣殘暴的事情。我只是把它當作一種選擇提出來，有什麼就直說了吧。”
他有一種傑出的直覺，總是知道該做些什麼。這種以極特殊方式表現出的直覺叫我感到惱火，好像我們不是在談論生死攸關的大事，而是在進行一場家庭口角。思想上的分歧。不，殺了那個小子，道奇·馬登說。不，兒子說，把他送進精神病院。我想動搖父親的想法。
“我能幹出這種事，”我對他說，“我可以告訴你。我說那種事兒我是做得出來的。精靈在折磨著我。如果真是我幹的，我可是處在昏迷狀態中。可能是精靈讓我去干那種事的。”
大麥克厭惡地瞪了我一眼。 “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半殺人兇手都這麼說。操他娘的，別聽他們那套，我說，如果他們講真情又有什麼用？他們是個避雷針，把其他人甩在空中的屁話都收了回去。所以他們太危險了，不能讓他們和人在一起。”他搖了搖頭。 “你想知道我是怎麼想的嗎？我希望，並祈禱你沒幹這件事，因為，實際上，我不能沒有你，我甚至都不能告發你。”
“你在跟我兜圈子。先是一種選擇，然後又來了一種。”
“你這個大傻瓜，”他說，“現在我正想方設法先捋出個頭緒來。”
“來一杯吧。”我說著呷了口波旁威士忌。
“對啦，”他說，沒理睬我剛才說的話，“第二個問題牽涉到第一個問題。為什麼有人把頭給割下來了？你所做的一切只是想避免蹲一輩子監獄，到精神病院去度過餘生。因為這種可怕的罪行，甚至會被判處極刑——最起碼，他們也會在本州把你吊死。所以，你得是個瘋子。但我可不信你真瘋了。”
“謝謝，”我說，“但我相信，那個殺人兇手也沒瘋。”
“那麼為什麼神智清醒的人要把人腦袋割下來呢？”他重複道，“只有一個道理可講。那就是他在用計，要你陷入羅網。”他眉開眼笑，就像物理學家證明了自己的假設一樣。 “那塊大麻地邊上的坑里能裝下一具屍體嗎？”
“不能，除非把那個床腳櫃挪走。”
“能裝兩具屍體嗎？”
“絕對不可能。”
“我們可能會分析出來割腦袋的原因了。有些人為了一些實惠是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
“你是說……”
但他並不想把他思維過程的結果轉讓給我。 “對啦，我是說，有人把這兩顆人頭割了下來，這樣就能放到洞裡了。有人希望你來承認這一罪過。”
“一定是兩個人中的一個。”我說。
“有可能。”他說，“但我還能想出其他幾個。”他用中指敲打著桌面。 “那兩個女人是被擊中了頭部嗎？”他問。 “從她們的腦袋上，你能看出她們是怎麼被殺的？”
“不知道，”我說，“我沒仔細看。”
“她們的脖子呢？”
“我沒忍心看。”
“所以，你不知道腦袋是用鋼鋸、刀子或是別的什麼東西割下來的？”
“是的。”
“你認為應該再看看那兩顆人頭嗎？”
“我不能再打擾它們了。”
“蒂姆，一定得調查清楚，為了我們自己。”
我感到一下子老了十年，真想哭。 “爸爸，”我說，“我不能看她們了。那是我妻子，看在上帝的分上。”
他這才想起來。由於大腦運轉以致發熱使他的記性變得很差。
“行，”他最後說，“我下去看看。”
他走後，我進了洗澡間，吐起來。我真想大哭一場。既然我現在獨自一人，再也不怕在父親面前精神崩潰了，可眼淚卻乾了。我衝了個澡，把衣服穿好，往臉上灑了點剃須洗劑，回到廚房。他坐在那兒，臉色蒼白。所有的粉紅色全不見了。他袖口濕乎乎的。我意識到，他一定是在地下室水池裡洗的手。
