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路上耍了些花招後，我感到很生氣，又很好奇，很想喝口酒。這時，我才想起來，自從那天晚上在望夫台酒家喝過酒後，到現在我滴酒沒沾。所以一回到家，把車停好我就朝鎮碼頭走去。在鎮中心，有幾家好酒吧：海灣州酒吧（我們都管它叫博里格）、普博艙板酒吧、魚和餌酒家（又叫血桶，以紀念在那裡發生的毆鬥，當然這個名字是非官方的），這都是些好酒吧，但不是豪華酒吧。同以前一樣，酒吧里很昏暗，臟得叫你覺得很舒服。你可以蹲著，舒舒服服地喝酒，那種舒服程度絕不亞於待在條件好又可靠的子宮裡的胎兒。頭頂上面吊著幾根熒光燈，老掉牙的自動電唱機有氣無力地轉著，一點也不刺耳。當然在夏天，像博里格這樣的酒吧，顧客比紐約地鐵交通高峰時的人還多。據說有個夏天，巴德韋塞啤酒廠或者是謝弗啤酒廠或是那些馬尿啤酒廠的某一家公共聯繫處的人，在酒吧和餐館之間舉行了一次競賽，看看在馬薩諸塞州哪家啤酒賣得最多。結果是，在七月，普羅文斯敦的一家名叫海灣州的酒吧啤酒賣得最多。這一點，我確信不疑。八月間一個週末的早晨，幾名高級職員身穿輕便夏裝飛了過來，同行的還有一個電視攝製小組，準備把授獎儀式錄下來。他們想拜訪一下像國民警衛隊訓練場那麼大的有龍蝦和炸魚加土豆片的地方。這種地方你在海恩尼斯能找到。可他們所看到的卻是昏暗、惡臭的博里格。那兒的顧客只買得起啤酒，二百人擠在一起，站著喝。博里格從前門到後部發臭的垃圾箱之間的距離，可能只有蓋貨車那麼長。論食物，你能買到夾有火腿、奶酪或是靈格加香腸的“英雄”三明治。電視攝像機轉動時，那幫嬉皮士站起來說：“啊，是這種啤酒。質量最操蛋。你那電視錄像機上面的紅燈是乾嗎用的？我是說得太多了，是不是？不說了！是不是？”
冬天，這裡的人也不少，但你能找到個地方坐下，了解到今天所發生的一切。中午時，許多商業漁船都將靠岸。船員們都會到這兒來喝上幾杯。木匠，販毒的，捉販毒的，幾個在夏季別墅里幹雜活的，在星期五手拿救濟支票的未婚年輕母親和其他拖著腳走去討口飯吃的，或者找朋友弄杯酒喝的，都在喝著我們那些好馬尿。我認識其中的大部分人，只是程度不同罷了。如果他們捲進了現在與我有關的那件事，我可以好好講述他們一番，因為他們無論長得有多麼像，但都是獨一無二的。可是，在冬天，正如我說的那樣，我們看上去是用一個模子造的。我們一身灰黃色，人人都穿著軍隊的剩餘軍裝。
一個故事就足夠了。我住在一個葡萄牙人居住的小鎮。這個故事裡，除了斯都迪之外沒有本地人。斯都迪把葡萄牙人的臉都給丟盡了。在冬天的一個下午，博里格人少得都有些不自然了。一位約有八十來歲的葡萄牙漁民坐在櫃檯旁。因為長年勞動，他身子彎曲得好像是棵從海岸邊大石頭縫里長出來的柏樹。這時，又有個漁民走了進來，他患有嚴重關節炎。他倆一塊長大，一起踢足球，一起高中畢業，在同一條船上乾活，一起來個一醉方休，可能還相互誘姦對方的妻子。可現在，八十歲時，他們相互怨恨竟跟年輕時在水坑里打拳架時差不多。坐在凳子上的那位，站起來扯著三月風那樣粗啞的大嗓門喊了起來：“我原來尋思你死了呢！”另一位停住腳，回頭瞅了瞅，像海鷗似的尖聲回答說：“死了？我會參加你的葬禮。”他們一塊喝起啤酒來。這只不過是另外一種驅散鬼魂的方法罷了。葡萄牙人說話時，知道該怎樣喊叫。
我們都跟他們學。在別的地方，他們測量酸雨的濃度或空氣污染的指數或土壤裡氧化物的含量。在我們這兒，除了捕魚和出租房子以外沒別的工業，也沒有農業。空氣和沙子都是乾淨的。但是，在酒吧里感覺不到酒精重量的日子很少有。當我在不眠之夜與鬼城裡的精靈攜手同行時，我感到大家都注意到了我。我可能是灑在水池中的一瓶鋼筆水。我就像根架在微火上的爛木頭似的得到眾人的歡迎。
同樣，正如我以前在酒吧工作時所看到的那樣，每間酒吧，就像每一個家庭一樣，都有它特殊的習慣。在這個爐子裡冒煙的那根木頭在另一個爐子裡卻火苗四起。我的陰鬱心情，和隨之而來的腎上腺素，再加上頭髮顯示出來的發狂與焦慮的情緒（這是毫無疑問的）沒多久就使博里格的氣氛發生了變化，歡笑聲不斷，人人喜氣洋洋。一直在自己桌旁喝悶酒的站了起來，朝別的桌子走去。穿戴講究的和他們的老婦人剛才一直沒吱聲，現在也開始感到心裡迷瞪瞪甜絲絲的了。而這時，我只是在與心裡的恐怖秘密交談著，而不是與在場的任何人搭話兒——普羅文斯敦的每個冬季都可以用那年冬天最受歡迎的人的名字來命名。我自己認為，點燃這把火的是我，儘管我所做的只不過是朝別人點點頭，在賣酒的櫃檯前被圍個水洩不通罷了。皮特波蘭佬頭一個向我湊過來，我們扯了幾句，可這幾句差一點沒把我的脖子扭下來。 “餵，”他說，“我和你妻子談了一陣子。”
“今天嗎？”
他悶了半天才回答。我嗓子髮乾，使了好大勁才擠出這個問題來，當時他剛好喝了口啤酒。除此之外，他也想不起來了。在博里格，這是司空見慣的事。在博里格人們會聊起來，可他們的思路，特別是多喝了幾杯，嗎啡可卡因上勁時，會像水生蝽一樣不知又游到哪裡去了。
“今天，”皮特說，“不，不，是幾天前。”
“什麼時候？”
他晃了晃腦袋。 “是幾天前。”他可能還會說，“是幾個星期前。”我注意到，冬天，人的時間概念不清楚。兩個星期前或兩夜以前可能發生了什麼事，但如果你有說“五天前”這個習慣，那你可能會記得那件事就發生在五天前。所以，我也沒再琢磨它。我又轉到那個話題上來了。
“帕蒂想跟你說些什麼？”
“啊，對了。我說。她想讓我照看一下西面山上的那幢大房子。”
“她想買的那幢？”
“她是這麼說的。”
“讓你去照看？”
“我和我哥哥。”
這還講得通。他哥哥是個好木匠。實際上，皮特是說他哥哥去照看那個地方。帕蒂可能是讓皮特跟他哥哥聯繫一下。
