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那天下午誰贏了那場比賽。看了一半我就離開了尼森家（那時愛國者隊領先），開了十五英里到韋爾弗利特去看哈坡。他住在乾貨品商店上的一間閣樓裡。那家商店位於一條小街上。我說“是條小街”。但另一方面，在韋爾弗利特沒有一條街同其他街道相似，這就好像在大約二百多年前的一個創立日，有五個水手，每個人都在喝著自己那小桶酒，他們從海岸那邊走來，漫無目的地沿著小河而上，然後又繞過了沼澤。人們在後面跟著，標記著由每個水手那古怪的散步所走過的每一條路。結果，普羅文斯敦我認識的人中，沒一個能在韋爾弗利特找到過一個人。確實，我們也不時努力去碰。如今，韋爾弗利特已是個正規鎮子了，我們在那裡見過揚基人。個個鼻子都很長，他們鼻孔中間那交錯的毛很堅實，都可以作為來福槍的槍筒，你可以坐在上面。所以，我們中有些人，過去常問哈坡他怎麼能離開普羅文斯敦到韋爾弗利特去了呢。他回答說，“我不喜歡乖戾。可乖戾又在觸及我。我不得不挪挪地方。”
這樣，有幾個人就開始管他叫瓦帕。但是，因為他有一團黃捲毛，從腦袋上耷拉到臉上，就像橡膠一樣富有彈性，所以看上去像偉大的喜劇家似的（雖然更該注意的是，他臉上長了好多疤：在當過職業足球運動員以後，他又成了不戴防護帽的半職業運動員），所以人們後來一直管他叫哈帕。
不管怎麼樣，人們是根據魚叉這個音給他起的這個名字，而不是為了紀念哈坡·馬克斯。哈坡·維里阿克斯有句眾所周知的名言，“那兒有個漂亮姑娘。我真希望我有足夠的男子氣，用魚叉叉住她。”於是，有人管他叫坡恩，意思是胡桐墨角藻，有些人還管他叫魚叉。我提到這一點，是想暗示找到他住的那個地方有多難。冬天，在科德角，一切都拐彎抹角的，沒有直來直去的時候。
我找到了他那個拐角處，並且他還沒出去。這叫我吃驚兩次。但我還是不相信他在我身上刺過花紋，因為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從事這樣一種藝術，此外，我也不能理解，我在喝醉時怎麼還能摸黑找到了他的家。但當我順著露天樓梯爬上他的閣樓時，我的疑惑消失了。他在餵貓，抬頭看了看我（他和這麼五個愛畜在一起生活，用它們代替了一個漂亮姑娘），他說的頭一件事就是“你胳膊感染了嗎？”
“癢得很。”
他沒對我說別的，用湯匙把那聽罐頭的剩餘部分舀了出來，但他跟一對小貓聊得挺熱乎。它們摩挲著他腳脖子，像一對結婚紀念小皮領似的。但是，他幹完那件活兒後，就去洗了手，拆除了我的繃帶，拿出一個裝了些消毒水的塑料瓶，用它在我的二頭肌上端洗著。 “看來沒怎麼感染，”他說，“挺好。我很擔心。就是非得打一針不可時，我也不願意用。”
“有什麼毛病嗎？”我問。
“你喝醉了。”
“對。我喝酒喝得爛醉如泥。這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
“麥克，你是成心跟我找碴兒啊。”
“我肯定是瘋了。”（他太壯實了，壯實得能抓住牛尾巴把它舉起來。）“我不是真想跟你過不去吧？”我問。
“嗯，你那天太能賣弄了。”
“那天有個女人跟我一塊兒來嗎？”
“我不知道。她有可能是在樓下小汽車裡。你衝著窗戶外面大聲喊。”
“我說什麼了？”
“你衝窗外大聲喊，'你要賭輸了'。”
“你聽見有人回話兒嗎？”
和我一塊生活的人們有個優點就是，如果某位朋友沒記住一段生動時光，那誰也不會感到驚訝。
“風很大，”哈坡說，“如果是個女人，她就像報喪女一樣大笑著。”
“但你認為有個女人在小汽車裡嗎？”
“我不知道，”他陰沉地說，“有時，樹木也對我大笑。我聽到好多聲音。”他把消毒劑瓶子放在一旁，搖了搖頭。 “麥克，那時我求你別扎刺花紋，哪樣東西都有可怕的形狀。在你進屋前，我差不多上了屋頂。要是有閃電的話，我就將不得不上去了。”
有些人會認為哈坡是通靈的，還有些人呢，會認為他是沒戴防護帽的足球運動員，所以生氣勃勃，而我一直認為，他是兩者的總和，並互相取長補短。他曾經去過越南。據說，他最好的伙伴，在離哈坡有二十碼遠的地方給地雷炸死了。 “這事把我給氣瘋了。”這就是他對少數幾個人說的。現在，他住在天堂裡，天使和魔鬼的話是他生活中的主要事件。每年有好幾次，當給生存帶來凶兆的家族像中世紀的軍隊那樣集結在雲層中，閃電裹挾著大雨到來時，哈坡將爬到屋頂的樑木上，向上方的暴力發出挑戰。 “他們要是知道我正站在那兒，是會對我表示敬意的。他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把他們趕跑。但這讓我哭得像小孩似的，真可怕呀，麥克。”
“我想，你只是在下雨時才上房頂。”
“遵守法規也別太死板了。”他沙啞地說。
我幾乎不能肯定他在說些什麼。他有一副低沉而空闊的嗓音，說話瓮聲瓮氣的，就像海嘯似的（好像他的腦袋因為受到你永遠無法承受的撞擊後，仍然發出聲音），以至於他張嘴要根香煙，這一要求本身就發出格言般的音響。他也能做出最傑出的懺悔來。他就像那些談自己就跟談第三者似的運動員一樣。 （“'雨果·布萊克塔沃是NBA隊值得上一百萬美元的中鋒'，雨果·布萊克塔沃說。”）所以，哈坡能讓第一人稱差不多變成了第三人稱。 “你妻子最迷人了。”在我們的一次夏季宴會上，他說，“可她讓我害怕。你真行。”在他那兒，傑出的毒品就像一堆骰子。現在他說，“刮颶風那天，我在屋頂樑木上站了有三個鐘頭。這就是颶風沒來的原因。”
“是你讓它跑掉了？”
“我知道它要給我搗亂。不得已我就起了誓。”
“但是，是你把颶風趕跑了嗎？”
“有點兒。”
任何人都會認為我用我的後一個問題挖苦了他。他知道我沒有。 “愛國者隊，”我問，“今天能贏嗎？”
“是的。”
“這是你的行家之見嗎？”
他搖了搖頭。 “是我的印象。我是從風那兒聽到的。”
“風什麼時候會判斷錯呢？”
“一般情況下，刮七回風有那麼一回。”
“特殊情況呢？”