“不是你妻子那位……”他開口說道。
“傑西卡，”我說，“奧克伍德。勞雷爾·奧克伍德。”
“對，”他說，“是那個。她腦袋是用刀割下來的，可能是用大砍刀，一下子就砍下來了。帕蒂卻不同。那個傢伙不知道是怎麼下的手，用刀把腦袋一點一點割下來的。”
“你能肯定嗎？”
“你自己想看看？”
“不。”
不知怎麼，我看見了。我不知道是在想像中看到的還是從他的視網膜裡真的看到了。但我的確看到了傑西卡的脖子。脖子上的刀印齊刷刷的，刀口最近處的皮肉有些發紫，這可能是刀猛地砍下去時造成的。
我用不著想像帕蒂的脖子了。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個血肉模糊的爛脖子。
我父親張開了手。手心上有粒子彈殘片。 “這是從奧克伍德腦袋上找到的。”他說，“我要不在地下室翻他個遍，是絕不會甘心的。但我以前見過類似的東西。這是22號手槍子彈的殘片，這種子彈是平頭。我要說的是，這種子彈一見血就炸。要是打到腦袋上，一粒就足夠了。可能還用了個消聲器。”
“往她嘴裡開的槍？”
“不錯。”他說，“她嘴唇看上去發紫，就像有人用力把嘴撬開過似的。可能是用槍筒。在上齶的彈洞附近還有被火藥燒焦了的痕跡。彈洞很小。正好是22號手槍子彈那麼大。頭的外部沒有子彈出口。我只能把這麼點東西掏出來。”他用手指了指那粒子彈碎片。
硬漢子跳舞。你最好相信這一點。只能把這麼點東西掏出來。我的腿肚子哆嗦起來。我不得不同時用兩隻手勉強把酒杯端到嘴邊。我感到我沒勇氣走向帕蒂那顆腦袋。
他告訴我，帕蒂的情況與傑西卡一樣。 “她臉上，頭頂上都沒有槍傷，也沒有青腫的痕跡。我想，子彈可能是打在心臟上，她很快就死了。”
“你怎麼會這麼想呢？”
“只是一種猜測。我不知道。可能是把刀刺進她的心臟。她的腦袋除了向我證明她是誰以外，什麼也沒告訴我。”他皺皺眉，好像忘了一個更重要的細節。 “不不——它還告訴我一件事。想要弄清真相得找個驗屍官來，但我猜你妻子——”他現在也說不出帕蒂·拉倫這個名字來——“是在另外那個女人死了二十四小時到四十八小時之後被害的。”
“嗯，這可以找出證據來。”我說。
“不，”他說，“我們永遠不會知道。”
“為什麼？”我問道。
“蒂姆，”他說，“我們必須把這兩顆人頭毀掉，”他抬起手阻止我繼續問下去，“我知道要付出的代價有多大。”他說。
“那麼我們永遠也找不到兇手了。”我漏嘴說了一句。
“我們能肯定是誰幹的，我認為。我們只是拿不出證據罷了。”他的臉色又有所好轉，變得微紅了，“如果你想要得到滿意的結果，我們不得不想別的方法。”
“據我推算，”他說，“我覺得不可能只有一個兇手。用大砍刀的人是不會擺弄小刀子的。”
“玩大砍刀的通常不可能有22號手槍和特製的子彈跟消聲器。”
“我得好好琢磨琢磨。”他說。
我倆誰也沒吱聲。我自己在思考著。我的四肢開始麻木起來，就像在十一月林子裡走了好長一段路，剛剛坐下來喘口氣似的。
“我的分析是這樣的，”他說，“有人故意選你大麻地邊那個洞來藏傑西卡的腦袋。這就直接牽連到你，使你沒法說這事兒與你無關。然後，有人把頭弄走了。這是為什麼？”他握緊雙拳好像在開車。 “這是因為有人決定要殺帕蒂。這個人想肯定一下，以後兩顆人頭都要埋在這兒。他不想讓你或者第一個兇手回去毀掉證據。或者假設你嚇壞了。你可能會向警察報告這件事。所以，第二個人，他把人頭弄走了。”