我知道，帕蒂這麼幹是不明智的，可我又硬著頭皮問道，“你記不記得，是在愛國者隊那場球賽前跟帕蒂談的，還是在以後？”
“噢，那場球賽。”他深深地點了點頭。嗎啡可卡因正把他帶到別處去。他仔細想著——那是什麼呢——是球賽，哪一天，還是屁股口袋裡的錢。然後，他搖搖頭說，“大約兩天前吧。”
“嗯，”我說，“算準了。”
貝思·尼森悄悄走了過來。她喝多了。對她來說，這可是很少見的。她很興奮，這就更不尋常了。
“你把蜘蛛怎麼了？”她問我。
“餵，乖乖，”皮特說，“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算了。我得換換地方。”他貓下腰朝她胸部突起的那個部位的毛衣上親了一口，然後端起酒杯朝一張桌子走去。
“蜘蛛真的和別人吵了起來？”我問道。
“誰知道呢？”她的眼睛亮起來，“蜘蛛發瘋了。”
“我們都瘋了。”我說。
“難道你不認為，咱們倆在某一特殊方面不正常嗎？”她說。
“怎麼說？”
“咱倆從沒性交過。”
這是冬天裡的精神狀態。我有意地笑了笑，摟住她的腰。她那無神的眼睛透過眼鏡片射出一股淡淡的光芒。
“蜘蛛把刀弄丟了，”貝思說，“硬說你偷的。”她咯咯笑了起來，好像蜘蛛如果沒有那把刀，就跟別的男人沒穿褲子一樣。 “他把摩托車也弄沒了。”她說，“你告訴他，愛國者隊能贏嗎？”
“在踢一半時，這麼說的。”
“他們真贏了，”貝思說，“在踢一半時，他決定換賭注，說是要氣氣你。現在他卻說他輸了那輛摩托車全都怪你。”
“告訴蜘蛛守著女人那個玩意兒吧！”
她咯咯笑了起來。 “在中西部，”她說，“我們過去常說'陰部'。我想，我得給我父母寫封信，告訴他們，他們的女兒再也分不清什麼是女人那玩意兒，什麼是陰部。”她打了個嗝，“我什麼也不想對蜘蛛說，”她說，“他的情緒很不好。但告訴他又會怎樣呢？”她問道。 “'最壞的人最多情。'你說是吧？”她過於淫猥地瞟了我一眼。
“斯都迪還好嗎？”我問道。
“噢，”她說，“你得注意斯都迪。”
“為什麼？”我問。
“噢，”她說，“我見誰都說，得注意斯都迪。”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裝在昏暗的塑料口袋裡那個金發腦袋總是閃在我腦海中的緣故，我所聽到的每一句話，似乎都與我的處境有關。是不是空氣中有著真正的狂熱病？只有我自己——我真心祈禱還有別人——知道那塊大麻地裡埋的東西。在每張桌子喚酒的聲音裡都夾雜著這種想法的尖叫聲。我想，鬼魂們正在撕扯著酒吧里每一個人那灌滿啤酒的海綿狀大腦。
貝思看見我沒有瞅她，說：“帕蒂·拉倫還沒回心轉意？”
我聳聳肩。 “我聽說，她在附近。”
“我想是這樣。博洛已回到鎮上。”“你看見他了嗎？”博洛就是那位黑先生，但他名叫格林·約瑟夫，“博洛”格林。
他第一天到這兒的一家酒吧喝酒，就得了博洛這個名字。 “有好多很壞的黑鬼，”他朝我們那張坐滿十個人的桌子說，“可我是壞透了腔的黑鬼。”在座的誰也沒吱聲，靜靜地坐在那兒，好像在向他的遺體告別似的——我們是東部的“野蠻西部”！可帕蒂·拉倫笑了起來，說：“別舞弄你那個博洛大砍刀了，沒人會偷走你的黑色。”從她那欣喜若狂的眼神裡，我看得出來，下一個黑先生已按照天意選好了。
“看見了，”貝思說，她又把我從沉思中拽到了她的身旁——我的思路也像水生蝽一樣，到處游動——“博洛的確回到了鎮子上。他十分鐘前來過這兒。”
“你跟他說話了嗎？”
“他剛才跟我調過情。”
看她那副高興的樣子，我能肯定她沒說謊。
侍者朝我擺擺手，然後指了指服務台後面的電話。這回我那種靈感沒起作用。我原以為能聽到帕蒂的聲音呢，可電話那頭是哈坡。
“麥克，”他說，“我一直想找到你。我這是逼我自己給你掛電話。”
“為什麼？”
“因為我把你給出賣了。”
“你是怎麼出賣我的？”
“我害怕了。我想提前告訴你一聲。”
哈坡的語調裡有種金屬般的焦慮情緒，聽上去好像是從一種機械膜里傳出來的。我試圖搞明白是什麼毒品把他弄得這樣。他大腦裡一定會有許多化學藥品。
“是勞雷爾。”他現在說。
“刺花紋？”
“那個女人。勞雷爾。我給警察局長雷傑西打了個電話，把她和刺花紋的事都告訴他了。”
那對雷傑西來說並不太重要，我想，並不重要，除非帕蒂·拉倫由雷傑西陪著，親口管瑪蒂琳叫勞雷爾。
“太棒了，”我說，“阿爾文現在知道我有個刺花紋。那你出賣什麼了？”
“我告訴他，勞雷爾在樓下的汽車裡等著你。”
“但你為什麼會認為那個名字就叫勞雷爾呢？”
“你跟她說話了。隔著我家窗戶說的。”
“我說了嗎？”
“你是這樣喊的：'我一定會贏這個賭的，勞雷爾。'你是這樣說的。”
“我可能是說朗尼。我想我是衝著一個男人喊的。”
“不對，是勞雷爾。我聽見這個名字了。我相信勞雷爾死了。”
“誰告訴你的？”
“那天，我站在房頂上。我聽到的。所以我才給警察局長掛了電話。我知道我不應該給你刻上那個刺花紋。刻刺花紋後，人會做出可怕的事來的。”
“你還告訴雷傑西什麼？”
“我說，我想是你殺了勞雷爾。”他開始哭起來。
“你怎麼會信這些？”我問道。
“我看見勞雷爾死了。那天晚上，我站在房頂上，我看見她站在地平線上。她說是你幹的。”我聽到了電話那頭他擤鼻涕的聲音。 “我與自己的良心鬥爭了好一陣兒，才給雷傑西掛了電話。這事做得不對，我應該先跟你打個招呼才是。”
“雷傑西說什麼了？”
“他純粹是個王八蛋，白痴，大官僚。他說，他想考慮考慮。麥克，我不相信他。”
“嗯，”我說，“你應該相信我。”
“我覺得你什麼也沒做。從雷傑西的腔調裡就能聽出來。我這事做得不對。”
“聽到這些我很高興。”