“刮一千迴只有那麼一回。那時，它就在決定疑難問題了。”他抓住我的手腕。 “為什麼，”哈坡問，好像我們剛才什麼也沒說似的，“你在暴風雨到來前割了你的大麻吧？”
“誰告訴你的？”
“帕蒂·拉倫。”
“你對她說了什麼？”我問。他就像個孩子。如果他準備告訴我，就會把什麼都說出來。
“我說她應該警告你，”他以最莊重的聲音答道，“讓你那些作物荒了也比你突然砍倒它們強。”
“她是怎麼說的？”
“她說，你不聽。這我信。這就是兩天前的晚上你喝得醉醺醺的到我這兒時，我並不見怪的原因。我猜你一直在抽自己的毒品。你的毒品裡有邪。”他說了這麼個字，好像邪氣是條掉在了地上、在火花里扭動的高壓線似的。
“我到這兒來，”我問，“是想扎個刺花紋嗎？”
“不。”他猛地一搖頭，“人們都不知道我有那種手藝。我只為我所崇拜的人做。”他憂鬱地盯著我。 “我尊敬你，”哈坡說，“因為你是個能操你老婆的男子漢。漂亮女人讓我膽怯。”
“你是說，”我回答道，“我到這兒來不是為了刺花紋？”
“不，”他重複說，“我本該讓你看看這扇門。”
“那麼我想幹什麼呢？”
“你求我來次降神會。你說你想找出你妻子在上一次降神會上歇斯底里的原因。”
“你不肯幫我的忙嗎？”
“噢，不，”他說，“不能有個比那更糟的夜晚了。”
“所以你說不行？”
“我說不行。然後你說我是個騙子，和一些難聽的話。然後你看見了我的工具箱。我的針放在桌子上。你說你想來個刺花紋。'我是不會空手走的。'你說。”
“你同意啦？”
“頭一把沒答應。我告訴你，說刺花紋是必須被尊重的。但你總是走到窗前，大聲喊著，'只要一分鐘！'我想你是在對他們說話，要不就是一個人。然後你開始哭。”
“噢，胡說。”我說。
“你告訴我，說你要是開不了降神會，我就必須給你扎刺花紋。'這是我欠她的，'你說，'我誤解了她。我必須帶著她的名兒。'”他點了點頭。 “這我懂。你這是在請誰寬恕你。所以我說我要給你扎。你立刻跑到窗子那兒，對外面大喊，'你要賭輸了！'這可激怒了我。我懷疑起你的誠意來。但你似乎不知道我生氣了。你對我說，'把特普羅降神會上我告訴你的名兒刺上。''什麼名兒來著？'我問。蒂姆，你記得的。”
“難道那次降神會上我沒說我想和我母親的妹妹瑪麗·哈德伍德聯繫嗎？”
“那是你對另外一些人說的，但你對我耳語說：'真名兒叫勞雷爾。告訴他們的是瑪麗·哈德伍德，可想的是勞雷爾。'”
“我就是那麼告訴你的嗎？”
“你還告訴我，'勞雷爾死了。我想找到她，她死了。'”
“我不會說那些的，”現在，我對他說，“因為我希望知道她在哪兒。”
“要是你認為她活著的話，那你是想利用那次降神會。”
“我猜是這樣。”
“那可能就是混亂的原因。”他嘆了口氣，好像這一聲嘆息裡集中了人類的所有剛愎。 “兩天前的晚上，正當我開始給你扎刺花紋時，你說，'我不會騙你——那個姑娘真名兒不叫勞雷爾。她叫瑪蒂琳。'這令我大惑不解。在我紮進第一針時，我試圖和我周圍的暴力聯繫起來。那是對所有事情的基本保護。你破壞了我的注意力。接著，過了一分鐘，你說，'我變主意了。還是刻上勞雷爾吧。'你把刺花紋都給弄亂了，前後有二次。”
我默不作聲。好像很贊佩他的話。我感到沉默的時間夠長了，於是開口問，“我還說些什麼了？”
“什麼也沒說。你睡著了。我給你扎完刺花紋時，你醒了。你走下樓，鑽進車子，開走了。”
“你和我一塊兒出來了嗎？”
“沒有。”
“你從窗戶往外看了嗎？”
“沒有。但我相信有人跟你在一起。因為你一走出去，就變得大吵大嚷起來。我想，我聽到了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試圖讓你平靜下來。隨後你們都開車走了。”
“三人都坐我那輛波其車裡？”
哈坡熟悉馬達聲。 “只有你那輛車。”
“我是怎麼讓兩個人同坐在一個凹背座上的呢？”
他聳了聳肩。
我正要走，他說，“你叫她勞雷爾的那個姑娘可能還活著。”
“你能肯定嗎？”
“我感到，好像她在科德角。她受了傷，可她沒死。”
“唷，要是你從風裡得到的這種感覺，那你有六分之一是對的。”
外面一片漆黑，回普羅文斯敦的公路被最後的枯葉抽打著，這些枯葉掠過汽車頂，從森林的一個部分飄到另一個部分。風狂怒地刮著，好像我最後對哈坡的窮開心，真的讓它不高興了，有可能已打翻了航船的狂風在猛抽著小汽車的車身。
幾年前，我曾經參加過另一個降神會。哈坡的一個朋友就在這條公路上被撞死了，哈坡邀請我同我不認識的兩男兩女一塊去了他那兒。我們坐在一張腿兒很細的茶几周圍昏暗的圓圈裡。我們的手掌放在茶几面上，手指對手指。然後，哈坡對茶几訓了話。他對著茶几說起來，好像他的聲音真的會被聽到一樣，他告訴它，要它翹起一邊後再落下來，因此敲一次地闆說聲是。要是茶几想說個不字，那它必須升降兩次，敲兩下地板。 “懂我說的意思了嗎？”哈坡問。
茶几揚起兩腿，樣子像一條被訓練過的聽從命令、搖尾乞憐的狗那樣馴服。然後，它敲了敲地板。我們就從那兒開始。哈坡詳細地解釋了一項簡單的規則。敲第一下表示字母A，第二下表示字母B，一直到第二十六下表示字母Z。
由於他必須弄清楚他是與他那個降神會舉行前一周被撞死的朋友交談，所以他開始詢問，“你在那兒嗎，弗雷德？”茶几，停了一會兒，敲了一下。為了核實這一點，哈坡問，“你名字的頭一個字母是什麼？”茶几慢慢敲了六下，表示出字母F。
我們繼續來。那次降神會是在十一月的一個夜裡。我們坐在哈坡那韋爾弗利特的小閣樓裡，從夜裡九點到第二天早晨兩點，一直沒離開桌子。除了哈坡外，我們彼此都是陌生人。這是觀察幻術的每一種可能性的良機。可我還是看不漏任何一個。我們的膝蓋是可見的，我們的手輕輕地放在桌面上，太輕了，誰都無法弄翻那個茶几。我們坐得這麼近，以至於誰都會發覺他人身體的一舉一動。不，茶几應我們的問題而輕輕敲著，像水從一個杯子裡倒到另一個杯子裡那樣自然。它看上去並不是不可思議的。倒是有點兒單調乏味呢。拼每個字都要費好長時間。
“感覺怎樣，”哈坡問，“你在哪兒？”