“或者是她，”我說，“弄走了那顆人頭。”
“或者是她，”我父親說，“儘管我不知道你的意思。”當我再也沒什麼可講時——我是一時興奮才講了那麼多——他說，“嗯，我琢磨有兩個主犯。一個是殺傑西卡的，另一個殺了帕蒂。第一個把傑西卡的頭放在那兒是想坑你，第二個把人頭弄走了，目的是想過後再把兩顆人頭一塊埋在那兒。到那時，或者在不久以後，你就得承擔兩次兇殺的罪名了。”
“你可真能琢磨。”我說。
“在人們幹這些事時，”我父親說，“他們會相信，他們正清晰地註視著整個場面，即使他們正做的事兒只是在湯裡多放一份調料。”
“那麼誰是廚師呢？”
“沃德利，就他一個。在和你談話時，他可能早就知道帕蒂已經死了。可能是他殺死了帕蒂，一直在騙你呢。”
“我可真看不出來。”
“他瞧不起你。我並不責怪他。可能他聽說傑西卡的人頭沒了，他想你能知道在哪兒。所以，他想要帕蒂的頭。他想你會用傑西卡的人頭搪塞一下，說那是帕蒂的。這樣，他就會得到他想要的東西了——兩顆人頭。”
“你不能不重複那個詞嗎？”
“人頭？”
“它叫我受不了。”
“沒別的可以替換。”
“就說她們名字吧。”
“那不准確，除非我們找到了她們的屍體。”
“就說她們名字吧。”
“我說，”他說，“你跟你媽一樣愛胡思亂想。”
“要是我奶奶、姥姥，那成天在愛爾蘭的泥炭地裡挖泥炭，我也不在乎。一點不假，我跟我媽一樣愛胡思亂想。”
“行啦，行啦，”他說，“你媽贏了一個球。祝她安息吧。”他打了個嗝。波旁威士忌、啤酒和身上的病一起生效了。 “把酒瓶子遞給我。”他說。
“你想得太多了，”我說，“為什麼沃德利不知道傑西卡在哪兒呢？要是雷傑西幹的，沃德利肯定會知道。蜘蛛是他們倆的聯繫人。”
“假設他們在聯繫的過程中出了點差錯。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都是叫人吃驚的。”他用指關節敲著桌面。 “我說，沃德利不知道傑西卡在哪兒，他想讓你把她帶給他。”
“我想沃德利已經把她們倆放在洞子裡了。根據已經發生的事情來推測，蜘蛛和斯都迪在跟踪我。要不是那樣，當我回到地洞那兒時，他們可能就在那兒，在我一手拎一顆人頭出來時，他們就會把我抓住了。他們可能是最叫人噁心的下賤小人，想讓一個公民蒙受不白之冤。”
我這番話觸動了他。我父親揚揚眉表示同意。 “這些聽起來不像那麼回事，”他說，“他們尋思你到了洞那兒，可發送信號器告訴他們你把車停住了。怪不得在你往回走時，他們要火冒三丈了。”
“我想，我們有個事例可以用來控告沃德利。”我說。
“涉及帕蒂，你弄到了一些線索，但是，誰殺了傑西卡呢？”
“可能也是沃德利乾的。”
“你可能喜歡用加消聲器的22號手槍。但你見過希爾拜先生玩大砍刀嗎？”
“也許是斯都迪？”
“有可能。”
“你認為是誰？”我問道。
我父親當侍者時，扮演了多少回私人偵探、刑事律師和名譽高級法院的法官呢？他把手放在嘴角，好像拿不准是不是該從橡皮膏似的嘴上把真話剝下來。
現在他把手移開。 “我不喜歡這個雷傑西，”他說，“也不喜歡你描述他的方式。他可能就是兇手。”
“你認為是他殺了傑西卡？”
“他可能會使用殺傷力很強的22號手槍和大砍刀。他是唯一能同時使用這兩件武器的人。這小子是個武器狂。他可能還在地下室裡藏有燃燒彈呢。他會琢磨出怎樣殺你的方法，把頭上沾有毒藥的竹籤子埋在你走的小路上。我見過這號人。'談到武器，'他們說，'我感到非常熟悉。我是複興時期的人。'”