他的呼吸變得急促起來。在電話裡，我能感到他的神智開始錯亂了。 “我可能沒有權力說誰殺了她，”他補充一句，“可現在我知道是誰了。”
“是尼森。”我說。
“我討厭蜘蛛那把刀，”哈坡說，“一把邪惡的工具。”說完這句話，他把電話撂了。
一隻手輕輕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一回身看到博洛那雙金棕色的眼睛，那雙像雄獅一樣的眼睛死死地盯著我。他的皮膚深黑髮紫，有點像非洲人，所以他眼睛的顏色金黃得叫人感到不安。在我頭一次見到他時，我就知道，他將是我婚姻上的一塊烏雲。我沒猜錯。在格林先生沒闖入我的生活以前，還有三個黑人，但他證實了自己是個無可爭議的黑人先生。帕蒂·拉倫以前畢竟從沒離開過我。
更糟的是，現在我並不恨他，甚至對我自己這種淒涼、當王八的現狀也不感到氣憤。在我打電話時，他竟能走到我跟前，甚至還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而我呢，只能點點頭回報。這就是證據。
當然，我最好還是讓一架直升飛機把我從一個小山峰帶到另一個山峰上去吧。我用不著從山腳再下到谷底，然後往另一個山上爬。用不著，我是直接從哈坡的話那兒（每一句都能把我的腦袋炸下來）跳進博洛的目光裡的。到現在，我可能渾身都注滿了可卡因，我感到我與這些過量的刺激再也不沾邊了——的確，什麼事都來了。可我，唯一的一個候選人，只能管我自己叫大理石眼先生，今晚被跑道上的急轉彎弄得麻木不仁了。但這時候除外，這時格林先生又一次把手搭在我肩上，手指惡狠狠地掐了進去——我告訴你——說道，“他娘的帕蒂·拉倫現在在哪兒？”他的滿腔憤怒都傳到了我身上。他說完這句話後，我突然清醒過來，以同樣的暴力把他的手甩到一邊，“把你抓午飯的髒爪子拿一邊去。”這是中學生吵架時用的話。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不怕他。如果我們倆出去到街上打一仗，我也不在乎。被人打昏在地上這個想法就如一劑止痛藥一樣，一劑像忘憂藥那樣好的止痛藥。
告訴你吧，我並不懷疑他要對我做些什麼。如果你曾到過一家有趣的監獄，你就會知道，那裡除了黑人就是黑人，沒幾個你沒和他們吵過的。格林先生可登不上那個大雅之堂，要不我就沒命了。但他屬於二層人物：很少與人爭吵。現在，他的眼睛死死盯著我的眼睛。我沒在乎，也盯著他的。在我們倆人看來，房間裡的燈都變紅了——我的意思是，它真的變紅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因為他見到我十分氣憤，結果使向大腦反映顏色的神經被經過的電壓弄傷了，還是因為鬼城裡的火把一齊朝我們湧來。但我現在頂住的，是他過去二十五年來（從他在搖籃裡遇到的第一拳）所遇到的一切憤怒的總和；他今天碰上的是我一生中經歷的所有瘋狂之結晶。我想，我們倆在這地獄般的紅燈照耀下，就是堅持一會兒，也會給弄得頭昏眼花。我們倆人站在那，互相瞅了好大一會兒，時間長得使我有時間回憶他自己一生的悲慘故事。那是他在第一次見到我和帕蒂·拉倫那天晚上講給我們倆聽的。那個故事講了他是怎樣失去他的拳擊生涯的。
在他那束瘋狂的目光射傷我雙眼的同時，我能想起這樣一個故事來真叫人難以置信，就連我自己也不信。可能我沒裝得那麼勇敢，所以死抱著這個故事不放，希望它能緩解一下他的憤怒心情。你不能打同情你的人。
那個故事是這樣的：他是一個私生子。他母親不承認他是她的孩子，說在醫院裡，他們把名字牌弄混了。過去，她每天都打他。他大一點兒時，在金手套賽場上，他是見誰打誰。他是泛美拳擊大賽美國隊的候選隊員。但他到喬治亞州找他父親去了。可沒找到，於是喝得酩酊大醉。走進一家白人酒吧。他們不賣他酒，並叫來州警。兩個州警進來，叫他出去。
“你們別無選擇，”他告訴他們，“賣我酒，要不我就不客氣了。”
有個州警用警棍照他腦袋狠狠來了一下，結果他當場就失去了參加泛美大賽的資格。但是，他並不知道這一點，只是感到很高興，因為他血流得像被宰了一樣。他並沒給嚇住。實際上，他相當清醒。他逐個地把那兩個州警打趴下了。全酒吧里的人一齊伸手才把他治住。他們把他綁上，送到監獄。除了別的傷以外，他的腦殼骨被打裂。他因此再也不能參加拳擊賽了。
這就是他講的悲慘故事。他認為，他所做出的蠢事統統與這個故事有關。但那個破裂的腦殼與他的豪邁氣概關係不大（儘管這對帕蒂產生了相反的效果）。後來，我們跟他混熟後，才知道他是位很滑稽的人。他常常學著黑人妓女的動作逗我們發笑。我們和格林先生常見面，我還借過錢給他花。
這回你可能會知道我離靈魂和肉體的毀滅該有多近了。現在我才意識到博洛對我不錯，不像我對沃德利那樣。這讓我感到挺舒服（在過上了老鼠過街的日子後）。我心中的怒火開始漸漸熄滅，和平的目光取代了它。我不知道格林先生是怎麼想的。隨著我的憤怒漸漸消失，他胸中的怒火也減弱了。 “噢，”我主動搭話打破了這種寧靜的僵局，“你想說些什麼，操他媽的？”
“我從來就沒媽可操。”他回答說。
他淒慘地伸出手來。我也以同樣的心情在他手上輕輕拍了一下。
“我不知道帕蒂·拉倫在哪兒。”我說。
“你沒去找她？”
“沒有。”
“我在找她，可沒找到。”
“她什麼時候離開你的？”
他皺皺眉。 “我們在一起待了有三個星期。後來她感到坐立不安，就跑了。”
“當時你們在哪兒？”
“在坦帕。”
“你們見到她以前的丈夫了嗎？”
“沃德利，是那小子嗎？”
我點點頭。
“我們看見他了。有天晚上，他請我們倆到街上吃飯。打那以後，她一個人去看他。那沒什麼。他並不會做出叫人害怕的事來。我想她這麼幹是為了弄點好處。可第二天，她跑了。”他看上去就要哭了。 “她對我很好。她是唯一一個對我這麼好的娘們儿。”他看上去很難過。 “我歷盡辛苦想找她談談。”他盯著我的眼睛。 “你知道她在哪兒？我得找到她。”