敲了七下。我們得到了一個G。停了一會兒，接著，開始了一連串的敲擊，茶几翹起兩條腿，就像一半吊橋，慢慢地，慢慢地升了起來，接著，緩慢悠閒地降了下來，砰地敲了一下地板。接下來，又敲了十八下，用了幾分鐘。現在，我們有了個字母R。這樣就形成了GR……
“是偉大這個字嗎？”哈坡問。
茶几敲了兩次：“不！”
“實在抱歉，”哈坡說。 “繼續來。”
現在我們又得到了十五下。我們有了個G，有了個R，還有了個O。
正當我們得出G—R—O—O—V時，哈坡說，“絕妙的？”茶几敲了單個一下，作為回答。
“弗雷德，它真是絕妙的嗎？”哈坡問。
茶几再次揚了起來，又落了下去。這就像是在和計算者對話一樣。
我們這樣乾了五個小時，聽到了一點兒弗雷德在另一個世界的情況。我們沒得到將會動搖來世學或因果報應說基礎的有關材料。那天早晨剛過兩點，我開車回家，風像現在這麼大，我們認識到，那是張多麼平常的茶几，它無視物理學的許多法規，能夠升降幾百次，為的就是送出來一兩個詞。這些詞橫穿了一條我們無法測量的鴻溝。車子沿著公路孤零零地轉動著，這時，我脖子後面的毛髮豎了起來，我知道我剛才度過了一個可怕的，叫人難以理解的夜晚。不管是什麼使它成為現實，它都可能還存在於我周圍的空氣裡。在這條被風吹打著的公路上，我孤獨地和它為伴，這條公路離海的深處不遠——不，在我一生中，我從沒感到這麼孤獨過。在這條公路上，在它發生時我幾乎沒有體驗到的畏懼，現在都在纏繞著我。
但是，第二天，我是這麼麻木，好像我的肝臟已經被摔在一面水泥牆上擊碎了一樣。的確，我的情緒是這麼低落，以至直到我們在特普羅出醜那天晚上以前，我沒再參加過一次降神會。我相信活人能跟死人對話。但我付不起和死人對話所需的費用。
回到家，我生起火，倒了杯酒，開始搜尋我能想起來的關於我到韋爾弗利特的一次旅行的蛛絲馬跡。我是兩天前晚上到那兒的。我在一台小波其車裡載了另外兩個人，這時，門環砰地響了一聲，我起誓是門環響。門給吹開了。
到如今，我還是不知道什麼東西進來了，也不知道在我閂門時，它是不是離開了，但我聽到了好像是法庭傳喚似的聲音。我又一次聞到了那股難聞的腐臭，這和我在女兒牆下面聞到的一模一樣。我可能會衝著對我的要求的無情的邏輯大叫起來，我必須回到特普羅那片森林裡去。
我盡可能地拖延時間。我喝了一杯，又倒上一杯，我知道，不管我喝酒花掉了一個小時還是三天，也不管我最終是清醒還是爛醉如泥，的確，我都必須出去找那個藏人頭的地洞。要是我不去，我是不會解脫的。現在，控製茶幾敲地板的那種力量抓住了我——我的腸子，我的心臟。我別無選擇。沒什麼能證明，留在這裡，捱過這個夜晚的幾個鐘頭，繼續待下去，會比出去找那個地洞更好些。
我知道。曾經有一次，我被抑制在一個比我自己更專橫的吸引力之中。那是二十年前的一個星期。那時，我每天都要到普羅文斯敦紀念碑那兒去散步，肺裡有冷油，胃裡有虛熱。我抬頭瞅著高塔，意氣消沉地往上看著，簡直喪失了全部理性，打算要往上爬。在我所能看到的高處，一個把手連著一個把手，灰泥面上，有些鋸齒形凹痕，而在花崗岩那段，表面則是參差不齊，像些小壁架似的。爬上去沒問題。我能爬上去。我在塔底下盡力往上瞅——你會相信我嗎？ ——瞅得很細，結果沒細心觀察一下那個懸垂。我所知道的就是我必須爬上去。如果我不實現這個打算，那麼比恐慌更糟糕的什麼事兒就會落到我身上。也許，我從過去那些恐怖的捕捉物中沒學到別的。半夜裡，我常常直挺挺地坐在床上，但是，最起碼，我擁有了（我能那麼稱呼它嗎？）某種程度的同情，同情那些受到想出去做絕對不該去做的事兒的難以抑制的衝動折磨的人——不管它是誘姦小男孩還是強姦黃花少女——至少，我知道了一種噩夢，它照亮了那些處於麻木狀態中的人們的心。這些人從不敢往自己身邊走近一點，他們邁一步，就會災難臨頭。所以，在整整那一周裡，當我同對我自己來說頭一把遇到的奇怪念頭苦苦鬥爭，試圖戰勝這個外來的精靈，就算是我不必去爬這座紀念碑時，我也得知了人類孤獨的各種滋味兒。為了避免見到那個魔鬼，那個深深地隱藏在我們靈魂深處的魔鬼，我們就開始酗酒、抽大麻、扎可卡因、吸尼古丁、吃鎮靜藥、服安眠藥，我們就有了我們的習慣、我們的教堂、我們的成見和我們的固執。我們的思想、我們的愚蠢——孤獨的最大活力！ ——在我試圖去爬紀念碑以及克服我心中那難以對付的慾念之前那一周，我差不多和它們都遭遇過了。我的大腦因為思維旋轉得太快都發燙了，大麻把它推到一邊，酒精又把它扶正過來。而我自己的靈魂呢，就像個快要降生的孩子，生怕在子宮裡悶著，拼命掙扎，連哭帶嚎。我感到就像日本武士一樣，充滿殺氣。我爬上紀念碑。我後來感到，不管這件事的結局有多荒唐，爬完後心裡還是挺舒服的，就連在閉上眼睛前後，噩夢也少了。
那次冒險是值得的。現在，我知道，那一定是真的。我必須回去看看那個死去的金發女人的臉。確實，我一定得去看看，儘管我不知道她的末日究竟是出自我的手還是得歸因於別人。你會理解我嗎，如果我說，這樣認識仍是一種衝動？這種認識對我的自我保護至關重要——我是處在被法律懲罰的危險中呢，還是處在法律之外那些東西帶給我的危險中？這種衝動出自我所意識到的心靈最深處——我害怕到森林中去看那個人腦袋證明了一定得去的重要性。
為了省時間，我不想把我進行思想鬥爭的細節逐一講給你聽。我只能說，快到半夜了我才完全控制了我的恐怖，去開始我的精神旅行。在我的想像中，我整裝待發，離開房子，鑽進小汽車，開出去，開上那條公路，這時候，公路上面那被風刮掉的樹葉子像幽靈的一次大襲擊。可是，在開始我的實際旅行之前，這一幕幕可以預想到的細節，構成了我的精神旅行。我現在才在我那恐怖的中心處發現了構成這次精神旅行所帶來的平靜。所以我終於把自己武裝起來，要出發了，走到了門口，準備走進黑夜的真正的空氣中，這時，敲門聲又一次響了起來，就像榔頭敲在我的墳墓上那麼有力。
有些打擾太深奧莫測了，反而不能擾亂你的平靜。當一個人遇上劊子手時，他的胳膊腿兒不一定打戰兒。我撥開門閂，拽開門。