“嗯，可你憎恨警察。”
“叫你說著了，一點不錯。只是，有些不可信。這個傢伙是草原上的一條狼。先是職業軍人後來又成了警察！我把他給看透了，他是個徹頭徹尾的專捉毒品犯的便衣警察。他並不是什麼代理警察局長。那隻是個幌子罷了。他是毒品管理局一個排解糾紛的人。我敢肯定，在局裡，他們都很怕他。他一來，他們就嚇得尿褲子。”
“我很難相信你說的這番話。”
“我比你更了解警察。有多少年了，星期三晚上我用錢哄走黑手黨，星期四用錢把警察請回門？我了解警察。我明白他們的心理。我這樣想，為什麼像雷傑西這樣雄心勃勃的傢伙能在科德角貓下呢？”
“這兒是捉毒品狂的中心。”
“這比佛羅里達差遠了。他們可以把他派到那兒去。他們在騙他。你得懂警察的心理。沒一個警察願意和一個讓他感到不舒服的職業警察打交道。你下的命令不能叫人不高興，不然你就會多個敵人。合法帶槍的傢伙有很多機會幹掉你，根本用不著在你背後開槍。所以，當警察不得不和狂人打交道時，他們並不會想法子解僱他。他們給他戴上假官帽。讓他當蒙大拿州特溫愛克斯的全權人物。在馬薩諸塞州、尿都……不，”他以決定的口氣說，“我一點也不喜歡雷傑西。所以我們得把那兩顆人頭處理掉。”我開始和他爭論起來，他說的話又把我給頂了回來。 “如果他們在你的地下室裡找到了那兩個塑料袋，”他說，“那你就走上絕路了。你是個容易命中的目標。你要是把人頭挪走，那會更糟。他們一看到你鑽進了汽車，就會跟踪你的。”
“那我去把妻子埋掉算了。”
“不，你不能埋。這件事我去幹。我用你的船、你的漁具和工具箱。船上還有多餘的錨嗎？”
“沒有。”
“那我就用船上那個。把帕蒂和傑西卡綁在一起。”
這回該輪到我說聲“我的媽呀！”了。
“餵，”道奇說，“你看我像個心黑手狠的人；我看你呢，就像個活靶子。”
“我得跟你去。這是我起碼要做的事。”
“要是我一個人出去的話，那我只是個出去釣魚的老傢伙。他們不會掃我第二眼的。可你！他們會看著你的。他們會調來海岸警備隊。當他們發現船上有兩個沒身子的女人時，你怎麼說呢？'噢，'你會說，'我剛找到它們。聲音告訴我往哪兒看。''對，'他們會說，'你是貞德姑娘。第二個貞德。'”他搖搖頭，“蒂姆，我的孩子，你就在這兒待著吧。我只去幾個小時。在這期間，你怎麼不去打個電話？”
“給誰打？”
“飛機場。你可能會問出傑西卡到這兒的時間。”
“你是怎麼知道那就是她到鎮上的第一個晚上，或是他的？”
我聳聳肩，我不知道。
可是，當他走進地下室時，我一動不動地坐在椅子上。要不是他在地下室樓梯上喊我，我是絕不會動一下的。 “蒂姆，我把小船劃到你的大船那兒。出去走走。我想把它們帶到離房子遠遠的地方。”
我看見的是精靈，可他看到的是真人。好啦，他去冒險了，可至少我還能出去走走吧。
我穿上派克大衣，從前門走出去，來到商業大街。現在是下午，街上人很少。但我知道，我不能在街上溜達太長時間。街上靜得很，靜得就像是灑在地上的陽光，它們從頭頂上灰色雲團的縫隙中飄落下來。我知道，海灘上會有由陽光和陰影交織而成的圖案。在聽到我們那艘二十尺長的捕鯨者號船的馬達發動的突突聲(帕蒂的船)後，我轉向了空蕩蕩的海灘，走在沙子上。那隻小船，被丟在停泊處，輕輕漂蕩著。看不到海岸警備人員，只有幾艘釣魚船往鎮碼頭方向開來，我父親正駕駛著捕鯨者號朝海灣駛去。我深深地吸了口氣，拖著微微作痛的雙腳，踩著沙子往回走。