“她可能在鎮上。”
“的確是這樣。”
“你是怎麼知道的？”
“有個小子給我打電話，說帕蒂·拉倫叫他打給我的。她想讓我知道，她和沃德利回到了普羅文斯敦。她想我，那個傢伙說。”
“那個傢伙是誰？”
“沒告訴我名字。噢，他告訴我了，但沒人叫那個名字。在他告訴我時，我就知道沒什麼用。他用手帕堵著話筒說的。”
“他叫什麼名？”
“希利，奧斯汀·希利。”
鎮上口頭傳說的一個小缺點找上門來了。幾年前，我們幾個人聽煩了斯都迪這個名字，開始管他叫奧斯汀·希利。我們管斯都迪叫奧斯汀·希利，沒叫多長時間就不叫了。誰也沒告訴過斯都迪我們給他起的新名。打電話的那個人肯定是蜘蛛。
“這個希利說，帕蒂·拉倫在普羅文斯敦小旅店裡，”博洛說，“我往那兒掛了個電話。他娘的，她根本就沒去那樣的地方。”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三天前。”
“她什麼時候離開你的？”
“一個星期前，可能是這樣。”
“肯定有七天了嗎？”
“八天，我數過。”
是的，他數著指頭過日子，我也一樣。
“我非殺了她不可，”他說，“她把我給蹬了。”
“沒有一個她不蹬的，”我說，“她的出身很卑賤。這對她來說是種罪惡。”
“我出身和她一樣卑賤，”他說，“等我見到她，我一定會做出聳人聽聞的事來。”他斜眼瞅瞅我，好像是說，“你能騙別人，可是乖乖，相信我吧。”我的眼神驅散了他的疑雲。他說，“奧斯汀·希利說帕蒂·拉倫又來找你了。當我聽到這些，我想我要讓你嚐嚐受歡迎的滋味。”他停了一會兒，讓我掂一掂這想法的重量，“可是，我知道，我不能那麼幹。”
“為什麼？”
“因為你把我當紳士看待。”
我琢磨著這句話到底有多少是真的，看上去似乎是同意他這種說法。 “可是，”他說，“帕蒂·拉倫再也不會喜歡你了。”
“那可沒準。”
“她說，是你騙了她，她才和你結婚的。”
我開始笑起來。
“你笑什麼，白皮佬？”
“格林先生，猶太人有句老話：'生活，老婆。'”
他也開始笑起來。
我們就這樣說著，笑著。今天晚上博里格可以名垂青史了。當王八的和黑皮膚的奸夫玩得很開心。
“約瑟夫，以後見。”我對博洛·格林說。
“祝你走運。”
我得往回走很遠的一段路。腦袋裡裝得滿滿的，都捋不出個頭緒來。
天下著小雨。我沿商業大街走著，手插在口袋裡，腦袋縮進風雨衣的帽子，縮得太靠裡了，有輛車跟在後面我都沒感覺到。直到大車燈的光束照到我的後背上，我才注意到，在我身後是一輛警察巡邏車，車裡坐著一個人。 “進來吧。”他說。雷傑西願為我效勞。
我們還沒開上五十英尺遠，他便開口說道：“認認你女人，傑西卡。”他說。他指了指前座上的一張紙。 “看看。”他告訴我，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了一支鋼筆式手電筒遞給我。
我仔細地看了看通過電傳直接影印的照片。十分清楚，是傑西卡。 “我說，是她。”
“我說，我們用不著你告訴我們，伙計。這是毫無疑問的。望夫台酒家的女招待和老闆認出她來了。”
“幹得不賴。”我說，“你是怎麼找到她的？”
“這沒費多大勁兒。我們與聖巴巴拉的潘伯恩辦公室聯繫上了。在那兒，他在社會和業務方面與幾位金發女人來往。我們正調查時，她兒子打來電話。他知道，她與潘伯恩到普羅文斯敦來了——正像你從唐隆的情書裡猜到的那樣。”
“你是說，那個兒子是朗尼的情人？”
“一點沒錯，”雷傑西說，“那個拿無繩刀片的孩子。”他打開車窗，扯著沙啞的嗓門喊道，“我想，我再也不看電視廣告了。”
“你最好別看。”
“我說，馬登。奇怪的是湯卻把匙沾上了。看起來她的名字不叫傑西卡。”
“她的真名叫什麼？”
“勞雷爾·奧克伍德。她的姓拼寫方法很怪：wode，發音為wood。”
這時，我想起來在那次以尼森大叫一聲而結束的降神會之前，我對哈坡說的那番話。 “哈坡，”我說，“告訴大家，我們在想方設法與瑪麗·哈德伍德聯繫，她是我母親的表妹。但我真正想交談的是個叫勞雷爾的女人。”
這樣的巧合就連信號發送器也做不到。我不由自主地哆嗦起來。與雷傑西坐在警車裡，以每小時十五英里的速度在商業大街巡邏，我開始很明顯地顫抖起來。
“你得喝點什麼。”阿爾文·路德說。
“沒什麼。”我說。
“可能你身上那個刺花紋上要是沒刻'勞雷爾'這三個字，”他建議道，“你身體會好一些。”
“你想把車停下嗎？”
“這沒問題。”
我們是在商業大街的盡頭。我們來到清教徒移民曾在那兒登陸的地方。但現在下著小雨，我什麼也看不見。
“好了，”他說，“出去吧。”
我感到不那麼驚慌了。一想到在這個被石匠用鑿子修過的傢伙陪伴下走上二英里半地回家我又有了勇氣，想試一試。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麼，”我說，“但這對我無所謂。我多喝了幾杯，然後開車去找哈坡，讓他給我刻個刺花紋。可能傑西卡告訴過我，她的真名叫勞雷爾，但我沒記住。”
“當時她和你在一起嗎？”
這我得好好想想該怎麼回答。 “哈坡說她跟我在一起。”
“你這是說你記不住了？”
“記不太清了。”
“所以，你可能會把她殺了，然後把這件事忘得一干二淨？”
“你是在指控我嗎？”
“咱倆應該這麼想，我是在勾勒一幕劇情的輪廓。我自己認為，我也是個作家。”他再也不能控制住自己。那匹野馬扯著嗓子高聲嘶叫起來。
“我並不喜歡你講話的方式。”
“餵，伙計，”雷傑西說，“玩笑歸玩笑，但你別把屁股總放在我枕頭上。我立刻就可以逮捕你。”