雷傑西走了進來。最初那一瞬間，我看到他臉上的緊張和眼睛裡那憤怒的亮光，以為他是來逮捕我的。他站在門廳裡，盯著起居室裡的家具，來回晃著頭，但他晃頭晃了那麼長時間，以至於我終於搞懂了，他正在轉動著脖子，是想以此來緩和一下他的緊張心情。
“我到這兒來不是為了喝酒，伙計。”他終於說話了。
“噢，你可以來一杯。”
“一會兒再說。我們先來談談。”他那憤怒的眼光射進了我的眼睛，然後，讓人意外地——因為我不認為他看到了我顯露出這樣的堅定來——他把眼光轉到了別的地方。他不會知道我正準備幹什麼去。
“你，”我問，“星期天還在工作嗎？”
“你今天到西頭兒去了，是嗎？”
我搖了搖頭。
“你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兒？”
“不知道。”
“每一個警察都在望夫台酒家那兒。鎮子裡的每一個警察。”他打量了我一下，“我坐下你不介意嗎？”
我不介意。我表示了一下，暗示了這個意思。
他坐了下來。
“瞧，馬登，”他說，“我知道你日子過得相當忙碌，但你大概會想起來今天早晨你接到過一個叫默溫·芬尼的打來的電話吧。”
“望夫台酒家的老闆？”
“你總是在那兒吃飯，還不知道他的名嗎？”
“嘿，”我說，“別打斷我。”
“行，”他說，“你幹嗎不也坐下來呢？”
“因為我準備出去。”
“芬尼給你打電話是關於一輛小汽車的事兒，對嗎？”
“小汽車還在那兒？”
“你告訴默溫·芬尼，”阿爾文·路德說，“說你記不住和潘伯恩在一塊的那個女人的名字了。
“我現在還是想不起來。它很重要嗎？”
“可能不太重要。除非她是他妻子。”
“我想她不是。”
“唷，很好。你是人民的精明法官。”
“我不夠機敏，猜不著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噢，我會告訴你的，”他說，“可我不想歪曲你的觀點。”他又死死地瞅著我的眼睛，“對潘伯恩，你能說點兒什麼？”
“一個大公司的律師。反應敏銳。一個和一個金發女人同遊的遊客。”
“他出事了嗎？”
“不太可能。”
“為什麼？”
“因為我想和傑西卡一塊兒到別的地方去，可他妨礙了我們。”我停了下來。要說得有好多呢，因為雷傑西是個警察。精神壓力從他那兒跑掉了。不久，你就會出錯兒的。 “噢，”我說，“那就是她的名兒。我剛想起來。傑西卡。”
他記了下來。 “她的姓氏呢？”
“想不起來。她可能從來就沒告訴過我。”
“她長得什麼樣？”
“社交界的婦女。我說是南加利福尼亞上流社會。沒有真正的地位。就是有錢。”
“但你喜歡她嗎？”
“我有種感覺，她的一舉一動就像個色情明星。”我說這句話，就是要去震驚他。其結果比我期望的更成功。
“我不贊成色情女人，”他說，“我不去她們那兒。但我殺死五個或十個色情明星也不在乎。”
“這就是我喜歡的法律的強制性。”我答道，“讓一個殺人犯穿上軍服，他再也不會殺人了。”
他揚起頭。 “粗卑的嬉皮士哲學。”他說。
“你從來也經不住辯論，”我告訴他，“你滿腦子佈雷區。”
“也許是這樣，”他神情狡詐地眨了眨眼睛說，“還是讓我們說說潘伯恩。你認為他反复無常嗎？”
“不，好像不是這樣。我想說一點也不是這樣。”
“不對。”
“不對？”
“從任何一種意義上說，你覺得他是一個搞同性戀的男人嗎？”
“性交完後，他可能會洗手，但是，不，我不會把他稱作搞同性戀的男人。”
“他愛杰西卡嗎？”
“我說，他喜歡她是因為她能提供給他的東西，並且他有點累了。她的勁太足，他對付不了她。”
“你不認為他在難以抑制地愛著傑西卡嗎？”
我剛想說，“我不是這樣認為的，”馬上又改口問他，“你說'難以抑制'是什麼意思？”
“我說，它是指愛某人愛到了你無法控制你行為的地步了。”
在我心中的什麼地方，一個自私的推測出現了。我說，“阿爾文，你要引出什麼事來？潘伯恩殺了她？”
“不知道，”雷傑西說，“沒人見過她。”
“他在哪兒？”
“今天下午，默溫·芬尼打電話來，問能不能把小汽車從他那兒挪走。但它合法地停放在了最初的地方。所以，我告訴他，說我們得在車子擋風玻璃上貼張通告。今天下午，我繞著鎮子轉了一圈。我想我應該去看看。我看，它有點不對頭。有時你看到的是一輛完全壞了的汽車。所以我試著打開車後行李箱。沒鎖。潘伯恩在裡面。”
“被謀殺了？”
“聽你說這句話倒蠻有趣的。”雷傑西說，“不，我的朋友，他是自殺。”
“怎樣自殺的？”
“他鑽進行李箱，關上門兒。然後，躺在毛毯下面，把左輪手槍插進嘴裡，扣動了扳機。”
“讓我們喝上一杯吧。”我說。
“好。”
他的雙眼憤怒地瞪著，“真是件奇怪的事。”他說。
我管不住自己那張嘴。 AL雷傑西有勢力。 “你相信是自殺嗎？”我問，儘管我知道問這個問題對我自己沒什麼好處。
更糟糕了。我們的眼光清清楚楚地碰到了一塊兒，沒什麼可掩藏的，很明顯：兩個人都想起了同一個情景。我看到了我的小汽車右邊座位上的血。
他沉默一會兒，說：“無疑是自殺。他嘴上和腭上，火藥粉的痕跡到處都是。除非有人先給他服了藥。”——雷傑西拿出個筆記本，記下幾個字——“只是，我不知道你怎麼會把一隻槍捅進一個人的嘴裡，崩了他，然後重新安頓了他的屍體，還沒因為崩出來的血漿暴露了自己。四濺到地板上和行李箱邊兒上的血全都和自殺的跡像不矛盾。”他點了點頭。 “但是，我可並不，”他說，“很佩服你的聰明。你把潘伯恩給看錯了。”
“我當然不認為他是自殺。”
“忘了它吧。他是個性變態的男性同性戀者。馬登，你甚至沒有一條線索說明誰是幕後策劃者。”
他看了看起居室，好像要清點門窗，把家具歸類。用他的眼睛去看這個地方是不舒服的。大多數家具是帕蒂選的，她的口味是花哨的，都是用在坦帕掙來的錢買的——那就是，白色的家具，顏色紮眼的坐墊、帷幔、小地毯，在蒙布上有一大堆花，許多膨起的人造革酒吧工具——在她的閨房裡，在她的會客廳裡，分佈著淡紅色、檸檬灰色、橘黃色、象牙色——真是冬季普羅文斯敦的一幅條紋圖案。要是我承認好多天來，我的情緒一直平淡、消沉，根本不像尼森的房子和我的房子之間的色彩那樣差異懸殊，那這會使你了解我現在的精神狀態嗎？