回到屋後，我感到吃驚的是，出去走一圈使我精神了許多。我按照道奇的建議，決定打幾個電話。我先給機場打了一個。我運氣不錯，在檢票處工作的那個姑娘是我的酒友。她正好當班。所以我可以問她傑西卡·龐德或勞雷爾·奧克伍德和朗尼·潘伯恩在過去的幾個星期裡是否來過或離開普羅文斯敦。幾分鐘後她告訴我，十五天前傑西卡·龐德乘下午的航班來的，九天以前乘早晨第一趟班機回去的。她在機場預定過來往機票，從普羅文斯敦到波士頓，由波士頓到舊金山，由舊金山到聖巴巴拉。根本沒有名叫潘伯恩的旅客。但那位姑娘回想起來了，龐德離開那天早晨她在值班，警察局長雷傑西開車送她到機場。 “照顧好這位婦人，他告訴我。”姑娘說。
“他倆看上去很友好嗎？”我問。
“蒂姆，那天我因為頭一天晚上酒喝得太多了，沒看清。”她邊想邊說，“我猜，他們很近乎。”
嗯，這些話打開了可能性的柵門。如果傑西卡·龐德獨自一人到這兒有一個星期，然後又飛到聖巴巴拉，又從那兒回到這兒，那麼問題就是：她是和潘伯恩一起為沃德利工作還是她自己？
我給鎮上房地產代理商打了個電話，我跟她最熟。但她只給了我那個波士頓律師的名字。據她所知，那塊房地產並沒出售。然後，我又給那個律師的辦公室打個電話，我自報名字是朗尼·奧克伍德。當律師接電話時，我說，“思韋特先生，我母親，奧克伍德女士不得不到歐洲去處理一件緊急事情，她讓我和你取得聯繫。”
“嗯，你給我掛個電話，我真高興。在過去幾個星期裡，我們卻在翹首而望，盼望你母親來。她早該到我這兒來了，來送銀行擔保支票。”
“是的，我知道。”我說。
“那太好了。請替我給她捎個口信。現在我擔心房價將要上漲一些。或者價格一定會漲。要是我們得不到她准信兒的話，你知道，沒糧草我是守不住城堡的。許諾畢竟是許諾。我們得見到她的支票。上星期，又有人出價了。”
“我馬上和她取得聯繫。”
“你必須和她取得聯繫。事情總是這樣：多少年過去了，某幢房地產除了罰金和稅收以外什麼也沒得到。突然，誰都想馬上把它買下來，在同一個星期內。”他咳嗽起來。
“思韋特先生，她會跟你取得聯繫的。”
“我希望這樣。你母親是個漂亮女人。”
我馬上把電話掛了。我是在扮演她兒子的角色，我知道的東西太少，不敢和他談下去。
但我的猜測得到了一些證實。勞雷爾·奧克伍德可能打算為自己買下那幢房子。這是不是會阻止沃德利，所以也涉及了帕蒂·拉倫？
我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帕蒂·拉倫會對想做這種事的女人怎麼樣呢？
“她會殺她。”這毫無疑問是我得到的回答。
這樣一來，如果帕蒂·拉倫殺了傑西卡，用22號手槍加消音器，那麼雷傑西幹嗎要把受害者的腦袋割下來呢？是想把她最容易認出來的部分留在我的大麻地裡？難道帕蒂·拉倫恨我都恨到了那種地步，或者是雷傑西恨我恨到了那種程度？
打完電話後，我對事態的發展過程比剛才清楚了一些，氣也就更大了，目的感也更加明確了。我覺得身上有了點兒父親的勇氣，這可能嗎？我不得不相信，樂觀主義是我最危險的嗜好，因為我現在想看看，我幾年前給瑪蒂琳拍的裸體照和最近給帕蒂·拉倫拍的裸體照。這個慾望可夠古怪的了。在這個時候，想想淫猥的照片，然後再看看它們，可真叫人感到精神振奮。再說，我有著古典性格。