“憑什麼？我根本沒犯罪。那個女人可能回聖巴巴拉去了。你不要因為捕錯了人損壞你的名聲。”
“讓我用另一種方法講給你聽。”他說，“我現在把你作為謀殺倫納德·潘伯恩的嫌疑犯來逮捕。”
“你不是說，他是自殺嗎？”
“我是這樣想的。但得先進行刑事偵查。在我們的要求下，他們特地從波士頓趕來。超級驗屍官，他們喜歡別人這麼稱呼他們。可我背地裡管他們叫超級大心眼。”他說著自己編的笑話又嘶嘶笑了起來。 “他們會用發現的東西把你的心弄碎。”
“他們發現了什麼？”
“讓我告訴你吧。用不了多久就會公開的。潘伯恩可能是自殺，但如果他真是自殺，那是誰開的車呢？”
“你告訴我他鑽進車後行李箱裡，把蓋子蓋上，然後開槍自殺的。”
“車後箱底的血都凝了，上面有層抽褶，好像是血剛要凝時有人開的車，從作案的地方往望夫台酒家開去。”
“難道酒家裡的工作人員沒聽見車子回來了嗎？”
“如果是早晨三點，他們不可能聽到。他們都下班了。我說，咱們別爭辯了。車是被別人開走的。血上面的痕跡證明了這一點。”他聳聳肩，“馬登，很明顯，在朗尼自殺後，有人把車開到瞭望夫台酒家。”
“能是傑西卡幹的嗎？”
“是的，可能是勞雷爾·奧克伍德干的。我問你：你和她性交了嗎？”
“我想我和她性交了。”
他打個口哨。 “我的上帝，你腦袋是桶糨子嗎？你怎麼連這種事都想不起來？”
“使我感到麻煩的是，我想我是當著朗尼·潘伯恩的面和傑西卡性交的。”
“我並不願意引用黑鬼的話，但卡修斯·克萊說過：'你並不像看上去那麼呆。'”
“你這是什麼意思？”
“別讓我的讚美老是在你的嘴邊轉。”他點了支雪茄，然後朝它吐了一口煙，好像它是個爆破筒。 “馬登，你還沒告訴我你的劇情呢。第一，你當著朗尼的面和傑西卡做愛。第二，你提上褲子就走了。第三，傑西卡安慰朗尼。第四，他開始抱怨起來！我們這些男性同性戀對付不了這樣的競爭。他躲藏在車後面的行李箱裡。砰！給他留了個禮物——他的屍體。這些同性戀者可能心毒手狠。但她是個值得尊敬的娘們儿，不願意讓公眾知道這件事。所以，她把車開回望夫台酒家，丟在那兒，然後朝聖巴巴拉的家走去。”他點點頭。 “這是有枝有葉的。如果，第一，你能找到她昨晚在哪兒睡覺，儘管我可以事先告訴你，以省下請律師的部分費用，你隨時都可以說她回到了你的屋裡，滿臉淚水地睡在沙發上。除非你把自己的床讓給她。”他打開車窗，把煙頭扔了出去。 “第二，她再次出現時，必須是活著的，用來證實你聽說的一切。你得祈禱，她的屍體可別從那片沙丘和樹林那邊出來。”
“你想過這些了。”
我本想安慰他一下。他只點點頭。
“讓我再給你講個情節。你、她和潘伯恩一起坐你的車到韋爾福利特。在回來的路上，朗尼再也忍受不了失去她的痛苦，所以，他拿手槍嚇唬你。你停住車，跟他廝打起來，把他的槍打落在一邊。在吵罵中，她中了一槍。致命的一槍。你把她丟在樹林裡，用車把他拉到他的車旁，逼他鑽進車後行李箱裡——這時，他軟得像條蟲子。然後，你把車開到一個僻靜的地方，打開後車箱蓋，把槍管對准他的咽喉，用動人的語調說，'我不會傷你，朗尼，這只不過是有趣的遊戲罷了。我常用這種方法帶孩子出去玩。親親我的槍口，朗尼。'然後，你勾動扳擊，稍微擦了擦，怕你的指紋留在上面。然後，你把車開回望夫台酒家，把你的車開回林子裡，把她的屍體丟在那兒。小子，你一切做得都很順利。美中不足的是，你忘了擦你車的前座了。正像我妻子說的，'人無完人。'我這個人也有不足之處。我讓你溜了，車座上的血一筆勾銷。我是個鄉下佬，相信我的朋友。這一點兒不假，”他說。 “你最好祈禱她的屍體別被找出來。你完蛋後第二個完蛋的就是我，因為我相信了你鼻子出血那番話。”
“噢，”我說，“那你幹嗎不現在把我抓起來？”
“你琢磨琢磨吧。”
“你沒有證據。如果她是在我車裡被打死的，她的血會濺他一身。”
“可能你是對的。咱們去喝一杯吧。”
再也沒有比這更煩人的了。我最最不情願的事就是和他一塊喝酒。可他猛踩了一下油門，吹著《星辰》小曲，車後揚起一團沙土和一股橡膠味。
我想，我們可能會到參加國外戰爭的退伍軍人的酒吧去，因為那是他最喜歡去的地方。他卻把車開到市政大廳，帶我沿著地下室的走廊來到他辦公室。他用手指了指一把椅子，隨手拿出一瓶波旁威士忌。我琢磨我們到這兒，是來為他桌上那些錄音設備服務的。
“我尋思，我得先讓你看看這個地方的禮儀，”雷傑西說，“然後再享受享受我們的監獄。”
“我們能不能談些別的？”
他咧嘴一笑，“你說吧。”
“我妻子在哪兒？”
“我正希望你能告訴我。”
“我同和她一塊跑了的那個傢伙談過。她八天前就把他甩了。我相信他說的話。”
雷傑西說：“那得核對一下。”
“核對什麼？”
“據勞雷爾·奧克伍德的兒子說——順便說一下，他的兒子也叫倫納德，可他們管他叫桑尼，桑尼·奧克伍德——帕蒂·拉倫七個晚上以前在聖巴巴拉。”
“這我可不知道。”
“你當然不會知道。她在那兒與沃德利這傢伙在一起。”
我以前從來就不清楚“無言以對”這句話是什麼意思。現在，我明白了。
“波旁酒味道如何？”
我只點了一下頭。
“是這樣，她在聖巴巴拉與沃德利在一起。他們倆在朗尼的海灘俱樂部裡與勞雷爾·奧克伍德和倫納德·潘伯恩一塊吃飯。他們四個人坐在同一張桌旁。後來桑尼和他們一起喝咖啡。”
我仍然說不出話來。
“想知道他們談些什麼嗎？”
我點點頭。
“過一會兒你得給我講講。”
我點點頭。
“好啦。據桑尼告訴我……”他接著說，“順便說一下，從電話裡聽不出來桑尼是個搞同性戀的人。你不認為潘伯恩在那封信裡撒謊嗎？”
他用手指畫個問號。
“可你認為潘伯恩看上去不像同性戀者？”
我搖搖頭。
“我真是難以相信，”他說，“在同性戀窩裡究竟有多少玩頭。上帝，不是你就是我可能是女性化的爺們儿。”
“你怎麼說都行，親愛的。”我口齒不清地說。