雷傑西仔細地瞅著我們的家具，嘴裡還不住地嘟囔著。
我不能就此了結。 “是什麼讓你這麼肯定，說潘伯恩是個同性戀者呢？”
“我不會那麼稱呼的。”我管潘伯恩叫同性戀者。這個詞可把他給氣壞了！ “他們應該管它叫'性變態綜合徵。'”他從口袋裡拽出一封信，“把他們自己叫成同性戀者，他們四處走動，有計劃，存心要傳染給別人。他們正貯藏著一場瘟疫。”
“唷，不錯，”我說，“列舉一下你的瘟疫。我也列舉一下我的。”他特別自負，和他辯論使我產生了一種爭鬥的快感。你說你的核污染，我說我的性皰疹，但現在並不是時候。
“看看信封裡裝的是什麼，”他說，“到底潘伯恩是同性戀者還是他是同性戀者？讀讀它！”
“你敢肯定是他寫的？”
“我對著他的通訊冊核對了他的手跡。是他寫的這封信，完全正確。大約一個月以前吧。上面有日期。但他從沒寄出去。我猜，他犯了個重新讀它的錯誤。這就足夠把槍筒正正噹噹地放在你嘴裡，把它打爛。”
“他寫給誰的？”
“噢，你了解男性同性戀者。他們彼此那麼親密，不在乎誰叫什麼名兒。他們心對心地閒聊。也許在結束時，他們會屈尊用一下你的名兒。這樣，收到信的那束花便會知道放在正確的那個花盆裡。”他馬一樣地嘶嘶笑了一陣，走到一旁。
我開始讀這封信。信是用濃濃的紫藍色墨水寫的，筆跡流暢、有力：
以及所有的名字第一個字母是S的人，是的，是的，是的。我知道，我喜歡你的詩，因為我總想給你寫封回信，叫你回來，母狗。我知道，你恨我粗劣的那一面，但我們永遠不要忘了，朗尼是一個窮途末路的人，他不得不費點力氣，去和他的聯號店鋪女繼承人結婚。聯號是誰弄來的呢？
度過的那芬芳華美的性慾橫流的幾個月，是的，情人，度過！你寫了你周圍的那些重型武器，你告訴讀者：“我感到他們裡邊有火，裝填很堅實的火，就要燒破皮膚的火，燒熱了夏天的空氣。”噢，哥們儿，只有你們這樣的執槍殺人犯才不想這是真的。對於許多我認識的海員，我也有同樣的想法。有好多火焰，燒熱了我的手和臉。放棄你想做的事兒，使你幾乎要發瘋了，但是，當時你是個紳士啊。勉強說得上吧。但是我尋覓著，我找到了。我扮演一條雄性母狗，不分青紅皂白地和別人性交。朗尼根本沒有失去理智，謝謝你。他夠聰明的，從他那同性戀血液中，得到了大多數東西。
我把信遞回去。我想，當時我們倆都極力迴避對方的眼睛，但它們還是相遇了。老實說，它們撞擊後又從對方那兒把目光彈回來，這就像磁鐵同極相遇後互相排斥那樣。同性戀感就像兩個人要打架時嘴裡呼氣的氣味一樣，十分明顯地待在我們中間。
“我要報復，上帝說。”雷傑西說。他把信放回胸袋裡，氣呼呼地說。 “我真想殺掉那些男性同性戀者，”他說，“不讓一個漏網。”
“再來一杯。”
“信裡有股墮落的邪味。”他說，拍了拍胸膛，什麼酒也沖刷不掉。
“我這個人不愛多說話，”我說，“可你曾問過你自己你應不應該是警察局長嗎？”
“幹嗎要這麼說？”他問。立刻，他全力提防起來。
“你應該知道。你在這兒的時間不短了。夏天，這個鎮子是個龐大的同性戀營地。只要葡萄牙人想掙他們的錢，你將不得不接受他們的習慣。”
“知道我不再做代理警察局長這一消息可能會讓你感興趣的。”
“什麼時候？”
“今天下午。我讀了那信封時。瞧，我就是個鄉巴佬。你知道我對西貢布萊瓦特區了解些什麼？每晚兩個妓女，一連乾了十個晚上。那就是全部。”
“接著講。”
“我看到有許多好男人被殺死了。潘伯恩死了，這很好。我自己也可能會幹這種事。”
你會相信他的。由於意外的消息，我們的談話又轉了話題。
“你是正式辭職嗎？”我問。
他伸出雙手，好像要推開所有的問題。 “我不想細說這件事。我從來就沒想當什麼警察局長。我手下那個葡萄牙人實際上是在做這一工作。”
“你在說些什麼呀？你的職稱是個掩護嗎？”
他掏出手帕，擤了擤鼻子。這麼做時，他上下晃動著腦袋。這是他向我說“是的”的方式。真是個鄉巴佬。他一定是從毒品稽查局來的。
“你相信上帝嗎？”他問。
“是的。”
“不錯。我知道我們會談談的。一會兒讓咱們倆扯扯。先喝醉了，然後再談。”
“行。”
“我想效忠上帝，”他說，“人們不了解的是，要是你想效忠上帝，你就不得不培養你的睾丸，讓它們大到能繼承他的屬性。包括執行複仇義務的履行能力。”
“咱們以後談談吧。”我說。
“好。”他站起來，想走，“你清楚沃德利這男人是誰嗎？”
“我猜他是個老情人。挺富又很神經質的鄉下老爺。”
“我欣賞你的敏銳。哈，哈，哈。說我在什麼地方聽到過這個名字。它太不平常了，你忘不了。有人只是順便提到沃德利這個名字。可能是你妻子說的吧？”
“你去問她吧。”
“看見她時，我會問她的。”他拿出筆記本，記下一則東西。 “你認為這個叫傑西卡的婦人在哪兒？”他說。
“大概她回加利福尼亞去了。”
“現在，我們正在核對這件事。”
他伸出一條胳膊，繞著我肩膀，好像要來安慰我，因為我不知道那些事兒。我們倆一塊兒穿過起居室走到門口。由於我的個兒高，我從來不必去想自己是個小個子，但是，他確實比我粗大。
在門口，他回過身，說，“我尊敬你，這是因為我妻子的緣故。”
“我知道你妻子名兒嗎？”
“她叫瑪蒂琳。”
“噢，”我說，“瑪蒂琳·福爾特？”
“都一樣。”
街面流行的頭條行為準則是什麼？要是你想早點死的話，那你就跟一個警察的老婆窮扯吧。對她的過去，雷傑西都了解些什麼？
“是的，”我說，“過去曾經有一段時間，她常在一個地方喝酒，我在那兒當酒吧侍者。好多年以前了。但我清清楚楚記著她。她是一個多可愛的姑娘，一個多好的婦人啊。”
“謝謝誇獎，”他說，“我們有兩個可愛的孩子。”
“真讓人驚奇，”我說，“我不知道……你有孩子。”差點說走嘴。我剛才是想說，“我不知道瑪蒂琳還會生孩子。”
“噢，是的，”他說，掏出皮夾子，“這是我們家的照片。”
我看看雷傑西又瞧瞧瑪蒂琳——這當然是十年前我最後一次見到的瑪蒂琳——還有兩個頭髮淡黃的男孩子，他們看上去有點像他，但一點也不像她。