我上了樓，從卷宗箱裡抽出一個裝有照片的信封。原來里面裝著三張帕蒂的裸體照，瑪蒂琳的兩張。這兩個女性，我真感到可怕，都把腿劈得老大，顯示出她們下身靈魂的金光。一點不假。可現在信封裡裝有十張光紙相片。五個人頭齊刷刷地被剪了下來。
我知道，我也相信，就在這時，我父親已經選好了位置——他已到了深水區——準備把兩個人頭和錨鏈投入海裡。他用繩把人頭綁在錨鏈上。我知道，鬼城的襲擊立即把我打趴下來。這是我一生中遭到的最強烈的攻擊。
“操蛋、醜惡、討厭。”第一個聲音尖叫道。 “勝利屬於盜屍人，蠢貨。”第二個聲音說。
“是蒂米靈巧的手指，擊敗了那些兇手。”
“把那個殘忍的草包打殘廢了。割開裝滿膿血的酒瘤。”
“餵，蒂米，聞聞臭屎，舔舔鼻涕。”
“你是個侵略狂，你是個搶劫犯，你是個叛徒。”
“把他帶進來——他偷走了我的房子。”
“你是個搶奪犯，你在我的床上嫖過。”
“把這個傢伙的腸子掏出來。嚼爛他的雞巴。”
“他跟他爹幹的。一對瘋子。隨時準備下手的殺人狂。”
“你殺了傑西卡！”我耳朵裡有個聲音在嚎叫著。
“道奇殺了帕蒂！”另一個耳朵裡的惡婆子尖叫道。
“為什麼？為什麼我們要殺頭？”我大聲問道。
“噢，乖乖，你爹在找治他病的藥方呢。那就是藥方。聞聞血腥味。”
“那是他，”我大聲說，“那我呢？”
“你也有病，你這個收買賊贓的傢伙。你讓我們的符咒給鎮住了。”
“滾吧，你們這群臭婊子！”我喊道。
我獨自站在三樓的書房裡，黃昏灰淡淡的玫瑰色陽光從窗子射進來。我眼睛看著大海，耳朵貼在鬼城的沙灘上，雙腳，據我所知，站在海灣的海底。在我腦海中，我看見了兩顆系在錨鏈上的人頭慢慢地墜入海底，金黃色的頭髮上下漂動著，就像兩朵海花。它們穿過水的柵欄沉到海底。我相信，我知道鐵錨碰到海底時，因為一切吵鬧聲都停止了。我耳朵裡那些喊叫聲是不是在歡迎帕蒂·拉倫的頭呢？我站在那兒，渾身都被冷汗打濕了。
現在我的四肢分別哆嗦起來。我身體有一部分在顫抖，有一部分則一動不動。這種現像我可從沒經歷過。這時我感到有個念頭向我注意力的中心移來，它那強大的勢力讓我難以抵抗，好像思維和我是一扇門的正反兩面似的。這時，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必須去仔細地檢查一下我的手槍(帕蒂的手槍)。那是22號手槍。
這聽起來真叫人難以相信，可你知道嗎，在過去五天裡，我竟然沒想過這件事。可現在，傳票已經到了；我不得不檢查一下那支22號手槍。
它還在那個老地方，在她那邊兒的床頭櫃裡。手槍仍然放在盒子裡。有人打開過，盒子裡面有股難聞的氣味。最近有人用過這把槍，放回去時沒擦。是我幹的？子彈殼從槍膛裡彈了出來，子彈夾裡少了顆子彈。
我並不感到自己有罪。我感到憤怒。證據離我越近，我就越感到氣憤。這支手槍使我感到極為憤怒，這好像我是個刑事律師，別人並沒事先打好招呼就向我提出一個叫人討厭的證人。確實，我感到自己無罪，怒火滿胸。他們竟敢這樣幹？他們是誰呢？是什麼事叫我心亂如麻？奇怪的是，別人——其中包括我父親——越覺得是我殺了他們，最起碼殺了其中一個，我就越覺得不是我幹的。
電話鈴響了。
我覺得是瑪蒂琳打來的。
“感謝上帝，是你，親愛的。”她說，然後就開始哭起來。
她那種圓潤而乾啞的嗓音，能用立體聲表現所受的痛苦。她的感情不久就匯成了一條憂傷的小河，向你哭訴著多年來失去真正愛情的痛苦和躺在不應該躺的床上性交時，狂熱的海誓山盟。 “噢，乖乖，”她極力控制自己說道，“噢，親愛的。”然後又嗚嗚哭了起來。我可能是在聽一位婦女的哀嚎，因為她剛剛得知她丈夫死了。