他聽了後，哈哈大笑起來。我很高興，我能發聲了。說不出話來是叫人感到震驚的，誰都會想方設法排除它。
我們每人呷了一口波旁酒。
“想抽口大麻煙嗎？”雷傑西問。
“不想。”
“那我抽，你介意嗎？”
“難道你不怕在你的辦公室裡給抓住？”
“誰抓我？我想抓誰就抓誰。就這麼回事。”他真的掏出了一支大麻煙，點著了。
“真棒。”我說。
“是不錯。”他吐出一股煙，“哪口大麻里都有個笑話。”
“是的，警察先生。”
“馬登，桑尼告訴我說，潘伯恩和勞雷爾是坐飛機到的波士頓，然後開車到普羅文斯敦，並裝成喜歡帕拉米塞茲房地產的遊客。”
“那幢房子叫那個名兒嗎？”
“是的，幾年前有個希臘人為掩護阿拉伯人，買下了這幢房子。現在沃德利想把它買下來送給帕蒂。這就是他們在飯桌上談的。”
他又抽了口大麻。
“他們說要復婚。”他說。
“真是妙極了。”我想我也受了大麻煙的影響。
“你知道帕蒂為什麼想要那個地方？”雷傑西問。
“她從沒告訴過我。”
“據桑尼說，她一年前就盯上那幢房子了。沃德利想把它買下來送給她，就像理查德·伯頓為伊麗莎白·泰勒買鑽石那樣。”
“這種消息一定會叫你不高興吧？”我問道。
“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和帕蒂·拉倫沒用手指頭同時伸在一瓶果醬裡？”
如果我們是拳擊家的話，這句話我只能對我自己說。這是他不得不承認的第一拳。他眨眨眼，一臉怒氣煙消雲散。我只能這麼形容它——好像宇宙被什麼捅了一下，產生了一場雷電風暴。
“我說，我說，”他說，“告訴你吧，老兄。別問我你妻子的事，我也不問我妻子的事。”
大麻煙在他指節邊上冒著青煙。 “我想來一口。”我說。
他把那支煙屁股遞給我，我在快要滅的煙蒂上猛吸了一口。
“好啦，”他說，“告訴我今天下午你和沃德利都談了些什麼。”
“你怎麼會知道我們見過面？”
“你能想得出鎮上有多少人向我告密嗎？這部電話，”他敲敲它，吹噓說，“就是個市場。”
“你賣什麼？”我問。
“我賣警察檔案裡刪除的名字，”他說，“我賣廢除不重要的起訴。馬登，你他媽的好好琢磨琢磨。等你琢磨出味來就直接到這兒，告訴你的朋友阿爾文，今天沃德利在海灘上都說了什麼。”
“我要是不說呢？”
“那比坦帕的社會離婚還要糟。”
“你認為你能較量過我嗎？”
“我會盡力的。”
我覺得我想告訴他。這並不是因為我害怕了（大麻煙告訴我，你不會再怕別人），而是因為我感到好奇。我想知道，他尋思出什麼了。 “沃德利，”我說，“告訴我說，他和帕蒂·拉倫爭著想買那幢房子。”
雷傑西吹了個口哨。 “沃德利計劃欺騙帕蒂·拉倫或是你。他以最快的速度反复琢磨著這種選擇，就像一台裡面嘎嘎響的計算機。他可能想騙你們倆。”他說。
“他是有理由的。”
“你願不願意告訴我為什麼？”
“幾年前，我們在坦帕住時，帕蒂·拉倫想讓我把他幹掉。”
“你沒說過。”
“你害羞什麼？”我問，“她沒告訴過你嗎？”
這是他的弱點。毫無疑問，他不知道如何回答有關帕蒂的話。 “我不清楚你指的什麼。”最後他說了一句。
“說別的吧。”我說。
這可是個錯誤。他馬上抓住時機。 “你和沃德利還說了些什麼？”
我不知道該不該告訴他。這時，我一下子想起來了，沃德利可能把我們在海灘上談的都錄下來了。經過一番巧妙的編輯，我看上去就像是個廉價的殺手。 “沃德利擔心，”我說，“潘伯恩死了。他感到奇怪的是，傑西卡為什麼失踪了。他總是說，他應該直截了當地出個價買下那幢房子，但這麼干會抬高價錢的。”
“他沒對你透露帕蒂·拉倫在哪兒嗎？”
“他想讓我設法找到她。”
“他怎麼酬謝你？”
“錢。”
“多少？”
我為什麼要保護沃德利呢？我尋思著。這是不是我家那種已經退化了的偏見？我家人都不願意和警察交談。這時，我想到那個信號裝置。 “兩百萬。”我說。
“你相信他的話嗎？”
“不信。”
“他給你那麼多錢是想讓你殺她？”
“不錯。”
“你能為此作證嗎？”
“不。”
“為什麼？”
“我不能肯定他是不是誠心要做這件事。無論如何，我是不會同意的。我在坦帕時就發現，一到商定做件驚人的大事時，我就成了一支受了潮的爆竹。”
“我能在哪兒找到沃德利？”
我笑了笑。 “你怎麼不問問你那幾個向你告密的呢？”
“哪幾個？”
“開棕色大麵包車的。”
他點點頭，好像我走了一步好棋似的。
“告訴你吧，”他說，“他們不知道。他只是偶爾和他們碰頭。”
“他想幹嗎？”
“他是通過私人無線電步話機與他們交談，然後再碰頭。他只是走到他們跟前，馬上又扭身走開。”
“這你相信？”
“我還沒給他們點兒顏色看看。”
“為什麼？”
“要是打傷了告密者的話，你可就會聲名狼藉了。除此之外，我相信他們。沃德利會那麼幹的。他想讓人們相信他是個自命不凡的人。”
“可能你並不十分著急在哪兒能找到帕蒂。”
他左右搪塞，高聲嚷了一陣，裝出很鎮靜的樣子。他用大手指頭把那個煙屁股弄滅，然後捲成一個球，扔進嘴裡。沒有證據，他臉上的笑容暗示到。
“我沒錯，”他說，“你妻子會平安無事地回來的。”
“你肯定？我可懷疑。”
“咱們等著瞧吧。”他溫和地說。
我不知道他說的有多少是真的，他說的假話里胡編的程度有多大。但是在他臉上除了一絲空虛的表情外，什麼也看不出來。我又呷了口波旁酒。大麻和波旁酒混在一起不是味兒。
看上去他喜歡這種結合。他又拿出一支點著了。 “殺人犯真該死，”他說，“有時你會遇到這樣的案子，它會把根扎在你心上。”
我不明白他指的是什麼。我接過他遞給我的大麻煙，抽了幾口，又遞給他。