“太棒了，”我說，“問瑪蒂琳好。”
“沙揚娜拉！”雷傑西說，然後走了。
現在，我不能啟程去特普羅森林了。我不能再一次鼓足勇氣，集中精力去走完想像中的路程。在這個時候，我做不到。我的思想正像小山上的風那樣搖搖擺擺地前進著。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去想想朗尼·潘伯恩，沃德利，傑西卡或瑪蒂琳。接著，憂傷來襲擊我的心頭了。我在想著一個我曾愛過的女人，心都要碎了。愛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它本來應該永存的。
我鬱鬱不樂地想著瑪蒂琳。也許是一個小時以後，我到了頂樓上書房裡，打開一個文件箱。在那兒，從一堆舊手稿中，我找到了我要找的那幾頁，然後又讀了一遍。我差不多是在二十年前寫的這幾頁——寫這些東西時，我有二十七歲嗎？ ——是以一個相當自信的年輕人的風格寫成的，那時我努力要做那種人。這在當時並沒有什麼。如果你不再是個以整體存在的人，只是一堆未完稿的散篇，每篇作品都有它自己的風格，當一個人充滿著自我的存在，甚至是虛假的自我存在時，那麼，僅僅去回頭看這些作品手稿，就能使你在短時間感到自己又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了。我在重讀這些舊手稿時就是這樣。然而，我一讀完，就沉浸在一個舊時的煩惱中了。因為我曾做過一件錯事，在好多年前，把這些手稿給瑪蒂琳看了，這件事加速了我們關係的破裂：
我在無意中發現，在厄普代克寫的名叫《鄰居的妻子》的一個短篇作品裡，有著對於女性生殖器的最精彩描寫。
這是一節對一片森林的美麗的描繪，並且，它讓你去估摸那規模的神妙。有人曾寫到，塞尚改變了我們對於大小的觀念，直到桌上的一條白毛巾就像高山深谷中的積雪，一塊皮子成為一片沙漠中的峽谷。真是個有趣的看法。打那以後，在塞尚的作品裡，我總是能悟出更多東西，就憑這一點，約翰就將是我特別喜歡的作家之一。
他們說，厄普代克過去當過畫家，在他的風格里你是會看到這一點的。沒人像他那樣精細地研究過事物的外觀。他所運用的形容詞比今天用英語來寫作的任何人所用的形容詞都更有區別作用。海明威說不要用形容詞，海明威是對的。形容詞僅僅是作家對正在進行中的事物的看法。要是我寫到“一個壯漢子走進這間屋裡”，那僅僅意味著，他比我強。除非我已對讀者確定了我的身份，我可能是酒吧間裡僅有的一位伙計，剛進來的那條漢子給我留下了印象。最好是說：“一個男子進來了。他正拎著一條手杖。由於某種原因，他像折斷了一根細枝兒似的把它折成兩截。”當然，這樣講用的時間更多些。所以，形容詞導致了一種告訴你如何去生活的迅捷的寫法。廣告業靠著它興盛起來。 “超效能的、無聲的、敏感的、能換五擋的汽車排擋。”在名詞之前放上二十個形容詞，沒一個人會知道你是在描寫一個糞蛋兒。形容詞滿天飛。
因此，讓我在它下面畫上線吧。厄普代克是少數幾個能用形容詞來增強作品魅力而不是濫用它們的作家之一。他有著別人少有的才能。他也讓我討厭。甚至是他對女性生殖器的描繪。他會輕而易舉地把它描寫成一棵樹（地衣的棉絨在我四肢聚會的丫叉裡，藻類的裝飾在我樹皮的街心公園，等等）。
例如，現在，我正在琢磨厄普代克描繪的女性生殖器和實際女性陰部之間的不同之處。那就是我這一瞬間正想著的事。它是瑪蒂琳·福爾特的，由於她正挨著我坐著，我只要伸過手去，手指尖就能摸到那個活生生的東西。但我仍舊寧願保持一個作家的白日夢狀態。如果不競爭就什麼都不是了——哪個沒事先聲稱自己是作家的作家不是這樣？ ——我正試圖用仔細斟酌好了的詞句把她的陰部栩栩如生地描述下來，以在文學的桂冠之中插上一朵散文的小花，讓他人效仿。
只要我和瑪蒂琳性交，她都常常是另外一個姑娘，一個靠在我胳臂上，跟我在街上散步的可愛的淺黑型姑娘，她已不再存在了。她的腹部和子宮成了她的全部——都很肥胖，圓潤，多脂肪，熱情，都充滿了淫蕩的現世歡樂的熱情戰栗。我可不能說，在冥想女性陰部時，我不用形容詞就能把它描繪出來。我能和世上所有露著肚子的舞女與黑髮娼妓一起漂浮——她們的肉慾，她們的貪婪，她們靠賣身掙來的血汗錢，她們拼命掙錢是基於她們對大千世界的黑黝黝的野心，所有這些現在全部在我心中。
瑪蒂琳讀到這時說，“你幹什麼要寫我這樣的事兒呢？”然後，以我無法忍受的方式哭了。
“只是在寫寫罷了，”我說，“這並不是我對你的感覺。我不是個能把我真正感受到的東西寫出來的好作家。”然而，我恨她，因為她使我否定了我手稿的價值。但是，在當時，我們發生一些摩擦。就在她讀過那些手稿後一星期，我們決定去參加一次半狂歡的換妻遊戲（我知道我沒有更簡潔的方法來表述它），我勸瑪蒂琳跟我一塊出席。運用“出席”一詞一定得歸因於我在埃克塞特學的法語。我們不得不從紐約一直開到北卡羅來納，此外，我們都不認識那兩個人。我們所掌握的全部東西是《螺旋》雜誌裡的一則廣告，地址是個郵政信箱號。
一對年輕但性機能已經成熟的白人夫婦，男的是個婦科醫生，正在尋覓一個奇情妙趣的周末。不要年歲大的，不要性虐待狂與性受虐狂。他寄張照片及回郵信封來，要求參與換妻遊戲的另一對必須是結婚的。
我沒告訴瑪蒂琳就回了封信，寄了張我倆的打扮得很好、站在街上照的照片。他們寄回來一張他倆的光紙照片。他倆穿著游泳衣。男的個子很高。半禿頂，長了個特別糟糕的長鼻子。膝蓋上疙瘩很多，一個小羅漢肚，臉色灰黃。
瑪蒂琳看著照片說，“在基督教徒裡面，他的那個傢伙一定是最長的。”
“幹嗎那麼說？”
“對他沒別的解釋。”
他妻子很年輕，穿了件鑲著荷葉邊的游泳衣。她看上去很俏麗。關於她，照片本身就向我說明了某些東西。我一時衝動，就說：“咱倆去看看吧。”