“親愛的，”她終於說話了，“我原以為你死了。我心裡冷冰冰的。”她又哭了起來。 “我剛才害怕，沒接電話。”
“為什麼？”
“蒂姆，別出去。把門鎖好。”
我想不起來她以前曾哭得這樣厲害。 “出了什麼事？”我懇求地問。
她慢慢地平靜下來。她說的每一句話裡都有她的悲痛、恐懼和狂怒。有時，我真不知道她是不是能因為恐懼或憤怒而說不出話來。
她找到一些照片。我最後才聽明白。她往他的櫥櫃裡放新洗好的衣服，無意中看到一個上了鎖的盒子。她以前從沒見過這個盒子。他在臥室裡放一個上鎖的盒子這件事讓她很生氣。要是他真有什麼秘密的話，他幹嗎不把它放在地下室裡？所以，她把盒子砸開了。
她的恐懼隨著哭泣聲傳給了我。就是在電話裡，我都能聽到她渾身的顫抖聲。
“瑪蒂琳，別這樣，”我說，“說清楚點兒。你必須說清楚點。那些照片裡面有誰？”
“帕蒂·拉倫，”她說，“全都是帕蒂·拉倫的。是裸體照，很放蕩。”她哽咽得說不出話來。 “那些照片比你拍我的還要糟。我真不知道能不能忍受下去。我一看到這些照片，就想到你可能死了。”
“照片裡有我嗎？”
“沒有。”
“那麼，你怎麼會這麼想呢？”
她的哭聲發生了變化。這好像從馬背上摔下來的年輕姑娘的啜泣聲，不管這個姑娘是多麼害怕，受了多大刺激，她還是得重新騎上去。所以瑪蒂琳迫使自己在腦子裡重新回顧那些照片。然後，她說，“親愛的，他把照片裡所有的人頭都剪掉了。”
“你最好離開那幢房子。”我告訴她。
“我相信，他決定殺你。”
“瑪蒂琳，離開那幢房子吧。你的處境比我還要危險得多。”
“我真想讓一把火把他房子給燒了。”她說，然後又吃吃地笑了起來。這比她的憂傷更叫人心煩。 “但我不能。我可能會把鄰居家也給燒了。”
“那有可能。”
“但當那些槍燒化了時，你想想他的臉色吧。”
“你仔細聽著。在他收藏的武器中有大砍刀嗎？”
“有好幾把呢，”她說，“還有幾把大刀片。但他只使一把剪子。”她開始哧哧地笑起來。
“你發現大刀片丟沒丟？”
“我不清楚，”她說，“我不知道他究竟收藏了多少武器。”
“你認識22號短槍嗎？”
“是把手槍？”
“對。”
“他收藏了各種手槍。”我不提這件事了。
“瑪蒂琳，我不想讓你到我這兒來。”
“我不知道還能不能走出去。我把他給我買的幾件睡衣都撕碎了，我現在簡直癱了一樣。”
“餵，”我說，“你能走，一定能。”
“不行，”她說，“什麼也不管用。”
“瑪蒂琳，要是你不能來，我開車去接你。”
“不行，”她說，“他快回來了，會碰上咱倆的。”
“那你就收拾一下，鑽到你的車裡。”
“我不想開車。”她說，“我一宿沒睡。自從你到這兒來我一直沒睡。”
“為什麼？”
“因為我愛你。”她說。
“好啦。”我說。
“什麼好啦？”
“這不假，”她說，“我們倆都愛你。這不難理解。”她實際上已經從憂傷之中掙脫出來，能歡快地笑出聲來。 “你是個魔鬼，”她說，“只有魔鬼在這樣的時刻能奏出叫人愉快的曲調。”
“你要是不想開車，”我說，“就叫輛出租車，到普羅文斯敦。”
“坐五十英里出租車？不行，”她說，“我可不想讓出租汽車公司把錢都掙去。”好嘛，她還是那樣讓人感到放心地節儉。
“我需要你，”我告訴她，“我認為帕蒂·拉倫已經死了。”
“你認為？”
“我知道她已經死了。”
“好吧，”她停了一會兒說，“我來。要是你需要我，我就來。”