“有這麼個案子。”他說，“有一個長得很漂亮的單身漢。他順便弄個姑娘，把她帶到汽車旅館。他和這個姑娘做愛，並說服她把大腿分開，同時用一次成像快速照相機把這個場面拍下來。然後，他就把她殺了。然後，他又拍一張，死前和死後對比一下。拍完第二張後，他就溜掉了，把那姑娘丟在床上。你知道他是怎樣被抓起來的嗎？他常常把照片收藏在一個影集裡。一個姑娘一頁。他母親是頭戒備心很重的看家狗，她把影集的鎖頭砸開了。當她看到裡面的照片時，她昏倒了。醒來後，她立刻向警方報了案。”
“你幹嗎給我講這樣的事？”
“因為我對這個案子很感興趣。我是個執法人員，它對我很有吸引力。每個心理分析學家在內心深處都有點精神變態。要是你在靈魂中沒有潛在的邪惡的話，那你絕對當不好警察。我講的你感興趣嗎？”
“你講得不怎麼樣。”
“噢，噢。好的地方檢察官是不會讓你坐到證人席上的。”
“我想走了。”我說。
“我開車送你回家好嗎？”
“謝謝，我走著回去。”
“我並不想惹你不高興。”
“你沒有。”
“我得告訴你。我對那個有快速照相機的小子很感興趣。他的所作所為與某種事實很相似。”
“這我肯定。”我說。
“沙揚娜拉。”雷傑西說。
到了街上，我又開始哆嗦起來。但這是種解脫，因為剛才我險些碰到我所說的一切。我說的話都連在了一塊。離開他辦公室後感到寬慰是很自然的。但我恨那個傢伙，他腦袋瓜子真靈。他講的那件事的確叫我感興趣，讓我心裡直發癢。
他究竟想告訴我什麼呢？幾年前，我用一次快速成像照相機，給瑪蒂琳拍了不少裸體照片，並一一收藏起來。不久前，我又照了許多帕蒂·拉倫的裸體照。這些照片就像在暗礁中尋食的魚似的藏在我的書房裡，一想到這些照片在我這兒，我心裡就不是滋味，好像我有一把打開地牢的鑰匙。我又一次問自己：我是那個慘無人道的殺人犯嗎？
我很難用語言來描述當時我有多難受。我真的病了。這回大麻煙發揮了作用。我的喉嚨開始抽搐起來，一會兒整個胸部、腹部都跟著上下扭動。從我食管裡先冒出一股膽汁，波旁酒，然後是肚裡的一切東西。我靠著一個籬笆牆，把這種痛苦丟在鄰居的草坪上。誰都會希望大雨能寬恕我的過失。
不錯，我就像個半截身子壓在大石頭底下的人，用了吃奶的勁兒，咬緊牙忍住疼，好不容易才抽出身子。可那塊巨石又壓在了身上。
我知道，我為什麼嘔吐。我不得不到地洞那兒去一趟。
“噢，不行，”我輕聲自言自語道，“空著的！”可是，我不知道。我的直覺和鬼城都那樣有勁兒，催我回去看看。如果殺人犯，正如我們常說的那樣，總要回到犯罪現場，那麼他一定會留下痕跡，因為我確信不疑，為了另一個夜晚證明我沒殺人的唯一辦法是回到森林那兒。如果我不回去，我可就有罪了。這就是邏輯。這個邏輯越來越有說服力，以至於開門進屋時，我最急迫的任務就是去拿波其車的鑰匙。就像以前那樣，我開始琢磨起這趟旅行的精神陪伴：公路、鄉間大道、中間高兩頭低的沙路。我提前看到了這場雨在低窪地上汪成的水坑，然後是那條羊腸小道和洞口那塊蓋著青苔的石頭。我甚至看見了，當然是憑想像，在我手電筒光下的塑料袋。我左思右想，一直走到了思路的盡頭。在我準備好後想走時，那條狗突然舔起我的手指來。四天來它第一次對我表示親熱，所以我把它也帶上了。它那片扁平的大舌頭一觸到我手心，我馬上想到一些實用的理由：它可能有用。因為要是洞裡沒東西，那誰敢說洞邊上也沒埋什麼呢？它的鼻子會把我引到那兒。
但是，我得承認，我嬌嫩的肚子受不了狗身上那股味，我真想不帶它去。但它已經跳進車裡，嚴肅得就像一名即將奔赴前線的戰士，一條黑色的拉布拉多大狗（順便說一下，它名叫“呆子”，因為它幹什麼都呆頭呆腦的，什麼也學不會）。
我們出發了。它坐在我身邊的凹背座椅上，鼻子衝著車窗，我們倆都十分嚴肅地開著車。車子開到離特普羅那個拐彎處還不到一半路程時，我突然想到那個發送信號裝置。一想到有人仍在跟踪我，我心裡就扇起了一股火。我把車停在公路邊上，把那個小盒子摘下來，丟在里程碑下面的淺溝裡。然後，我們又上路了。
我認為沒必要把走完後半截旅途的經過講述一遍。
我和前幾次一樣，猶豫不決。離目的地越近，就越不敢踩油門。後來我把車子停下，後來又停了一次。最後那次是停在水坑里。我害怕，真像見了鬼一樣，我害怕我不能把車發動起來。殖民地時期，這片林子裡有塊空地，空地上有個絞台。透過濛濛雨水，每個大樹杈看上去都吊著個人。我不知道這個場面的效果使誰更加精神錯亂，是我還是那條狗。它總是不停地低聲哀嚎著，好像爪子被夾子夾住了。
我拿著手電簡，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在小路上。林中的霧很濃，我的臉濕得像是剛剛用水洗了一遍。大黑狗的肩頭緊靠著我的大腿，但離那根歪了吧唧的樹只有幾碼遠時，它猛地竄上前去，狂叫起來，聲音聽上去又高興又害怕，就像跟我們一樣，也要把內心深處的兩部分呼喚出來。確實，在興奮與恐懼混雜的聲音中，它聽起來更有人情味了，這在以前是從沒有過的。我不得不把它叫回來，要不然，它會把洞邊石頭上的青苔扒下來。
但當我移開石頭時，它呻吟了一聲。這聲音就像我發出來的一樣，因為我不想看。然後我再也忍不住了，在電筒的光下出現了一個黑色的、軟而滑的塑料袋，上面爬滿了蟲子。我渾身是汗，手哆嗦著就像被鬼怪碰了一下，慢慢地伸進洞裡——摸到了！ ——再往裡伸一點，把袋子拖了出來。袋子比原來想的要沉些。我不想佔用更多的時間來講述我解繩結所用的時間，可我不敢直接把袋子撕開，好像鬼城裡的小河會從口子那兒一下子流出來。
繩結終於解開了。我把手電筒舉起來，看到了我妻子的臉。子彈從一千個晚間的夜幕裡射出來。驚恐的神色凝固在我妻子臉上，脖子根那兒血淋淋的，都給砍亂了。我只看了一眼，連第二眼都沒敢看，就把袋子系上了。就在那時，我感到了靈魂的存在。在我解袋子繩結時，就感到它在我心中翻動。