瑪蒂琳點了點頭。她有一對黑色的大眼睛，亮晶晶的，它們充滿了悲劇性的經歷——她家在黑手黨裡很有地位，在她離開家（她家在昆斯）去曼哈頓時，家里人都詛咒她一定會遇到災禍。她就像穿著一件天鵝絨外套似的，背負著那些由於背叛家庭的意志而帶來的心靈創傷。她很莊重，為了抵消這種莊重，我會忍受巨大的痛苦去使她笑起來，甚至試圖雙手拄地繞著我們那間放家具的屋子來回走。她片刻的歡樂贈給了我的情緒一束鮮花，這種伴有鮮花的情緒會持續幾個小時。這就是我會墮入情網的原因。在她心靈深處，有一種柔弱的活力，這是我在別的女人那兒沒發現過的。
但是我們的關係太近乎了。她開始讓我感到膩煩。我看上去肯定變得太苛刻了，太愛爾蘭化了。在一塊待了兩年後，我們進入不是結婚，就是分道揚鑣的時刻。我們談論著跟別人約會的事。我一次又一次地欺騙了她，她也整宿想法以同樣的方法治我，因為我一周在酒吧間里工作四次，每次都是從晚五點到早五點，十二個小時是可以充分地做愛的。
所以，當她點頭去南部旅行時，我就不再需要她以其他的方式的認可。她的天賦之一是，她那譏諷詼諧的一點頭，就可以把一切表達清楚。 “現在告訴我那個壞消息吧。”她說。
這樣，我們就到了北卡羅來納。我們彼此都假裝成我們可能不會喜歡另外那一對，會很快就跑出來的樣子。這樣，我們就會在歸途中狂盪上一兩宿。 “我們將停在欽考蒂格，”我對她說，“我們得想方設法，騎上一匹欽考蒂格矮種馬。”我還向她解釋，為什麼說它們是最後一批野馬了，就在密西西比河東岸。
“欽考蒂格，”她說，“我喜歡那個地方。”她聲音洪亮、幹啞，她的音色會在我心中產生共鳴。她說欽考蒂格時，每個音節都讓我感動。因此，我們彼此給對方上點安慰藥，以使我們在未來婚姻這段肉體上剛剛砍下的傷口癒合。然後繼續往前走。
就是在那兒，我第一次遇上了帕蒂·拉倫（那是在她遇到沃德利老早以前了），她原來是大斯都坡的妻子（她這樣稱呼他）。大斯都坡果然是（1）一個真正的長陰莖的所有者；（2）一個說謊的人，因為在那個縣里，他不是最拿手的婦科醫生，而是個按摩療法醫生。他還是個酷愛女性生殖器的傢伙。你能想像出他潛進瑪蒂琳玉腹裡有多深嗎？
在隔壁臥室裡（對於換妻遊戲，他是講究衛生的——不能有第三個或第四個人在場），帕蒂·厄倫——她還沒有改名叫帕蒂·拉倫——和我開始了我們自己的周末。我還有足夠的勇氣把它描繪出來，但現在，我想的是，在坐車回紐約的路上，我想起了她。我和瑪蒂琳從沒在欽考蒂格中途下過車。那些天我也沒抽煙。我的第一個打算就是甩掉這個附加物。所以我經歷了自我的迅捷的上升和自由的下降，經歷了兩天一宿的調對遊戲（大斯都坡不知道我和瑪蒂琳沒結婚，但說實話，從這次換妻週末給我們帶來的損失程度上看，我們已經結婚了）。那段時間我從沒抽一支煙。我感到刺穿了——用這個詞是因為我聽到了另外一個男人和她性交時，她興奮得叫出了聲（瑪蒂琳呻吟得那麼動聽）。沒有一個男性在聽到那樣的接連不斷的女性叫喊，由於一根陌生的新（很長）陰莖給予她的興奮的叫喊後會無動於衷。 “一個性受虐狂比一個男性同性戀者要好一些。”那兩天我不止一次對自己說。然而我也有自己的銷魂時刻，因為那個按摩療法醫生的妻子，他以前的護士，這個帕蒂·厄倫，她的身段就像《花花公子》裡十九歲的模特那樣柔軟，令人難以置信地站在你面前。我們分享著性慾很強的高中生式的浪漫情趣。那就是，逼她把她的嘴放進她發誓說她以前從沒放進過的地方。我們拱在彼此的胳肢窩裡，我們倆抱成團，老練、柔密、下流，而又這麼讓人銷魂（像加利福尼亞人所說的那樣）。上帝，帕蒂·厄倫太美妙了，你會連續和她性交一直累死才肯罷休。甚至現在，十二年以後，我又一次回想到那第一個夜晚，但同時又不願意去想它，好像只想帕蒂的優點會使我再次背叛瑪蒂琳。
接下來，我咀嚼著關於我和瑪蒂琳回紐約的長長歸途的痛苦記憶。這段歸途特別長。我們吵了起來，當我有幾個彎兒拐得太快時，瑪蒂琳對我尖叫起來（那實在太違背她的性格了），最後——我把它歸咎於我試圖擺出冷冰冰的臭架子，不抽煙的結果——在拐一個無法預料的急轉彎時，我控制不住車子了。它是道奇牌或博克牌或水星牌——誰能想起來？它們在拐險彎時，行動全都像海綿狀橡皮似的，我們尖叫著，往前拖了一百多碼，撞到一棵樹上。
我感到身子與車子沒有什麼兩樣。一部分被碾著了，一部分被拉開了，有一陣像拖尾消音器一樣的可怕吵鬧聲在我耳朵裡敲擊著。除此而外，一片靜默。當蟲子的騷亂震撼了田野時，這是鄉間靜默的一種。
瑪蒂琳情況更慘。她從沒告訴我，但我知道她子宮受了傷。確實，在她從醫院出院時，她腹部有塊難看的傷疤。
我們的關係維持到第二年，又過了幾個月以後，我們分道揚鑣了。我們迷上了可卡因。它填充了我們的裂隙。不久，毒癮也失去其作用了，我們的關係的岩石被毒癮撞碎了。裂隙變大了。在我們分了手以後，我因賣可卡因被抓了起來。
眼下，我坐在普羅文斯敦我的書房裡，呷著沒摻水的波旁威士忌。那些過去的痛苦連同一點點波旁酒證明它們是對全部我所理解的由震驚到開始，再由開始到轉變，然後到徹底混亂組成的夠三天用的鎮靜劑，能是這樣嗎？坐在椅子裡，我開始感到睡意像賜福一樣飄然而降。那已經消逝了的東西的嘟囔聲籠罩了我，這是一次灌輸，往昔歲月的色彩變得比現在的色彩還深。睡覺會是洞穴的入口嗎？
沒多久，我就給從睡眠中拉了回來。甚至在我看到一個岩洞的洞口時，我能做些什麼呢？這並不足以讓我的思緒從特普羅森林的隱藏處移開。
然而，我還是呷著波旁酒，一些智謀又回到了我身上。我開始琢磨潘伯恩先生自殺這件事的衝擊力了嗎？因為，現在看來，潘伯恩可能就是乾這件事的瘋子，這不是不可能的。這封信當然可能被看成一個罪犯的預言。 “要是誰想帶走我的金發婦人，我會殺人的。”但是殺誰呢？是新情人還是那個婦人？
這為工作提供了一個前提。當它與波旁酒混在一起時，它變成了我所必需的鎮靜劑，最後，我深深地沉入了夢鄉。迷迷糊糊地，渾身都是傷，好像我還在為那個埃克塞特隊打球，為那個總不及格的球隊打球，在睡眠裡沉得這麼深，以至於當我醒來時，鬼城裡的聲音甚至從我這兒消逝了。反而，我清晰地想起來，三天前的晚上——是的，一定是！ ——傑西卡，朗尼還有我，我們三人差不多同時邁出望夫台酒家。他們從餐廳出來，我從休息室出來，接著，在那兒，在停車處，我們又扯了起來——非常違背潘伯恩的意願，但倒是很對她的口味——我們談了起來，傑西卡和我笑了這麼多，這麼快活，以至於不一會兒我們就決定我們必須到我們家裡去，來杯睡前酒。