“我需要你。”我說。
“要是他來了怎麼辦？”
“那咱倆就在這兒正視他。”
“在哪兒我也不想看到那個人。”她說。
“有可能他也怕你。”
“你最好還是信我的話，”瑪蒂琳說，“他是害怕我。今天早晨，他離開家以前，我告訴他別回頭。我說，'要是用上十年的話，你這個骯髒的喪門星，我就從後面開槍打死你。'這他相信。我能看到他的臉。類似這樣的事他會相信的。”
“那我更相信了，”我說，“要是你知道什麼是22號手槍。”
“噢，”她說，“請別這麼快就完全理解我。”
“這是誰說的？”我問。
“安德魯·蓋德。”
“安德魯·蓋德？你從來就沒有讀過他的作品。”
“可不要告訴別人。”她說。
“用你的車。你能開。”
“我會到你那兒的。可能我會叫輛出租車。但我是會到你那兒的。”她問了我的住址，談到我父親會和我們在一起時，就更堅定了決心。
“有個男人我可以跟他生活在一起。”她說完便把電話掛上了。
我算了算，不到一小時她就會收拾完，路上再用一小時。但根據瑪蒂琳的習慣，可能這個習慣十多年來一直沒變，她得讓我等上四五個鐘頭。我琢磨著是不是開車去迎她，但我決定不能這樣做。我們在這兒力量才會強大。
現在，我聽到小船往吊柱靠攏的嘩啦聲，然後就是沉重的腳步聲。他繞到前門，用幾年前他第一次來串門時帕蒂·拉倫給他的鑰匙打開門，走了進來。帕蒂·拉倫死了。這個想法就像每隔十五分鐘就打一次的電報，注入我腦子裡，但只有“皮”沒有“瓤”，就像裝電文的信封，裡面沒字。確實，沒有感情。是的，瑪蒂琳，我自言自語說，我會迷戀著你，可現在不行。
父親來到廚房。我看了他一眼，往杯裡倒了些波旁威士忌，燒點開水為他衝咖啡。他看上去很疲倦，但頰骨外的紅潤仍然覆蓋著整個臉膛。他看上去很善良。
“你幹得不賴。”我說。
“非常好。”他像一位老漁民那樣瞇著眼看我。 “你知道，我的船離岸有三里遠時，我突然意識到，他們可能用望遠鏡或比那更糟的東西注視著我。他們甚至可能會用土地測量員的經緯儀。如果他們用這兩個玩意兒跟踪你，就會知道你在哪兒往水里投的東西，然後再派潛水員下去打撈。什麼也跑不了。所以，我覺得我最好在船中速行駛吋，把漁具包扔到海裡，同時要弄準，一定要站到背著海岸那面。這樣，我的背就能遮擋住我在做些什麼。我敢肯定，我是白乾了，”他說，“沒人盯著我。有這種可能性。可在當時，我並不是這麼想的。”
咖啡衝好了。我遞給他一杯。他一口氣把它喝了下去，就像一台舊柴油機加油一樣。 “我剛準備把人頭扔到海裡，”他繼續說，“忽然擔心起來，要是綁腦袋的繩子鬆了怎麼辦。你知道，把那兩顆腦袋系在錨鏈上最費勁了。”他詳細描述起來。就像個婦產科醫生講述怎樣把兩個手指頭伸進去從婦女的屁股那兒把嬰兒的腦袋弄出來那樣。或者，對了，就像個老漁夫手把手地教你如何把小蟲穿在魚鉤上那樣，這樣它就不能死。他一邊講一邊還晃著腦袋。我聽了一會兒才知道，他是把繩子從一個眼睛裡穿進去，然後再用尖釘在眼睛邊上鑽個洞把繩子引出來。讓我感到吃驚的是，我是多麼不了解我父親哪。他邊說邊想，好像是個在公共衛生部工作的職員正背誦著他是怎樣在有趣的工作中收集到最破舊的油桶的。直到他說完後，我才意識到他為什麼講得這麼津津有味。在講述過程中，他找到了一種醫治疾病的方法。請別讓我用保證書的形式來證明我說的這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