我站起身來，準備離開，兩條腿一步一步往前挪，像灌了鉛一樣。我不知道我還能不能走。我也沒拿定主意是把她帶回去呢，還是讓她在這個該死的地方安息。我正迷迷糊糊地不知道該做什麼好時，大黑狗停止了哀嚎，把頭和肩伸到洞裡，用前爪扒拉幾下。忽然，它又向後退了出來，嘴裡叼著個綠塑料袋。現在我看見了傑西卡·龐德的腦袋。我不能管她叫勞雷爾·奧克伍德。
我雙手拎起兩顆人頭，把它們拿到車裡。這件事，聽上去是不是有些奇怪？我一隻手拎一個塑料袋，把它們放到車後行李箱裡，很小心，生怕混淆了死神的面紗——塑料袋，多可憐的蓋屍布呀！黑狗跟我一起走著，就像個送葬者似的。小路兩旁，大樹靜靜地站在那兒。波其車的馬達起動時的轟鳴聲，在這墓穴般的寂靜中就像炸彈爆炸一樣響。
我們把車開出林子。因為我並不知道我在做些什麼，我把車停下來，去找那個發射信號裝置。我正找時，斯都迪和尼森趕來想害我們。你聽這些是不是合情合理？
後來，我仔細琢磨過這件事。我想，在我把發射信號裝置卸下來之前，他們一直在跟踪我。他們肯定是等了一會兒，然後驅車趕到他們認為我會停車的那個地方，但既沒發現汽車，也沒看見房子，只有愚弄他們的那個盒子發出來的聲音。那個聲音不是從公路上發出來的，但是他們不知道具體地點。於是他倆停下車，等了起來。
當我手拿信號發送器，從里程碑前的壕坑里站起來時，我才看到他倆往這邊來。這時，他們開始往我這邊跑。我記得，當時我認為，他們是想知道我從洞裡偷了些什麼——這證實了我當時是怎樣的瘋狂。瘋狂的特徵是這樣的：你渾身的血從一個超驗時刻流到另一個超驗時刻，根本沒感到害怕。既然考慮到這件事，我想，他們當時一定氣壞了，在大雨中足足等上該死的三十分鐘，只是為了他們那個發聲的小盒子。所以，他們準備好要收拾掉我，因為我沒有很好地使用他們那台精緻的儀器。
他們朝我和狗撲過來。尼森手裡拿著把刀，斯都迪拎著個輪箍。我和那條狗從沒有在死在一塊的條約上簽字，但這時，它卻不離開我半步。
我說不出來我們是從哪來的勁兒。車後行李箱裡有兩個金發女人的頭在保護著我們。那兩顆人頭，如果再加上我的這顆，就是二百年的化身了。這給了我反抗的力量。我瘋狂的行為又給了我更大的力量，因為通過提高其邏輯的表現力，我正在把我那兩個女人從骯髒醜陋的墳墓中移到高雅舒適的安息場所。
所以，我氣得簡直要發瘋了。在過去的五天裡，憤怒像火藥似的一下子塞滿了我的腦袋和四肢。看到蜘蛛、斯都迪殺氣騰騰地撲過來，我就好像勾動了扳機一樣。我記得大黑狗是怎樣蹲在我的身邊，它的毛像鋼釘一樣直豎著。就在那一瞬間，發生了一件事，從而結束了它的生命。我不知道這一切是不是僅僅用了還不到十秒鐘的時間。大黑狗猛地向尼森撲去，一口咬住蜘蛛的臉和脖子，但同時蜘蛛的刀尖深深地刺進了它的心臟。它死時還趴在蜘蛛身上。蜘蛛一邊尖叫一邊跑，雙手摀著臉。斯都迪和我打得時間稍長一些。
他兜著圈子，找時機搶那個鐵器。我躲開他，時刻準備把手中的信號發送器朝他腦袋扔過去——現在，這是我的信號發送器了。可那件東西並不比一塊石頭沉多少。
無論在氣頭上還是平時，我根本不是塊打架的料。我的心跳得不行。我不是那塊鐵器的對手。我必須看準時機，朝他下巴上狠狠來一傢伙——我的左手打架不行，所以我只好等他掄那個鐵箍時再進攻。和鐵箍交手沒別的打法。你得讓對方先動手，等武器掄過去以後，再撲過去。斯都迪懂這個。他左右揮舞鐵箍，但從不大甩。他在等著，讓我自己因高度緊張，而不打自垮。斯都迪等著，我們來回兜圈子。我能聽見，我的呼吸聲比他大。這時，我把信號發送器朝他扔去，砸在他腦袋上，隨後用右手朝他臉上打去，可只打在了鼻子上，不是下巴。鐵箍落到了我的左胳膊上。他沒站穩，所以沒使出全身力氣，但我的胳膊算是交待了。我疼得差一點被他第二次掄起的鐵箍打中。他揮動著鐵箍盡撲空，因為從鼻子流出來的血已淌到嘴裡，他感到他臉上的骨頭被打碎了。
他又撲上來，我一低頭，隨手抓了兩把路邊的碎石子，朝他臉上扔過去。他什麼也看不著，用盡全身的力量把鐵箍朝我掄過來。我輕輕往邊上一跳，掄起右拳用盡全身力氣照著他猛地砸去，頓時我胳膊像被電擊了一樣。他和他那個鐵箍一起倒下去。然後，我朝他的腦袋猛踢了一腳。這可是個錯誤。那一腳把我大腳指頭弄斷了。疼得我無法用鐵箍砸他的腦袋。我撿起鐵箍，一蹦一跳地朝他們那輛車走去。蜘蛛手摀著腦袋，靠在車上哼哼著。我體驗到了發瘋的喜悅。我掄起鐵箍，把車窗、前燈、後燈砸了個稀巴爛，然後還不滿足，又想把車門砸下來，但沒成功，只把摺頁弄斷了。
蜘蛛在一邊瞅著，等我砸完時他說：“餵，伙計，發發善心。我需要包紮一下。”
“那你為什麼說我偷了你的刀？”我回答說。
“那是別人偷的。我弄到一把，但屁也不頂。”
“它在我那條狗的肚子裡。”
“真抱歉，伙計，我原來並不想害它。”
這回他可告饒了。我沒理睬他，小心地繞過斯都迪，這樣我就不會用那個鐵箍砸他的腦袋了，我跪在呆子身邊，它就躺在波其車附近。波其車是它最喜歡的戰車。我用那隻好胳膊把它架到車的前座上。
然後，我開車回家了。
用得著我給你講述一下這種戰爭的優點嗎？我剩下的勇氣使我把兩個塑料袋子拎到了地下室，把它們放到一個紙箱裡。 （我還沒對你講這件事呢，二十四小時後，這兩顆人頭髮出的味兒簡直讓人受不了。）然後，我在院子裡挖了個坑，把狗埋了。我是用一隻好胳膊，一隻好腳幹的——地面在霧雨中變得很鬆軟——然後我衝了個澡，上床睡覺。要不是在路邊上打了一仗，我絕不能睡著，早晨起來可能就得上精神病院，晚上我睡得像死人一樣，第二天早上一睜眼，就看見我父親在我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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