然後，我們開始談車子的事兒。我們是分坐兩輛車還是就坐在一輛車裡？傑西卡說要坐兩輛車走，朗尼坐他那輛租來的轎子，她跟我坐那輛波其車。但他會察言觀色，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並且也不想被人甩了，所以，他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坐進波其車的旅客座上。不得已，她只好坐在他腿上，靠著他，把她的腿搭在我的膝蓋上。這樣，我的手在她膝蓋中間，在她大腿下面換擋。然而，到我家只有兩英里多點的路。我們一到我家，談了好一會兒普羅文斯敦的房地產，房地產的價值，帕蒂和我的房子為什麼會值這麼多錢。這房子只是由兩個鹽盒子、兩個庫房和一個我們自己為三樓那間書屋而建的塔樓組成，但是屋前空地，我告訴他們，是重要因素。我們有一百英尺長的海灣空地，房子走向和海岸平行。這在我們鎮子裡可是少有的。 “是的，”傑西卡說，“太有意思了。”我發誓，她的雙膝又分開了一點兒。
現在，我也說不好是記憶還是夢，因為要說它有著那個真實事件的全部明晰性，那麼它的邏輯似乎屬於睡眠的活動場所，在那兒，發生了那些不可能的行為，這些行為在白天來說，可是太尖刻了。現在我所想起來的是，當我們坐在我的起居室裡喝酒時，我開始感到只要朗尼一動身上便散發出一股香粉味兒。他喝得越多，酒吧聯盟那種似乎能夠支撐他的男性門面的東西就越少。想到這兒，我在椅子裡醒來，在他們最初消失後的第三個早晨，我發誓有過這種事：在那天夜晚，在我的起居室裡，我正看著她，看著他，我的陰莖硬起來，——這是我極為自豪地記得的幾次之一——我對這種意外禮物的理解是這麼肯定，以至於我決心把它放出來，讓它鑽進這長時間的、豐富的——我必須這麼說——意味深遠的沉默的經緯中去。是的，我把它掏出來，對著他們舉起它來，就像個六歲的孩子或一個幸福的瘋子一樣。如果這個記憶確實是真的，那麼就是，她從她坐著的地方站起來，靠著我跪下，把頭放進我大腿中間，朗尼叫了一聲，地道的半興奮、半痛苦的嚎叫。
然後，似乎是，我們又鑽進了我那輛波其車，開始了到韋爾弗利特那兒去的古怪的旅行。就在我們到達哈坡的房子那兒之前，有一次我把車子停在樹林裡，在車子的前擋泥板上做起愛來。是這樣的，因為今天早晨，當我在三樓書房的椅子裡醒來時，我把這件事全都想起來了，我仍然能感覺到，帕蒂·拉倫滾蛋吧！好像傑西卡和我早已經在天國的某個車間裡，一部分，一部分地製作好，我們兩個人根本無法分開，而朗尼只是在那兒看著！他哭了出來。要是我還記著的話，我從沒感到比這更殘忍了。那就是我在被老婆拋棄了將近四周時的性愛狀態。
接著，我們三個人又在車子裡談了起來。他說他必須單獨和這個女人在一起，他必須和她談談——我會讓他們談嗎？為了顧全面子，我會讓他們談嗎？
“行，”我說，“但是，然後咱們必須來一次降神會。”為什麼呢，我不知道。 “我敢肯定，”我說，“跟你談完後她還會跟我的。”我記得，我到了樓上，走到哈坡跟前，然後做了這個刺花紋。是的，扎針時，哈坡嘴裡哼著曲子。他那漂亮而清瘦的臉上掛著一副女裁縫的表情，然後——不，我記不得是不是把車子停在特普羅森林，帶他們去看我的大麻地了。但我們一定是去了——是的，現在，我知道我不會沒做成那件事。
以後發生了什麼呢？我丟下她，讓她一個人跟他在一塊兒了嗎？今天早晨醒來時，我對愛的平衡是多麼小，私心又是多麼重！現在，我希望我丟下她，讓她跟他在一塊兒了，是她的腦袋——是的，我希望在那個地洞裡找到她的腦袋。因為如果放在那兒的是她——現在我確信，那不能不是傑西卡——那麼，我就能找到其他線索。要是他在某家汽車旅館的房間裡殺了她，把她的屍體（或者只是她的腦袋？）帶回到我的大麻地上，那麼在那條沙土路的路邊應該還有輪胎印才是。我能開到他的車旁，不管現在它被沒收放在了哪兒，檢查一下它的輪胎。是的，最後我像個偵探似的想著，所有這些，像我不久之後逐漸認識到的那樣，是一次練習，練習把我的心理開向我所害怕的垂直的高牆，直到我感到又有了足夠的勇氣，是的，在心理方面有足夠的勇氣以使在大腦中進行第二次旅行，這樣真正的旅行就會成為現實。所以，今天早晨八點鐘我在椅子裡醒來時，靠著傑西卡的所有的淫欲刺激的作用打起精神來，把我每一個充滿淫欲的想法的高度健全的腎上腺素改造成這樣一個慾望：把我自己從墮落中拯救出來。這整整用掉了整個白天的時間，整整一上午，一下午。即使我不希望在黑暗中到那兒去，我也沒辦法。那天，有好長時間，我的意志一直保持沉默。我坐在椅子裡，或在低潮時到海灘上散步，體驗到了好多痛苦，好像我必須再爬一次我們那座紀念碑似的。然而，傍晚時，我自己再次回到了二十四小時前雷傑西敲門時我待的那個地方。所以，我鑽進了我的波其車，是的，又一次，我甚至認為，潘伯恩可能在殺了傑西卡之後，開著我的車子來了，用她最後的血液塗抹了車子前座——我怎麼能證實這一點呢？ ——我把車子開出去，開到林子裡，停下，走上那條小道。我的心像頭在教堂門口亂撞的公羊那樣怦怦亂跳著，汗水從我臉上往下淌，像常流水的水源似的。我呼吸著特普羅夜晚的霧氣，挪開石頭，伸出胳膊往裡掏，可一點東西也沒掏出來。我不能告訴你我是怎麼摸索那個地洞的。我的手電筒都快要把地照出個大窟窿。但我把軍用床腳箱搬出來後，洞裡空空的，什麼東西都沒有。那個人腦袋沒了。只有軍用床腳箱和它裡面的大麻瓶子還在。趁眼下正聚集起來的那些鬼魂還沒包圍我，我逃離了那片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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